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心臟地帶的一場大火，正揪著全世界的神經。在社交網絡上，100多年前維克多·雨果那段描寫聖母院大火的著名文字，生出了一番「歷史總是押著相似的韻腳」的惆悵：
人人都抬眼觀察教堂的上層。所見是一片奇異景象。在最高層走道頂上，在中央花瓣格子圓窗的上面，熊熊烈焰在兩座鐘樓之間騰起無數火星的旋渦。……鐘樓上的無數鬼怪和巨龍塑像顯出陰森悽慘的模樣。火焰跳動不定，閃閃爍爍，看上去這些塑像也在跳動。半獅半鷲怪似乎在大笑，筧嘴獸好像在吠叫，蠑螈在吹火，塔臘斯貢獸在濃煙中打噴嚏。
4月15日晚6點30分，巴黎人員眼前所見的，正是同樣的「奇異景象」。橙色大火吞沒了巴黎聖母院的屋頂，白色濃煙像龍捲風一樣卷著身子，燃燒的灰燼飄滿解讀。大概1小時後，在人們的驚呼聲中，93米高的尖塔在半空中折毀，墜入火海。「巴黎被斬首了。」目睹塔頂倒下的法國人皮爾埃·特裡莫維拉斯對《紐約時報》發出了這樣的感嘆。
當中國網民一覺醒來，鋪天蓋地的圖片、視頻和直播，幾乎瞬間就將人們拉入這片「奇異景象」之中。當我們看到被濃煙滾滾和熊熊大火穿透的大教堂，看到圍觀群眾跪地默哀，吟唱聖歌，一種強烈的在場感和同理心油然而生。
這一座教堂，為什麼能傷全世界的心？
800多歲的「年邁女士」
一個簡單的原因或許是，對於一位用石頭做成、並有著800多歲的年邁女士——巴黎聖母院的法文原名是Notre Dame ，意思是「我們的女士」——來說，在她之前，聖母瑪利亞從來沒有如此的生動鮮活。
「1163年開工，那年辛棄疾剛開始在南宋做官；1345年竣工，那年朱元璋剛開始當和尚。」誠如旅法作家張佳琦所說，過去8世紀中，巴黎聖母院一直矗立在塞納河中的西岱島上，與巴黎市政府和羅浮宮隔河相望。來往行人總是會在入口附近停下來，低頭尋找一顆鑲嵌在人行道上的青銅星星。那是法國道路的零起點——人們總是由它開始，計算巴黎到法國其他城市的距離。
在歐洲建築史上，巴黎聖母院是一個劃時代的標誌。此前的教堂大多笨重，拱頂沉重，柱子粗矮，牆壁厚實，而哥德式的巴黎聖母院恰恰相反，那些尖肋拱頂，飛扶壁，營造出輕盈修長的飛天感，整個建築以直升線條、雄偉的外觀和內廳高闊的空間將人們的視線引向天際，崇高而莊重。
在教堂的底層，並列著三個核桃形門洞，左門為「聖母之門」，右門稱「聖安娜之門」，中門則是著名的「最後審判之門」，表現的是耶穌在「世界末日」宣判每個人命運的場景。整個建築遍布著形態各異的浮雕，每一尊都精雕細琢，體態、神情和動作栩栩如生。
比如表現「終極審批」的場景，大天使昂首挺胸、神情端寧，撒旦兇神惡煞，微微舉起來的左手似乎恨不得將秤的高低打亂，好讓地獄在添加一枚惡靈。天平下的惡獸虎視眈眈，直視著秤盤中的靈魂。在中世紀，教堂裡的牧師們只用一般民眾難懂的拉丁文宣講，這些雕像可用來幫助不識字的人們了解《聖經》故事，所以被稱為「窮人的聖經」。
在這場燃燒了一夜的大火中，這些主體結構仍然佇立著，但屋頂卻被燒掉了，用趙佳琦的話說，就像「一輛貨櫃大卡車，燒到還留下車頭和殘破不堪的車身，就是車頂基本沒了，貨櫃裡頭也燎了一遍」。那三個13世紀就存在、直徑高達13米的玫瑰花窗的生死，一直被反覆問及。
這是巴黎聖母院最值得稱讚的藝術品，陽光之下，反覆華麗的玫瑰花窗把教堂裡照得五彩斑斕，被看作巴黎聖母院「美麗的眼眸」。直到次日，巴黎聖母院的發言人安德烈·費諾才告知媒體，「根據我所看到的情況，大玫瑰窗沒有被火災損傷。有一些19世紀的玻璃窗確實遭受了損壞，但所幸歷史古老的那三個倖免於難，這有點兒像奇蹟，我們都感到鬆了一口氣。」
同樣可以稱為「奇蹟」的，還有別被搶救出來的荊棘冠。這是基督教信仰中歷史最悠久的聖物之一，傳說在耶穌受難前，羅馬士兵曾強迫耶穌戴上了這頂荊棘冠。它只在宗教慶典中展出，比如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下午3點，以及耶穌受難日的上午10點到下午5點，供信徒們禮拜。
榮耀與厄運
儘管享有「最美的哥特教堂」的美譽，但事實上，這座教堂自誕生之日起，就從來不僅僅是一個「與上帝對話」的地方。從中世紀一路走來，巴黎聖母院一直是法國重大宗教、政治事件上演的場所。一部巴黎聖母院歷史，就是一部法蘭西民族的微觀史。
1248年，法王路易九世揚起十字軍的旌旗，從這裡向埃及開撥，發起第七次東徵；1302年，腓力四世為對抗教皇，在這裡召集了第一次三級會議（參加者有教士、貴族和市民），標誌資產階級市民開始參與政治生活；1422年，在「百年戰爭」中獲勝的英軍，宣布由剛滿10個月的嬰兒國王亨利六世兼領法國國王，加冕典禮就沒在巴黎聖母院，這裡又成為民族恥辱的背景板。
也是在這場「百年戰爭」中，聖女貞德脫穎而出。目不識丁，身披白甲的少女領導著軍隊獲得一系列不可思議的勝利，卻不行被俘虜，以「女巫」的罪名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燒死，直到1455年，宗教卡列克斯特三世才宣布：「貞德是為了捍衛她的宗教、她的國家和她的國王而死，她是殉道者。」她的昭雪儀式就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在這場火災之前，走進教室，還能看到她佩戴長劍、雙手合十祈禱的雕塑。
到了17世紀，巴黎聖母院的地位水漲船高。傳說，波旁王朝的第二任國王路易十三和皇后安妮，婚後22年流產4次，為子嗣問題頭疼不已。1637年，一位修士聲稱聖母會賜予子孫給國王夫婦，第二年，王后果然懷孕，路易十三於是發布《誓願詔書》，把法蘭西奉獻給聖母，並給兒子起名為「神賜的路易」，即日後大名鼎鼎的「太陽王」路易十四。從此，巴黎聖母院開始與王權政治相捆綁，這為它帶來了榮耀和權勢，也埋下了日後厄運的種子。
先是在文藝復興時期，道貌岸然的神父教士，成為知識分子諷刺揭露的對象。作家拉伯雷在《巨人傳》中，就讓巴黎聖母院遭遇了一場「惡搞」：主人公一卡岡都亞國王將巴黎聖母院的大鐘摘下來當馬鈴薯，還騎在鐘樓上，痛痛快快地撒了泡尿，一下淹死了260416人。
到了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君主被拉下寶座，皇后被推上了斷頭臺。憤怒的巴黎民眾湧入巴黎聖母院，他們看到了矗立在大門上方的一組猶太國王石像，誤認為是法國國王，憤怒地把這28位「石頭國王」推進廣場，用斷頭臺將它們「斬首」了。以後，這裡被改名為「理性神殿」，聖母瑪利亞的雕塑被自由女神像取而代之，十字架也被移走，暴亂時期，這裡甚至成為藏酒的倉庫。
直到1801年拿破崙掌權，巴黎聖母院停敲了十年之久的大鐘才重新奏響。1804年12月2日，拿破崙在這裡舉行了隆重的登基典禮。
這一「高光時刻」並沒有持續持久，在革命和復闢的更替動蕩中，聖母院又陷入尷尬之境。到了雨果寫出《巴黎聖母院》的1831年，大教堂已命懸一線。作為一哥特建築的發燒友，早在孩提時代，雨果就對巴黎聖母院情有獨鍾，經常順著螺旋式的樓梯爬上鐘樓，去聽震耳欲聾的鐘聲。
為了完成小說，他花了3年多的時間，專門熟悉中世紀的法國社會，多次鑽進了大教堂的角落旮旯，卻發現這裡已是一片「藝術廢墟」：「首先是光陰，在這裡那裡撕開裂口然後弄得到處鏽跡斑斑；其次是革命，政治的或宗教的革命，就其本質而言，都是盲目狂躁，鬧哄哄衝擊藝術古蹟……再就是時髦風尚，越來越愚蠢荒唐，從文藝復興時期種種雜亂荒唐的風尚開始，層出不窮，導致了建築的衰落。」
雨果的傑作，不僅留下了敲鐘人卡西莫多與吉普賽人艾斯美拉達的愛情悲劇，更把巴黎聖母院這座「規模宏大的石頭交響樂」推上了歷史前臺。他在序言中感嘆著大教堂的破敗凋，「或許快要從大地上消逝了」，由此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1837年，法國創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歷史性紀念物委員會，1840年，法國第一部文化遺產保護法《歷史性建築法案》頒布。法國人對古代建築的修復爆發出前所未有的熱情，而巴黎聖母院，正是他們施展才華和想像的廣闊舞臺。
影視劇《巴黎聖母院》劇照
修復與破壞總是交替發生
1842年，剛剛30歲的建築師歐仁·維奧萊-勒-杜克與搭檔拉索斯，共同贏得了巴黎聖母院修繕工程的設計合同，負責全面整修教堂，工程一直持續了20多年，從雕像、排水系統、窗戶、門牆到大廳屋頂皆重新改建，大教堂由此重煥光彩。
被譽為「修復之父」的勒-杜克，一度因對原作的大膽幹預和改動而備譴，但不可否認的是，正是經由他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巴黎聖母院這座老建築才擁有了全新的靈魂。
比如那些為人津津樂道的怪獸雕像，就出自勒-杜克的巧妙設計。他在屋頂、石欄杆上建造了一個由無數精靈神怪組成的世界，它們或神情冷峻、或迷茫好奇，在各個角落若隱若現，俯瞰整個城市。
其中最著名的，是那個名為「思提志」的怪獸，它蹲在教堂頂處，雙手託腮，直視前方，似乎在認真思考，以至於舌頭微微吐出，翅膀都在背後夾緊。還有那些滴水嘴獸，看上去就像伸長脖子的小怪獸，下雨的時候，就充當「排水系統」，讓雨水順著脖子傾瀉而下。
在這場大火中轟然倒塌的尖塔，來自勒-杜克之手。他研究了13世紀的遺蹟，將尖塔加高了13米，底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各設置了3座灰綠色的銅製人像。作為整個修復工作的「總導演」，勒-杜克也巧妙地留下一個「彩蛋」，他把其中一尊雕像偷偷換成了自己，捲髮，身著中世紀的服裝，手握一把直尺，尺上刻有他的名字。
不同於其他向下俯視芸芸眾生的傳道者雕像，勒-杜克這一尊卻背過身去，保持著向上仰望的姿態，將目光投向塔尖——也許是出於一種對毀滅與消亡的擔憂，勒-杜克想通過這個設計，讓自己日夜凝視著、守護著這件作品，看著它永遠矗立於時空之流。
這種擔憂，在二戰中險些成真。
「巴黎燒了嗎？——就在現在，巴黎燒了嗎？」——1944年8月25日中午，希特勒收到盟軍進入巴黎的消息，氣急敗壞地砸桌子大喊。他給當時駐守巴黎德軍的最高統帥狄特裡希·馮·肖爾鐵茨發去密電：「巴黎決不能淪於敵人手裡，萬一發生，他在那裡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廢墟。」
肖爾鐵茨本來就是實施「焦土政策」的老手，他的部隊在巴黎城中四處埋藏地雷和炸藥，比如艾菲爾鐵塔、羅浮宮、凡爾賽宮，當然還有巴黎聖母院，只要按下一個按鈕，這些建築就灰飛煙滅，寸土不留。
但是，巴黎最終沒有燒。箇中原因眾說紛紜，經典報導文學《巴黎燒了嗎？》說是巴黎市長泰丁格的苦苦哀求，讓肖爾鐵茨做了第三帝國的叛徒；經典電影《愛在日落黃昏時》則講述了一個德軍士兵面對巴黎聖母院，呆呆坐著，不忍下手按爆破按鈕的感人故事。無論如何，整個巴黎的文明古蹟在希特勒失敗前最癲狂的一刻，得以保存。
如今聖母院，依舊漂浮在塞納河的西岱島島上，卻在一場大火中劫數難逃。
巴黎燒了，尖塔斷了，有人將它看作現實所開的弔詭玩笑，有人將他看作是古典時代的一曲輓歌。熊熊烈火中，無論是總統還是平民，無論性別、種族和階級，面對人類共同文明遺產在烈火中崩裂，都共擔同一種悲痛，仿徨和無力。
相比人類的多愁善感，對一座歷經8個世紀風雲跌宕的教堂來說，一切其實沒那麼糟糕。修復與破壞總是交替發生，最偉大的建築，總是由世世代代的沉澱、增補、顛覆和重建相疊而來。在這個意義上，在烈火中被「斬首」的巴黎聖母院並沒有消亡，且將以另一種生命形式，繼續俯瞰整個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