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伊拉克戰爭後，世界上85%的恐怖襲擊都發生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恐怖主義活動嚴重影響了當地公共安全，同時也給外商投資帶來了巨大的威脅。文章基於兩階段模型，利用2001～2016年中國海外併購數據以及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研究了「一帶一路」背景下東道國恐怖主義活動與中國海外併購的關係。研究結果表明:中國海外併購總體呈現風險規避特徵，但當併購東道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公共安全不再是中國海外併購決策的影響因素，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免疫於恐怖主義的投資傾向。文章認為這種免疫力來源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導向作用、其他投資大國的退避態度以及私營企業的冒險精神，而對伊斯蘭教國家和經濟增長較慢的「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中國海外併購表現出風險偏好傾向。這些研究結論有助於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一帶一路」倡議建設實踐，並具有重要的政策內涵。
一、引言
2013年，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為促進全球開放合作、改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實現全球共同發展繁榮提出了中國方案。「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指明了方向，同時也提供了更加廣闊的舞臺。近年來，中國海外併購發展迅猛，特別是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熱情高漲。圖1描述了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海外併購的變化情況。2001年之前，中國企業向「一帶一路」沿線發起的海外併購相對較少，而2001年後，併購件數和併購金額都出現了大幅度增長，在2016年達到峰值。2016年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起併購130件，最終完成64件，實現111億美元的投資規模。2016年後，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總規模明顯下滑。然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佔併購總規模的比例卻實現了突破式增長，2016～2019四年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佔比年均增長率高達73.2%1。此外，2013年後，發起件數遠遠超過完成件數，且差距越來越大，這意味著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熱情高漲，但成功率有所下降。
數據來源:Thomson One Banker全球併購資料庫，折線圖為併購金額(單位:億美元)，參照右坐標;柱狀圖為併購件數(單位:件)，參照左坐標。
另一方面，伊拉克戰爭後，恐怖主義襲擊在世界各地不斷蔓延，對國際社會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反恐已經成為了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美國國土安全部建立在馬裡蘭大學的全球恐怖主義研究和預警中心(START)定期發布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TD)，記錄了1970年以來，全球超過15萬次的恐怖襲擊事件，涉及到恐怖活動主體、襲擊對象、活動地點、時間、襲擊方式和襲擊結果等內容。根據恐怖襲擊發生的頻次和造成的傷亡人數，我們繪製了伊拉克戰爭後，全球恐怖襲擊事件的分布圖，見圖2。可以發現，2003年後，全球恐怖襲擊事件頻發於「一帶一路」沿線。從襲擊次數上看(a圖)，全球將近85%的恐怖襲擊發生在「一帶一路」沿線;從傷亡人數來看(b圖)，伊拉克戰爭後，恐怖襲擊帶來的傷亡81.6%都發生在「一帶一路」沿線，特別是2006年，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國家連續發生傷亡慘重的恐怖襲擊事件，使這一指標高達91.6%。「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後，全球經濟政治局勢極不穩定，不確定性水平也不斷走高，恐怖襲擊事件進入多發時段。2011年全球恐怖襲擊事件首次超過5000起，至2013年就已超過10000起，其中9000多起發生在「一帶一路」沿線。本研究在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熱情高漲，而沿線國家恐怖主義活動頻繁的背景下，探討東道國恐怖主義活動對中國海外併購的影響，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與本研究相關的文獻大致可以分類為以下兩個方向:(1)恐怖主義對投資產生的影響;(2)海外併購的動因與影響因素。
首先，東道國恐怖主義活動會對外商投資產生嚴重的負向影響。一系列文獻(Humphreys,2005;Koh,2007;Abadie&Gardeazabal,2008;Meierrieks&Gries,2013;Bandyopadhyay et al.,2014;Choi,2015等)估計了恐怖襲擊對國外投資者投資行為的影響係數。Bandyopadhyay et al.(2014)發現年均GDP為700億美元左右的發展中國家，國內恐怖主義活動每增加一個標準差，其獲得的海外投資將會降低2.96～7.36億美元。同時，國內政治不穩定以及制度質量低下會增加暴力衝突的可能性，讓投資者望而卻步(Gammoudi&Cherif,2016)。張曉磊和孫利娟(2015)基於2004～2013年間中國對33個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數據，發現東道國恐怖活動將導致中國對其直接投資存量下降。
其次，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海外併購已經成為了企業跨國投資的主要形式，而海外併購的動因和影響因素也受到了國際經濟和國際商務領域學者的關注。系列文獻，包括Head and Ries(2008)、Rossi and Volpin(2004)、Di Giovanni(2005)、Hijzen et al.(2008)、Erel et al.(2012)、薛新紅和王忠誠(2018)等，從引力模型的角度考察了多種跨境摩擦，例如金融、制度差異對海外併購的影響。國內學者劉青等(2017)利用二階段引力模型，從廣延邊際和集約邊際兩個角度，發現中國海外併購存在著明顯的戰略資產尋求動機，其特徵符合主流文獻總結的基本模式。
本文是上述研究的延續和拓展。基於Thomson One Banker全球併購資料庫以及START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lobal terrorism database)中，中國企業海外併購與東道國公共安全的匹配信息，我們分析了「一帶一路」背景下東道國公共安全對中國海外併購的影響，並深入探討了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起海外併購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機制。本研究力圖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加深對「一帶一路」倡議建設實踐的理解，並提出一些有益的建議。
二、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與變量選擇
本研究聚焦於東道國公共安全與中國海外併購，然而，海外併購的概率和併購規模還受到許多其他外部因素的影響，例如東道國GDP、東道國制度水平、資源稟賦等等。參考相關文獻(Head and Ries,2008;劉青等，2017)，我們加入以上因素作為控制變量。此外，中國往往只對一部分國家發起海外併購，如果將樣本期內的零投資經濟體直接忽略，必將產生嚴重的樣本選擇偏誤。只有當併購行為滿足隨機假設時，剔除零投資經濟體才可能不造成偏誤。然而資源稟賦、制度水平，特別是本文關注的公共安全等因素都會直接影響海外併購決策，企業是否選擇該東道國實施併購並不是隨機事件，而是多重因素優化選擇的結果。因此，將零投資經濟體排除在外，實際上是採用了一個自選擇樣本而不是隨機樣本。Heckman兩階段模型經常被用來糾正這種樣本選擇偏誤。因此，本研究參考劉青等(2017)、Helpman et al.(2008)等文獻，選擇了兩階段模型進行實證檢驗。
根據Heckman(1979)、Helpman et al.(2008)的邏輯，首先，構建投資區位選擇方程(式1)，預測中國向每一東道國實施海外併購的概率:
其中，Yct代表t年中國在東道國c海外併購金額。Pct是給定一系列自變量的值時，中國在t年向c國實施海外併購的概率。在式(1)的基礎上，可以得到係數β^、γ^和δ^的估計值，並計算逆米爾斯率(IMR,inverse MIll’s ratio)。式(1)中，TA(Terrorist Attack)為本文的核心變量，代表東道國國內的恐怖襲擊程度。參考劉青等(2017)的回歸模型，我們並沒有控制東道國固定效應，而是沿用傳統的引力模型，控制了中國和東道國之間的距離、是否擁有共同邊界、東道國的GDP、人均GDP、GDP增長率等標準因素，並把這些變量都放在Xct中。此外，Xct還包含了東道國制度質量、自然資產、戰略資產以及年度固定效應。由於逆米爾斯率可能與其他變量存在的多重共線性(Heckman,1979)，與上述文獻一致，我們使用東道國進入成本(Entrycostct)作為額外變量加入併購選擇方程2,Entrycostct代表了向東道國投資的難易程度。為了緩解內生性，上述變量都進行了滯後一期的處理。
其次，將逆米爾斯率引入第二階段，估計併購規模方程(式2)，以考察東道國公共安全及其他因素與中國海外併購規模之間的關係。λct為逆米爾斯率。
(二)核心變量說明
本研究的兩個核心變量為東道國恐怖襲擊和中國海外併購，其中東道國恐怖襲擊程度信息來源於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TD)，而企業層面海外併購信息來源於Thomson One Banker全球併購資料庫。
Thomson One Banker全球併購資料庫記錄了中國1985年以來所有被統計的併購項目，而我們研究的時間跨度為2001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這是由於:第一，受限於部分控制變量的時間範圍，例如東道國制度質量於1996年才被首次估算;第二，受到政策限制，2001年之前中國企業發起的海外併購項目少之又少，從2001年左右才開始興起。此外，根據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們對原始數據進行了如下處理:(1)只保留了交易成功的併購項目;(2)剔除了併購前就已佔股超過50%的併購項目(這是由於若併購前企業就已經佔股過半，則併購行為更多服務於企業財務目標的實現);(3)剔除了以避稅天堂為東道國的樣本，包括開曼群島、英屬維京群島、百慕達群島。經過篩選，2001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期間，中國企業發起的意向性海外收購共計3660件，其中實際完成2309件，涉及到119個國家或地區。本研究中，併購金額為中國企業向同一東道國發起海外併購金額的加總，並取自然對數。此外，我們按照年度和國家將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中的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進行匯總，其中傷亡人數為受傷人數和死亡人數之和，並以這兩個指標代表恐怖襲擊程度，回歸中我們對這兩個指標分別取了自然對數。
(三)控制變量描述
Buckley et al.(2007)根據投資目的，把中國海外投資分為以下三種類型:市場尋求型、戰略資源尋求型和自然資源尋求型。本文選用GDP、人均GDP以及GDP增長率，刻畫東道國的市場規模、經濟發展水平及市場增長潛力，這些因素是市場尋求型海外投資的主要動因。其次，選擇世界銀行數據中礦產(Ore)、油氣(Fuel)佔一國出口額的比重代表東道國的自然資源，選擇高科技產品佔一國出口額的比重(Hightech)以及一國的專利申請數量(Lnpatent)代表東道國的戰略資源。以上數據均來源於世界銀行世界發展指標(WDI)資料庫。
此外，大量學者從東道國制度環境的角度探討了企業海外投資的進入模式(王永欽等，2014;蔣冠宏和蔣殿春，2012)、投資規模(Buckley et al.,2007;Kolstad and Wiig,2012)以及成敗(張建紅和周朝鴻，2010;閻大穎，2011;孫文莉等，2016)。東道國制度質量是企業海外併購決策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我們選擇了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數(WGI)衡量東道國的制度質量。
最後，本文使用企業向東道國發起投資所需步驟數，來衡量向其投資的難易程度，該數據來源於世界銀行Doing Business資料庫。受樣本時間限制，我們比較東道國投資步驟數與全樣本平均步驟數，若東道國步驟數低於平均數，則Entrycost取值為1，表示進入成本相對較低，高於平均數則取值為0，表示進入成本相對較高。而中國和東道國之間的距離、是否擁有共同邊界來源於CEPII資料庫。表1匯報了上述變量的基本統計信息及詳細數據來源。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研究
根據前文構造的計量模型，我們分別對所有東道國和「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兩組樣本進行了回歸檢驗，並將結果匯報於表2中。其中，併購選擇和併購金額分別對應計量模型中的(1)式和(2)式。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代表了恐怖襲擊程度的不同維度，因此表2同時包含了兩個指標的回歸結果。由於篇幅有限，我們只匯報了核心變量恐怖襲擊程度的係數值，控制變量(包括東道國資源、東道國制度質量以及引力模型中的標準因素)的回歸結果基本與文獻保持一致，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要。此外，所有回歸都控制了年份固定效應。
在全樣本回歸結果中，無論因變量是襲擊次數還是傷亡人數，Entrycost的係數都顯著為正。這與我們的預期保持一致。中國企業更加傾向於選擇容易進入的東道國。同時，所有逆米爾斯率(IMR)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表明兩階段模型更加適合本研究。全樣本回歸中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係數都顯著為負，意味著在保持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東道國恐怖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每增加1%，會使得併購概率下降0.064和0.065，而併購金額下降0.538%和0.525%。可見，樣本期間中國企業海外併購表現出明顯的風險規避特徵，東道國恐怖襲擊越頻繁、傷亡人數越多，中國企業越不傾向到該東道國實施海外併購，即使實施了海外併購，併購金額也較小。此外，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的回歸係數略有差異，併購概率對傷亡人數更加敏感，而併購金額對襲擊頻率更加敏感。
表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數據來源
注:樣本時間跨度為2001年～2016年，全球治理指數(WGI)有六個指標，表1隻匯報了腐敗防治，其餘五個指標的統計描述，可應要求提供。
表2:東道國恐怖襲擊與中國海外併購:全樣本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樣本的比較
注:括號內為標準誤，***，**，*分別表示1%、5%、10%的顯著性水平。模型控制了年份虛擬變量、東道國資源、東道國制度質量以及標準因素。其中東道國制度質量為腐敗控制指標。限於篇幅，我們沒有匯報控制變量的回歸結果，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要。
2013年中國正式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藉此機遇，中國海外併購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根據全球併購資料庫的記錄，2001～2016年期間，中國海外併購完成金額年均增長率高達75%,2016年中國企業發起並完成海外併購400餘起，交易金額超過700億美元。而中國企業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熱情高漲，交易金額穩步增長(詳見圖1)，「一帶一路」成為了中國海外併購的主要增長點。在此背景下，本文特別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樣本，研究了東道國恐怖襲擊對海外併購的影響，表2中(Ⅱ)部分匯報了相應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除了傷亡人數對併購金額的影響顯著為負外，其他回歸中恐怖襲擊程度的係數都不再顯著。這意味著當併購東道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公共安全不再是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主要決策因素，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具有免疫於恐怖主義襲擊的傾向。
(二)機制分析
1．中國海外併購免疫於恐怖襲擊的機制研究
「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企業向沿線國家海外併購注入了一劑強心針。截至2018年7月，中國已與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籤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80多個經貿合作區;國內多家金融機構相繼推出創新型跨境融資方式，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擴大與沿線國家間雙邊本幣互換、結算的範圍和規模。這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為中國企業「走出去」搭建了新的合作平臺，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為企業實現國際化轉型帶來了難得的契機。在這些利好條件的引導下，企業在權衡利弊後，更加傾向於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起海外併購。
此外，「一帶一路」倡議為我們贏得了沿線民眾的支持與好感。一方面，中國堅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在國際事務中，堅定不移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宗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而「9·11」事件後，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不但積極幹預別國內政，甚至直接出兵，「一帶一路」倡議倡導的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在沿線國家民眾心中就更顯可貴。另一方面，「一帶一路」倡議不僅為中國企業提供了發展機遇，也方便和繁榮了當地百姓生活。2013年至今，已經有一大批重大基建合作項目落地生根，包括交通、電信、能源等。這些項目的互聯互通為當地帶來了就業機會，同時也提高了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獲得了沿線民眾的支持和好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恐怖主義襲擊大多帶有政治目的，同時恐怖分子也需要爭取地方民眾的同情和支持，襲擊當地民眾具有好感的國家經貿人員，對恐怖主義分子來說也是得不償失的(李兵和顏曉晨，2018)。因此，中國海外併購行為受到恐怖襲擊的相對可能性較低，也增加了併購發起公司的信心。
基於以上兩條原因，本文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帶來了一次正向的制度衝擊。如果上述兩條理由能夠成立，應該可以觀察到「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後，中國對沿線國家的海外併購行為受恐怖主義襲擊的影響是不同的。我們預期「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與世界其他東道國對恐怖襲擊的敏感度無差異，而倡議提出後，受益於「一帶一路」倡議的制度紅利與沿線國家的支持，東道國恐怖襲擊對中國海外併購的負向影響將不斷減弱。因此，我們把回歸樣本控制在「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並根據「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後，分為兩組，回歸結果匯報於表3中。可以發現，「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無論是併購選擇還是併購金額，東道國恐怖襲擊的係數都顯著為負，表明東道國恐怖襲擊次數越多，中國企業越不傾向於對其發起海外併購，且併購規模也越小，這與表2中全樣本回歸的結果保持一致。有趣的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這一係數逆轉為正顯著，表明中國企業不但免疫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恐怖襲擊，甚至襲擊越頻繁，越傾向於對其發起海外併購，且併購規模越大。
從表3中可以發現「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中國海外併購不但不規避沿線國家恐怖襲擊的公共安全風險，還出現了恐怖襲擊越頻繁，海外併購的可能性越大，且併購規模越大的傾向。我們認為這一結果主要源於以下兩點:(1)「一帶一路」倡議後，私營企業逐步成為中國在沿線國家海外併購的主力軍。圖3匯報了2001年後，中國國有企業與私營企業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海外併購的規模。可以發現，在大多數年份，國有企業的併購金額都領先於私營企業，這是由於國有企業發起的能源、金融行業的大規模併購項目一直是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海外併購的主體。隨著「一帶一路」的全面推進，私營企業「走出去」的熱情日益高漲，2014年之後，私營企業開始取代國有企業，成為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主體力量。相對於國有企業，私營企業不受體制束縛，天生具有冒險精神，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導向下，更加傾向於去併購風險高的沿線國家。(2)其他海外投資大國退而避之的態度，為我們留出了市場機會和投資空間。近年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頻發恐怖襲擊事件，特別是恐怖襲擊導致的人員傷亡不斷突破歷史新高。世界主要海外投資大國對東道國恐怖主義活動都持有退而躲之的態度，不願冒著人身財產風險，到恐怖襲擊頻發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跨國經營。這樣，就為中國的海外投資企業降低了併購競爭，增加了投資空間。
表3:「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前後的對比研究
注:同表2。
數據來源:Thomson One Banker全球併購資料庫，單位:億美元。
2．「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異質性的機制分析
「一帶一路」沿線涉及到65個國家，他們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擁有的資源稟賦和社會傳統也各不相同，如果我們將其歸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將不利於深入理解不同東道國恐怖襲擊對中國海外併購影響的差異。因此，我們從經濟增長和宗教信仰兩個角度，分析東道國異質性背景下，恐怖襲擊對中國海外併購的影響。
首先，GDP增長率代表了一國的經濟活力和發展勢頭。我們預期處於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對其海外併購行為受恐怖主義襲擊的影響是不同的。因此，本文根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GDP增長率的平均值，將所有樣本國家分類為快速增長國家和慢速增長國家7，並分組匯報結果於表4的Ⅰ部分。可以發現，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的海外併購呈現出明顯的風險規避特徵，若東道國恐怖襲擊程度越高，則中國對其海外併購可能性越低，併購規模越小，這一結果與全球樣本的回歸結果保持一致。相反，若東道國經濟增長速度較慢，中國企業不但免疫於恐怖襲擊，甚至襲擊越頻繁，越傾向於對其發起海外併購，且併購規模越大。通常情況下，高收入國家GDP增速較慢，而新興市場國家的GDP增速較快。然而，「一帶一路」沿線高收入國家較少，GDP增速緩慢，甚至負增長的東道國8要麼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要麼長期處於戰亂。在此背景下，私營企業的冒險精神和其他大國的避讓態度，進一步促使中國海外併購出現風險偏好傾向。
其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恐怖襲擊帶有明顯的伊斯蘭教特點。伊斯蘭教不是簡單的宗教信仰，更是穆斯林的道德標準、行為規範和生活方式，是他們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的準則。因此，在伊斯蘭世界中，無論政治問題、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都會與宗教產生直接的關聯，而信仰伊斯蘭教的國家中有一半都位於「一帶一路」沿線9。在此背景下，我們將「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根據是否信仰伊斯蘭教，分類為伊斯蘭教國家和非伊斯蘭教國家，以考察恐怖襲擊對中國海外併購影響中宗教信仰的作用，回歸結果詳見表4中的Ⅱ部分。結果顯示，對於「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中的非伊斯蘭教國家，中國海外併購對恐怖襲擊並不敏感，但是對於伊斯蘭教國家，中國企業不但免疫於恐怖襲擊，甚至襲擊越頻繁，越傾向於對其發起海外併購，且併購規模越大。這一結論進一步佐證了上文中的機制探討:帶有宗教色彩的恐怖襲擊圍繞著和西方世界價值觀分歧展開，其恐怖襲擊行為具有明顯的政治目的，而中國一貫堅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襲擊中國海外資產或者經貿人員，並不能達到恐怖襲擊的目的。因此，降低了中國海外機構遭受恐怖襲擊的可能性，增加了併購發起公司的信心。
表4:「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道國異質性分析
注:同表2。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驗證上述結果的可靠性，我們還進行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穩健性檢驗:
1．伊拉克戰爭的影響。
2003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深刻影響了全球政治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伊拉克戰爭可以被認為是西方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關係的分水嶺。在伊拉克戰爭後，世界範圍內的恐怖襲擊事件出現了大幅度增長，2003～2016年全球恐怖襲擊事件年均增長率超過20%，特別是2012～2014年間恐怖事件年均增速更是激增至50%。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剔除2003年當年樣本，排除伊拉克戰爭對研究結果產生的短期影響。
2．回歸指標的不同選擇。
首先，基準回歸和機制檢驗都選擇了併購金額衡量中國海外併購規模，在穩健性檢驗中，我們選擇了針對某一目標市場發起海外併購的企業數量衡量併購規模。其次，恐怖主義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都可以用來衡量一國的恐怖襲擊程度。我們在機制檢驗回歸中也使用了傷亡人數度量恐怖主義程度，並更進一步，將傷亡人數細分為受傷人數和死亡人數分別進行檢驗。此外，借鑑Bandyopadhyay et al.(2014)等做法，將各國恐怖襲擊次數除以該國人口規模，以剔除國家規模對研究結果的影響。再次，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還記錄了每次恐怖襲擊事件的襲擊方式。我們選擇其中最常見了兩項(爆炸和綁架)，分類統計襲擊次數和傷亡人數，再重新分類回歸。最後，東道國的制度環境在一定程度上與本文核心變量恐怖襲擊具有高度相關性。因此，我們考慮使用其他五種制度環境指標(政府有效性、管制質量、法治、政局穩定和暴力避免以及話語權和問責制)進行替換，抑或在回歸中不再控制東道國制度環境因素。
3．其他樣本安排。
若我們放棄制度環境等有時間限定的控制變量，可將樣本時間延伸至1985年。
我們根據以上不同的樣本安排和指標替換，重新進行了基準回歸和機制檢驗，回歸結果基本與我們的主結果保持一致。受限於篇幅，在這裡就不一一匯報，有興趣的讀者可向作者索要。
四、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研究基於Thomson One Banker全球併購資料庫以及全球恐怖主義資料庫(GTD)中，中國海外併購與東道國公共安全的國家層面信息，分析了「一帶一路」背景下東道國恐怖襲擊對中國海外併購的影響，並深入探討了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起海外併購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機制。研究發現:首先，伊拉克戰爭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成為了恐怖主義襲擊的頻發區域，而中國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熱情高漲，併購規模出現了大幅度增長。其次，中國海外併購總體上體現出風險規避特徵，東道國恐怖襲擊越頻繁、傷亡人數越多，中國企業越不傾向於到該東道國實施海外併購，即使實施了海外併購，併購金額也較小。第三，當併購東道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時，公共安全不再影響中國企業海外併購決策，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具有免疫於恐怖主義的投資傾向。第四，文章從以下幾個角度闡釋了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海外併購免疫於恐怖主義的作用機制:(1)「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企業向沿線國家實施海外併購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同時，為我們贏得了沿線民眾的支持與好感;(2)其他海外投資大國退而避之的態度，為我們留出了市場機會和投資空間;(3)中國私營資本比國有資本更具「冒險精神」。最後，研究發現，在伊斯蘭教國家和經濟增長較慢的東道國，中國海外併購呈現出風險偏好傾向。
本文認為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有利於推動沿線國家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進，從根本上遏制恐怖主義，消除恐怖主義的土壤。我們應該堅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為基礎走和平發展道路，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原則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同時，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打擊恐怖主義問題上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促進國家間合作，達成諒解、彼此支持，共同參與到打擊恐怖主義的活動中。此外，恐怖主義嚴重威脅著我國海外投資企業與相關經貿人員的人身財產安全。因此，在積極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同時，企業應該加強反恐安全意識教育，對國外恐怖主義活動動態監控、及時反應。最後，我們應為「出海」企業提供多元化的金融避險工具，鼓勵企業嘗試多元化的「走出去」形式，與「一帶一路」沿線東道國政府或當地企業合作，對「出海」企業，特別是私營企業，積極引導、嚴格監管，最大限度地保障恐怖主義襲擊事件發生時我國企業和員工的人身財產安全。
（本文轉自：《國際經貿探索》2020年第8期）
作者簡介：
李亞波，雲南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經濟學博士，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博士後；
楊榮海，雲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
張斯，深圳市通拓科技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職員；
原標題：《李亞波 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恐怖襲擊對中國海外併購影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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