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價值最大的農副產品、首個活體交割期貨品種——生豬期貨真的要來了！12月11日，證監會發布公告，生豬期貨將於2021年1月8日在大連商品交易所正式掛牌交易。
我國價值最大的農副產品、首個活體交割期貨品種——生豬期貨將於2021年1月8日在大商所上市
12月11日，證監會發布公告，生豬期貨將於2021年1月8日在大連商品交易所(下稱大商所)正式掛牌交易。這是期貨市場落實推進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增加有效金融服務供給的新舉措，也是資本市場發揮中樞作用，更加有效服務實體經濟的具體體現。生豬是我國價值最大的農副產品，生豬期貨將是我國期貨市場上市的第一個活體交割品種。業內人士認為，生豬期貨將在穩定價格預期、助力產業規模化發展、助力精準扶貧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許多行業人士紛紛感慨，二十年磨一劍，終於等來這一天。據了解，多年來，大商所持續研究和推動生豬期貨上市，在對產業進行廣泛、深入調研基礎上，對相關重點、難點和風險點問題形成了針對性的創新解決方案。目前已完成生豬期貨合約和規則方案的整體設計，交割倉庫徵集正有序推進，相關業務、技術系統也已準備就緒。
國內多家上市生豬養殖企業表示，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我國生豬產業格局發生諸多變化，產業鏈企業投資成本不斷提高，生產經營面臨各種挑戰。與此同時，新的風險管理需求顯現，企業更加關注規避市場風險，謀求長效穩健發展。在此情況下，未來生豬期貨的上市將為整個生豬行業提供一個重要的避險渠道。
12月10日晚間，牧原股份發布公告，將開展商品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牧原股份發布表示，公司開展套期保值業務的目的是公司作為自育自繁自養一體化生豬養殖企業，需要自行進行原料採購、飼料加工。玉米、小麥、大豆、豆粕、豆油等作為飼料生產的主要原料，在飼料原料中佔比較高。為規避飼料原料價格大幅度波動給公司經營帶來的不利影響，公司擬以自有資金進行玉米、豆粕等商品期貨的套期保值業務，有效管理價格大幅波動的風險。
牧原股份相關業務負責人王瑞婷表示，當前牧原股份也有新的風險管理需求，第一企業藉助行業高利潤發展的同時要兼顧現金流安全；第二管理生豬價格和養殖利潤大幅波動的風險，希望通過「保險+期貨」實現養殖利潤的穩定。
生豬期貨開拓新渠道，產業鏈企業避險有保障
生豬是我國價值最大的農副產品，生豬產業鏈以生豬養殖業為中心，涉及飼料加工、獸藥疫苗、屠宰、食品加工、物流、零售、餐飲等諸多行業。市場人士認為，在當前市場情況下，上市生豬期貨更有助於生豬產業企業管控風險，制訂生產計劃，穩定生產經營。
圖為生豬產業鏈
圖為生豬產業邏輯
「生豬期貨的上市不僅可以為企業提供有效的價格風險管理工具，還有助於提高生豬現貨市場價格的透明度，幫助企業合理安排生產和銷售計劃，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大有期貨研究所副所長李文婷對期貨日報記者說，同時，生豬期貨上市還將進一步推進生豬養殖行業規模化和標準化發展。
一德期貨生鮮畜牧產業分析師侯曉瑞對期貨日報記者表示，生豬期貨上市後首先會對遠期價格起到預測作用，促進產業的標準化及規模化進程，促使生豬價格更為透明，養殖場、屠宰企業、貿易商及豬肉加工企業等均可以根據盤面價格來合理安排自身經營計劃，有計劃的安排生產採購計劃，規避可能出現的風險。
「養殖企業作為生產者，在豬價下行周期易出現不同程度虧損。生豬期貨上市後可選擇在期貨盤面進行賣出套期保值來鎖定價格下跌風險，同時在期貨盤面買入飼料原材料，實現養殖利潤套保。對於屠宰企業來說，主要賺取毛豬與豬肉間價差，若毛豬價格上漲，而增加的成本又無法順利轉移到下遊，則面臨虧損風險，在此情況下，屠宰企業可提前通過買入生豬期貨進行套保。」侯曉瑞說。
中糧肉食相關業務負責人認為，生豬期貨上市後，整個生豬養殖產業鏈可以同時鎖定前端飼料成本和後端養殖收入。
「生豬養殖企業可以通過玉米、豆粕、生豬期貨，規避原料端及產品價格波動風險，同時也可以形成飼料、生豬期貨相結合的養殖利潤管理。屠宰加工企業可以利用期貨管理庫存，如果預測生豬市場價格走弱，可進行賣出保值，同時減少生豬庫存，進而減少因價格下跌導致的損失；如果生豬價格預期上漲，庫存處於低位，可以買入遠期合約建立虛擬庫存，規避因成本上漲帶來的風險，穩定生產經營。」方正中期期貨農產品分析師車紅婷說。
影響生豬價格的多重因素
我國生豬種類繁多，養殖周期、疫苗等多重因素在影響生豬價格波動方面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據期貨日報記者了解，我國養豬業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豬種資源眾多，養豬經驗豐富，是最早將野豬馴養為家豬的國家之一。近代，我國從西方引進先進養豬技術，利用國外的優良豬種改良本地豬。如從20世紀初開始，引進巴克夏、波中等優良豬種，與我國北方豬種雜交而育成的新金豬、定縣豬，具有肉質好、產量高的特點。改革開放後，我國生豬養殖量不斷增加，到2004年，我國生豬存欄4.8億頭，出欄6.18億頭，豬肉總產4701.6億噸，均居世界首位，成為養豬第一大國。
「但隨著我國生豬養殖規模的擴大和行業發展，生豬價格呈現一定的周期性波動。」市場人士表示，行業內以「豬周期」來反映我國生豬價格的大幅波動，其中母豬繁殖、仔豬繁殖和疫苗三大要素對生豬價格影響巨大。
據介紹，全球生豬養殖經過數千年的發展，用於養殖的生豬品種幾經迭代，已經形成了以長白豬為主，其他商品豬種為輔的格局。巴克夏豬、約克夏豬、格洛斯特花豬、杜洛克豬以及長白豬成為全球主要的養殖品種。
現階段，我國規模養殖場的生豬以外三元為主，即杜洛克、長白豬、大約克夏豬三元雜交而成的商品豬。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以「杜長大」三元雜交商品豬為主的引進品種佔出欄總數的70%以上，是我國豬肉生產的主力。
圖為完整生豬繁育體系
「整個生產流程中，擴繁的兩個階段各需要經過14個月，商品豬階段，母豬妊娠至分娩需3—4個月，仔豬成長為商品豬出欄需6個月左右，共計約10個月。」上述市場人士說，在此過程中，生豬供給需求的變化即可能對生豬價格構成重大影響。
母豬養殖階段，不同時期的飼料成分是影響養殖效率的主要因素。母豬飼料大致可分為懷孕期、泌乳期及後備母豬飼料，三個時期的飼料主要區別在於飼料成分及能量。母豬作為成年階段的生豬，自身具備成熟的免疫系統，在疫病防治方面與商品豬育肥階段大體相同。
表為各階段母豬飼料特點
仔豬養殖階段，仔豬的成活率、出欄率等將直接影響養殖場的盈利水平。仔豬階段使用的飼料為前端料，具體分為教槽料和乳豬料。前端料在飼料中科技含量最高，是保證仔豬健康成長的關鍵。影響仔豬成活率和出欄率的疫病主要有仔豬腹瀉、豬瘟、高致病性豬藍耳病、豬繁殖與呼吸症候群(經典豬藍耳病)、豬囊蟲病、炭疽、豬丹毒、豬肺疫、布魯氏菌病等，其中仔豬腹瀉對成活率的影響最大，一般冬季疫情嚴重，造成仔豬成活率較低，因此仔豬階段的疫病防治十分關鍵，仔豬養殖區域的衛生消毒和物理隔離是防疫工作的重中之重。
疫苗方面，疫病防控是生豬養殖的關鍵，根據母豬及商品豬生長特點，科學合理地安排免疫接種計劃和疫苗種類十分重要。以母豬階段為例，細小病毒疫苗為階段性疫苗，一般用於後備母豬及母豬生產後10天左右；乙腦疫苗為季節性疫苗，用於蚊蟲多發季節，一年注射兩次，分別在3月底及7月底。
表為母豬及商品豬所用疫苗種類
全球豬肉市場供需情況
「全球豬肉供應和消費較為均衡，作為生豬主要生產地區的中國、歐盟和美國，同時也是豬肉的主要消費國。長期以來，全球豬肉市場供應呈現明顯的周期性變化。」有市場人士告訴期貨日報記者。
圖為全球豬肉主產區分布情況
相關數據顯示，2005—2018年，全球生豬年存欄量變化明顯，但整體保持在7.5億頭以上。2007年，全球生豬存欄達到8.26億頭的區間峰值，隨後下降至8億頭以下，並進入振蕩階段。2012年，全球生豬存欄回升至8億頭，而後逐年下降，於2016年達到7.71億頭的區間低值，並進入緩慢增長階段。2018年，全球生豬存欄量7.73億頭，較2007年峰值下降6.41%。
「中國是生豬養殖大國，2018年生豬存欄量為4.28億頭，約佔全球生豬存欄總量的55.38%，排在第一位。」上述人士介紹，其次是歐盟27國，佔比約為19.43%；再次是美國、巴西、俄羅斯等國，佔比分別為9.46%、5.02%、2.97%。
據介紹，在全球生豬出欄及分布方面，2005—2018年，全球生豬年出欄量呈周期性波動趨勢。2018年全球生豬出欄量為12.98億頭，環比上升2.49%，較2005年增加7.28%。中國是全球生豬出欄量最大的國家，約佔全球生豬出欄總量的54.56%，接著是歐盟27國，佔比為20.96%，之後為美國、巴西、俄羅斯等國，佔比分別為10.33%、3.16%、3.49%。
全球生豬消費方面，2005—2018年，全球豬肉消費呈振蕩上升態勢，2013年之後年增速變緩，2018年消費量達到最高，為1.12億噸，環比上漲1.78%，較2005年增長20.68%，年均增長約138萬噸。全球豬肉主要消費地區按年消費量排名依次為中國、歐盟27國、美國、俄羅斯、巴西、日本、越南、墨西哥、菲律賓、加拿大。其中，2018年中國消費量佔比在49.26%，遠超排在第二位歐盟27國的19.01%，是其豬肉消費量的2.59倍。
「生豬進口對我國生豬供給影響明顯。」上述市場人士說，在豬肉出口方面，2018年，歐盟豬肉出口量居第一位，佔據世界豬肉出口總量的34.74%，美國緊隨其後，所佔份額略低於歐盟，美國、歐盟的出口量之和佔據了世界出口總量的66.27%，其他國家豬肉出口總量共計佔比在33%左右。在去產能及生豬行情高位運行背景下，2016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豬肉進口國。世界主要養豬國看好中國市場，其低養殖成本優勢突顯，價格低廉的豬肉產品大量出口至中國。
顯然，作為全球第一大豬肉進口國，歐盟、美國、巴西等地區生豬生產和出口情況對於我國生豬價格影響明顯。
據介紹，歐盟27國是全球第二大生豬生產區，2018年生豬出欄量在2.72億頭，環比增長1.49%；豬肉產量2430萬噸，環比增長4.25%。歐盟的養豬模式為規模化飼養和散戶飼養並存。
美國是世界第三大生豬生產地區和消費地區，2018年生豬出欄量約1.34億頭，環比增長3.54%，佔全球生豬出欄總量的10.33%。美國生豬養殖以家庭農場為主，飼養規模一般較大，市場上96.6%的豬肉供給是由規模養殖戶提供，年產5000頭以上的大規模養殖企業提供了全國豬肉總供給的60%以上。
2004年至今，巴西生豬出欄量整體呈增長之勢，2018年出欄量為4095萬頭，環比增長1.79%。隨著生豬產能和豬肉產量的增長，巴西成為世界第四大豬肉生產國及出口國。在巴西養豬業中，一體化生產模式約佔70%，其餘30%生豬是由獨立的養豬場生產的。巴西生豬傳統主產區位於南部各州，以中型和大型養豬場為主，母豬數量在50—5000頭之間。
圖為全球生豬產量
圖為全球豬肉產量
而我國是全球第一大生豬生產國及豬肉消費國，生豬出欄量及豬肉消費量佔全球比重均在50%以上，但我國並非養豬強國，在種豬育種技術和行業整體規模化水平方面與美國、歐盟等養豬發達國家及地區仍存在較大差距。2018年，我國生豬出欄量佔全球生豬出欄總量的54.56%，豬肉消費量佔全球消費總量的49.26%，遠超排在全球第二位的歐盟27國。
2005—2014年，我國生豬出欄整體呈增長趨勢，2014年達歷史高值的7.35億頭，而後回落並趨於穩定。根據農業農村部數據，2018年我國生豬出欄量為6.94億頭，環比增長0.76%，年末生豬存欄量為4.33億頭，環比減少0.41%。從市場實際情況來看，影響生豬出欄量變化的因素主要有養殖規模化程度、疫病、行情及政策等。2019年國內非洲豬瘟疫情蔓延，生豬出欄量降至5.44億頭，環比大幅度下滑21.61%。目前國內生豬產能處於緩慢增長態勢，但由於產能恢復周期較長，2020年年底或仍難恢復至原有水平。
我國生豬供需及產業格局
「在我國生豬養殖成本中，飼料成本佔比最大，佔比56%左右，仔豬成本約佔23%，為生豬養殖的第二大成本。」某生豬養殖企業負責人告訴期貨日報記者。
據介紹，2015年以來，飼料價格整體低位運行，對生豬養殖形成利好，生豬價格成為影響盈利的主要因素。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2018年8月以後，疫情嚴重地區豬價處於低位，2019年1月底東北最低價格僅為8元/公斤。隨著供應缺口不斷擴大，豬價屢創歷史新高。截至2019年年底，國內自繁自養養殖盈利已突破3000元/頭。
「當前，我國生豬養殖主要模式有兩種：一種是」公司+農戶「模式，一種是自育自繁自養一體化模式。」上述負責人說，育仔和育肥是區分養殖企業經營模式的主要判斷依據。
該負責人介紹，「公司+農戶」模式下，公司僅保留種豬繁育和育仔階段，而將商品豬的育肥階段以委託飼養的方式交由農戶負責。由合作農戶按照公司的標準自己出資新建或改造現有的養殖場，並通過與公司籤訂委託協議，繳納一定的預付金(根據生豬行情變化進行調整)，「代替」公司進行生豬養殖。生產周期結束，公司按照合同約定價格回購成熟的商品豬，並支付一定的託管費；保證金可以退還給農戶，也可以抵用下一生產期的保證金。
自育自繁自養一體化模式下，企業自建養殖場，統一採購飼料、疫苗，僱用農工集中進行種豬的育種和擴繁、豬苗的培育、生豬育肥等全部生產過程，並統一銷售給終端消費者。從上遊的育種和飼料，到中遊的擴繁和育肥，再到下遊的屠宰銷售，通過一體化的產業鏈，做到生產全環節可控。一體化產業鏈使得公司將生豬養殖各個生產環節置於可控狀態，在食品安全、疫病防控、成本控制及標準化、規模化、集約化等方面具備明顯的競爭優勢。
「與自繁自養養殖場相比，育肥戶養殖過程中仔豬成本(可變成本，根據市場行情變化而變化)佔比明顯增加。」上述負責人介紹，按照當前15公斤外三元仔豬2000元/頭的價格計算，仔豬成本在總成本中佔比高達61.37%，遠高於自繁自養的佔比。人工、水電、藥物等成本包含在其他成本當中，約佔總成本的4%。
據介紹，隨著我國規模化養殖不斷推進，2005—2014年，我國生豬出欄整體呈增長趨勢，2014年達歷史高值的7.35億頭，隨後回落並趨於穩定。數據顯示，2018年我國生豬出欄量在6.94億頭，環比增長0.76%(2014年生豬出欄量為7.35億頭，為十年以來最高)；年末生豬存欄量為4.33億頭，環比減少0.41%。2019年國內非洲豬瘟疫情蔓延，生豬出欄量降至5.44億頭，環比大幅度下滑21.61%。目前國內生豬產能處於緩慢增長態勢，但由於產能恢復周期較長，至2020年年底或仍難恢復至原有水平。
「雖然我國生豬養殖規模龐大，但生豬進口已經成為我國生豬產業的有益補充。」上述負責人說，我國生豬進口以種豬為主，豬肉為輔。
據記者了解，2010—2018年，我國種豬進口整體趨勢與「豬周期」調整基本一致。2014—2015年，豬價低迷，養殖場為減輕出欄壓力，及時規避損失，種豬進口量保持低位。2015年後，市場看漲預期增強，種豬進口量提升，至2017到達新一輪高點。
圖為我國豬肉進出口情況
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2018年下半年至2019年，國內養殖企業擴產意向下滑，擴張速度放緩，種豬進口量呈現明顯走低態勢。2019年，種豬進口量跌至5000頭左右，環比下跌15%。2019下半年以來，隨著生豬價格不斷攀升，大型規模化養殖企業獲利豐厚，開始積極擴產補欄。進入2020年，國內種豬、仔豬價格大幅提高。預計2020年種豬進口較2019年將大幅增加，進口量或回升至10000頭附近。
豬肉進口方面，2014年以來，我國豬肉進口量趨勢上漲，當年進口總量為56.40萬噸。2016年受國內生豬價格飆升影響，豬肉進口量達到近十年高峰，為162.03萬噸，環比漲幅108.40%，隨後兩年回落趨穩。
2019年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國內豬肉供應缺口明顯，全年豬肉進口量達到210.80萬噸，環比上漲75.66%，創歷史新高。
我國豬肉消費情況
我國是豬肉消費大國，生豬期貨對應的下遊消費產業以熱鮮肉、冷鮮肉、冷凍肉為主。「受非洲豬瘟的持續影響，2019年國內豬肉產量為4255萬噸，環比下滑21.98%，豬肉消費量僅為3793.7萬噸，創近15年的新低。」某養殖企業負責人告訴期貨日報記者。
據介紹，2005—2014年，我國豬肉消費量整體呈增長趨勢，2015年出現小幅下滑，而後趨於穩定。2018年，我國豬肉消費量為5519.08萬噸，環比小幅增長1.15%。2018年，國內生豬供應量漲勢緩慢，主要原因是非洲豬瘟疫情發生以來，國內生豬調運受限，主銷區生豬供應不足，主產區供應充足但消費不足，造成生豬消費整體緩慢。
從人均豬肉消費數據觀察，2008年起，我國豬肉人均消費量基本保持增長態勢，2015年達到10年以來的峰值40.3公斤，較10年間的最低值31.58公斤增加8.72公斤。而2016年開始，我國人均豬肉消費量出現下降。2019年，受產量大幅減少的影響，人均豬肉消費量為27.1公斤(根據我國豬肉產量及人口數量計算所得)，環比大幅下滑30.03%。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9年，豬、牛、羊、禽肉產量為7649萬噸，比上年下降10.2%。其中，牛肉產量為667萬噸，增長3.6%；羊肉產量為488萬噸，增長2.6%；禽肉產量為2239萬噸，增長12.3%。受非洲豬瘟的影響，國內豬肉產量大幅下滑，牛、羊與禽肉總產量則呈現增長態勢，替代作用明顯。後期，隨著國內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牛、羊、禽肉對豬肉的替代效應將更加明顯。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者關注的不再是『吃得多』的問題，而是『吃得好、吃得健康』的問題。」上述負責人認為， 隨著牛、羊、禽等肉類供給的增加，消費者在肉類消費中擁有了更多選擇，肉類的消費需求日趨多元化，豬肉消費量的比重逐漸下降。
豬肉消費量的下滑除了與非洲豬瘟有關，也與我國豬肉消費結構密切相關。
相關數據顯示，2018年，生豬屠宰量達24251.78萬頭，較2017年增加2067.94萬頭。全國生豬屠宰量佔比排名前十的地區分別為廣東、山東、四川、河南、江蘇、浙江、湖南、廣西、河北和湖北，上述地區屠宰量佔總屠宰量的比重為69.25%。其中，前5個地區佔比為47.27%，廣東約佔13.77%，山東約佔11.73%。
生豬出欄後進入屠宰場，經過屠宰，分割成各類豬肉產品。屠宰企業豬肉產品主要分為鮮肉(豬肉鮮品)及凍肉(豬肉凍品)兩大類，除了生產環節略有不同外，兩大類產品的下屬分類一致，均為白條類及分割類。
「近年來，我國豬肉消費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呈現從冷凍肉到熱鮮肉、再從熱鮮肉到冷鮮肉的發展趨勢，形成了『熱鮮肉廣天下，冷凍肉爭天下，冷鮮肉甲天下』的格局。」上述負責人稱。
該人士表示，縱觀近幾年豬肉消費結構的變化，冷鮮肉及深加工製品在豬肉消費總量中的佔比呈緩慢增加趨勢，消費區域集中在廣東等南方市場的熱鮮肉，在消費中的佔比逐年下降。根據調研數據，僅對比熱鮮肉及冷鮮肉，根據地域消費特點及屠宰企業分布，冷鮮肉多由規模以上屠宰企業生產，且多集中在北方市場，冷鮮肉在豬肉消費中的佔比為40%，熱鮮肉則高達60%。
整體來看，熱鮮肉消費渠道以農貿市場為主，冷鮮肉則以超市、專賣店等渠道店為主，冷凍肉主要供給肉製品深加工企業、餐飲行業等市場主體。
非洲豬瘟致2020年出欄均重明顯上升
近兩年不斷暴發的非洲豬瘟疫情事件，對我國生豬產業構成顯著影響。
「一直以來，活體貿易是我國生豬貿易的主要形態。」 某養殖企業負責人告訴期貨日報記者，傳統的生豬貿易即是將供給端養殖場的生豬對接到需求端屠宰廠進行屠宰的過程。在此過程中，生豬出欄的體重成為買賣雙方關注的焦點。
據了解，目前，國內生豬貿易模式主要分兩種，分別稱為直採和中介，其中中介模式又可細分為豬經紀和中間商。
直採方面，即屠宰廠直接向養殖場採購生豬，這一模式主要在大型屠宰廠和規模化養殖企業之間發生。由於規模化養殖場生豬養殖過程控制較嚴格，生豬質量有較好保障，定價方式以活豬直接定價為主。中介方面，即屠宰廠和養殖場之間通過中介方對接，完成生豬貿易。中介方具體可分為豬經紀和中間商兩類，豬經紀對接養殖場和中間商，中間商對接豬經紀和屠宰廠，也有相當一部分中間商直接對接養殖場和屠宰廠。
「在此過程中，生豬出欄時的體重對養殖場和中間商至關重要。」上述負責人表示。中間商是生豬貿易中最重要的主體，在整個生豬貿易的過程當中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目前，國內85%以上的生豬貿易是通過中間商來完成的，大部分中間商直接對接養殖場和屠宰廠，以賺取生豬收購和銷售的差價利潤。
因此，在我國生豬貿易中，中間商最關注的是生豬的品種和體重。目前，我國生豬養殖品種以外三元為主。對於經過三元及以上國外良種豬雜交形成的改良豬種，背膘厚度與體重關係密切，生長期越長，體重和背膘厚度越大。一般情況下，中間商通過體型來主觀判斷生豬宰後的質量情況。
除生豬品種和體重外，中間商還會關注外觀，應具有瘦肉型豬的體型外貌，體表無膿包或腫塊，行走自然。通常，會在生豬出欄時觀測，依靠主觀判斷。
「一般來說，養殖場的生豬出欄送至屠宰廠的過程中，主要依靠汽車進行運輸，為控制生豬進食進水量、運輸途中排洩消耗等問題，中間商會通過要求養殖場提前斷食斷水來保證。」上述負責人說。
同時，在運輸之前，中間商還需要滿足檢驗檢疫要求，生豬出售前需向地方畜牧局申報檢驗檢疫，其中運往省外需要提前1周，省內提前2—3天。生豬出售時，畜牧局相關技術人員到場進行檢疫和瘦肉精快速檢驗。生豬進入屠宰廠前，需要檢查耳標、檢疫票和車輛消毒證。豬肉產品出廠時，具有檢疫票、合格證和標籤。
該人士稱，正常情況下，我國商品豬出欄體重維持在120公斤的水平，並在一定程度上受季節性消費的影響。10—12月，醃臘旺季，生豬出欄體重明顯提升，南方局部地區生豬出欄體重可達150公斤；4—7月，消費淡季，需求端喜好瘦肉，養殖端普遍降低生豬出欄體重，此時，110公斤左右的生豬較受歡迎。
近兩年，受非洲豬瘟疫情的影響，我國生豬出欄體重發生明顯變化。
上述人士介紹，養殖端為降低疫情風險，主動降低生豬出欄體重，部分養殖戶恐慌性拋售，2019年3月，全國生豬出欄均重最低降至110公斤，環比下滑5.60%。隨後，5—8月，南方市場進入疫情高發期，養殖端同樣出現拋售，生豬出欄體重再次下滑。直至9月，疫情趨穩，生豬出欄體重才開始增加。進入10月，豬價快速上漲，養殖戶惜售情緒升溫，養大豬意願增強。11月，生豬出欄均重增加至最高的133.80公斤，同比提升14.15%。
進入2020年，1—3月，國內生豬出欄均重明顯高於往年同期。截至3月底，生豬出欄均重為126.43公斤，業界普遍看好未來盈利，預計2020年生豬出欄體重維持在較高水平。
非洲豬瘟致國內生豬調運量顯著下滑
「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自2018年8月份起，全國生豬調運階段性受阻，生豬跨省調運量大幅下滑。進入2019年下半年，跨省調運雖有所恢復，但國內生豬產能受損嚴重，市場活躍度下滑，市場生豬調運量已明顯下滑。」某市場人士告訴期貨日報記者。
據介紹，正常情況下，我國生豬跨省調運活動頻繁，每年秋冬旺季調運量相對較多，夏季消費清淡，加之調運過程風險增加，調運量隨之減少。其中，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山東、福建、四川和廣東八省份人口集中，豬肉需求量較大，是我國傳統的生豬調入地區。而東三省、河北、山西、安徽、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廣西和雲貴十四省生豬養殖量相對充足，為生豬主要供給來源地區。
「運輸成本和生豬調運過程中的死亡、損耗是影響生豬調運量的關鍵因素。」上述市場人士稱。
運輸成本方面，在生豬運輸過程中，相對固定的成本是運輸成本，即燃油費。對於自己有車的中間商，除去燃油費，需要承擔的是車輛的折舊費以及員工工資；對於租用車輛的中間商，在支付燃油費的同時，還要支付租車費，通常情況下，燃油費與租車費是同時支付的。
生豬死亡及損耗方面，在生豬運輸過程中，1000公裡範圍內，正常掉膘損耗不超過3.5公斤/頭。貿易中出現生豬死亡，由貿易商自行處理，屠宰廠拒收。因此，一般情況下，為避免長距離運輸帶來的過多損耗和生豬應激死亡風險，中間商的貿易半徑多在1000公裡以內，但當兩地生豬價格出現較大價差時，為追求高額利潤，中間商也會進行遠距離跨省貿易。
但非洲豬瘟疫情暴發，顯著增加了運輸成本和生豬調運過程中的死亡風險。
「政策方面，為控制非洲豬瘟疫情擴散，農業農村部陸續出臺了多項控制生豬調運的政策。」該市場人士說，目前，農業農村部實行的調運政策為2018年12月27日發布的《農業農村部關於規範生豬及生豬產品調運活動的通知》(農牧發[2018]23號)，其中規定疫區所在縣生豬不得調出本縣，疫區所在省生豬不得調出本省。同時，農業農村部強調要逐步減少活豬長距離跨省(區、市)調運，提倡以省內屠宰消化為主。目前，生豬的跨省調運多以「點對點」的方式進行，省內調運基本不受限制。
在調運政策的影響下，生豬調運成本顯著增加。
該人士說：「2018年年底，國家為抑制活豬調運，取消高速『綠色通道』，生豬調運成本增加。為了減少調運過程中非洲豬瘟的傳播機率，農業農村部出臺了嚴格的調運車輛洗消政策。根據車輛大小不同，洗消一次的費用在500—800元/輛，進一步增加了調運成本。」同時，為控制非洲豬瘟疫情蔓延，車輛改裝也增加了運輸主體的調運成本。疫情初期，國家發布了要求生豬調運車輛改裝的政策，各類型車輛改裝的費用為11000—21000元/輛不等，根據改裝後使用的年限換算，每公裡增加的折舊成本為0.25—0.50元。「所以，在多重因素影響下，過去兩年我國生豬調運效率顯著下滑。」
一方面，調運車輛一次全面的洗消、烘乾需要至少5個小時，冬季北方氣溫較低，清洗、消毒液體結冰現象普遍，洗消時間增加，一次洗消至少需要8個小時；另一方面，生豬出欄過程中，為避免與外界直接接觸，多數企業採用「二次導出」的方式，即外界調運車輛不進入養殖場，各養殖場配備專門的內部轉運車輛，從欄內導出至距離豬場1—3公裡以外的地點，再轉運至最終的調運車輛上。在這一過程中，每車生豬(100—120頭)上車時間增加2—3個小時。綜合來看，每車生豬調運時間增加8—10個小時，調運效率大幅降低。
「調運政策引起的成本增加、消毒清洗等環節導致的運輸效率下降等因素，均使我國生豬調運數量明顯降低，所以市場各方需要密切關注我國生豬調運數量的變化可能對生豬價格的關聯影響。」該人士說。
生豬供給與需求的博弈形成特色「豬周期」
我國生豬價格波動形成了生豬市場特色「豬周期」，而「豬周期」反過來又對生豬市場價格波動構成重大影響。
圖為「豬周期」
「我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影響因素眾多，但供給和需求的綜合博弈是價格大幅變動的主要原因。」某市場人士告訴期貨日報記者。
從供給角度來看，生產成本因素對生豬價格構成剛性制約。
生豬的生產成本是由人工成本和生豬的物質與服務費用構成的。其中，仔畜費、飼料費、水電煤費、醫療防疫費等直接費用和保險費、管理費等間接費用共同構成了生豬的物質與服務費用。飼料費用在生豬的生產成本中佔比最高(一般為40%—60%)，同時飼料費用的變化也是生豬養殖過程中最不易控制的成本。生豬的生產成本中佔比排第二的為仔畜費用，其波動幅度大，頻率頻繁，也是豬肉價格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雖然生豬市場價格變動最根本的影響在供需層面，但是養殖戶的心理底價通常受到投入成本的影響。
「同時，生豬的供應能力又受能繁母豬存欄量、疫情疫病、冷凍肉進口及出欄節奏調節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上述人士認為，母豬存欄佔比決定著生豬供應是否充足，疫情疫病的暴發會對生豬出欄量和存欄量造成階段性影響。並且，我國經常還會從歐美等地進口凍豬肉或者豬肉製品，一旦到港進行銷售，將對當地乃至周邊的豬肉市場形成明顯衝擊。
豬肉消費方面，則受國內經濟形勢、疫情疫病、季節因素及替代品價格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該人士介紹，國內經濟形勢低迷時，居民可支配的收入有限，對豬肉的消費量會減少，消費市場的萎縮導致生豬價格降低。同理，國家經濟形勢較好時，居民對豬肉的消費增加，進而使得生豬價格走高。同時，節假日前後，豬肉價格也會出現短期波動。例如，春節、中秋節前豬肉消費量比較大，價格會稍微提高，而節後由於消費者前期購入的豬肉還沒消費完，市場需求相對萎縮，生豬價格會有所下降。
替代品對我國生豬價格也構成明顯影響。近年來，隨著國內肉類飲食結構的變化，豬肉「一家獨大」逐漸改變，肉類的多樣性也影響豬肉消費。當豬肉價格上漲時，人們會減少對豬肉的消費，增加對牛肉、羊肉、禽類和雞蛋的消費，而對替代品消費的增加會抑制豬肉價格的上漲。例如，在2019年，我國生豬市場受非洲豬瘟疫情影響，國內豬肉產量大幅下滑，牛羊禽總產量則是小幅增長的態勢，作為替代品牛羊禽肉替代作用明顯。未來，隨著國內經濟水平不斷提高，預計牛羊禽肉對豬肉的替代效應或更加明顯。
「但本質上來看，豬肉價格上漲造成供給增加，供給增加造成肉價下跌，肉價下跌造成供給短缺，供給短缺又使得肉價上漲，周而復始，形成所謂的」豬周期「。」該人士告訴記者。
上述人士認為，形成「豬周期」有幾個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是生豬產量不穩定。我國的生豬生產技術相對落後，發展水平沒有與工業化、城市化同步。二是規模化養殖水平有待進一步提升。目前，以年出欄500頭為界，我國規模化養殖率為45%。在生豬價格歷次波動中，由於散養戶缺乏準確的市場信息和預測能力，只能隨生豬價格的漲跌，或盲目擴張生產，或恐慌性退出生產，造成市場出現供需失衡。三是疫情疫病加劇產業波動。2018年8月非洲豬瘟疫情暴發以來，部分養殖場全部清欄，且短期內難以復養。疫情疫病導致生豬供應減少，大大推動豬肉價格上漲。四是生豬生長周期性影響。生豬生產具有周期較長、途中難改變的特性。散養戶以當年市場價格為標準預期未來收益，陷入「蛛網困境」，形成生產計劃趕不上變化，產量趕不上市場變動的節奏。
據記者了解，我國生豬市場實際運作過程中，市場因素和「豬周期」變化相輔相成，互為加強。例如，近兩年由於非洲豬瘟疫情影響，生豬供給嚴重下降，導致養殖戶清欄減少供給，進而促使生豬價格從歷史低位大幅上漲。
（文章來源：期貨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