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前校長勞倫斯·羅威爾有句名言：「真正的成功不在於做我們決定的事情，也不在於做我們希望的事情，甚至不在於做我們努力爭取的事情，而在於做一些真正值得的事情。」
那麼，哪些是真正值得的事情？作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棟梁之材，以及科研院所和高校未來的主力軍，當下的研究生們有多少人曾和自己的導師探討過類似觸及靈魂的問題？有多少人在探尋生命的意義？與此同時，研究生教育作為培養我國高層次人才的主要途徑，是否在助推這些未來的領導者、各行各業的骨幹們思考有創意、有價值、深層次的問題？答案並不樂觀。
事實上，我們的研究生並不愛提問題。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黨委書記楊頡看來，「這種現象最突出的反映便是在大學的研討課上。這裡是我們最希望學生給我們帶來互動反饋的地方，但往往會遭遇冷場。」華北電力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荀振芳曾訪談過一所高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的10多位面臨學位論文開題的碩士研究生，其中竟有85%以上學生的選題是導師為其擬定的。
為何我們的研究生提不出問題？2020年8月18日，《中國科學報》以此為題刊發報導，在高教界引起強烈反響。隨後，2020年9月至2020年12月，本報又開設「『研究生不會提問』之思」專欄，邀請院士專家，一線博士生、碩士生導師，教育專家，以及研究生代表等發表看法。專欄刊發的16篇文章，圍繞研究生問題意識的重要性、提不出問題背後的原因，以及解決之道等展開了多層次、多角度的討論，引發了廣泛關注。
在新的一年開始之際，我們再次回顧、梳理專欄文章的相關觀點，集結其中的智慧，以尋求破解研究生思維桎梏之道。
提出一個問題
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
「學源於思，思起於疑。」中國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學教授周立偉說，善於提出問題和抓住問題是科學家最重要的素質。他援引愛因斯坦的話：「提出一個問題，往往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溫才妃《提不出問題要在方法上找原因》）
提問是科學探索的起點，也是學術討論的開始。沒有提問，就沒有研究，也不會有知識的進展。對研究生來說，提問也同樣重要，提問就意味著思考，就意味著入門。學術訓練的目標，無非是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陳洪捷《學術訓練的三個核心》）
中國學生是消極被動、死記硬背的學習者，還是成功的、有能力的學習者？對於這一「中國學習者悖論」，學術界還在持續爭論中。其中，一個爭論點就是中國學生要不要提問題？他們會不會提問題？一些學者認為，學生提問不僅意味著他需要信息，還意味著他有正確的知識結構，用來表述問題和解釋回答。因此，學生在某個學術話題上提問題的能力，體現了他在該學術話題上擁有的知識複雜度。當他試圖將已有的知識和新信息融合在一起，使這些想法有意義時，提問可以幫助其學習。（陸根書《由「中國學習者悖論」引發的思考和建議》）
更為重要的是，能夠提出問題，提出有價值的科學問題，不僅僅是所有學問深入研究的起點，其背後還隱藏著一個邏輯鏈：只有懷疑之精神，才有獨到之見解，方有自由之精神、獨立之人格，才有可能在繼承和發揚前人總結的知識體系基礎上，從已知到解未知，推陳出新，甚至完全顛覆已有認知，提出新的理論或者定律推動科學的進步，將人類文明帶入一個新的時代。這些與我們當前一直呼籲的提高創新能力、培養創新人才息息相關。（李志民《提升科學素養是培養提問能力關鍵》）
而在北京大學原常務副校長王義遒看來，「研究生為何提不出問題」應改為「我國目前有多少研究生導師能夠經常提出科學問題」。「因為在我看來，在科學上能夠提出『好』問題，就已經是能做出大貢獻的科學家了。」（王義遒《研究生應做自己課題的「主人」》）
與好奇心一起消失的問題意識
雖然我們早已提出要創新的國策，但是學生的問題意識——這個創新的必要條件卻一直缺失。為什麼？部分原因在於，它的構成因素是多方面和根深蒂固的。
研究生們提不出問題，究其原因，要歸於兩大方面——做好任何事的兩大條件：意願和能力。一是他們想不想提出問題，二是他們能不能提出問題。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也是導致研究生提不出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的「研究生」都是想做研究的嗎？數據已經否定這一點。很多人理解的「研究」，不過是再記住一些知識、考得學位，以此去做官、致富或者至少過上安逸的生活。
可見，既然教育目標和價值觀起點都不是探究，如何能夠形成提研究性問題的必要和習慣？加上山一般的知識記憶的重負，自主提問、質疑的意願也就隨著人的好奇心、主動性和興趣，一起消失了。（董毓《批判性思維素質：因何缺乏，如何補足》）
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生常賽超的自我反思也為此提供了佐證。在導師帶領下，常賽超來到蘇州吳江開弦弓村調研學習。80多年前，身為研究生的費孝通在開弦弓村調查訪談基礎上完成了著名的《江村經濟》，此後費孝通一生26次考察開弦弓村。這個村被學術界命名為「江村」，成為國際上著名的社會學研究聖地。
江村之行讓她深入思考：為什麼要做學術研究？如何做出好的學術研究？在她看來，費孝通的成功之道可以用四種「心」來概括：一是擔當之心，二是好學之心，三是求實之心，四是勇敢之心。而缺乏「四心」，正是導致「研究生提不出問題」的根本原因。（常賽超《從費孝通「四心」反思當代研究生之所失》）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王蓉認為，研究生提不出問題，不能純粹地把問題歸咎於學生。在社會科學領域，學生們如果局限在狹隘的課堂和文獻中，就提不出問題。深入一步思考，「我們的研究生教育為什麼沒有相應的制度化安排和系統性的努力，來促使學生的學習更多地與真實的生產生活實踐或個性化的工作經歷、體驗結合起來？為什麼我們研究生的課堂沒有更多情景化的教學設計，引發學生提出問題？我們作為教師是否認真嘗試過調動學習者學習中的積極情感？ 」（王蓉《研究生提不出問題，責任在大學和教授》）
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趙浚也認為，少數高校教師對研究生培養的投入精力不夠，也是導致研究生難以形成問題意識的間接原因。隨著國家研究生招生規模擴大，部分研究生導師由於教學任務和科研工作相對繁重等原因，對研究生問題意識與實踐能力的培養力度不夠。（趙浚《問題意識：使研究生真正「研」起來的關鍵》）
另外，楊頡指出，研究生不善於提出科學問題的背後，其實反映的是當前學生批判性思維的缺失。導致我國學生批判性思維普遍比較弱的原因有多種，其中便包括了東方文化中的所謂「尊師」傳統。「在西方高校課堂，對老師的尊重與出於尊重真理而對老師講述內容的質疑並不矛盾，然而我們卻很容易將『尊重老師』與『不反對老師』畫上等號。」 （楊頡《導師應將決策自主權還於學生》）
在中國農業大學碩士生導師張紅偉看來，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絕不是教育的某個方面出了問題。從大方面來分，教育體系可以分為家庭教育、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自我教育等四個部分。現實的嚴峻性是，我們的「四育」都存在一定問題，所以才會導致現在很多研究生都不會提問，真正會提問者鳳毛麟角。（張紅偉《研究生提問的「系統改革」與「當前任務」》）
研究生教育如何改變
有學者認為，提問不僅是知識和能力問題，也是一個學術文化問題。其中，提問的勇氣就是一種學術文化的表現。在研究生的學術訓練中，除了知識與能力，更應當培養研究生探索科學志向、積極提問的勇氣。學術訓練不僅僅是讀書、做課題研究，更包括刨根問底的態度和「吾愛吾師，更愛真理」的治學精神。（陳洪捷《學術訓練的三個核心》）
歌德說，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生活是理論永不衰竭的源頭。不關心現實，思想終會在故紙堆中慢慢枯萎。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劉永謀建議，文科研究生應該時刻關注現實，從中尋找靈感，尤其關注學術的本土化和中國國情的問題。（劉永謀《文科研究生要砥礪選題能力》
蘇州科技大學教授陳建新認為，研究生越來越提不出問題，實質上是研究生哲學思維能力越來越欠缺的反映。他建議，要恢復和加強自然辯證法教學，增強研究生的哲學思維能力。（陳建新《研究生培養要恢復加強自然辯證法教學》）
還有學者認為，研究生提不出問題，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想像力，而想像力往往來源於仰望星空的歷練和腳踩大地的實踐。就目前而言，前者比後者更重要。師生為什麼不具備無界的想像力？是什麼控制了師生的想像力？可以從哪些方面幫助師生破解這道難題？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孫新波舉例說，西方博士生的培養，學業開始階段通常要學習較多的哲學類課程，而畢業的學位往往是PhD（哲學博士），由此可見本體論、方法論和認識論對研究生培養的重要性。（孫新波《破除想像力的禁錮：從方法論說起》）
教育的「節制」是現代教育學創始人赫爾巴特提出的重要教學原則。不節制的教育就是「過度的教育」，不節制的施教就是「強制」。北京大學教育學院研究員盧曉東認為，如果期待研究生能夠提出問題，提出自己獨特的問題，那麼在研究生成長過程中，教師需要讓學生的自我性格成長起來。為此，教師特別需要避免對學生進行過度的教育。（盧曉東《擺脫「範式陷阱」，把學生「置於困境」》）
在周立偉看來，研究生之所以提不出問題，在於科研環境功利化的影響，書讀得少、知識面窄、思想不開闊、思考上受到局限、跳不出書本或前人的框框，總覺得書本上寫的傳統的見解、權威的結論，都是天經地義、不可置疑的。因此，束縛了研究生的思想，雖有疑問，卻不敢提出問題。
另外，我國的學術環境不鼓勵研究生「高談闊論，海闊天空」，輿論環境也常常壓制研究生「胡思亂想，百家爭鳴」，使研究生不敢把自己的idea說出來，怕大家笑話，說自己狂妄。因此，周立偉認為，重要的是，要創造敢於提出問題、不怕提錯問題的學術環境和氛圍。
「自由思想的學術交流是科學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中國學術界最缺乏的是自由、平等交流的風氣。」周立偉說。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