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原創作者：吳昂昂談歷史
中華民族是一個統一的民族共同體。其所以是統一的，不僅因為她在政治上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她有一個統一的經濟文化基礎。正因為如此，在中華民族的發展史上，雖然也有過戰亂、分裂割據和外族入侵，但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始終未被摧毀，總有一種巨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將各地、各族人民聯繫在一起當然，作為民族精神，她的凝聚力和號召力也是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而秦漢時期正是中華民族精神形成過程中的關鍵時期。
在匈奴滅東胡以前，烏桓和鮮卑同為東胡族的組成部分，是東胡部族聯盟中兩個較大的部落集團。因其「在匈奴之東，故曰東胡」，《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記載：「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焉也。」一說烏桓最初為部落大人之名，後引申為部落之名，即「桓之以名，烏號為姓」。秦漢時期烏桓一直處於頻繁的遷徙之中。西漢初年，烏桓居住於烏桓山（一般認為是今阿魯科爾沁旗的烏遼山）。漢武帝時，霍去病遷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塞外居住。其地大約西起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中經今赤峰地區，東至今哲裡木盟地區，南至漢塞，北至今錫林郭勒盟中部的沙漠及西喇木倫河流域。
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烏桓又南遷五郡塞內，布列遼東屬國，遼西、右北平、漁陽、廣陽、土谷、代郡、雁門，太原、朔方界，約為今遼寧、河北、山西等省的北部。東漢末年，曹操徵烏桓，破烏桓於柳城（今遼寧朝陽市），遷烏桓於中原。此後，留居於東北地區的烏桓人就為數不多了。由於烏桓不斷西遷，在每個地區居住僅百餘年，且分布甚廣，四處遊牧，因此很難形成一定的文化層。同時，烏桓對隨葬器物「皆燒送之」，墓葬中也保存不了什麼用品，所以至今還未發現烏桓的考古文化遺存。目前對於烏桓文化的了解，只能依靠《後漢書》及《三國志》中有限的文字材料。
從文獻記載看，烏桓文化屬畜牧為主的經濟文化類型。《後漢書·烏桓傳》載：「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大人以下，各自畜牧營產。」這說明烏恆人屬於遊牧民族，各人從事畜牧營產，隨水草放牧，吃的是肉，飲的是酪，穿的是毛皮，住的是穹廬。同時，《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還記載，在烏桓人的生活中，牛、馬、羊等牲畜佔有重要的地位。嫁娶時，送牛、馬、羊以為聘娶之禮。喪葬則取亡者所乘馬……燒以送之。犯法者可用馬、牛、羊皮以贖死。烏桓人向匈奴納貢，也用馬、牛、羊皮。除畜牧業外，烏桓人還以狩獵活動作為其經濟生活的補充。
《三國志·烏丸鮮卑傳》載：「俗善騎射…日弋獵禽獸，食肉飲酪，以毛毳為衣。」有跡象表明，兩漢時期烏桓人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中原漢人先進的封建文化。《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鍛金鐵為兵器。」這表明烏桓人已從漢族處引進了鍛制金鐵兵器的技術。但是《後漢書》及《三國志》都未提到烏桓人能自己冶金、鐵。可見，烏桓人所鍛的金、鐵，其原料無疑是從中原漢族引進的。在漢文化的影響下，烏桓人也有了一定的農業。
《三國志·烏丸鮮卑傳》載：「耕種常以布穀鳴為候，地宜青穄、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曲櫱，米常仰中國。」這表明烏桓已與中原漢族建立了較為密切的文化交流關係，並從中原漢人處學會了做酒，但酒麴還要依賴漢人，靠從中原輸入。另一方面，烏桓的社會習俗似乎也受到中原漢文化的影響。《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其嫁娶則先略女通情，或半歲百日，然後送牛馬羊畜，以為聘幣。婿隨妻還家，妻家無尊卑，旦旦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這表明烏桓當時已由母系向父系氏族社會過渡，新婚夫婦也已從母方居住過渡到父方居住。
這是烏桓人本身社會發展的結果，又可能受到中原漢族文化的影響，在漢人影響下，烏桓人在葬俗上，在人死後也「斂屍以棺」。《三國志·烏丸鮮卑傳》載：「俗貴兵死，屍以棺，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並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這種「斂屍以棺」的做法，是在漢文化影響下形成的新習俗。
據文獻記載，鮮卑是東胡的另一支裔。西漢時期，鮮卑已和烏桓分成兩個不同的族群，他們居住在遼東塞外，不直接與漢接壤，而僅與烏桓相接。因此，在中原史籍中沒有記下西漢時鮮卑的經濟文化面貌。現在我們所知道的鮮卑的一些情況，已是東漢及三國時期的鮮卑。從東漢初烏桓遷到五郡塞內後，鮮卑才遷到烏桓故地，與漢朝接壤並通貢使。公元93年，漢破北匈奴，匈奴北遁，鮮卑轉徙據其地，匈奴餘種尚留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東起遼東，西到西域」，「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方四千餘裡，南北七千餘裡」，這時的鮮卑所包含的民族成分已相當複雜，其中有原來的鮮卑人，也有烏桓人、匈奴人及過去隸屬於匈奴的各族。
例如，原來居住在大興安嶺北麓的拓跋部，本來不是鮮卑，此時也成為鮮卑的一部分了。這時，他們還來不及融合成一個統一的民族。《後漢書》、《三國志》並未具體論述鮮卑各部的文化特點，只不過概括地介紹了整個鮮卑文化的共同面貌。《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鮮卑，亦東胡之餘也。…其言語、習俗與烏丸同。」即大致認為鮮卑也屬於畜牧經濟文化類型，也是髡頭。並記載了「其獸異於中國者，野馬、原羊、角端牛。…又有貂、豹、子。」所以特別記述鮮卑有這些野生動物，大概與鮮卑狩獵成分較重有關。
從史書記載看，東漢時鮮卑已從中原漢人處引進了金屬工具。《後漢書·烏桓鮮卑列傳》載：「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馬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是否所有鮮卑族部都已掌握精金良鐵，還很難確定。但至少可以肯定，鮮卑中一些靠近漢邊居住的部落已從漢人處引進了精金良鐵。1961年，在內蒙古巴林左旗南楊家營子發現了1至4世紀的鮮卑人墓葬。在這一墓葬中，出土了不少鐵器，有的葬具上還有鐵釘，表明鐵已傳入這一地區，並已大量使用。
這裡還出土了輪制泥質灰色陶器，在器形、紋飾方面都與當地常見的手制夾砂紅褐色陶器不同。它們代表了長城以南鐵器時代陶器的特點，不是當地固有的陶器產品。此外，墓中還發現了一枚五銖錢，說明漢代的貨幣已傳入這一地區。同時，墓葬中大都發現有木質葬具的痕跡，也應當是受中原漢族棺具的影響。這一切都表明，東漢時期東部鮮卑已與中原漢人建立了一定的經濟文化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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