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水坡出土的三組蚌塑圖如今靜靜地躺在濮陽市戚城公園（景區）專門為其建造的「中華第一龍」展廳裡，而在西水坡發掘的瓶瓶罐罐、人頭蚌殼則堆滿濮陽市博物館的倉庫，孫德萱和北京大學的博士後，還有這兒的工作人員目前還在整理研究這些不會說話的實物，並企盼它們有一天能「開口說話」。「這兒的西水坡45號龍虎墓是複製品，是我做的，河南博物院的那個缺人的龍虎圖案，也是我親手複製的，真品被國家博物院（原中國歷史博物館）調到了北京。」孫德萱對記者說，「1989年，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找我談話，說『老孫，我如果把你的三組（蚌塑圖）都調走，不近情理，我只調你一組，你還有兩組，比我的還多一組呀！再說，我這兒是代表國家的，不能沒有它，它在這兒也總能宣傳你濮陽呀！·」孫德萱想軟硬不吃，省文物局也一直說「不送！不送！」他接著說：「後來國家文物局給省裡（文物局）下最後通牒，說『你不送，中央領導來審查展覽時，我就給你空天窗』。」無奈，只好把它送到了北京。
孫德萱說，他很傷心，從此再沒有進過國家博物館的大門，也再沒有與他發掘的「中華第一龍」見上一面，但他很快又找回了喜悅，「反正我這兒的也不能說是贗品，它是用當時從西水坡出土的蚌殼擺塑的，貨真價實呀！現在哪兒要展出蚌塑圖，我扛著蚌殼就走，到那裡現擺，沒有問題，那個蚌殼是反是正、是大是小，我瞭然於胸。再老，它國家博物館調走了我的『第一龍』，卻調不走我的信息，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馮時，雖守著國家博物院，卻老到濮陽跑，來了解情況，收集信息進行研究。」嗎時找到北鬥後，本來孤立的龍虎圖像由於北鬥的存在，就只能做星象解釋一二象北鬥星象圖就這樣被證死了。
45號墓虎的腹下有一堆散亂的蚌殼，而其他位置卻沒有任何凌亂的情況在19年湖北出土的曾侯乙漆箱蓋星象圖中，虎的腹下也有一個類似於此的零亂圖像，這一目前還不能破解的神秘線索把兩個相差4000年的圖像緊密地連在一起，也就是說，西水坡45號墓的圖形和曾侯乙墓漆箱蓋的圖形所反映的內容應是完全一樣的。既然人們對曾侯乙墓漆箱蓋星象圖沒有疑問，那45號墓的圖形也不可能有第二種解釋，它也因此成為馮時確定45號墓是星象圖的最有力的旁證一孤證往往是可以說三道四的，而這時，旁證就會顯示出自己的力量。
二象北鬥星象圖」確定了，但那時的天與地又該是什麼樣子的呢？答案還在45號墓。天圓地方」此處來，45號墓墓穴平面圖上（南）圓下（北）方，該平面圖與被稱為中國算學之首的《周髀算經》中所載的蓋天說理論驚人地吻合。依據蓋天說理論推演出蓋天圖的，是中國數學史和中國天文學史研究領域的奠基人之一錢寶琮先生。看到這個墓穴，人們就會聯想到中國傳統的「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棋盤」的蓋天思想，即「天圓地方說」。馮時的研究證實，中國傳統的蓋天思想源遠流長，至少可以追溯到6500年前。
45號墓除去龍虎蚌塑布列的形象外，還有3具人殉，這種情況在同時期的墓葬中還是第一次見到。科學家們鑑定人殉的年齡後獲知，他們都屬於1216歲的男女少年，且頭部有刀砍的痕跡，屬非正常死亡。3具人殉沒有被集中擺放在墓穴北部比較空曠的地帶，而是分別置於東西、北三面，東、西兩具人殉位於東、西墓壁兩處凸起的類似壁龕的地帶，北面的人殉在北壁方龕內也是特意斜置，形成一個角度。研究表明，墓穴的形狀代表了二分（春分和秋分）日和冬至日太陽的運行軌道，而東、西兩具人殉的頭部恰好分別位於二分日日出與日落的位置，而北面一具人殉的頭部正好指向濮陽冬至日太陽初升的地方，且相當準確。
這些事實促使馮時不得不將該墓穴這一奇異現象與《尚書·堯典》的記載加以聯繫。在這部書裡，古人當時已有一個很完整的觀念，認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由四位天文官分別掌管著，即所謂的「分至四神」。如此說來，那麼該墓中的3個孩子就是分別象徵司掌春分、秋分和冬至的神了。
在45號墓正南20米、45米處，還分別出土有同屬在45號墓主人的兩組依次被編為2號和3號的蚌塑遺蹟。2號遺蹟中有蚌龍、蚌虎、蚌鳥、蚌麒麟（一說是鹿）4圖像，3號遺蹟中有蚌人騎龍、蚌虎等。在中國科學院原院長盧嘉錫總主編，中國科學院科技史研究所研究員、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成員陳美東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中，第一章第一節就是《濮陽龍虎北鬥圖與龍虎鳥麟四象圖及其授時功能》。《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學卷》中說龍、虎、鳥、麒麟四圖像匹配出現實非偶然，特別是考慮到後世龍、虎、鳥麒麟四象系統的存在，有理由認為它們應是該四象系統的早期圖像。」濮陽西水坡6500年前的蚌塑天文圖，比埃及金字塔中的天文圖早2000多年，比巴比倫的界標天文圖早3000餘年。因此，無論是從文獻學和考古學上，我們的天文學都是世界古天文史上最先進的。
說到圖像，古人一直把它看得比文字重要，成語「左圖右史」就是明證把圖像看得比文字重要是古人深知圖像來之不易，成一幅圖畫比做一篇文章更難，河圖洛書如斯，先天後天八卦亦如斯。諸葛亮「功蓋三分國」，卻「名成八陣圖」，《出師表》寫得不賴，卻讓他不能成為絕冠三國的智者名家。中國最偉大的繪畫作品，如《女史箴圖》、《虢國夫人遊春圖》、《五牛圖》、《清明上河圖》等，也無不以圖自稱，由是可見古人對圖的頂禮膜拜。著名天文學家伊世同研究員認為，從圖像來之不易的角度看，6500年前的星象體系起碼要有萬年前的培育環境，如此才可能生根發芽，他認為濮陽天文圖可謂「萬歲星象」。
濮陽蚌塑天文圖的出土，提供給我們的不僅僅是公元前4500年前發生過的些實實在在的事情，比如古人對天有多麼精確的認識，那時的原始宗教可能有一個多麼發達的狀況，所有這一切，只是一些很具體的認識。「我覺得更重要的一點是它建立了一個什麼，我們應該如何看待古代社會的知識背景當時的人已經有這麼高深的知識了，這就是一個客觀存在的知識背景，我們以後再去探討什麼東西，必須要在這個背景下去探討。馮時一再強調這個知識背景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