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就在第二國際成立，社會主義運動快速發展的時候，德國社會主義者伯恩斯坦突然提出了修正主義，主張放棄無產階級革命，同資產階級進行妥協，在此基礎上進行溫和的社會主義改革，招致了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強烈批評，但也受到了不少社會主義者的贊同。只因修正主義剛一出世便成為國際思潮，也就勢必波及第二國際。故此，自20世紀初年起，第二國際裡的眾家代表，便分出了派系，相互間常自爭執不下。
派別之分，早已可見端倪，但是公開亮出底來，則是在1900年的巴黎大會之上。巴黎大會是第二國際的第五次代表大會。開會前一年，法國的一位社會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內閣，做了工商部長，此人名喚米勒蘭。一名社會主義者竟然在資產階級官府中當上了部長！此事若在今日之歐洲，可說是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在那時卻是破題兒第一遭，不免令人備覺新奇，且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掀起一場軒然大波。
那時法國雖已確立共和制度，但那王政派、教權派、沙文主義派等卻還屢屢興風作浪，危及共和制度，令溫和共和派的統治險象環生。於是在1899年，由瓦爾德克·盧梭出面，組成了「保護共和國內閣」。總理瓦爾德克·盧梭在組閣之時，慮及當時各派勢力之分布，便決計以激進共和派為主，包容溫和派進來，並邀一位社會主義者入閣，便是米勒蘭。
蓋因那時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運動已甚是活躍，也只可承認這個實情，分出一個閣員席位與它。那時，與米勒蘭同屬「獨立社會主義者聯盟」的饒勒斯，於此甚表贊同，認定在民主改革與保衛共和制度的緊要時刻，社會主義者與資產者左翼合作，乃是理所當為之舉。此事還表明，工人運動之力道，已是令資產者莫敢小覷。
但是蓋得與瓦揚等人則認定，無管在何等情景之下，社會主義者俱不得加入資產者內閣，對待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除了階級鬥爭之外別無出路」。蓋得派與饒勒斯派的爭執，也帶進了第二國際大會之中。在大會上，環繞此一事件，迅即形成對壘的局面。反入閣派以蓋得最是激烈，他一再提出，須是看重「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米勒蘭之行止便是違背了這一原則。
德國黨的革命派代表盧森堡等人，全然贊同蓋得、瓦揚等之論斷。盧森堡言道：「在資產階級社會裡，社會民主黨自身之性質已然決定，它只能是反對黨。只有在資產階級國家的廢墟之上，它才可成為執政黨。」伯恩施坦一班人則對米勒蘭入閣大加讚許。伯恩施坦言道，可將此事視作「奪取政權的第-一步」。德國黨另一名領導人奧艾爾亦持此議，且不無嘆息地言道：「我們尚未進展到這一步。但是我們將很快達到這一步。」
比利時的安塞爾則說米勒蘭入閣「肯定有好處」。及至饒勒斯就此事發言時，會場上竟是掌聲極為熱烈。由此可知，大部代表顯然是贊同入閣之舉。但是倍倍爾等眾領袖人物，大多不吭一聲，似是有意不願表明自家識見。只因雙方爭執不下，德國黨理論刊物《新時代》主編、素有理論家之稱的考茨基，在沉吟良久之後，終於提出一個得到大部之人贊同的議案，獲致通過，成為決議。
那決議言道：「個別社會黨人加入資產階級政府，不可視之為奪取政權的正常開端，只可認作是迫不得已時採取的暫時特殊手段。」「若是某種政治情勢使得必定要行此冒險嘗試，那也只是策略問題，而非原則問題。國際代表大會不須對此表示意見。」考茨基這一議案，既否定入閣是奪取政權之開端，又稱其與原則無關，僅只是個策略。這便顯出八面玲瓏，有褒有貶，可伸可縮，難以捉摸。故而義大利社會黨人費裡戲謔地揶揄它是「橡皮性決議」。
便是環繞此事，第二國際中呈現出反入閣派、入閣派及模稜兩可的「橡皮性」的中間派。嗣後，大抵上便依此而形成了左派、右派及中派。巴黎大會雖說爭執激烈，卻也還通過了譴責軍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決議，更建立了自家的常設機構，喚作「社會黨國際局」。這社會黨國際局全然不同於第一國際時的總委員會。建立之時眾人便決定，它僅只是各國間互通訊息及統計諸項數據之機構，決非中央領導機構。
此國際局設在比利時京城布魯塞爾，由各國黨派出的代表組成，從中推舉出常務委員會及書記處，並選出主席與總書記。比利時工人黨創始人王德威爾得做了主席，先後兩任總書記亦是比利時人。巴黎大會之後，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國際又開過四次代表大會，便是1904年阿姆斯特丹大會、1907年斯圖加特大會、1910年哥本哈根大會及1912年巴塞爾非常代表大會。
這幾次會雖也議及了社會主義政黨統一政黨與工會關係、殖民主義等眾多問題，但最是令人關切之事還是戰爭。蓋因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日遼通近，「同盟國」、「協約國」兩大軍事集團也已形成。小夥伴們，現在你們知道第二國際為什麼會分為左中右三個派別，它們各自又代表著什麼思想理論和利益訴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