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沿線國家內部政權更迭逐漸成為影響「一帶一路」倡議順利實施的重要因素。沿線國家既存在顛覆性政權更迭的可能，又存在常規性政權更迭的可能。顛覆性政權更迭發生的頻率較低，但影響較大；而常規性政權更迭發生的頻繁和可預測性均較高，並且其影響通常可控。一些沿線國家政權更迭具有周期性、區域交錯性、反覆性與意外性等特點。因此，「一帶一路」建設中將長期面臨政權更迭的風險，而且將對當事國可持續發展和「一帶一路」具體項目的推進產生重要影響。在政權更迭初期，當事國國內穩定與經濟發展將受到衝擊，直接威脅「一帶一路」相關項目建設；從中長期看，後續影響將取決於政權更迭對當事國政治和社會發展穩定的破壞程度以及相關經濟合作項目與該國國內政治的關聯程度。如果當事國在政權更迭後仍能保持政局穩定，並且繼續對「一帶一路」合作持歡迎立場，就不會對中國的對外經貿合作造成持續的負面影響。今後，中國應高度重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及時制定預案，綜合施策，有效管控其造成的影響。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沿線國家1可能的政權更迭已成為影響建設推進的重要問題。政權更迭形式多樣，原因複雜，包括經濟、政治和國際因素等。國家現代化、經濟危機、政治制度不匹配、國際環境與外部幹預等因素都可能引發政權更迭。政權更迭造成的影響同樣複雜。主流觀點多認為政權更迭易引發破壞性影響，而在經濟社會條件不成熟的國家強行推動政權更迭，也易引發國家治理體系的系統性崩潰。但是，政權更迭也可能在某些條件下促進國家發展。在「一帶一路」研究中，有關政權更迭的研究涉及沿線國家的國情、外交風險預警、項目投資保護等多個方面，4這些都是影響項目持續推進的重要因素。
本文從系統和整體的視角分析政權更迭對可持續的「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既有研究多聚焦某一具體的政權更迭形式，本文擬彌補這一缺陷，以整體方式，並適當擴大政權更迭的外延，將選舉革命等納入研究內容。從政權更迭的暴力程度和制度化程度兩個維度，可將政權更迭分為兩大類三種形式，即顛覆性政權更迭與常規性政權更迭兩大類，其中顛覆性政權更迭中又分和平與暴力兩種形式。顛覆性政權更迭主要包括反叛、內戰、顏色革命等非法並直接摧毀舊制度的奪權模式，而常規性政權更迭則指在選舉等名義上符合規範的奪權方式。
本文主要分析兩大問題，一是總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的基本模式與規律，二是分析這些國家政權更迭造成的影響，尤其是分析其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
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模式
按照顛覆性政權更迭與常規性政權更迭的分類，本文基於138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權更迭基本分布情況，將其分為發生顛覆性政權更迭的國家、發生常規性政權更迭的國家和未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
（一）基於類型劃分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權更迭分析
顛覆性政權更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屬小概率事件，但呈現反覆性特徵。常規性政權更迭屬於大概率事件，發生頻率極高，但可預測性更強。在統計時間段內未發生任何政權更迭的國家則具有明顯的制度性特徵。
第一，發生顛覆性政權更迭的國家。2001—2017年，「一帶一路」沿線有15個國家至少出現一次以上的顛覆性政權更迭，佔所統計國家總數的14%。此類政權更迭通常伴隨暴力或大規模抗議活動，並造成國家體制和政府權力格局的徹底變更。另有統計數據顯示，有10個沿線國家在2001—2017年期間經歷過兩次或兩次以上非正常政權更迭，其中後一次政權更迭通常與前一次政權更迭帶來的破壞性效應有關。這說明顛覆性政權更迭具有一定的反覆性。但是需指出的是，顛覆性政權更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屬於小概率事件，未發生此類事件的國家佔所統計「一帶一路」沿線國數量的近4/5。
進入21世紀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現的政權更迭方式多樣。在「顏色革命」、內戰和政變等常見的顛覆性政權更迭模式中，「顏色革命」佔25%，政變佔47%，內戰佔20%，外部幹預佔8%。其中，內戰屬於暴力政權更迭模式，通常會徹底破壞一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而「顏色革命」的暴力程度則相對較低，通常只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騷亂；政變則介於兩者之間，存在一定暴力性，但相比內戰則相對緩和。由外部幹預而導致政權更迭的概率相對較低，以上三種政權更迭模式均為顛覆性政權更迭，其不僅導致政治權威的更替，而且對所有投資與國際經貿合作均會造成巨大影響。
第二，發生常規性政權更迭的國家。相對於顛覆性政權更迭模式佔政權更迭的兩成多，常規性政權更迭則佔七成以上，後者更具一般性和普遍性。此外，連續出現多次常規性政權更迭國家比例也明顯上升，高達54%。筆者選取其中出現常規性政權更迭次數最多的10個國家，發現這些國家除了萬那杜（8次，第一位）屬於發展中國家之外，其他多為較發達並實行多黨制政體的國家，其中大多位於歐洲地區。這些沿線國家在政治體制上通常實行定期選舉，因此導致此類政權更迭呈現反覆的特徵。
第三，未發生政權更迭的國家。這類國家共有24個，可分為三類。第一類通常由某一主導性政黨長期執政，包括越南勞動黨、新加坡人民行動黨。這類國家的政府通常擁有較強的合法性基礎和治理能力，因而政權更迭風險較低。第二類國家多為傳統君主制國家，如摩洛哥、沙烏地阿拉伯等。此類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受到傳統政治和社會制度的影響，多為一元君主制，政權輪替通常由領導人的自然更替實現，因而出現政權更迭概率也相對較低。第三類國家則多為一些領導人超長期執政的國家，具有明顯的個人主義政體特徵，如辛巴威時任總統穆加貝、阿爾及利亞時任總統布特弗利卡等。這些國家領導人的超長期執政，使其國家在長時期內未出現任何形式的政權更迭。需要指出的是，由於本文所選取的資料庫數據更新截至2017年，有部分國家在隨後的兩年內出現了政權更迭。例如，阿爾及利亞時任總統布特弗利卡和辛巴威時任總統穆加貝都在2017年後被迫下臺，這表明長期未發生任何形式政權更迭的國家並不意味著其政體安全穩定，反而可能意味著其發生政權更迭的風險已逐步積累到臨界點。因此對於此類國家，尚需結合其具體治理模式進行具體分析。
（二）基於空間維度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分析
數據分析表明，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顛覆性政權更迭風險高發國多集中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西亞、北非地區的政權更迭現象尤為明顯。自進入21世紀以來，西亞、北非地區有近一半國家出現顛覆性政權更迭。其更迭形式多樣，包括外部幹預、「顏色革命」、內戰和軍事政變等。政權更迭進一步加劇了該地區的不穩定。除西亞、北非地區之外，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東歐中亞地區也成為顛覆式政權更迭發生頻率較高的地區，上述兩個地區分別有24%和26%的國家出現政權更迭。在東歐、中亞地區至今仍面臨蘇聯解體後發展轉型的艱巨任務，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在西方政治的影響下，常成為「顏色革命」的高發地區。相比之下，亞太、拉美和西歐地區出現顛覆性政權更迭的比例相對較低，分別為15%、6%和0。
在常規性政權更迭中，空間分布呈現出與顛覆性政權更迭完全不同的模式。一方面，此類政權更迭更為普遍，在世界各地區都頻繁發生，明顯高於顛覆性政權更迭發生的頻率，與顛覆性政權更迭的區域分布也截然不同。另一方面，常規性政權更迭與顛覆性政權更迭之間表現出一定程度此消彼長的現象。在顛覆性政權更迭發生率為0的歐洲地區，其發生常規性政權更迭的概率是100%，即所有歐盟國家在2001—2017年間都發生了至少一次政權更迭。而在發生顛覆性政權更迭頻率最高的中東地區，其發生政府更替的比率反而在所有地區中處於最低位（57%），即有43%的中東國家在2001—2017年間沒有發生任何形式的政權更迭。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僅次於西亞、北非的顛覆式政權更迭的高發地區，但該地區常規性政權更迭發生頻率在世界範圍內則處於低位（64%），有約35%的撒哈拉以南「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家在2001—2017年間沒有出現任何形式的政權更迭。一國政權更迭發生頻率的高低並不能直接反映該國的整體穩定與發展情況，出現多次常規性政權更迭國家也不意味著其長期處於不穩定或發展停滯的狀態，而長期未出現任何政權更迭的國家也並不意味著該國政治安全風險較低，反而可能說明該國政治風險被長期遏制，存在潛在爆發的風險。
（三）基於時間維度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分布
從時間維度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的情況，有助於更好地引入相關政治發展和歷史因素，更全面展現相關國家的政治制度變革。基於數據可得性和研究便利，筆者將研究的時間跨度設定為1946—2017年，以年為單位記錄不同年份出現政權更迭的平均數。此外，筆者還統計了四種不同形式的政權更迭（革命、內戰、政變和選舉）在不同年份的平均數。
經過分析，常規性政權更迭在時間分布上呈現明顯的周期性，部分年份是此類政權更迭的高發年份，平均4—5年就出現一次常規性政權更迭的高發期。而其他年份出現常規性政權更迭的比例則相對較低。這說明常規性政權更迭正逐步制度化，成為很多國家的正常現象（見圖1）。
圖1「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常規性政權更迭時間分布圖
註：圖片橫軸為年份，縱軸單位為「次/國」，即發生政權更迭與當年總體國家數量相除的絕對值，未作百分比處理。資料來源：作者根據政治制度資料庫自製。
顛覆性政權更迭也在相應時間範圍內具有明顯的波動性特徵，而此特性也與既有政治學理論相符。既有理論多認為政權更迭的發生具有周期性特徵，並以浪潮式呈現。當一國出現顛覆性政權更迭時，也會促使其他與之相似的國家發生政權更迭，形成「雪崩效應」。自二戰結束以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遭遇了多次顛覆性政權更迭的高發期，並分別對應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蘇聯解體以及2003年以來「顏色革命」等重大國際事件。
不同類型的政權更迭在時間軸上差異化分布（見圖2）。1946—2017年，政變發生的頻率整體上高於內戰與「顏色革命」。有國外學者認為，在一國國內的政治風險中，統治階級「身邊人」背叛的風險概率更高。因此，相比於其他形式的顛覆性政權更迭，政變在一段時間內是最常見的形式。「顏色革命」與內戰大多分布在時間軸的右端，近20年才呈現出波浪式上升勢頭，而政變發生頻率則呈現出逐年下降的態勢。這說明顛覆性政權更迭的主導模式正發生變化，「顏色革命」與內戰的發生頻率總體有所上升。
圖2 顛覆性政權更迭的時間分布
註：橫軸為年份，縱軸佔比為發生事件國家與當年全部國家的絕對比值，未作百分比處理。資料來源：作者根據（Djuve,2019）資料庫自製。
二、政權更迭產生的影響
政權更迭產生的影響具有多重性，本文將主要從全局性與涉我性兩個角度切入。一方面，政權更迭將對當事國的整體發展帶來顯著影響，可能改變該國進一步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的外部宏觀環境。另一方面，政權更迭也可能直接影響中國對外投資和「一帶一路」建設。筆者採取定量研究與案例討論相結合的方式，以包括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政權更迭以及其他治理指標在內的面板數據集（Panel Dataset）為基礎，使用分析面板數據常用的固定效應模型，就政權更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整體發展和中國與相關國家經濟合作進行量化分析。此外，本文還通過案例進一步分析政權更迭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具體影響。
（一）面板數據分析
通過搜集相關數據，可建立2005—2018年的面板數據集，其中包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中國對外投資、政體況、人口、脆弱國家指數、腐敗指數等內容（見表1）。
表1 面板數據指標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筆者基於固定效應模型，將經濟增長率和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等納入參數變量，通過計算機R語言對模型進行線性回歸模擬，分析變量之間的變動關係。
數據建模結果顯示，政權更迭與有關國家經濟增長之間存在顯著相關性，總體呈現先抑後揚的變化特徵，但其與中國在相關國家各項投資指標無顯著關係。面板數據表明顛覆性政權更迭發生當年對相關國家的GDP增長率和發生一年後的增長率均有顯著影響，但影響方向與力度各不相同。在更迭當年，政權更迭對所在國GDP增長率影響係數為-6.3，屬負向影響，且在99%置信區間上顯著，具有統計學意義。而在政權更迭一年後，所在國GDP增長率係數為4.36，屬正向影響，並同樣顯示高度顯著性。這說明顛覆性政權更迭對於經濟增長的衝擊具有短期效應。在政權更迭後，新執政的政治勢力出於鞏固政權的考慮，也須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這種短期衝擊與後續回調形成V型增長效應，有研究顯示政權更迭對經濟增長影響取決於其持續時間，快速完成的政權更迭通常會促進經濟增長。在常規性政權更迭與一國GDP增長率之間的關係上，固定效應模型顯示常規性政權更迭在發生當年與相關國家GDP增長率的係數為-0.514，而在次年則為0.287，且均不具備統計學上的顯著性，因此難以判斷常規性政權更迭與一國的經濟增長率之間存在何種統計學關係。
此外，數據分析顯示，顛覆性政權更迭與中國對相關國家投資的統計學意義不顯著。顛覆性政權更迭發生當年及次年對中國投資的流量和存量變動關係影響甚微，且並不具備統計學上的意義。但是，脆弱國家指數、透明國際指數、政體類型等變量與中國投資存量則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顯著關係。一般而言，當某沿線國家具有更高的民主程度、更低的脆弱性時，中國在該國的投資存量則相對較多。這表明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存量主要與所在國整體發展環境有關，在既定條件下，政權更迭對相關國家海外投資產生的影響並不明顯。
（二）案例分析
如上文分析，政權更迭對「一帶一路」建設的影響具有多元性，不能一概而論，而要區分國別和具體政權更迭形式進行討論。有鑑於此，筆者分析2011—2019年間發生在四個沿線國家的政權更迭對「一帶一路」建設產生的影響，分析結果顯示，其影響取決於政權更迭的暴力程度與合作項目對國內政治的捲入程度兩個因素。一是暴力程度的影響問題。當一國發生暴力顛覆性政權更迭時，該國基本發展環境將遭到明顯破壞，因此中國繼續在該國開展可持續經貿合作活動也將失去前提。反之，如果一國發生的政權更迭以和平方式進行，政權更迭進展較順利，該國發展的基礎條件得以保存，那麼政權更迭對中國海外利益和「一帶一路」建設的衝擊也將維持在可控程度。二是中國相關經濟合作項目與該國國內政治的關聯程度。政權更迭都將帶來政策變化，但其在對華政策上的影響各不相同。如果中國相關的經濟合作項目不涉及其國內政治矛盾，並且有利於新政府執政，則政權更迭的負面影響就很小，甚至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積極影響；如果合作項目與東道國國內政治矛盾關聯度高，就可能被新政府作為攻擊目標，進而受到負面衝擊。為闡釋以上觀點，筆者選取埃及和利比亞、泰國與馬來西亞兩組案例進行比較分析。
第一，以埃及與利比亞為案例分析政權更迭暴力程度與「一帶一路」建設受到的影響。2011年，埃及與利比亞均發生了顛覆性政權更迭，但其對中國的海外利益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實際影響並不相同。
在埃及與利比亞出現政權更迭後，中國第一時間採取撤僑行動，將在兩國的中資人員撤回國內。伴隨撤僑，中國與利比亞和埃及兩國的經濟合作在政權更迭當年也受到明顯衝擊。中國對埃及的投資年流量在2011年為6 645萬美元，但是在軍事政變爆發的2013年則降為2 322萬美元；中國對利比亞的投資在其政權更迭的2011年為4 788萬美元，而在發生後的2013年則降為45萬美元。27雖然埃及和利比亞的政權更迭在初期都對中國在該地區的投資與海外利益造成嚴重負面影響，但其趨勢卻完全不同。
埃及雖然在2011年和2013年經歷兩次政權更迭，但是除初期衝擊外，「一帶一路」建設總體上在埃及依然迅速發展。在經歷了2013年的低點後，中國對埃及投資迅速回升，2014年就達到1.63億美元，並在之後幾年都保持了較高水平。而埃及也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例如，埃及總統塞西2019年出席了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並積極將本國振興計劃與「一帶一路」建設對接。
相反，利比亞政權更迭則對雙方經貿合作產生了持續、嚴重的負面影響。政權更迭後，利比亞內部的反對派陷入混戰，國家分裂，政局動蕩，形勢持續惡化，中國在利比亞所有在建項目全部停工，雙方經貿往來持續萎縮。
埃及和利比亞在2011年都遭遇政權更迭，且均屬於顛覆性政權更迭，但是政權更迭對中國與兩國經貿合作的衝擊大相逕庭。這與兩國政權更迭的暴力程度有密切關係。埃及的政權更迭由民眾抗議行動推動，其國內軍隊架構與組織始終保持穩定，且軍隊主動介入2013年的政治危機，強力恢復秩序。這一行動使埃及雖經歷顛覆性政權更迭，但其國家基本結構並未癱瘓，社會仍保持穩定，政府仍繼續提供安全等公共產品。而利比亞的政權更迭則以暴力模式進行，內戰和外部幹預不僅推翻了其政權，更導致其國家運行架構徹底崩潰，新成立的政府難以穩定執掌權力，國家無法穩定社會秩序。安全是經貿合作的前提，一旦失去安全，顛覆性政權更迭顯然會對中國海外經貿合作和「一帶一路」建設產生巨大的破壞效應。
第二，以泰國與馬來西亞為案例分析中國「一帶一路」項目與相關國家國內政治衝突牽扯程度所產生的影響。泰國和馬來西亞都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國家，這兩個國家在近6年內均發生了政權更迭或政府輪替。2014年，泰國爆發政變，英拉政府下臺，這是一次典型的軍人政變導致政權更迭的事件。2018年，馬來西亞也發生政權更迭，執政長達61年之久的巫統在選舉中意外失利。雖然巫統下臺是在合法大選的形式下進行，但其實質上已經構成一次較為典型的「選舉革命」。在形式上，這兩次政權更迭總體上都以和平方式進行，政權更迭後的初期都對中國的海外投資和「一帶一路」建設產生了一定負面衝擊。但從最終影響來看，泰國2014年的軍事政變對「一帶一路」建設的負面影響相對有限，而馬來西亞2018年的政權更迭對「一帶一路」建設一度產生了較為嚴重的衝擊。
在泰國軍事政變爆發後，中國對泰國的投資流量出現明顯下降。從政變爆發前2014年的8.34億美元下降到政變爆發後2015年的4.07億美元。泰國新政府執政後，立即宣布將暫停並重新審查上一屆政府所籤署的2萬億泰銖以上的大型基礎設施。中國與上一屆政府籤署的高鐵協定也受到影響。但是除了初期的震蕩外，泰國軍事政變對中泰經貿合作衝擊有限。並在經歷了2015年的回調後，中國對泰國的投資總額上升至11.12億美元，而中泰高鐵等重點項目也恢復合作。
馬來西亞的政權更迭則對雙方在「一帶一路」方面的合作造成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時任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2018年8月宣布，將取消三個中資企業在馬來西亞投資建設的大型基建項目。這些項目由中國大型國有企業承建，均被視為中國在馬來西亞推動「一帶一路」建設的標誌性項目，這些項目的暫停引發了廣泛的國際關注，對「一帶一路」項目在馬來西亞的推進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也被西方媒體炒作為「中國遭遇挫敗」。
泰國與馬來西亞發生的政權更迭對「一帶一路」建設項目的衝擊、影響不同。出現差異的關鍵在於中國在兩國的合作項目與該國內部政治鬥爭的關聯度不同。在泰國發生政變後，與中國的合作項目並不牽涉其國內政治鬥爭，且被政權更迭後上臺的新政府普遍視為有利於其鞏固執政地位。因為加強與中國經濟合作可助其取得國家發展成就，鞏固合法性。同時，由於泰國2014年政變後遭到美國與歐盟的打壓，而中國卻秉持不幹涉內政的原則，這使得泰國新政府進一步加強對華合作。因此，中國與泰國「一帶一路」合作項目非但沒有遭遇其內部政變的衝擊，反而得到進一步鞏固與加強。而在馬來西亞，中國的合作項目則涉及其國內政治的兩個矛盾點。一是馬來西亞國內民族問題。馬哈蒂爾具有很強的民族主義觀念，擔心中國資本會使馬來西亞華人勢力坐大，影響其國內政局，這導致馬哈蒂爾對上一屆政府與中國籤訂的大型合作項目十分警惕。二是馬來西亞新政府對中馬合作項目可能帶來的債務問題也存在擔憂。這些因素導致中馬數個「一帶一路」項目成為馬來西亞國內政治鬥爭的靶標，進而限制了新政府繼續與中國開展合作的積極性。不過，隨著交流的深入，馬來西亞新政府也逐步深化了對中國的認識，而且中方採取的一系列舉措也使合作項目逐步與馬來西亞國內政治「脫敏」，因此馬來西亞目前已經恢復與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合作。
三、特點歸納和風險應對
政權更迭是「一帶一路」建設推進中需要關注的重要方面。「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在發生時間、分布空間、發生國家類型和影響等方面的表現各有特點，中國必須要有效應對。
（一）「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的特點
第一，「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政權更迭在發生時間上呈現周期性特徵，其中社會運動配合選舉制度產生的「選舉革命」已經成為主流，並可能成為長期伴隨「一帶一路」建設的「灰犀牛事件」。內戰、政變、「顏色革命」等顛覆性政權更迭頻率相對較低，屬於「黑天鵝事件」，但也存在突然密集爆發的可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實行一定程度的競爭性選舉制度，這使相關國家的反對派可利用選舉發動所謂「選舉革命」，將民粹主義與社會運動和選舉活動相結合，導致在選舉周期出現意外結果，並在新政府執政後清算上一屆政府推動的項目。數據分析表明，此類政權更迭的風險將長期存在並可能周期性爆發。相對而言，內戰、政變、「顏色革命」等顛覆性政權更迭模式出現的頻率相對較低，但此類事件也存在周期性高發的特徵，並具有多米諾骨牌效應。實際上，進入21世紀以來，無論是東南歐的「顏色革命」，還是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2019年在阿爾及利亞和蘇丹出現的政權更迭，都具有突發性和聚集性相結合的特點，而且在某一國家率先出現的顛覆性政權更迭會在短時間內擴散到其他國家。
第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權更迭在地理分布上與區域發展及穩定水平具有對應關係，顛覆性政權更迭與常規性政權更迭具有此消彼長的關係。顛覆性政權更迭高發於國內衝突嚴重、治理能力不足的西亞和非洲地區，而在治理水平相對良好的歐洲、東亞、拉美等地區則發生的頻率較低。常規性政權更迭則呈現相反趨勢，在治理水平較高地區的頻率顯著高於西亞和非洲等地區。這說明以上兩類政權更迭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顛覆性政權更迭多為一國治理出現嚴重問題，國家內部矛盾激化的反應；常規性政權更迭雖體現了對當時政府執政的不滿，但也反映了一個地區的基本治理制度化與國家政權運作的有序化。
第三，兩類國家具有顛覆性政權更迭相對較高的風險。一是在歷史上出現多次政權更迭的國家，二是在相當長時間內未發生政權更迭但存在嚴重政治僵化現象的國家。根據前文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出現顛覆性政權更迭的國家可能具有兩種看似完全相反的特性。第一類是在歷史上頻繁出現顛覆性政權更迭的國家，其具有反覆性。有關數據分析已發現多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權更迭具有這一特點。例如，烏克蘭和吉爾吉斯斯坦連續發生「顏色革命」，泰國連續出現軍人政變等。一個國家如果在相當長時間內周期性出現顛覆性政權更迭，這通常說明該國存在難以化解的結構性矛盾，需要不定時通過最激烈的方式爆發。另一類則屬於長期內未爆發顛覆性政權更迭，但存在嚴重的政治僵化問題的國家，這些國家會在某一時刻以「黑天鵝方式」出現政權更迭。例如，阿爾及利亞、辛巴威等國都是因為這一因素導致在2017年後發生顛覆性政權更迭。此類國家通常國內治理制度不健全，執政黨內部制度建設也不完善，進而導致政權與個別家族和個人緊密結合。這類所謂「家族獨裁」式政權（Personalistic Regime）雖可在較長時間內維持穩定，但也會因領導人健康、「宮廷政變」等出現顛覆性政權更迭。
第四，政權更迭在短期內對「一帶一路」項目建設通常會帶來負面衝擊，但其長期影響取決於兩方面因素。一是政權更迭的暴力程度與新政權能否恢復國家秩序，二是「一帶一路」建設項目與該國政治競爭的關聯程度。政權更迭是一國內部矛盾和社會不滿的集中爆發，因此必然導致政局動蕩、發展受阻，並會對中國與某些前政府籤訂的重大或特大項目造成負面影響。但如果政權更迭對該國基本發展態勢和基礎設施建設衝擊程度有限，新政權能夠迅速恢復秩序，提供有效治理，則相關合作項目依然有較大可能得以恢復。此外，政權更迭是一國內部的政治鬥爭，其對外部經濟合作的影響取決於國際經濟合作與該國內部鬥爭的關聯程度。如果中國的相關合作項目並不涉及其國內政治利益糾葛，則不會成為政權更迭中的焦點，也可規避負面影響。
（二）風險應對策略
第一，加強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國情研究，密切關注其政權更迭風險，建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預警模型，提前預判該國發生政權更迭的風險，並對其產生形式與暴力程度進行預判。應建立事前—事中—事後的全流程閉環式政權更迭風險研判機制，密切關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將其納入中國海外投資保護和「一帶一路」可持續推進的總體框架中進行統籌考慮。在進行「一帶一路」重大項目和長期項目建設前，充分考慮該國總體政權穩定程度，並做好出現政權更迭時的預案，確保項目可持續性。在項目進行過程中，也要及時關注所在國的政局是否穩定，並做好社會公關與溝通工作，確保相關項目所在國多數主要政治團體的知曉與理解。如項目進行過程中出現政權更迭，應根據預案及時調整對策。在確保中方項目人員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在該國恢復項目合作。
第二，針對不同類型的政權更迭，需分類設計預案並建立靈活反應機制。針對具有重大暴力性質的政權更迭，應及時安排項目人員撤回，確保相關人員生命安全。針對暴力性質較低的政權更迭，則應在確保人員安全的前提下，適當留守，觀察形勢，在政權更迭後第一時間與新政權建立聯繫，主動維護國家與項目利益。
第三，在確定「一帶一路」合作項目時，要密切注意項目合規性與項目在所在國社會的接受程度，避免項目捲入有關國家的政治紛爭。爭取建立合作項目與對象國社會團體和反對黨派的協商對接機制，縮小項目利益攸關方的排他性，擴大包容性。進而在一旦發生政權更迭時，也能確保有效應對，避免出現項目完全中止的最壞結果。同時要儘可能採取符合國際規範的項目合作模式，在合同確立階段將各種風險應對予以法律化，一旦出現政權更迭導致項目受損的情況，可以依法按照合同止損。
第四，應在堅持不幹涉別國內政的前提下創造性介入，在頂層設計上化解政權更迭的風險。一方面，中國應繼續堅持不幹涉別國內政原則，這可使中國避免在相關國家發生政權更迭時被迫選邊站隊。另一方面，中國也應加強與相關國家政府和社會各主要勢力的全方位溝通協作，從而在當事國一旦發生政權更迭時，有效保障中國的海外利益。
（本文轉自：《國際展望》2020年第3期）
作者簡介：
周亦奇，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國際政治系博士研究生，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原標題：《周亦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權更迭模式識別與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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