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專訪— 鄧興旺
從1978年考上北大,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留學,再出任耶魯大學教授,後成為美國科學院院士——在一份這樣的履歷上,鄧興旺卻坦言,「很多成績其實並不在自己預期內」,他只是做到兩點:「堅持」和「專注」。
2014年,鄧興旺辭去耶魯大學終身冠名教授,全職回國籌建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致力於用技術改變農民命運。
鄧興旺口中提的最多的是他的家鄉——湖南沅陵縣一個偏僻貧苦的小山村。從大山深處走出去,成為世界生物學領域的頂級專家,是知識改變了他的命運。而現在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回報祖國,讓農民富起來,增加農民收入,改變農村的面貌。
作為省政協湖南發展海外顧問,鄧興旺十分關注湖南高層次人才引進和中青年人才隊伍培養。他也關注湖南農村的發展,「希望我的家鄉——湖南會變得更好」。
興趣也局限於你的認知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對出生於湖南沅陵大山深處的鄧興旺來說,在他的認知範圍內,根本就沒聽過「大學生」三個字。
小時候,在大山裡,教育資源少,信息也很閉塞,上山下鄉來到沅陵鄉村的知識青年成了鄧興旺最好的啟蒙老師。「這是一個特別難得的機遇,一個很貧窮的山區,遇到了特別有水平的老師。1977年,學校組織我們複習準備考試。」
參軍和讀大學成為村民走出山區僅有的兩個途徑。1978年,不到16歲的鄧興旺考上了北京大學。在填報志願時,他填的是自己最喜歡的物理和數學專業,但錄取時他被分到了生物系中的植物生理生化專業。
鄧興旺善於將自己所從事的專業變成自己所熱愛的事業。「只要一個人願意努力,實際上做什麼都行,並不一定要做自己認為有興趣的事情。你的興趣其實也局限於自己的認知——當還有很多事情你沒學過,你怎麼知道對它沒有興趣,或者不會感興趣?」
從本科到碩士,在北大校園的七年時間裡,鄧興旺每天都要去教室或者圖書館「佔座位」——當時整個校園裡都洋溢著熱切學習的氛圍。「到了北大,對我來說什麼都是新鮮事情,什麼都是新的知識,除了學習就是學習。」
鄧興旺喜歡挑戰,喜歡不同。很多個坐在徹夜通明的實驗室裡看書、做實驗的夜晚,如果沒有新的收穫,他就不會罷休。在同學眼中,他是那個說著「湘西普通話」卻啃著大量英文學術著作的人,常駐實驗室「鑽牛角尖」的人。
「破格」錄取的留學生
20世紀80年代初,國家提出支持留學的政策,出國熱潮席捲全國,一方面公派出國越來越多,包括公派留學和出國考察,另一方面懷揣著各種夢想和心願的年輕人也把好奇的目光投向科研環境更好的國外,紛紛選擇自費留學——1986年自費留學的人數就突破了10萬人。
在北大校園,出國也成為熱潮。很多國外專家回到中國講學時,為學生們展示了國外前沿的科技研究和先進的科研條件,這對鄧興旺來說是一種巨大的渴望。
「從科研條件來說,國內當時圖書館的資料都有限,實驗室的儀器設備更是有限。中國的學者在當時較落後的情況下,極盡所用,做了一些靠前沿的研究。」在碩士階段後,鄧興旺決定出國,「進一步在專業領域深造,需要有更好的科研條件。」
當時申請留學,要通過英語和專業兩門考試,分別需要交26美元和60美元的申請考試費用,這對於鄧興旺來說是一筆「巨款」,「我們當時的獎學金也才十幾塊錢人民幣」。
第一場考試,鄧興旺向老師借了26美元報考英語,他知道這是必須一次通過的考試——他不想讓老師失望,自己也支付不了第二次申請的費用。他極為努力備考,成績達到一系列名校的標準。
接下來面對專業考試,鄧興旺實在湊不出60美元。抱著最後一絲希望,他在給學校的申請信中提到,免除這個考試,並希望學校能免去申請費,若錄取等他入學後再補申請費。
此時,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對鄧興旺在碩士時期的研究課題,以及他的創新意識和學術潛力表示了興趣。
在進入伯克利之前,他還要經過一道面試,面試者是中國植物生理學研究和教育的先驅者和奠基人、國際知名的植物生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湯佩松。面試是在湯老家中,「全程沒有說過一句中文,湯老一直提問,我回答。在離開的時候,我發現自己整個襯衣都溼透,就像衝了一個淋浴。」
暢談之後,這位植物學界的前輩對鄧興旺的研究工作很讚賞。1985年,鄧興旺只身前往大洋彼岸開始異國求學之路。
「學霸」的行走軌跡
「出國以後,看到很多最先進設備——之前在很多文章中讀到的,此刻都擺在你眼前,在實驗室你可以隨時用。一下子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鄧興旺的眼前,是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鄧興旺獲得全額獎學金攻讀博士學位,專攻對葉綠體基因表達的調控研究。他把自己完全地投入學術研究,生活的一切似乎只為學術而存在。有一段時期,他每天在實驗室的時間長達16個小時。
1987年,他對葉綠體基因表達調控研究的新見解,在《生化》《細胞》雜誌發表,引起學術界強烈反響,鄧興旺的名字也逐漸為業內同行所熟知。在攻讀博士學位的4年時間裡,他撰寫了5篇第一作者署名的論文,發表在業內頂尖級刊物上,提前獲得了博士學位。
博士畢業後,他獲得美國生命科學基金會的博士後獎學金,並開始在美國農業部與伯克利分校合辦的研究所裡進行博士後研究。1992年,他被美國耶魯大學聘為助理教授並建立自己的實驗室。
1995年,他從上千名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獲得美國政府頒發的「總統青年教師獎」。每年,僅有30名青年學者可以獲此殊榮。獲獎者可以連續5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10萬美元的專項研究撥款。
1998年,因在植物分子、細胞和發育生物學領域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被耶魯大學提前聘為終身教授,成為20世紀80年代後美國常青藤大學植物生物學界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來自祖國大陸的華人科學家。
2003年,他獲得世界植物分子學會頒發的Kumho獎,每年全世界僅有一名獲獎者。在分子植物學領域,獲得Kumho獎是最高榮譽,代表他已成為世界植物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
2013年4月,鄧興旺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站在了學術領域的最前沿,2014年,鄧興旺辭去耶魯大學終身教授教職,全職回國籌建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
鄧興旺的目標是讓農民富起來。在他眼中,讓農民增加一百元的收入比獲得諾貝爾獎的一百萬元獎金更重要。他認為農民依舊是一個弱勢群體,幾千年的中國農村生活模式到現在依舊沒有太多改變,他希望通過北京大學現代農學院的一些創新工作,立足科學技術,推進農業現代化,借鑑國外農業現代化策略,調動相關學科和現有大學的力量,更好地服務農村發展。
對話
比起「勇氣」,更喜歡「堅持」
《文史博覽·人物》(以下簡稱「人物」):您認為所謂的「學霸」是先天智商的優越,還是後天的勤奮?您如何看待成功?
鄧興旺:如果單純從學習的角度,誰能學得更快、記得更好,我想各人之間是有差異的。在中學階段,只要一到考試,老師確實會比較喜歡我,因為我都會讓他們滿意。但進入後期,比如到了北大,所有的學生都是很優秀的,之前的學習優勢沒有了,更重要的是性格、努力,這比你會不會學習更重要。
學習和努力在一致的方向上,沿著專業之路一步步往前走,對我來說,一切是水到渠成。剛去美國讀書的時候,我並沒有想過一定要成為什麼人,我就是專注學習,充分利用條件取得學術成果。
人物:您如何理解勇氣?
鄧興旺:勇氣,對我來說就是在探索或學習研究過程中不放棄——明知這個事情有困難,有很大的可能性做不成,但也不放棄,堅持住。
對我來說,我更喜歡一個詞就是堅持,堅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一旦做了,就堅持把它做好、做成。
用現代技術,改變中國農村
人物:為什麼決定放棄國外的優渥條件,回到北大創建現代農學院?
鄧興旺:2013年時我51歲,覺得自己還年輕,應該做點事。北大是我的母校,我對北大有情結。本科四年、碩士三年,對於我一個從農村走出來的人,是我科研生涯的起點。剛上北大的時候我個頭很小很瘦,不到1米5,大學後我長到了1米7,在這裡我有著留戀,它是改變我一生命運的地方。
當北大的領導邀請我回北大幫助建設現代農學院,我想這是一個好的事情。從事和農業相關的事,同時我可以招聘很多專家教授一起,以一種不同的工作模式,利用多方的資源來幫助中國農業發展。
人物:您最大的夢想是什麼?
鄧興旺:我小時候最大的夢想就是離開農村。農村太苦了,吃不飽、穿不暖、沒錢花,農民處於在社會最底層。
機緣巧合,後來走出農村,獲得學習的機會,我和同村的同齡人有著兩種人生軌跡,就像是行駛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一個分叉——一個人留在農村,一個人擁抱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出國留學、工作,我又回到國內,為了農村的事情回到農村,40年走了一圈,就像一個輪迴。但和從前不一樣的是,現在是在一個不同的角度回到農村,可以為農村做一點事。
人物:您希望中國的農村有哪些改變?
鄧興旺:中國農村的問題是什麼?直白地說,就是農民幹農活太累,而賺的錢又太少。我是從農村出來的,深刻體會到這是一種社會的不公平、世界的不公平,必須得改變。
怎樣改變?要根本上解決問題,怎樣讓農民勞有所得、少勞多得。在學科領域,我們可以研究的,包括如何利用科學技術培育更好的品種、更新耕作模式,加大農業機械化程度,用更科學的市場規律和管理方略來指導、引領農民從事農業生產。
- END -
策劃 | 楊天兵
統籌 | 黃琪晨
文 | 《文史博覽·人物》記者 黃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