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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儘管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依賴度較強，但剔除掉原本就是中國重要貿易夥伴的東協、印度、俄羅斯後，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繫並不強。從性質上來看，中國和這些國家的經貿關係是大國和小國、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係。而且，中國和這些國家發展經貿關係面臨貿易成本、空間距離、市場風險等諸多障礙。藉助引力模型理論、貿易培育理論、「政府+企業」+「國有+民營」雙輪驅動投資模式、線性價值鏈等已有和需要創新的理論有助於克服這些障礙。在這些理論基礎上，中國增強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間經貿聯繫的對策包括：中國應和東協、印度、俄羅斯這三大經濟體加強溝通協作，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應以傳統的國際分工模式為主；中國應將中西部區域建成對接「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要有所側重；應花費更多精力推動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間的自貿協定要謹慎推進；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使用。
一、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聯繫有待增強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經貿往來是合作的基礎，經貿繁榮才能支撐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更好地發展。中國也需要通過加強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來踐行互利共贏的理念。國家發展改革委等聯合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也指出：「投資貿易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點內容」，並將貿易暢通列為「五通」之一。中國如何增強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貿聯繫就成為一個很重要的研究課題。
為分析這一問題，應首先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科學分類。在研究過程中，目前學界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分類方法主要是兩種，一種是基於地理位置的劃分，另一種是基於發展水平的劃分。基於地理位置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劃分為蒙古、東南亞（東協）、西亞、南亞、中亞、獨立國協國家、中東歐等，或者劃分為蒙古、東南亞、南亞、西亞北非、中亞、中東歐、南歐、高加索等。基於發展水平的劃分主要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劃分為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高收入國家。但實際上，更為科學的劃分是，除中國外，可以根據「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重要性和體量大小將這些國家劃分為四類（表1）：東協、印度、俄羅斯、其他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是指除中國、東協、印度、俄羅斯之外的「一帶一路」國家。從經濟總量來看，2015年東協、印度、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GDP）總量均超過1萬億美元。從人口規模來看，東協、印度、俄羅斯人口數量均超過1億。從疆域來看，國土面積最小的印度也接近300萬平方公裡。而對於其他50餘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而言，其加總的GDP總量、人口和國土面積等基本變量和中國、東協、印度、俄羅斯處於同一個數量級。
東協、印度和俄羅斯作為中國周邊的重要經濟體，本身就是世界和亞太範圍內具有影響力的經濟體，並和中國保持緊密經貿關係。新世紀以來，東協擁有很強的經濟活力，2000-2015年東協GDP平均增速達7.6%。東協還在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中扮演重要甚至是主導性的角色。一直以來，亞洲經濟一體化模式採取了「東協+」的模式。目前正在談判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也由東協主導。東協中的
新加坡、
馬來西亞、汶萊、
越南還是跨
太平洋(
601099,
股吧)夥伴關係協定（TPP）的成員，儘管這一協定已因為
美國的退出而暫時擱置。中國和東協已籤署自由貿易協定，並成功進行升級談判。中國是東協最大的貿易夥伴，東協是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印度和俄羅斯本身就是重要的新興經濟體，和中國在金磚國家的框架內有合作。印度和俄羅斯均是中國的前十大貿易夥伴。而且，印度和中國同屬RCEP的成員，俄羅斯和中國同屬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的成員。中國、印度、俄羅斯、東協中的印度尼西亞還均是二十國集團（G20）成員。
如果考慮東協、印度、俄羅斯，將「一帶一路」所有沿線國家看作一個整體，中國和這些國家之間的經貿聯繫確實非常緊密。中國官方並沒有給出「一帶一路」具體包括的國家，《願景與行動》指出「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家基於但不限於古代絲綢之路的範圍。相關研究文章普遍認為，除中國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包括65個國家。但2017年3月上線運行的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官方網站——中國一帶一路網給出的國別宏觀資料庫包含64個國家。也有個別研究認為「一帶一路」包括66個國家。上述給出的「一帶一路」的範圍只存在細微差別，在是否包含個別小國存在不同，在經貿數據上很難體現出來，並不影響本文的分析。2015年，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25%，超過中國和第一大貿易夥伴歐盟所佔的比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中國貿易總額佔這些國家對外貿易總額的17%。整體而言，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間貿易依賴度較強。
但是如果分類看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會發現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有待加強。如前所述，東協、印度、俄羅斯本身就是中國的重要貿易夥伴，近年來發展勢頭也很好，而且經貿合作平臺已經存在（中國-東協自貿區）、正在談判（RCEP）或已有設想（亞太自由貿易區）。即便中國不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也會高度重視和這些經濟體的經貿聯繫，並加強合作。如果將這三大經濟體合併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整體中，不僅會誤判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聯繫程度，還會看不清整個「一帶一路」建設的經貿全景。剔除東協、印度、俄羅斯這三大經濟體後，會發現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繫較弱。2015年，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貿易總額僅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10%左右，尚不及中國和東協的貿易總額佔比。2015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其他50多個國家中，對中國出口佔其出口總額超過10%的僅有4個國家，絕大部分國家佔比不超過5%，有17個國家的佔比還不到1%。相比出口，從中國進口佔其進口總額的比重則高些，佔比超過10%的國家超過20個，不過仍有8個國家的進口佔比不到5%。總之，除東協、印度、俄羅斯這三個原有的重要貿易夥伴外，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繫並不強。以下分析主要聚焦於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的經貿聯繫。
二、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強經貿聯繫的障礙
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增強貿易聯繫面臨諸多障礙，其中最基礎性的問題是「一帶一路」國家普遍都是小國，中國和這些國家的經貿關係是大國和小國之間的關係。即便經濟發展水平很高，小國由於人口、空間等的限制，生產能力也有限，從而限制其出口。而市場規模較小也限制了其進口能力。何況，「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水平普遍較低。更制約了其出口和進口能力。根據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引力模型，可以更直觀地理解這一問題。引力模型認為，兩國間貿易額和兩國的GDP總量成正比，和兩國間的貿易成本和空間距離成反比。「一帶一路」其他國家中，平均每個國家的GDP總量才1000億美元多，中國若要增強和這些國家的經貿聯繫，面臨著這些國家經濟規模較小的限制。隨著經濟發展，從長期來看，即便這些國家成長為更為發達的經濟體，中國和單個國家的貿易額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比重也會非常有限。當然，這些國家和中國的貿易額佔「一帶一路」國家自身的對外貿易總額比重會越來越高。這事實上又引出另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和這些國家實際上存在極不對稱的關係，如何在不對稱依賴中強化經貿關係是一個重要課題。
另一個與之相關的障礙是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主要還是屬於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在整個世界的國際貿易和投資中，佔主導地位的是發達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如歐盟成員之間、美國和歐盟之間、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等；其次是發達國家和新興發展中大國之間的關係，如美國和中國之間、歐盟和中國之間等；再次是新興發展中大國之間的經貿關係，比如金磚國家之間的經貿關係。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之間則又屬於另外的一種，即新興發展中大國和發展中小國之間的經貿關係。如何在目前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格局中，讓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間經貿關係佔據一席之地，是值得思考的另一個問題。
從貿易成本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普遍較高。國內外不少學者和機構測算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這些國家絕大部分可以歸為貿易「不便利」。這並不難理解。一般而言，經濟越發達的國家，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才會越低。而「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水平普遍較低。此外，短期內，中國通過籤署自貿協定來降低這些國家貿易成本的方法並不現實。中國僅和巴基斯坦籤署了自由貿易協定，其他處於正在談判或正在研究的過程中，大多數則還沒有研究自貿協定的意向。因此，中國要增強和這些國家間的經貿聯繫還要突破貿易成本的障礙。
從空間距離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國家普遍屬於內陸國家，而且和中國的空間距離較遠。從空間距離來講，只有蒙古、中亞和南亞屬於中國周邊的國家，其他國家並不屬於中國周邊國家。即便是中亞和南亞等周邊國家，主要屬於內陸國家，貨運方式只能走陸運，運輸成本遠高於海運。更不用說西亞、獨立國協國家、中東歐等空間距離遠而且主要走陸運的國家。正是因為海運成本低，目前國際貿易貨運的2/3以上都依賴海運。空間距離遠和貨運方式主要依靠陸運是中國增強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必然要解決的障礙。
「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還普遍存在市場風險高的問題。除經濟規模、貿易成本、空間距離、運輸成本等上述障礙外，還有市場風險高的問題。對於市場主體而言，無論是做貿易還是投資，在面臨風險或不確定性時都會極為謹慎，從而影響國家間的經貿聯繫。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營商環境報告》，除中東歐國家的營商環境較好，排名較高外，其餘「一帶一路」國家的營商環境普遍排名較低。在「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中，排名低於中國的國家佔了一半多。中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發布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風險分析報告》認為，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風險水平較高的國家佔了將近1/3。這些國家往往面臨較高的政治、經濟、商業環境、法律等風險。只有破除各類市場風險，中國企業才會主動參與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間的經貿合作。
三、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強經貿聯繫的理論基礎
從宏觀視角來看，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強貿易聯繫的理論基礎是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引力模型理論。引力模型描述了兩國間貿易總額的決定因素，在考慮市場風險之後，修正後的引力模型可以用公式表述如下：
上述公式表示國家i和國家j間貿易總額（Trade）受到兩國各自GDP、兩國空間距離及相關的運輸成本（D）、貿易壁壘（TC）、兩國各自風險（Risk）的影響。
在以上決定因素中，解決空間距離及相關運輸成本問題依賴基礎設施建設及相關的設施聯通。貿易壁壘和市場風險問題可以通過籤署自由貿易協定、使得這些國家發展水平更高來解決，市場風險還有賴於中國對這些國家的政治和軍事影響力。為發展這些國家的經濟，使其提升GDP規模，中國能做的是培育其貿易能力，即貿易培育。
貿易培育是指中國通過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提升這些國家的生產能力，培育其出口能力，使這些國家有更好的能力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並出口。貿易培育這一概念對應國際貿易理論中的貿易創造和貿易轉移。貿易轉移是指當兩國籤署自貿協定後，第三國和籤署自貿協定的國家之間的貿易減少，轉移到籤署自貿協定的兩國間。貿易創造是指當兩國籤署自貿協定後，因為降低貿易成本而創造更多的貿易。傳統的貿易理論強調籤署自貿協定的貿易創造效應。但是貿易創造暗含一個假設，即籤署自貿協定的國家具備出口和進口的潛力，有足夠的能力生產出口品，但是因為貿易成本的障礙而無法出口。這影響該國收入水平繼而影響進口能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由於發展水平低而普遍不滿足這一假設。對於這些國家而言，即便貿易壁壘足夠低，這些國家也沒有合適的產品出口，也沒有足夠的收入水平購買進口品。因此，對於這些國家而言，最重要的是關注貿易創造前的階段，即貿易培育。為培育貿易能力，無非是關注勞動力和資本。中國一方面要通過和這些國家合作提升其勞動力的知識和技能水平，另一方面中國要通過對這些國家的投資來提升其基礎設施水平，並引進生產需要的機器設備等資本品。
當然，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又和傳統的投資模式有所區別。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理論聚焦於投資主體：跨國公司或企業。無論是壟斷優勢理論、內部化理論，還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無非是說，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驅動力是利潤，利潤驅使下，跨國公司看中東道國的市場、勞動力成本、人力資源或者相關技術。但是對於「一帶一路」諸多小國而言，在這些方面都不具有天然的優勢。單純靠中國企業的逐利行為使其主動對「一帶一路」國家進行投資，並不會在中短期內增加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聯繫。中國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中，政府必然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國政府一方面要引導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國家的投資行為，另一方面要通過政府投資為企業投資創造條件。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國有企業在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投資中明顯多於民營企業。中國的國企改革尚未完成，並不能看做真正意義的市場上的競爭主體。國有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的投資並不是完全的逐利行為。從歷史上看，美歐發達國家之間的投資主要是因為市場競爭下企業在國際範圍內配置資源；日本企業對外投資一方面是因為自身資源有限、勞動力成本上升，另一方面日本對外投資轉移產業的對象主要是周邊國家，比如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和這些投資形式不同，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將更多表現為「政府+企業」、「國有+民營」雙輪驅動的形式。
從空間布局來講，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間經貿聯繫不同於傳統的區塊模式。無論是從傳統的國際分工模式（產業間、產業內分工），還是從新型國際分工模式（產品內或全球價值鏈分工）來看，現有經貿聯繫緊密的國家群主要是以區塊形式存在，即在地理位置上較為接近的國家間形成緊密的區域價值鏈或區域產業鏈。比如歐盟在政治經濟一體化中形成較為緊密的經貿聯繫，這一經貿聯繫是以西歐國家為主，逐步向外擴散，納入中東歐國家。美國、加拿大、墨西哥籤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後，彼此間經貿聯繫不斷增強，在北美區域內形成區域價值鏈。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崛起過程中，和東亞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形成緊密的經貿聯繫，不同經濟體在產業鏈中扮演不同角色，創造出極具活力的東亞區域鏈。但是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間的經貿聯繫不同於上述區域鏈形式。從地理位置和空間布局來看，中國和日韓、東協、印度、俄羅斯等國家聯繫緊密，未來將在亞洲範圍內形成生產和消費聯繫緊密的區塊鏈。甚或面向太平洋，和美國以及其他美洲國家形成亞太地區的區域鏈。中國要衝破周邊經貿合作，和「一帶一路」國家加強經貿聯繫，意味著中國要在區域鏈的基礎上，擺脫空間的束縛，向更廣闊的空間延伸，讓外圍的「一帶一路」國家參與到目前主流的區域價值鏈中。從空間布局來看，未來將要創造的這種新型價值鏈不妨可以被稱為「線性價值鏈」，以區別於傳統的區塊形式的圓形價值鏈。
四、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增強經貿聯繫的建議
中國應和東協、印度、俄羅斯這三大經濟體加強溝通協作，共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如前所述，東協、印度、俄羅斯是「一帶一路」國家的重要經濟體，同時也是中國周邊的經濟體，重要性非常強。同時，這三大經濟體的發展也有利於作為中轉，增強中國和「一帶一路」其他國家的聯繫。如果這三大經濟體不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一帶一路」推進將比較困難。因此，應考慮加強和東協、印度、俄羅斯之間的合作。一方面，中國和這三大經濟體之間的雙邊關係要加強。另一方面，可以考慮創造新的平臺增強和這三大經濟體之間的聯繫。目前中國和東協已籤署自貿協定，並共同積極推動RCEP談判。中國和印度正在研究自貿協定問題。未來中國可加快和印度的自貿協定研究進程，並儘快推動進入談判階段。中國也應考慮和俄羅斯籤署自貿協定，並及早進入研究階段。對於合作平臺而言，中國、東協、印度均是RCEP成員，中國、印度、俄羅斯均是金磚國家成員，中國、俄羅斯、東協還均是APEC成員。但這些平臺並沒有將中國、東協、印度、俄羅斯都包括進去。中國可以提議建立新的合作平臺，包括這四大經濟體。在中國的主導下，合作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這有利於消除它們對於中國單獨主導「一帶一路」建設的誤解，增強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積極性。
中國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應以傳統的國際分工模式為主。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產品內分工為特徵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開始在國際貿易和投資中佔據主導地位。但是這種分工模式產生的原因在於關稅和非關稅壁壘、運輸成本的下降，以及信息技術的興起使得信息溝通更加方便。「一帶一路」沿線其他國家普遍存在貿易便利化程度低和基礎設施落後的問題，中國和這些國家間的運輸成本也很高。因此，目前佔據主導地位的全球價值鏈分工模式不宜成為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的合作模式。在中短期內，中國和這些國家間的經貿合作還是應以傳統的產業間和產業內分工為主。傳統的分工模式和「一帶一路」其他國家的現實條件較為吻合。由此，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曾經佔據「半壁江山」的加工貿易模式並不適合「一帶一路」國家，因為這些國家附近並沒有合適的提供中間品的發達經濟體。而對於中國而言，當時是由日韓等經濟體提供的中間品。中國可以幫助「一帶一路」其他國家發展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此同時，中國向這些國家出口資本和密集型產業。
中國應將中西部區域建成對接「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中國應通過「一帶一路」建設促進中西部省份的對外開放，從而達到發展中西部地區的目的。中西部地區本身在對接「一帶一路」建設方面具有地理方面的優勢，更加靠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另一方面，為建設「一帶一路」推進的設施聯通、陸上運輸也有助於中西部地區發展對外貿易。為此，一方面中西部地區自身應加強和「一帶一路」所有國家的經貿聯繫，另一方面，也應該鼓勵東部發達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幫助中西部地區發展起相應的產業。中國還應推進東中西之間的交通運輸設施建設，降低從中西部運輸到東部港口的運輸成本，讓中西部地區更加便利地通過東部港口出口和進口貨物。同時也方便東部地區貨物從陸路運輸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西部地區發展是中國增強和「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聯繫的重要條件。
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要有所側重。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是路上的國家和地區，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則是經過東協沿印度洋到北非的路線。在中短期的建設過程中，中國可以有所側重，側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一方面是因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東協起重要作用，而中國和東協已經有很強的經貿聯繫；另一方面沿海國家經濟更容易發展起來。當然，這並不是說忽視絲綢之路經濟帶，而是先投入更多精力發展更容易建設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然後通過其帶動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最終實現「一帶」和「一路」的齊頭並進。
中國應花費更多精力推動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中國在建設「一帶一路」過程中，絕不應放棄對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推進，反而是要花費更多精力推動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一帶一路」國家中的東協、印度、俄羅斯本來對中國就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對於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的推動一方面可以加強中國和、東協、印度、俄羅斯的對話，另一方面也能對衝美國在亞太地區對自身的限制，甚至可以將美國吸引到「一帶一路」建設中。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還有利於北美和南美其他國家和「一帶一路」建設的對接。因此中國推進亞太地區經濟一體化和「一帶一路」建設並不矛盾，而是互相補充。未來中國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具體而言，中國可考慮在積極推進RCEP完成談判的基礎上，吸納俄羅斯以及TPP中的美洲成員加入RCEP，從而最終完成亞太自貿區的建設。與此同時，還可以在APEC的框架內，直接推進亞太自貿區建設。
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間的自貿協定要謹慎推進。目前已有學者提出建設「一帶一路」自貿區的建議。但是應該看到，「一帶一路」國家差異很大，對於東協、印度、俄羅斯，中國理應通過自貿協定增強經貿聯繫。但是對於其餘50多個國家，如果要協調構建一個大的自貿區，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且要投入非常大的精力和成本，投入和產出比例嚴重失衡。事實上也沒有必要，這些國家基本都是世界貿易組織（WTO）成員，作為一個整體在WTO框架內實施貿易自由化是比較現實的選擇。當然，中國可以選擇性地和它們中的代表性國家籤署自貿協定。畢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水平、開放程度、風險水平等存在較大差異，中國不可能和所有相關國家都保持緊密經貿聯繫。除和巴基斯坦已經籤署自貿協定外，目前正在談判和研究自貿協定的包括海合會、斯裡蘭卡、馬爾地夫、喬治亞、以色列、摩爾多瓦、尼泊爾等。事實上，中國可以優先和經濟發展水平高、對外開放度高、輻射能力強的沿線國家談判自貿協定。這有利於帶動整個「一帶一路」的貿易與投資。
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使用。在國際貿易中，不可避免涉及使用何種貨幣進行交易。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絕大部分國家存在貿易逆差，僅有少數國家存在貿易順差，而且順差規模有限。和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存在相同的情況，中國是順差國，「一帶一路」國家是逆差國。對於這些國家而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持續性地獲取外匯購買進口品。中國利用自身儲備的美元對這些國家進行貸款和投資是非常必要的，畢竟美元是當今第一大國際貨幣。但是，即便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巨大，也只能拿出一定比例用於「一帶一路」建設，可使用的美元有規模限制；另一方面，在「一帶一路」國家大量使用美元，反而會穩固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不利於推廣人民幣跨境使用。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使用可以增強這些國家貿易逆差的可持續性，同時降低中國和「一帶一路」國家貿易和投資的交易成本，還有利於提升人民幣國際貨幣的地位。
作者簡介：蘇慶義，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
本文已發表於《國際貿易》2017年第4期，原文題目為《中國如何增強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繫？》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社科國貿
（責任編輯：宋政 HN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