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8年1月1日，《弗蘭肯斯坦——現代普羅米修斯的故事》（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問世，它被公認為世界第一部科幻小說，作者是年僅19歲的雪萊夫人，瑪麗·雪萊（Mary Sheley，1797-1851），其中譯本多取名《科學怪人》。在過去200年間，《弗蘭肯斯坦》的影響經久不衰。
雪萊夫人的閨名是瑪麗·葛德文（Mary Godwin）。按照世俗觀點，她是不幸的：出生幾周，母逝；共同生活六年，夫亡；三個孩子夭折。終其一生，她是雪萊遺孀。
人們好奇創作《弗蘭肯斯坦》的思想資源從何而來？
這首先要追溯到她的家庭：父親葛德文（Wiliam Godwin，1756-1836）是位無政府主義者，法國大革命積極支持者，著有《政治正義論—論政治正義及其對道德和幸福的影響》；母親瑪麗·沃爾斯通克拉福特（Mary Wolstonecraft，1759-1797），是女權運動思想先驅，著有《為婦女的權利辯護》。瑪麗自幼得以見識那個時代的精英人物來到家裡，與父親一起高談闊論人文、社會科學和科學技術，從而深受父母及其精英群體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影響。
其次是雪萊 （Percy Bysshe Shely，1792-1822），浪漫主義詩人，出身於英國貴族家庭，十八歲進牛津大學，熱愛科學。一年後，因撰寫《論無神論的必然性》被學校開除。雪萊推崇空想社會主義，其詩作融合了浪漫主義和革命理念。
再有雪萊的朋友圈。瑪麗因雪萊而捲入當時英國最年輕、最有激情的知識精英群體。他們多是法國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的支持者，甚至與義大利革命組織「燒炭黨」有過聯繫，同情西班牙革命。以代表作《唐璜》聞名於世的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1788—1824）便是雪萊朋友圈中的重要一員。他們關注人文、自然科學，討論生命起源，對於同時代的自然哲學家、醫學家、發明家、植物學家、生理學家達爾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及其生命理論，自然也很關注。
天賦之外，這些都促使瑪麗接受現代人文思想，學習科學知識，具有異於常人的眼界和思想力。《弗蘭肯斯坦》的故事成型於1816年6月，在瑞士日內瓦湖南岸的一座別墅裡，參加的人物包括拜倫、拜倫的醫生波利多裡、雪萊、以及瑪麗同父異母的妹妹克萊爾。那年夏天陰冷多雨，北半球平均溫度驟降3華氏度，夜晚寒冷。拜倫提議每人寫一個鬼故事，瑪麗講出了《弗蘭肯斯坦》的故事，又在雪萊的鼓勵下，將其擴展成小說。
書中有三位主要人物。第一位，維克多·弗蘭肯斯坦，出生於日內瓦一個名門望族，立志探索外部物理世界和生命起源，甚至超自然的奧秘。他十七歲到德國大學求學，後成為科學家，並萌生製造同類的想法。他也確實創造出了一個類似人類的生命體，然而最終，他與創造物在北極同歸於盡。第二位是弗蘭肯斯坦創造出的生命體，被喚作「造物」、「怪物」、「惡魔」等。它是男性，相貌粗俗而醜陋，渴望融入社會，卻難以被接納，只能游離於人類社會之外。儘管如此，他學會了使用火，自學英、法、德語，具備讀書能力。他在短短幾年的生命中，在美德與罪惡之間徘徊，在生存與死亡中掙扎，以自焚完結生命。第三位是羅伯特·沃爾頓，北極探險船船長。本書的故事通過他得以連接。
故事發生在18世紀末。第一部分（第1-9章），講述弗蘭肯斯坦的人生經歷，特別描述他製造生命體的過程，在一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雷電使這個創造物睜開眼睛。那一刻，弗蘭肯斯坦選擇了逃離，陷入因怪物引發的恐懼與糾纏。第二部分（第10章到第17章）講述人造生命體在過去一年多的遭遇，被冷漠、鄙視和遺棄；心理演變過程，美德和罪惡行為交叉。期間，這個人造生命體向弗蘭肯斯坦提出為他製作異性同類的請求，以換取他遠走南美洲和最終從世界上消失。第三部分（最後七章），弗蘭克斯坦害怕他造出的生命體繁衍後代，給文明世界帶來不堪後果。因而違背承諾，毀滅了成功在望的異性人造生命體。這引發怪物的精神崩潰，對弗蘭肯斯坦施以劇烈的報復，導致弗蘭肯斯坦父親死亡，弗蘭肯斯坦自身病亡，怪物自殺的震撼性悲劇結局。
小說的人物和情節設計並非基於理性批判，而是出自雪萊夫人的情感，善良和同情；以書信和敘述相結合，穿插而行，將整個故事置於主人公親眼所見的範圍。
雪萊夫人出生時，英國正值喬治三世（George III，1738－1820）時期。美國獨立和民主制度已經歷了時間考驗，喬治·華盛頓正式退休。在歐洲大陸的法國，拿破崙發動「果月政變」。直到雪萊夫人創作《弗蘭肯斯坦》的1816年，西方世界仍然處於18世紀的慣性之中。18世紀曾被說成「理性時代」、「啟蒙時代」、「批判時代」、「哲學世紀」等。人本主義和博愛主義處於主導地位，產生了休謨、康德、萊辛、狄德羅、伏爾泰等哲學家，還有博愛主義的代表人物歌德。
人類知識傳播範圍擴展，傳播工具多樣化，包括法國的百科全書和期刊，博物館、研究院、大學等公共機構；工業革命、科學革命和社會革命交織；現代科學的學科體系得以奠定；技術發明幾乎在所有產業都有長足進展。
在《弗蘭肯斯坦》故事誕生前一年的1815年，滑鐵盧戰役終結了拿破崙及法國革命時代，歐洲專制皇朝復闢。之後，英國探險家富蘭克林（Sir John Franklin，1786-1847）多次進入北極地區。所以，雪萊夫人選擇北極作為《弗蘭肯斯坦》的重要場景。1831年，《弗蘭肯斯坦》第三版問世時，歐美的工業體系已趨於完整；雪萊夫人去世前三年，目睹了1848年革命。幾個月後，萬國工業博覽會顯示英國的工業和科技發展成就。雪萊夫人通過《弗蘭肯斯坦》的角色，傳達了她對自己所經歷的19世紀的感受、體驗和預期。
反觀1818年的中國，處於清仁宗嘉慶二十三年。雖有過「鹹與維新」，還是「嘉道中衰」。禁錮之下的文化和思想精英，來自傳教士的零星科學和技術知識，生存於諸多權力壓迫下的女性，且不論識文斷字者的匱乏，絕無產生《弗蘭肯斯坦》的可能。
有統計稱，以《弗蘭肯斯坦》為背景的舞臺劇迄今已有近百部，電影超過70餘部。在英語世界《最具影響力的101位虛擬人物》中，「弗蘭肯斯坦的怪物」居第6位。正是《弗蘭肯斯坦》所具有的得以不斷深入詮釋的張力，使讀者以各自的視角反覆挖掘，加以詮釋，所涉及的主題相當寬廣：
1.科幻小說的先驅。《弗蘭肯斯坦》有科學和技術知識含量。早在1816年，雪萊夫人幾乎是產生人造生命思想、考慮器官移植的絕無僅有的人物。她在已知與未知、幻想與現實之間搭了一座橋，區別於神話和奇幻，開創了「科幻小說」的先河；提出了在工業革命和進化革命的雙重進程之初關於人類能力的全新設想；相信人類可以通過科學方法，讓「人造生命」夢想成真。她也表達了對科學前途的憂慮，呼喚新時代的理性。所以，1973年，當代英國科幻作家奧爾迪斯（Bri-an W. Aldiss；1925-）在《十億年的狂歡：科幻小說史》（Billion Year Spree: A History of Science Fiction）中，將科幻文學誕生的標誌性事件追溯到雪萊夫人的《弗蘭肯斯坦》。
2.人造生命體的身份認同。弗蘭肯斯坦所創造的生命體與人類之間沒有血緣紐帶和「情感」沿襲，被視為異己「怪物」。而這個具有人的心智的生命體主動適應人類，學語言、說話、閱讀、人類情感，甚至文明和道德。遺憾的是，他的努力失敗了，唯有孤獨、痛苦和絕望，最終是怨恨的積聚和噴發。這是整個悲劇的基本根源。200年前，雪萊夫人即揭示了「身份/認同」，這一人的生命意義前提，人類與生俱來的心理需求。
3.科學的「兩重性」和科學家的「罪與罰」。弗蘭肯斯坦是唯科學至上典型。作為科學家，他創造了人造生命體，觸及了「罪與罰」的問題。瑪麗筆下的弗蘭肯斯坦，有著源於理性的傲慢，社會責任心缺失，任性而虛榮。那麼，為什麼會產生弗蘭肯斯坦這樣的科學家呢？尼採（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1900）曾指出：一種強烈和日益增長的好奇心，一種對未知領域冒險的欲望，一種來自新奇事物的刺激力，以及實現個人勝利的目標。所謂的追求真理不過是藉口。與雪萊夫人時代相比，今天科學高度發展，特別是生物工程技術的持續革命，人類正在逼近「人造人」的奇點，包含超越人類希望發展的方向和底線的可能，造成因科學過度幹預生命而出現的「弗蘭肯斯坦綜合症」(Frankenstein Syndrome)。倡導和警示科學家的社會和歷史責任感及道德精神始終與科學與技術的發明和進步相伴隨。
4.宗教和人性。在西方的傳統宗教文化史中，對生命知識的渴求與實踐，被認為是來自人類原罪的召喚。既是對神靈的褻瀆，又是對上帝的僭越。雪萊夫人在《弗蘭肯斯坦》中隱含了關於宗教信仰和科學理性的兩重性：一方面，以弗蘭肯斯坦作為自啟蒙運動以來的科學家代表，不顧任何代價去追求知識，讓專屬上帝的絕對能力降臨凡人，展現了新型科學家的自負理性；另一方面，在文字背後有對神、對人類創始者和造物者的敬畏之心。不得不承認，科學家無法擺脫人的自私、欲望和貪婪，很可能在「科學」的名義下毫無節制地向自然界索取，用智能凌虐壓榨剝削其他生物。弗蘭肯斯坦製造一個生命體的欲望到底值得肯定，還是值得否定？進而人是否有能力、有權力挑戰上帝創造人的這種功能？雪萊夫人並沒有回答。但是，《弗蘭肯斯坦》的題詞是《失樂園》中的一句：「造物主啊，我能請求您，從我的凡體泥胎，再給我造人嗎？我能懇求您，從黑暗中拯救我嗎？」以此表達人造生命體對創造者弗蘭肯斯坦的詰問。
5.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產生於20世紀。但是，雪萊夫人對弗蘭肯斯坦和「機器怪人」有精神層面的描述，超越了那個時代所謂哥特作品範式。故事中的弗蘭肯斯坦和他創造的生命體，以及其他人物，幾乎都是病人，精神分裂病人，表現為人格缺陷、心理疾病、性格扭曲、行為怪異、偏執、抑鬱、被迫害心態。當所有的人都處於病態，特別是心理病態，就會導致溝通難度和誤解迭加。《弗蘭肯斯坦》中的死亡情節比比皆是。根據「精神分析」理論，人類存在所謂「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並派生出攻擊、破壞和戰爭，表現為他的攻擊性和殘忍性，以及在強烈的死亡衝動而不能自拔時，選擇死亡。正是「死亡本能」和「死亡衝動」，終結了《弗蘭肯斯坦》。此外，《弗蘭肯斯坦》也涉及「性」。機器怪人最後請求弗蘭肯斯坦為他創造一個異性同類，其表層原因是尋求情感滿足，背後是「性」渴望。可以說，對於異性的精神和生理需求無從滿足的絕望，點燃了機器怪人走向極端的導火索。
6.女性主義反思。雪萊夫人筆下的四位女性形象各異：第一位，弗蘭肯斯坦的母親卡羅琳娜，溫順賢淑，「世上最善良的人」，屬於歐洲主流社會「完美」的「房中天使」典型。但是，卡羅琳娜對於收養的伊莉莎白，卻奉行雙重標準，視其為「一份漂亮的禮物」，並以潛移默化方式將伊莉莎白改造為變相「童養媳」。第二位，伊莉莎白，形象嫵媚而端莊，心地善良，性格剛毅，追求公正，酷愛詩歌和大自然。受卡羅琳娜影響，自覺作為弗蘭肯斯坦「私物」，喪失了獨立與自由的身份或個性。第三位，莎菲，土耳其商人之女，其母曾淪為女奴的經歷使她自幼反叛，敢於違抗父命，衝破語言、父權和社會的三重阻礙。第四位，賈絲汀，遭生母厭棄，被卡羅琳娜收為女僕，接受教育，成為恪守職責的僕人和「最感恩圖報的小生命」，心甘情願地充當男性主人的附庸。雪萊夫人繼承了母親的女性主義基因，借《弗蘭肯斯坦》表達了她對自身所處社會的女性社會地位、生存狀況和未來命運的思考。
7.整體生態體主義。雪萊夫人以大自然作為「人造人」的場景，以「她」來稱呼大自然。她認同大自然賦予人類靈感，救贖和淨化人類心靈，是人類身體和精神的避難之所。人類要控制自己的欲望，需要回歸人的自然天性，實現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本書還展現了雪萊夫人對於人類倫理生態體系，特別是家庭體系的立場。隨著科學進展，支撐人類繁衍家庭的結構被打破，可以產生沒有母親的後代。傳統的人倫之愛被瓦解，母愛殘缺，仇恨很容易滋長，最終吞噬人的良知和情感。
《弗蘭肯斯坦》提出了一系列深刻問題：當人類決定和可以實現「人造人」時，是否意味著科學可以徵服甚至駕馭自然、控制自然？如何處理科學與自然生態的關係？如何對待異類生命體? 如何將被造的人吸納到人類倫理生態體系之中？如何構建人與「人造人」之間的情感基礎，實現精神生態的和諧？雪萊夫人隱含著對科學超越自然生態的科學中心主義和科學至上主義的憂慮。回答這些問題，何其難也，200年了人們還在尋求答案。可以肯定的是，科學進步絕不意味著可以喪失對自然和生態的敬畏，要想避免毀滅，需要實現整體生態體主義意義上的救贖。
8.浪漫主義和怪誕審美。為什麼雪萊夫人將弗蘭肯斯坦的「創造物」設計成醜惡和恐怖的樣子，而不是一位翩翩少年？除了看得見的原因：符合恐怖故事，讓弗蘭肯斯坦和其他人排斥「他」順理成章，形成與其內心世界的反差等，如果做更深入的探討，則可以看到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所形成的浪漫主義審美觀對雪萊夫人創作的影響。浪漫主義引發了審美模式的革命，一大批怪誕和醜陋形象誕生，他們內心世界複雜矛盾，性格乖張多變，集真善美假惡醜於一身。美與醜之間不復存在清晰邊界。怪誕成為真實世界和人類的常態，醜甚至成為現代西方藝術的一個潮流。《弗蘭肯斯坦》開創了醜和怪在科幻小說中的中心地位。
9.理想主義、激進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視角。對於雪萊夫人，法國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以及那個時代的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並非久遠。弗蘭肯斯坦和沃爾頓是被賦予特定的理想主義的代表。弗蘭肯斯坦要探求生命奧秘，沃爾頓要探索人跡罕至的極地奧秘，倆人都渴望在自己的領域實現創造性貢獻。只是，弗蘭肯斯坦更為執著和激進。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最終受制於價值觀和意識形態。雪萊夫人的小說的悲劇性結局，流露了作者對科學主義和激進思想的失望，對捲入悲劇的各個方面的深深同情。全書故事的悲劇結局就是激進主義所支付的總成本。
在《弗蘭肯斯坦》中，可以看到雪萊夫人通過人造生命體的不公正遭遇，展示階級和階層差別，人與人的不平等，窮苦大眾，宗教壓迫，甚至政治鎮壓。所以，基於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闡釋者將《弗蘭肯斯坦》的主題說成階級壓迫和階級反抗。人造生命體代表被壓迫階級，他與製造他的主人的對立，是階級對立，不可調和。
雪萊夫人第一次宣示人類可以通過科學手段，製造出有別於傳統人類孕育模式的「另類人」。只是，它屬於孤立事件和個人行為。被製造的生命體沒能繁衍後代，僅僅是一個活動於非都市地區，甚至荒涼北極的生命體。如今，「人造人」已經不可逆轉。在過去200年間，《弗蘭肯斯坦》在思想、文化和科學技術多領域維繫著持續和深刻的影響，本文挑選6個有代表性的人物、思想和事件加以呈現。
1.「Robot」的機器人模式。1920年，捷克作家卡雷爾·恰佩克（Karel ·apek，1890-1938）編寫的《羅梭的萬能 工 人 》（Rossum's Universal Robots，R.U.R.）科幻舞臺劇出版。其時，捷克是東歐最發達的工業化國家。1921年，該劇首演，轟動一時，被譯成30種語言。因為《羅梭的萬能工人》，Robot成為機器人的代名詞。與《弗蘭肯斯坦》相比，在「人造人」方面，它有如下變化：外表和人類無異，製造的原材料是有機合成物，近似於賽博格和複製人，被稱為「機器人」；「機器人」擁有自己的思想和願望；不再是個體，而是群體，有自己的領袖；在對人類懷有敵意的機器人帶頭下，「機器人」從樂意與人類合作演變為對抗，甚至導致人類滅亡；而「機器人」與人類衝突的地點起始於工廠。
2.阿西莫夫的「機器人三定律」。艾薩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920-1992）在《轉圈圈》（Runaround，即《我，機械人》（I,Robots）的一個短篇）中，第一次提出「機器人三定律」：第一定律，機器人不得傷害人類，或坐視人類受到傷害；第二定律，除非違背第一定律，否則機器人必須服從人類命令；第三定律，除非違背第一或第二定律，否則機器人必須保護自己。此時此刻，機器人尚不存在。人們普遍認為「機器人三定律」不過是小說家幻想，屬於「虛構學說」。但是，它卻成為自己作品中機器人的行為準則。之後，阿西莫夫提出「心理史學」（Psychohistory），構成「基地系列」（The Foundation Series）的「硬科學」基礎，預測銀河帝國命運和人類未來。1985年，阿西莫夫在《機器人與帝國》中，將「機器人三定律」擴張為「機器人四定律」。阿西莫夫是「弗蘭肯斯坦情結（Frankenstein Complex）」概念的提出者，他的「機器人三定律」很可能是受《弗蘭肯斯坦》啟發而得。
3.福柯的 「人之死」。「人之死」（death of men）是法國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事物的秩序》（《詞與物》）一書中提出的一個概念。在福柯看來，直到18世紀末期至整個19世紀，所謂「人」的概念進入知識學科，「人」逐漸成為語文學、政治經濟學和生物學等學科的知識對象。人是知識的客體，認知的主體。若將19世紀的知識進化過程理解為「人的誕生」過程，「人之死」則指的是19世紀以後以人為中心的現代知識體系的死亡。人們一般認為，「人之死」受尼採「上帝已死」的影響。而有研究者發現，《弗蘭肯斯坦》中包含著福柯「人之死」的痕跡：弗蘭肯斯坦製造的生命體的成功，不僅意味著對上帝的挑戰，看到尼採「上帝之死」的影子，也意味著對基於人文主義的「人」的挑戰，看到福柯「人之死」的邏輯。
4.哈洛威的《賽伯格宣言》。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1944- ），兩次提出「賽博格宣言」。第一次是1985年：《賽伯格宣言：1980年代的科學、技術及女性主義》；第二次是1991年：《賽伯格宣言：二十世紀末期的科學、技術及女性主義》。哈洛威因此而成為二十世紀末期最有影響的女性之一。「賽伯格」概念介於有機體與機器之間，是尚未存在和具有可能性的通過現代科學創造出來的人機複合體。時至今日，賽伯格屬於虛構的和沒有性別的怪物。但是，哈洛威不僅相信賽伯格終究成為現實，還希望通過賽伯格概念顛覆和超越關於人的心智和身體，男人和女人，人類和動物，有機體和機器，公共和私人，自然和文化以及傳統認知系統。哈洛威主張賽伯格理念關係地球的人類存亡。從《弗蘭肯斯坦》表現的19世紀初的「女性主義」意識到哈洛威20世紀「賽博格宣言」代表的「女性主義」之間，存在著某種歷史關聯，亦即對現存「人」本位，二元對立的邏輯範式和父權制的人類社會秩序的挑戰和批判。
5.福山的《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2002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出版《後人類未來-基因工程的人性浩劫》。福山這樣定義人性:人類典型行為與特徵的總和，源於遺傳而非環境因素。福山關注「基因工程革命」，因為傳統的體細胞療法只能改變體細胞的DNA，只能影響個人，但是，「基因工程」可以定做嬰兒，影響千百萬人的選擇，傳導後代，產生人口級的影響，最終變更人性能力，傳統標準的人類消亡。福山在21世紀初提出的問題是深刻和及時的。人們對新興的科學和技術抱持憧憬，但是，因為人在控制上的無能，很可能付出人性浩劫的代價。所以，福山主張要保護人性及人權統一性或連貫性，保護人類完整的、演化而成的複雜本性，對抗自我修正的企圖，避免「人性浩劫」。對此，雪萊夫人在弗蘭肯斯坦中也埋下了伏筆。
6.人工智慧的突破和 「後人類社會」來臨。人工智慧進展的重要體現是創造具有智能的「機器人」，擁有學習、思維、語言、行為、社交，甚至創造能力。人工智慧科學派生出了「機器人學」，探討機器人倫理學、心理學、經濟學。人類將和他們創造的人，包括機器人，基於改造的人，以及有超能力的人和平共處。這就是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 與後人類主義 (posthu-manism)所討論的未來世界。2004年2月25日，日本福山縣召開的機器人會議通過《機器人宣言》，其中就有要善待機器人，機器人具備和人平等的權利。然而這裡有一個悖論：人類不是機器人，有什麼權力來規定機器人所要遵守的規則；機器人不是人類，為什麼要遵循人類社會的制度和規則？
如果追溯雪萊夫人用「現代普羅米修斯」作為《弗蘭肯斯坦》副標題的原因，不乏雪萊的影響。雪萊和拜倫都是古希臘、古羅馬藝術，包括普羅米修斯的崇拜者。1819年，雪萊完成《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詩劇。他通過普羅米修斯受盡三千年苦難折磨而信心未泯，終於獲救，以及宙斯兒子冥王推翻父親統治的故事，告訴人們殘暴酷虐統治本身必會招致自身的毀滅，光明終究會替代黑暗，美好戰勝罪惡，要對人類前途充滿信心。雪萊夫人通過《弗蘭肯斯坦》的副標題所要傳達的是：不論弗蘭肯斯坦有過多少過失和失敗，在精神世界有過怎樣的矛盾和掙扎，依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現代普羅米修斯，其背後是生命、信仰、永生和死亡的關係。弗蘭肯斯坦的遺言體現了普羅米修斯精神：「我所失敗的未來可能會由別人完成」。
200年前，雪萊夫人集知識、思想、歷史感、藝術敏感和文學表達能力於一身，通過《弗蘭肯斯坦》，觸動了宗教、科學和人性的深層關係，提出了現代人類狀態是否是人類的終極狀態這樣挑戰人類中心主義的問題，折射了雪萊夫人的理想、夢想、科學觀念，以及對生命的革命性思考。雪萊夫人當年籤寫的名言「For I am fearless, and therefore powerful」（我不恐懼，因而有力量），在200年後的今天，仍然支撐著這本科幻小說的生命力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