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針對一些多年生雜草,草甘膦有內吸傳導的作用,可以有效降低持續危害,使用得當則逐步根除,因此也得到廣泛認可。然,草甘膦的殺草譜側重於禾本科雜草,且死草緩慢,因此在百草枯時代一直處於下風。
不僅如此,國際對草甘膦的致癌性辯論不止,實際上,草甘膦與轉基因作物並無直接關係,非轉基因作物一樣要打除草劑草甘膦。國內也盛傳草甘膦對土壤的危害性嚴重,但目前滅生藥劑可替代產品甚少,草甘膦還要存在一段時期。
腹背受敵 草甘膦要「涼」?
草甘膦是在全世界廣泛使用的眾多除草劑中的有效活性化學成分,但是當前它在歐盟的使用受到了嚴格的監管:
孟加拉國高等法院表示,政府將在90天內製定一項行動計劃,以停止使用包括草甘膦在內的有害農藥,並引入安全的替代品來替代含草甘膦的農藥;
2019年12月9日,法國國家食品環境及勞動安全管理局(Anses)宣布將36種含草甘膦(Glyphosate)的除草劑下架。據悉,法國市場上共計69種草甘膦製劑合法流通,目前正在進行許可更新程序。目前因缺少足夠科學資料,可以證明製劑不具備基因毒性,因此36種草甘膦製劑將被下架,2020年底之後不得使用,這幾乎是2018年草甘膦銷量的四分之三;
盧森堡將自2021年起禁止草甘膦這一除草劑;
一直存在爭議的農藥草甘膦被德國當局批准可在德國繼續使用一年,直到2020年12月15日,不含任何限制條件和附加要求;
2017年,歐盟決定將草甘膦產品使用期限延長5年,隨後管理局對市場上出售的草甘膦產品進行重新評估,並同時開啟替代產品評估工作
……
此類消息還有很多,直接表明了草甘膦在歐洲的艱難處境,當然,農藥行業正給布魯塞爾施加壓力,以防止草甘膦在歐盟被全面禁用。
草甘膦的希望來了!
無獨有偶,草甘膦在東南亞也面臨著同樣的敵意,國內也出現了反草甘膦的現象。2019年貴州省內茶園菜園果園全面禁用草甘膦。
因貴州的茶園、果園、橡膠種植基地深受其害,不僅讓當地的生態植被遭到破壞,土壤受損,連生產人員的健康也受到傷害。
草甘膦除草,貌似減輕了農民的勞動強度,但事實上,任何一塊種植轉基因農作物的田塊,在連續施用除草劑三年後,雜草就會出現抗性,該田塊就會出現超級雜草,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有兩個:1、恢復手工除草;2、增加除草劑裡草甘膦的含量。後者是轉基因商業推廣公司的第一選擇。
比如,美國的轉基因大豆,2000年時法定的草甘膦殘留是15毫克/公斤,經幾次修訂,2013年已竄升至40毫克/公斤,只因孟山都的專利產品農達(草甘膦)不斷提高除草劑含量的結果。
2019年12月30日,農業農村部科教司發布公示,擬批准耐草甘膦轉基因玉米安全證書,系國內首次在轉基因玉米種子的重要性狀上取得實質性突破。其適宜種植區為北方春玉米區,該區域以東北3 省、內蒙古和寧夏等地為主,是我國重要的玉米產區,種植面積約佔全國1/3,總產量佔國內玉米總產量的4 成左右,這或許是近年對於草甘膦最大的利好。
國內草甘膦的使用情況
全球草甘膦產能約130萬噸,其中近70%集中在中國。2012-2013年草甘膦價格的上漲直接刺激了中國企業產能擴張步伐,2014年中國草甘膦總產能達到近94萬噸,較2012年增加近40%。急速擴增的產能加劇行業的供給過剩壓力,草甘膦價格持續走低行業盈利水平不斷下降。
2016年,以高峰值計,甘氨酸法產能減少12.5萬噸,IDA法產能減少9.5萬噸,主要是因國內供給側改革的推進疊加嚴厲的環保督察行動,行業部分中小落後產能開始持續退出,目前來看中國草甘膦有效產能穩定在72萬噸左右,行業供需格局得以改善。
草甘膦原粉必須配成各種製劑方可在農業生產中使用,但國內草甘膦製劑研究與產業化長期面臨著起步晚、水平落後、跨國公司嚴密的智慧財產權保護及技術壟斷,產業化技術和設備落後的難題。
相較於甘氨酸法,IDA法具有產品純度更高(可得到97%以上的草甘膦原粉)、環保成本較低、綜合收率較高等優點。目前國內產能大都採用甘氨酸法,其中甘氨酸-亞磷酸二甲酯法工藝最為成熟,應用最為廣泛,目前甘氨酸法工藝在中國草甘膦有效產能中佔比接近7成。
總的來看,以上情況都讓草甘膦的形勢變得更複雜,也提高了雜草的管理成本。
未來,草甘膦必然需要增加殺草譜,並提高殺草速度,復配混合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另一方面,僅僅使用的除草劑是遠遠不夠的,綜合方法來殺滅雜草越來越迫切,應採取持續監控、輪作、生物除草和選擇性除草劑等多元化的方法來控制雜草的發展。
來源 | 農資頭條
編輯丨農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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