劉紹銘
Gobbledigook，陸谷孫的《英漢大辭典》解作：「浮誇、冗長而費解的語言（或文字），官樣文章（如以『Please cause an investigation to be undertaken with a view to ascertaining the truth』代『Please find out』），擬火雞叫聲（？），系美國會議員Maury Maverick（1895-1954）所創。」
喬志高（高克毅）先生多年前以《高不低咯克》為題的文章，就是從模擬火雞的叫聲「gobbledigook, gobbledygook」得來。文內列舉多個例子說明「高不低咯克」式的文體，是「謀殺英文」的頭號兇手。最叫人意想不到的是，gobbledigook書寫之流行，竟然跟《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的關係密不可分。這裡說的帕金森，跟在1817年發現神經機能障礙的英國外科醫生James Parkinson（1755-1824）並無關係。《定律》的作者C. Northcote Parkinson（1909-1993）也是英國人，曾任新加坡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代表作Parkinson's Law（1955）最先發表於The Economist，提綱挈領的一句話是：「Work expands so as to fill the time available for its completion」，工作量會適應時限而自我膨脹。用喬老的話說，「工作有伸縮性——同樣的一份工作，時間少也做得完，時間多則工作漲，結果在增多的時間內也不過剛好做完。」
《定律》假設一例證。一位老太太要給侄女寫一張明信片，前後可能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找明信片，一個小時。找眼鏡，一個小時。找出侄女的地址，半小時。執筆書寫，一小時十五分，最後還要用二十分鐘作決定：究竟要不要帶雨傘出門呢？郵筒就隔一條街。這種工作，若由一個大忙人來做，頂多花三分鐘。
就機關部門的運作情形而言，人手的增加並不一定是因應工作量的需要而作出的決定。人手多了，並沒有職員因此閒著沒事做，或者大家可以早點下班。《定律》告訴我們，「the number of officials and the quantity of the work to be done are not related to each other at all」，工作人員多少與工作量多少並無直接關係。這怎樣解釋呢？喬先生製作的圖表，應有幫助。
A/ \
C D
/ \ / \
E F G H
A君是某機構的主管，老是覺得自己工作「過勞」。過勞的原因，可能因為精力衰退，反正這是中年人的徵象。姑勿論真正的原因是什麼，就他目前情形來看，可行的辦法有三：（一）辭職；（二）請一位叫B的同級同事分勞；（三）增聘C和D兩位下屬幫忙。
不用猜測，A君最後選的，一定是第三條路。辭職不幹，損失退休金。請官位同等的B幫忙，怕的是自己的上司W君終於退休時，平添一個「力爭上遊」的B做對手。增聘C和D兩位下屬的情形就不同了。把工作分成兩部分讓他們分別負責，而自己是唯一懂得他們工作性質的人。再說，部門的人手越多，自己越有氣派。
A要減輕自己負擔，不能光請C或D來幫忙。理由是如果單是C來分擔他工作，就等於請他跟自己平起平坐。這不正是「引狼入室」麼？當初沒有考慮請B幫忙，還不是為了同樣的理由？下屬必須成雙成對，方便互相制衡。
不久C也抱怨工作過勞。A的解決辦法也簡單：派兩名副手去做他的助理。D的地位跟C對等，為了不顯得厚此薄彼，避免磨擦，理應給D同等待遇。如此一來，機關平添了E、F、G、H四位「幫辦」。現在七個人一起做以前一個人的工作。《定律》中第二環節講過的情形馬上出現。衙門中七位大小官員都忙著給自己和對方創造工作，A更因此顯得比以前更忙。我們不妨趁機窺探一下，「gobbledygook」是怎樣煉成的。
上頭一份文件下來，需要七位師爺過目。E看後決定這應該是F的分內事。F因此擬了一份回信草稿，交給上司C披閱。C在草稿上一一「斧正」後再拿去徵詢官銜對等的D的意見。D轉手指派G負責處理。不巧G因事要請假，把檔案交給H接手。H據此寫了一份備忘錄，說出自己的意見，交直系上司D批示。D籤過名後交還給C。C認真參考了各人的意見，在原稿的文字上一一作了增刪後才呈頂頭上司A。
文件送到A臺上時，A正忙得透不過氣來。現在已知道，明年W退休，自己已內定是接班人。那麼自己現在的位子呢，C與D之間應由那一位來接任？G請事假，他不能不籤準，但其實為了健康理由，該請病假的是H才對。他近來面色有點蒼白，看來不單是因為家裡出了問題。F呢，一直吵著要加薪。E覺得自己懷才不遇，最近要求外調到別的單位。對了，A君還聽到小道消息，D跟一個有夫之婦的女書記「有染」。也叫A煩心的是，G和F現在見面也不打招呼了，誰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本來，作為主管的A，看到C交上來的修正本，在上面籤個名確認不就成了？可不是嗎，這幾個寶貝給他和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問題，已經夠煩了，何必再為一份公文的用詞傷腦筋。但A是個非常有責任心的人。他把各版本的文稿小心看了一遍，把C和H加上那些畫蛇添足的字句刪除，冗詞贅語消失後的稿子竟然跟F所擬的原稿最為接近。說實在的，F雖然常常鬧脾氣，但也最有才氣。A看來看去，覺得下屬交來的這份文件，文字沙石實在太多。他責無旁貸，只好自己動手一一改正（「none of these young men can write grammatically！」）要是這份文件當初由A自己草擬，大概也不比眼前的集體創作失色吧？
Parkinson's Law的文字極盡譏諷之能事。這一環節結尾時，我們看到太陽快下山了，A手上的工作還未完。掌燈時分，他終於從辦公室走出來，低著頭，兩肩下垂，嘴角掛著一絲難明所以的笑意。大概他認識到，超時工作和早生華髮，是取得成功必付的代價吧。Parkinson教授沒有在《定律》中給我們一些官僚集體創作如何「謀殺英文」的實例。本文開頭時引了陸谷孫辭典的一個例子。我們以此跟進吧。先假定「Please cause an investigation to be undertaken with a view to ascertaining the truth」原來是《定律》中工作小組C君手筆，文件到常「鬧脾氣」，但最有「才氣」的F手上，他看後皺著眉頭把句子改為「Please conduct an investigation to find out the truth」，減了五個字，但意思不是一樣？修訂稿最後到了A那裡。A覺得F改得中規中矩，但還可以再「瘦身」，於是拿起硃砂筆一揮，留下三個字：「Please find out」。
從以上的文字相貌看來，C說話和書寫都有「避輕就重」、轉彎抹角、裝腔作勢的習慣。擺著口語「find out」不用，偏說「ascertain」。F實話實說，本可把C的草稿改得更精簡，但C終歸頭頂上司，應該給他留點面子。A拍板定案的三個字，就等於在文件上劃上「bottom line」，「底線」。他有權力排眾議，因為他是主管。如果他是工作小組第三線的小嘍囉，他敢？由此可見權力與書寫的密切心理關係。
喬志高在《高不低咯克》一文提供了好幾個gobbledigook文體的例子，長短都有。其中一條與中國有關，堪作「Gobbledigook」之範例。話說美國「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walt，1859-1919）總統一次要接見清廷派來的大使呈遞國書。國務院幕僚給他草擬的答謝詞，其中有一句總統先生初看時以為自己眼花，除下眼鏡擦拭鏡片後再看，真的沒看錯呢：「I accept it with quite exceptional sentiments as a message of special friendship, I receive it with the more profound sentiments in that you bring it now no less from the emperor.」
Teddy脾氣不好，看完稿子後咆哮道：「什麼叫『quite exceptional sentiments？』這笨蛋連普通英文都不會寫？」
喬老說要用中文來表現西洋「等因奉此」和外國語文的「之乎者也」絕非易事，普通的翻譯技巧不敷應用。喬先生因此沒有把連Teddy也看不懂的句子譯出來。我也不敢造次。看來Teddy總統幕府的運作，也一樣受到Parkinson《定律》所支配。這答謝詞應該怎麼改？Teddy大可實話直說：「Thanks for your expression of friendship. Have a good day！」看來也實在沒有什麼不對。不過只有他老人家才有這種權力拍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