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蘭克被視為民族國家史學的鼻祖。二戰後，隨著聯邦德國史學界對民族國家史學的反思與批判，蘭克的名字也不可避免地被劃入了德國史學史的負資產清單。最近幾年，在全球史浪潮的推動下，德國史學界對本國的世界史學傳統進行了回顧與梳理。因蘭克在其晚年撰寫過多卷本《世界史》，所以其世界史理念及實踐也是人們繞不過去的一筆史學遺產。
世界史應該是人類關聯史
蘭克在82歲高齡時宣布要撰寫一部《世界史》。作出這一決定，並非一時興起。事實上，從1818年起在奧得河畔的法蘭克福擔任中學歷史教師，到1825年在柏林大學任教，蘭克講授的便是「普遍史」或世界史。在其以往出版的近代歐洲民族國家史著作的序言裡，經常有涉及世界古代與中世紀史的鋪墊。
不僅如此，蘭克一直懷有撰寫一部符合自我史學理念的《世界史》的學術雄心。這一雄心源自他對19世紀初歐洲世界史書寫的不滿。從1736年起，英國史學界推出了60多卷本以各民族史為單位的世界史巨著，徹底改變了歐洲學術界以往受《聖經》影響的狹隘的世界史觀念。德國學者紛紛效仿，並試圖超越這部巨著。一個重要的突破點便是，英國史學界的世界史著作雖然幾乎涉及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但缺乏內在的聯繫性與系統性，只能算是一部各民族歷史的彙編，而從康德到費希特再到黑格爾，德國哲學家都提出自己的世界史體系。他們通常把人類歷史解釋為一部逐步實現自我完美的進步史，並把歐洲置於其先鋒位置。
早在19世紀30年代初，還是柏林大學副教授的蘭克就對此類歷史哲學式的世界史理念做出了尖銳的批判。蘭克指出，一方面，這種進步歷史觀在哲學界仍然頗有爭議，不是哲學界的一致意見；另一方面，它只是以某幾個民族的歷史為依據，而視其他民族的歷史為不存在或不重要。如果放眼世界各民族的歷史，就不難看出，其實它們自古至今都處於極其不同的狀況之中。在蘭克看來，歷史哲學是一種「不成熟的哲學」。哲學家們依據少數歷史事實創建了自己的概念體系，他們重視的是概念之間的邏輯性，而忽視了概念與事實之間是否一致。在使用其概念體系解釋世界歷史時，哲學家們常常只挑選符合其體系的事實，而對那些不符合其體系的事實視而不見。因此，歷史哲學不能勝任世界歷史的研究與書寫。與此相反，歷史學雖然研究具體個案，與對整個世界歷史的宏觀把握似乎相距很遠，但若歷史學家在做好個案研究的同時，注重歷史事物之間的關聯性，立足於微觀而放眼宏觀，從少到多，從小到大，卻是有可能在未來實現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理解與解釋的。
當然，蘭克對英國史學家的世界史撰寫方法也是不滿意的。在其《世界史》的前言中，蘭克明確指出，各民族史的彙編還不能成為世界史。因為這種彙編忽視了各民族之間的相互關聯，而人類共同體的存在，是顯而易見的。因此，蘭克心目中的世界史，是一部人類交往與融合史。
為什麼沒有古代中國
蘭克在其《世界史》的前言裡也說明了這部著作所不能包括的內容，如地球與人類的起源、文字出現以前的人類歷史。他認為，地球與人類的起源問題，只能由宗教與自然科學來回答。歷史學只能研究擁有文字記載的以及歷史遺蹟可解讀的人類歷史。讓中國讀者感到困惑的是，蘭克也把古代中國排除在其世界古代史之外。蘭克不同意以往把「某個東方民族」視為世界歷史的出發點的做法，並提出了似乎符合其世界史理念的理由：不能從處於「永久的停滯狀態」的民族出發，來理解世界歷史的內在運動。在他看來，中國人的古代文明雖然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中國人長期處於自我封閉與停滯狀態，沒有與其他民族發生密切交往，而一個民族只有在與其他民族發生密切交往時才算真正進入了世界歷史。
事實上，中國自古以來與其他民族密切交往的例子數不勝數，其中也不乏具有世界歷史意義與規模的先例，如漢武帝打擊匈奴的政策迫使部分匈奴部落西遷，由此引發「民族大遷徙」，最終推動日耳曼人進犯古羅馬帝國，深刻影響了歐洲乃至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等等。蘭克在其《世界史》中雖然也提到了「民族大遷徙」，但認為它不是日耳曼人入侵古羅馬帝國的主要推動力，由此錯過了向東方進一步探索歐洲歷史進程的世界性關聯的契機。
蘭克把古代中國視為處於「永久的停滯狀態」，其實是落入了黑格爾世界歷史哲學的陷阱，接受了黑格爾對古代中國的固定印象，而不是像他本人一再要求的那樣，對歷史個案進行具體的研究。蘭克將古代中國排除在其世界史之外，其實有著更為現實的原因。按照蘭克自身嚴格的史學研究規範，歷史寫作必須建立在原始資料的基礎之上，但對於處於耄耋之年、生活在歐洲文化中的他來說，學習並通曉漢語、獲得並使用中國歷史文獻，都是不可逾越的障礙。這時德國讀者普遍認為的中國是一個自我封閉、自古不變的民族的「定論」，便成為繞過這些障礙的託詞。
難以擺脫的歐洲中心主義
自1877年開始到1886年去世，蘭克先後推出了六卷本《世界史》，此後他的助手又在其遺稿基礎上整理出版了三卷本，共為九卷本（16冊）。在時間上，《世界史》只寫到15世紀，因此只是一部世界古代與中世紀史，並且是以歐洲史為核心的。因蘭克在此前已經完成了15世紀以來歐洲民族國家的歷史，所以他的《世界史》等於是為其近代歐洲史補充了古代中世紀的基礎。
蘭克很清楚，僅僅是歐洲史還不能成為世界史，他必須走出歐洲的家門，但他不過是在歐洲的南大門口「遛了個彎」，就迅速返回了熟悉的歐洲家園。受歐洲中心主義理念以及知識結構的影響，蘭克所撰寫的世界古代與中世紀史只是一部略帶有非歐洲背景、與近中東的非歐洲文化略有關係的歐洲古代與中世紀史。支撐這種與歐洲以外的世界沾點邊的「世界史」的，是一種特殊的世界歷史哲學，即世界歷史的核心是歐洲多民族國際體系的起源與發展的歷史。蘭克認為，這一體系起源於古埃及，因為在那裡最早形成了一個埃及——閃米特多民族體系。在以後的歷史進程中，這一體系又將歐洲各民族吸納進去，逐步形成了新的越來越廣泛的、以歐洲為核心的近代世界體系。換句話說，蘭克的世界史寫作猶如在跟蹤一個國際政治龍捲風的形成與發展過程，它由小到大，最終席捲全人類。而其他民族被捲入之前的歷史，則被排除在這一世界歷史之外。
應該說，這種世界史撰寫方法實際上也有悖於其歷史主義的個體理念。眾所周知，蘭克在批判進步主義史學觀時曾經說過，每個時代都是直達上帝的，都有其自身的價值，因此他反對將一個歷史時代僅僅視作通向最佳狀態的一個過渡。按照同樣的邏輯，每一個民族的任何一個時代的歷史也都有其獨立的價值。即便某些民族沒有與其他民族發生密切關係，沒有參與人類的大融合進程，也不應該將它們排除在世界歷史的撰寫範圍之外。
不難看出，蘭克的世界史並不是一部完整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史。它依然存在一些空白與缺陷，一方面因為古代與中世紀時期人類各民族之間的交往客觀上較少，另一方面由於許多交往的歷史還沒有被發現。更重要的是，各民族獨立或基本獨立生存的歷史，儘管文明碩果纍纍，卻被排除在外。在理論上，蘭克也認識到民族史與世界史之間的辯證關係。他認為，世界史不應該脫離民族史，成為虛幻的歷史哲學，但也不能在民族史上停步不前。在具體的實踐上，他卻選擇歐洲與近中東的民族史為其世界史的起點與重點。實際上，更為合理的做法應該是，把已知的包括中國、印度在內的所有古代文明作為世界歷史的多個起點，在闡述其獨立發展的同時，跟蹤它們之間的交往並最終逐步形成人類大融合的歷史。
總之，蘭克的世界史實踐是不完美的、令人失望的，但他在生命的最後歲月向世界史高峰挑戰的勇氣是值得欽佩的。在再次提及蘭克的時候，人們或許應該意識到，他不僅是民族國家史學的鼻祖，而且也是世界史與全球史寫作的一位先驅。
（作者：景德祥，單位：中國社科院世界史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