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盤古智庫
「
國務院19號文件提出了到2020年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具體目標和主要任務、主要政策措施。在國際金融危機正在全球肆虐並造成經濟衰退的特殊時期，國務院出臺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為重點的政策性文件，毫無疑問是一個具有國際國內雙重影響的重大政策。展望未來十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目標需要賦予新的內涵和高度。
本文作者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中美綠色基金董事長徐林，文章來源於「財新網」。
」
2009年3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國務院關於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位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國發2009年第19號，以下簡稱國務院19號文），文件提出了到2020年把上海建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具體目標和主要任務、主要政策措施。這一文件的出臺不僅為國際金融危機後一度陷入困境的上海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指明了方向和重點，也引起了國內外有關方面的高度關注。
今年是國務院19號文提出的各項任務和目標的實現年份，今年又是一個十分特殊的年份，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導致的經濟衰退、中美日益複雜的戰略博弈導致的外部環境惡化，使得未來中國的發展環境變得更加複雜和不定，讓越來越多的人實實在在地感受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影響。今年還是國家和上海市編制經濟社會發展「十四五」規劃的關鍵年份，在這個特殊年份重新回顧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文件的形成，簡要評估文件實施成敗，對展望謀劃未來發展方向、目標、任務和舉措，具有積極的意義和啟發。我作為時任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司長，牽頭參與了該文件的起草和文件出臺後前幾年的具體實施，自然有不一樣的體會和感受，值得通過此文分享給大家。
一、文件起草的工作布置
2008年7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到上海考察調研，我工作所在的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等部門領導陪同。在調研考察期間，基於上海市由於成本上升和周邊江浙地區製造業迅速崛起的競爭挑戰，上海市原有的製造業競爭優勢逐漸喪失，部分製造業企業從上海轉移到江浙地區，部分製造業新項目甚至直接放棄上海，這使得上海的經濟增速面臨下降壓力。通過現代服務業替代，強化上海在全國和長三角地區的龍頭老大地位，在此基礎上穩定上海的經濟增長，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溫家寶總理考察調研過程中，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希望國務院能夠制定專門文件，支持上海市加快發展以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推動上海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和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溫家寶總理對上海的這一構想和建議給予了積極的回應。考慮到這些工作事關金融業和航運業等相關產業的不同政策領域，涉及到諸多國務院相關部委的政策協調，溫家寶總理將牽頭研究起草文件的任務交給了陪同他調研考察的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
張平主任回京後，專門打電話把我叫到辦公室，和朱之鑫副主任（兼任中財辦主任）一道將這一任務布置給了我工作的財政金融司。我意識到這是一項重要工作，且時間緊壓力大。儘管如此，我還是充滿信心地接受了這一富有挑戰性的任務。這項工作對財政金融司而言，也是難得的一項帶有綜合協調性質的重要工作，有利於鍛鍊隊伍、增長知識。當然，我也知道這一安排並不同尋常。如果只涉及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一個領域，按照國務院部門職能分工通常應該由人民銀行牽頭，由於涉及到航運中心建設等超出金融領域的跨部門議題，自然落到了具有「小國務院」綽號的國家發改委身上。在國家發改委內部也是如此，因為按照發改委內部司局職責分工，涉及區域政策和規劃的職責主要在地區經濟司，可是考慮到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相關政策大量涉及財政金融等專業內容，這一任務既沒有交給負責區域政策和規劃的地區經濟司，也沒有交給負責航運發展的基礎產業司，而是交給了我所在的財政金融司。
接到任務後，我隨即開始研究提出工作方案，組織國家發改委相關司局同事組成的調研組赴上海調研，並聽取上海市發改委、金融辦等市政府有關部門的意見和建議。在調研時我發現，上海市已經為這次國務院文件的起草，做了充分的事前準備，我知道這是上海人做事的風格。周波（時任上海市政府副秘書長、發改委主任，現任遼寧省委副書記）領導的上海市發改委和方星海（時任金融辦主任、現任中國證監會副主席）領導的上海市金融辦，為調研組提供了比較系統的關於促進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的具體建議和基本材料，這些材料對最終形成國務院文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性作用。在此基礎上，我們又和「一行三會」、財政、稅務、交通等部門，組成了部際聯合調研組赴上海進行調研，進一步聽取有關部門意見，並實地考察參觀了上海的眾多金融市場機構、航運機構、港口等，聽取市場專業機構對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的意見和建議。在考察上海外匯交易中心時，時任交易中心領導謝多不僅為調研組做了全面、專業的業務介紹，還介紹了交易中心在外灘辦公的建築，原華俄道勝銀行大樓的歷史和建築特點。華俄道勝銀行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這棟1901年開工、1905年完工的百年建築還是中國第一棟裝備了電梯的大樓，內部裝飾至今看起來依然富麗堂皇，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整個工作過程中，上海市政府主要負責同志，以及分管相關業務的楊雄副市長、屠光紹副市長高度重視，分別會見了文件起草和調研組成員，並同大家一期交流了對主要舉措建議的看法。
二、文件起草的主要政策難點和政策要點
起草組經過幾次調研後，開始起草國務院文件。文件起草過程與我在規劃司起草五年規劃一樣，需要對發展目標和重點任務進行梳理，並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措施，這涉及到目標描述的合理性、重點任務的相關性和與政策舉措的可操作性。由於很多政策措施都涉及到對現行制度的改革、金融產品和監管創新、稅收優惠、重大航運基礎設施項目等，需要與相關部門進行複雜的溝通和協調，一些政策舉措在取得一致意見方面花費了不少時間，溝通協調和討價還價都是不可少的工作。發改委幹部在遇到不同部門之間的分歧時，一般都敢於應對、善於協調，而不是從原有立場上簡單後退以謀取一致，這是文件最終還能在一些重大改革創新舉措上取得一致的工作基礎。我個人覺得這也得益於發改委作為一個綜合部門，經常要處理類似問題時積累的經驗。記得我剛進國家計委工作時，入職教育的第一課就有前輩官員教育我們說：你們進了國家計委，處理問題時都要站在總理的立場上來進行考慮，把自己當成總理。這一要求使得發改委幹部在考慮問題時能夠更多拋開部門利益或局部利益，用更開闊的視野的更高的站位來持有立場、協調立場。
國務院19號文值得解釋和展現的主要任務和政策話題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發展目標。在確定目標期為2020年以後，如何描述2020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是頗費周折的討論話題。橫向比較全球各大國際金融中心，其本幣與其他貨幣之間無論是經常帳戶合適資本帳戶都是可自由兌換的。而當時，我國只實現了經常項目的自由兌換，資本項下本分項目可以自由兌換、部分是有管理的兌換，但總體看我國資本項下還處於不可自由兌換的狀態。關鍵是起草組成員和成員單位，尚無法判斷到2020年我國到底是不是能夠實現資本項下的完全可自由兌換，這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目標設定和發展程度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對跨境國際金融業務的市場規模以及國際機構的參與程度也同樣具有決定性作用。經過起草組成員和上海市方面的深入溝通交流，最終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出發，側重於國內和上海市能有所作為的重點，提出了到2020年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為重點的發展目標：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基本形成國內外投資者共同參與、國際化程度較高，交易、定價和信息功能齊備的多層次金融市場體系；基本形成以具有國際競爭力和行業影響力的金融機構為主體、各類金融機構共同發展的金融機構體系；基本形成門類齊全、結構合理、流動自由的金融人力資源體系；基本形成符合發展需要和國際慣例的稅收、信用和監管等法律法規體系，以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金融發展環境。
在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方面，則圍繞港口設施能力、港口服務體系、輻射服務範圍、國際化運營環境等方面，提出了需要實現的主要目標：到2020年，基本建成航運資源高度集聚、航運服務功能健全、航運市場環境優良、現代物流服務高效，具有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的國際航運中心；基本形成以上海為中心、以江浙為兩翼，以長江流域為腹地，與國內其他港口合理分工、緊密協作的國際航運樞紐港；基本形成規模化、集約化、快捷高效、結構優化的現代化港口集疏運體系，以及國際航空樞紐港，實現多種運輸方式一體化發展；基本形成服務優質、功能完備的現代航運服務體系，營造便捷、高效、安全、法治的口岸環境和現代國際航運服務環境。
二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主要任務和政策舉措。根據文件參與方的共同討論和交流，文件首先明確了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核心任務是不斷拓展金融市場的廣度和深度，形成比較發達的多功能、多層次的金融市場體系。在此基礎上，圍繞加強金融市場體系建設、加強金融機構和業務體系建設、提升金融服務水平、改善金融發展環境等主要方面，提出了比較詳細的發展任務和政策舉措。其中，許多政策舉措涉及到金融領域的產品和服務創新，涉及到金融機構體系、市場體系和監管制度的改革，這些措施雖然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所配，但實際上涉及到中國金融發展的整體改革和創新，具有國際和全國性影響。恰恰是因為如此，這些創新和改革舉措經過了參與起草的相關部門來來回回的艱難討論和爭論，形成共識花了不少時間和周折。主要任務和舉措包括：開展項目收益債券試點、發展外幣債券等債券品種、加快銀行間債券市場和交易所債券市場互聯互通，推進上市商業銀行進入交易所債券市場、推出以股指、匯率、利率、股票、債券、銀行貸款等為基礎的金融衍生產品、推出新的能源和金屬類大宗產品期貨、在海關特殊監管區內探索開展期貨保稅交割業務、建立不同市場和層次間上市公司轉板機制、積極發展證券投資基金、社保基金、保險資產、企業年金、信託計劃等各類機構投資者、擴大境外投資者參與上海金融市場的比例和規模、擴大國際開發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規模、穩步推進境外企業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和發行人民幣股票、探索上海與香港的證券產品合作、吸引國際知名再保險公司在上海開設分支機構、推進金融企業開展綜合經營試點，培育和吸引具有綜合經營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金融控股集團。鼓勵發展各類股權投資企業（基金）及創業投資企業。積極拓展各類金融業務，推動私人銀行、券商直投、離岸金融、信託租賃、汽車金融等業務發展，有序開發跨機構、跨市場、跨產品的金融業務。開展商業銀行併購貸款業務，為企業併購活動提供資金支持。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適時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試點。穩步推進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支持設在上海的合資證券公司、合資基金公司率先擴大開放範圍。大力發展電子交易，促進各類金融信息系統、市場交易系統互聯互通，健全為市場交易服務的登記、託管、清算、結算等統一高效的現代化金融支持體系，加快發展信用評級、資產評估、融資擔保、投資諮詢、會計審計、法律服務等中介服務機構。在上海建立我國金融資訊信息服務平臺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務市場。加強金融法制建設，加快制定既切合我國實際又符合國際慣例的金融稅收和法律制度，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金融糾紛審理、仲裁機制，探索建立上海金融專業法庭、仲裁機構。以金融業統一徵信平臺為載體，完善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基礎資料庫建設，促進信用信息共享。
三是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主要任務和舉措。文件圍繞優化現代航運集疏運體系、發展現代航運服務體系、建立國際航運發展綜合試驗區、完善現代航運發展配套支持政策、促進和規範郵輪產業發展等五方面，提出了主要任務和舉措。值得關注的是，在政策舉措方面，涉及到稅收優惠的部分政策舉措一般都帶有前提條件，表明了國務院財稅部門對稅收優惠的謹慎態度，不少都是經過多次溝通協調後才形成的勉強一致。主要任務舉措包括：整合長三角港口資源，形成分工合作、優勢互補、競爭有序的港口格局，加快洋山深水港區等基礎設施建設；推進內河航道、鐵路和空港設施建設，優化運輸資源配置，適當增加高速公路通道，大力發展中遠程航空運輸；促進與內河航運聯動發展，加快江海直達船型的研發推廣，推動洋山深水港區的江海直達，大力發展水水中轉；充分發揮上海蘆潮港貨櫃中心站及鐵路通道作用，做好洋山深水港區鐵路上島規劃研究，提高鐵水聯運比例；降低國際貨櫃中轉成本，鼓勵我國外貿貨櫃在上海國際航運中心轉運；大力發展船舶交易、船舶管理、航運經紀、航運諮詢、船舶技術等各類航運服務機構，拓展航運服務產業鏈，延伸發展現代物流等關聯產業；進一步拓展洋山保稅港區功能，發展北外灘、陸家嘴、臨港等航運服務集聚區；充分發揮上海航運交易所的船舶交易和運價信息發布功能，加快建設全國性船舶交易信息平臺和船舶交易市場。建立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綜合信息共享平臺，促進形成便捷高效的長三角區域及長江幹線港口、航運信息交換系統。將中資「方便旗」船特案減免稅政策的執行截止日延長至2011年中。對註冊在洋山保稅港區內的航運企業從事國際航運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對註冊在洋山保稅港區內的倉儲、物流等服務企業從事貨物運輸、倉儲、裝卸搬運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允許企業開設離岸帳戶，為其境外業務提供資金結算便利；實施啟運港退稅政策，探索創新海關特殊監管區域的管理制度，鼓勵在洋山保稅港區發展中轉業務。加快發展航運金融服務，支持開展船舶融資、航運保險等高端服務。積極發展多種航運融資方式，探索通過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等方式，為航運服務業和航運製造業提供融資服務。允許大型船舶製造企業參與組建金融租賃公司，鼓勵金融租賃公司進入銀行間市場拆藉資金和發行債券。積極研究有實力的金融機構、航運企業等在上海成立專業性航運保險機構。對註冊在上海的保險企業從事國際航運保險業務取得的收入，免徵營業稅。積極研究在上海先行試點從事國際航運船舶融資租賃業務的融資租賃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加快開發航運運價指數衍生品。允許境外國際郵輪公司在上海註冊設立經營性機構並提供國際航線郵輪服務業務。鼓勵境外大型郵輪公司掛靠上海及其他有條件的沿海港口並發展為郵輪母港。研究建立郵輪產業發展的金融服務體系，在保險、信貸等方面開設郵輪產業專項目錄。
四是加快推進先進位造業和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發展。細心的讀者可能會發現，一個以促進上海現代服務業發展的文件怎麼會有製造業發展的內容？這是因為文件起草完成後提交國務院審議時，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已經全面爆發，當時不少觀點認為這是美國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空心化導致的結果。國務院領導在審議文件時認為上海應該汲取美國的教訓，在強化發展現代服務業發展過程中，不能忽視製造業的發展，應該重點加強產業升級，加快附加值更高的先進位造業發展。按照國務院領導指示，文件起草組會同上海市發改委，以現有製造能力為基礎，以調整、優化和提高為方向，以研發、創新和增值為重點，以不斷提高製造業的核心競爭力和產業附加值為目標，研究增加了發展先進位造業方面的內容。主要包括：著力提升汽車、裝備、船舶、電子信息等優勢製造業的研發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加快發展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興製造業和戰略產業；優化發展精品鋼材、石油化工等基礎製造業；增強先進位造業發展的技術支撐和服務能力。支持從事軟體研發及服務、產品技術研發及工業設計服務、信息技術研發及外包服務、技術性業務流程外包服務等業務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的發展。對符合條件的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減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職工教育經費按不超過企業工資總額8%的比例據實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對技術先進型服務企業離岸服務外包業務收入免徵營業稅；設立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引導創業投資企業加大對先進位造和先進技術服務領域初創期企業的資本投入。
三、文件頒布後的宣傳和實施
在國際金融危機正在全球肆虐並造成經濟衰退的特殊時期，國務院出臺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為重點的政策性文件，毫無疑問是一個具有國際國內雙重影響的重大政策。為了做好文件的宣傳並擴大影響，我委與國務院新聞辦聯繫，希望專門召開一次新聞發布會，專題介紹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的主要政策目標和舉措。國務院新聞辦不僅非常支持，還創新性地將此次新聞發布會安排在上海而不是按慣例安排在北京舉辦，這也是國新辦首次在北京之外的地區舉辦這樣的新聞發布會。經過有關參與方的充分準備，2009年4月29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在上海召開了關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新聞發布會。國家發改委分管財政金融司的劉鐵男副主任、上海市分管航運和先進位造業的楊雄副市長、分管金融的屠光紹副市長共同參與，回答了中外記者關心的問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考慮到文件的實施涉及多個部門，文件專門提出了加強組織領導和協調服務的實施要求：建立健全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指導協調機制，建立由發展改革委牽頭，有關部門參加的協調機制，加強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指導、協調和服務。經國務院同意，成立了由發改委、財政部、稅務總局、交通部、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上海市政府等部門和地方政府參與的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省部際協調機制，辦公室設在國家發改委財政金融司。上海市和有關部門對文件的實施和部際協調機制的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和權力支持。經商有關參與部門，省部際協調機制確定了年度滾動推進的工作計劃機制，年初提出本年度的工作計劃，明確年度工作重點，年中進行調研評估，對難以落實的年度工作進行跨部門研究並提出解決辦法，年終進行年度總結評估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計劃。在我個人看來，這一年度滾動實施的工作機制是有效的。2012年中，我轉崗到發展規劃司任司長，工作重點轉向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十三五」規劃的編制，最終脫離了這項工作。在規劃司工作時，時任上海金融辦主任的鄭楊還專門到我辦公室溝通過一次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三五」規劃的設想。後來，由於國家發改委承擔了太多的類似部際協調機制，這一工作機制在精簡清理時被取消了。目前，涉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相關推進工作，已經由人民銀行牽頭在負責推動。
四、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城際之爭
中國的一線城市，都有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構想和目標，城市之間圍繞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競爭是一種客觀存在。明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定位和目標後，最敏感的自然是已經成為著名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恰恰是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在文件起草時就已經對上海與香港的關係進行了描述，提出要加緊與香港的優勢互補和戰略合作，形成分工合理、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格局。但我們也十分清楚，由於香港具有自由貿易港、貨幣自由兌換、實施英美法系，以及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上海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太可能超越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儘管如此，在國新辦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還是有香港記者對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相互關係問題進行了關注和提問。2009年下半年，我應外交部駐港公署邀請赴港就中央政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政策舉措向駐港外國新聞媒體進行全英文介紹和交流時，也有海外媒體繼續關注這一話題。在港期間，香港金管局主席陳德霖先生約我小範圍餐聚，飯間專門詢問了我有關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背景和政策導向，我回答了他關心的問題並闡述了上海產業結構向現代服務業轉型過程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的必要性，強調滬港兩個城市之間在金融領域具有優勢互補、加強合作、共同發展的廣闊空間。我2006年赴港宣講國家「十一五」規劃時就結識了陳德霖先生，印象深刻。應該說，陳德霖先生是一位非常專業但又對大格局有著很好把握的特區政府官員。
北京是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城市的有力挑戰者。記得在文件形成過程中還有人專門說過：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條件是什麼？是要有足夠多的金融機構總部，有足夠多的信息。在中國，大型金融機構的總部主要聚集在北京，最重要的信息也都在北京，在中南海裡面，上海不具備這些條件。言下之意是，北京更具備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但是，上海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早有出處。早在1991年鄧小平視察上海時就說過，中國在金融方面要取得國際地位，首先靠上海。中國共產黨十四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把上海建成我國的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北京在自己的發展定位中，不好直接將北京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只好用了「有國際影響力的金融中心」，迴避了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北京市金融局書記霍學文是我南開大學研究生同學，為了促進北京金融服務業的發展可謂是專心致志、操碎了心。他知道我在牽頭負責上海兩個中心建設相關工作後，有一次曾半開玩笑地批評我作為北京市市民只給上海辦事不給北京辦事，讓我無言以對。北京市如今雖然面臨疏散非首都功能的壓力，但依然不放棄在金融中心建設方面的努力，不僅進一步明確了國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定位，還在副中心開展了國際化綠色金融中心建設等新的金融發展努力。
五、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主要成就
從國務院19號文件發布到今年已經過去了11年了，應該說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出的各項任務和舉措都取得積極進展。但實事求是地說，仍然有一些涉及到不同領域的改革舉措，還沒有真正落地並產生效應。如何對文件的實施效果進行綜合評估，已經超出了我個人的能力和和信息掌握範圍。但從媒體已公布的資料看，我們大致也能判斷出一些實實在在的進展。
從整體地位看，上海毫無爭議地成為全球金融要素市場集聚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全球金融基礎設施最完備的城市之一，我國金融產品最豐富、金融機構體系最全面、金融發展環境最佳的城市之一。按照英國智庫Z/Yen集團最新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上海首次晉級全球國際金融中心排名第四位。從金融市場交易規模看，截至2019年底，上海金融市場成交總額已經達到1933萬億元，是2009年的7.7倍；從金融機構數量看，2019年持牌金融機構達1646家，較2009年增加了660家；從產品定價影響力看，隨著新增期貨產品的擴大和定價機制創新，「上海金」，「上海油」和「上海銅」等期貨市場以人民幣計價的「上海價格」影響範圍不斷擴大，期貨產品數量還在不斷擴容。從外資金融機構入住來看，隨著我國金融業開放步伐加快，野村東方國際、摩根大通已經成為外資控股的證券公司，貝萊德、路博邁、富達國際三家外資私募機構在申請設立外資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已有90多家跨境資金池落地上海。從交易市場開放看，「債券通」「滬港通」「滬倫通」順利推進，原油期貨、20號膠等人民幣定價的大宗商品期貨相繼對境外投資者開放，低硫燃料油期貨也將成為又一個國際化能源期貨品種。這些都是看得見的實實在在的進展。
從總體來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呈現了逐步開放、穩紮穩打、注重實效、安全可控的開放發展之路，基本實現了2009年國務院19號文提出的目標和任務。在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方面，在世界最佳連接港口排名、波羅的海國際航運中心發展指數、貨櫃吞吐量、機場旅客吞吐量、船隊運力五方面，都取得了顯著進展。最近在上海舉辦的國際航運中心成果展，全方位展示了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建設取得的詳細進展，應該說令人醒目。在先進位造業方面，文件提出的轉型升級方向和重點，基本上與上海過去十年先進位造業的發展成效是結構性吻合的。2019年賽迪先進位造業城市發展指數排名中，上海繼續蟬聯冠軍，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上海在高端製造、汽車船舶、電子信息、生物醫藥、集成電路以及AI等產業方面的進展和優勢。
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未來十年
展望未來十年，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目標需要賦予新的內涵和高度。這是因為中國經濟規模到2030年時大致會達到150萬億人民幣左右（年均增長4%左右），如果用當年價衡量應該在180萬億元左右，屆時佔全球經濟總規模的比重會由目前的16%左右上升到20%左右，金融市場規模也會獲得相應的提高。儘管今後一段時期國家會順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構建以國內循環為主、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格局，但只要國際環境不發生逆轉性大變化，中國經濟參與國際市場的程度依然會保持穩定並不斷深入，貿易和投資導致的資本跨境流動規模還會進一步上升，重要資源產品的交易規模和國際交易參與度還會進一步提高。從高質量發展、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更好維護國家全球化利益的角度看，中國會更需要用全球視野在進行市場化資源配置和必要的戰略配置。因此，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對未來中國的發展依然具有戰略意義。如何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提高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化程度，需針對存在的差距和短板有重點地開展工作。
一是進一步改善國際金融中心的環境建設。內外部環境建設特別是軟環境建設，是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必要條件。實事求是地說，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雖然取得了積極進展，在國際排名中不少指標名列前茅，但這些領先指標主要與我國經濟和金融的體量巨大、排名靠前密切有關。但在與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化程度密切相關的其他一些重要領域，如資本帳戶的自由兌換程度、國際金融市場參與程度、與國際標準和規則的接軌、國際投資者市場參與度、國際金融機構聚集度、國際資信獲取便利度、國際化人才聚集度等，上海與倫敦、紐約、香港、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相比，還具有明顯差距。對這些差距，要在不斷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基礎上，按照難易程度，有重點、有時序地通過進一步開放和改革逐一加以解決，這是國際金融中心城市建設取得新進展需要具備的基本條件。
二是加深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合作。香港作為東亞地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在自由市場制度、司法獨立制度、金融機構體系、國際金融機構聚集度、國際化人才、國際化營商環境等方面都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優勢，依然可以作為中國未來參與全球化資源配置、以及國際投資者配置中國資產和人民幣資產的橋頭堡。上海在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方面與香港應該在現有基礎上加深在市場聯通方面的合作，通過產品設計和創新，把香港市場的國際投資者通過必要的產品和制度安排，引入到上海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進行投資，從而提高上海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參與程度。與此同時，還可以進一步擴充完善「滬港通」產品和制度安排，擴大內地投資者參與香港金融市場投資的規模和渠道。通過滬港金融雙向合作，加深兩個國際金融中心的一體化程度。當然，如果環境和條件許可，上海還可以繼續加強與倫敦、紐約、新加坡、東京等其他國際金融中心的合作。
三是提高人民幣資產配置中心的地位。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中國經濟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必然的趨勢，人民幣作為貿易結算、對外投資、資產配置的功能將進一步加強，海外投資人持有人民幣資產的意願也會逐漸上升。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上海作為中國大陸的最開放的國際金融中心，具備基礎進一步完善各種條件和安排，成為全球人民幣資產的配置中心和人民幣資金管理中心。因為從目前市場規模看，境外市場各類主體共持有大約接近7萬億元人民幣資產，且主要分布在上海和中國香港，而且上海有更高比重。未來隨著中國經濟規模和跨境投資和貿易規模，特別是人民幣海外投資和雙邊貿易結算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未來上海應該在現有基礎上，通過產品設計創新和交易、託管、清算、監管、流動性保障等方面的制度創新和國家間協調，進一步成為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配置中心，為分布在全球各地對人民幣資產感興趣的各類投資人提供便利，讓他們在自己所在的國家境內依託當地機構、適用當地法律、使用當地語言、接受當地監管，就能便利地購買、持有和交易人民幣資產。在上海從事經營活動的國際投行和金融機構，也可以在這個過程中通過產品和制度創新，更好扮演人民幣資產面向不同國家金融機構和個人投資者的分銷商角色。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專門設置的央行上海分部，可以進一步強化並豐富在上海的服務、監管、調控和保障功能，更好保障上海人民幣資產和資金配置管理中心的功能。■
文章來源於「財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