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隆吉曾參與策劃了「一.二八事變」和「綏遠事件」，但他卻以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而「臭名昭著」，因為他不是站在被告席上受審，而是站在證人席上作證，他以電腦般的大腦記憶，證明了他昔日的上級、同僚乃至同學犯下的戰爭罪行，尤其是他對「九一八事變」主謀的指證，更是被載入史冊之中，關於對「九.一八事變」的來龍去脈，幾乎都採用田中隆吉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證詞。
田中隆吉（1893—1972）是日本鳥根縣人，出生於一個商人之家，曾先後就讀於鳥根縣立松江初級中學、廣島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和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913年3月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6期炮兵科，曾在野戰炮兵第23聯隊服役，期間曾到陸軍炮工學校高等科深造，畢業後授予炮兵中尉並被調到日本駐朝鮮軍野戰炮兵第26聯隊服役。
1919年12月，田中隆吉考入陸軍大學校第34期，與安達二十三、根本博、花谷正、小林淺三郎、佐藤忠義、柴山兼四郎、岡田資、和知鷹二等人同學，1922年11月畢業時成績一般，未能進入「軍刀組」，因此又回到原任野戰炮兵聯隊任職，
田中隆吉在基層聯隊服役一年後，於1923年12月晉升炮兵大尉，被調到參謀本部第二部（情報部）中國課支那班從事情報工作，其時他與同學根本博、花谷正等人在一起工作，受學長橋本欣五郎及學者大川周明的影響而熱衷於政治，期間曾到設在北京、張家口等地的特務機關出任特派員。
1929年8月，田中隆吉晉升少佐軍銜並從支那班轉到兵要地誌班任職，1930年3月和10月，田中隆吉參與了橋本欣五郎、根本博等人策劃的「三月事件」和「十月事件」，並在「十月事件」失敗之後，這些人都被逐出參謀本部，橋本欣五郎出任海拉爾特務機關長，而田中隆吉與根本博被派往上海，根本博出任日本駐上海公使館武官，田中隆吉則擔任副武官,其時日本駐上海總領事是重光葵。
1931年9月，關東軍司令部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策劃並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引起國內外輿論的一致譴責，國際聯盟也派出李頓調查團抵達中國進行調查，板垣徵四郎等人為了轉移國際視線，密謀在上海製造事端，由田中隆吉與川島芳子等人進行了策劃和組織。
1932年1月，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僱傭殺手在上海襲擊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兩傷的後果，從而嫁禍於中國人，由此引爆「一.二八事變」，日本駐上海海軍陸戰隊藉機進攻閘北，遭到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的頑強抵抗，駐守在上海的日本海軍第一遣外艦隊勢單力薄，不得不請求日本陸軍增援，此後日本參謀本部開始不斷向上海增兵，並臨時組建了由白川義則大將領銜的上海派遣軍，協同野村吉三郎海軍中將率領的海軍第三艦隊趕赴上海增援。
正當中日雙方在上海大打出手之時，日本在中國東北策劃成立了「滿洲國」，扶持末代皇帝溥儀建立了傀儡政權，設首都於新京（即長春），當時承認偽滿洲國並與之建立外交關係的有23個國家，佔當時世界主權國家的三分之一，最讓人驚詫的是，蘇聯政府也承認了「偽滿洲國」的存在，並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
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抵達上海後，接替了第一遣外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的指揮權，命令艦載轟炸機從「加賀」和「鳳翔」號等航空母艦上起飛，對上海一些民用目標進行狂轟濫炸，開啟了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以軍用飛機轟炸民用目標的先例，可謂是在上海犯下了滔天罪行，最終在國際社會的調停之下，中日雙方經過多輪談判，最終籤訂了《淞滬停戰協定》。
1932年8月，田中隆吉被調到野戰炮兵第4聯隊擔任大隊長，直到1934年3月才晉升中佐，並出任野戰重炮第1聯隊附，由此看來，田中隆吉並沒有因「一.二八事變」有功而得到重用，但僅僅一年之後，又被調到關東軍參謀部第2課（信息課）出任兵要地誌班班長，再次從事他所熟悉的情報工作。
1936年8月，田中隆吉調任德化特務機關長，從事應對中蘇蒙三方情報工作，田中隆吉是從參謀本部情報部走出的「參謀」，也是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如今終於能夠獨當一面開展工作，因此急於做出一些成績，因此利用內蒙古民族分裂主義者德穆楚克棟魯普策劃了「綏遠事件」，但綏遠駐軍是傅作義所部，而傅作義可不是張學良，面對日本入侵之敵，傅作義率部給予迎頭痛擊，並且收復了百靈廟，田中隆吉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企圖建立「蒙古國」的願望破滅了。
「七七事變」爆發後不久，田中隆吉晉升大佐軍銜，再次被調到日本駐朝鮮軍任職，擔任日軍第十九師團山炮兵第25聯隊長，1938年7月日本和蘇聯之間爆發邊境衝突，時任駐朝鮮軍司令官中村孝太郎派尾高龜藏的第十九師團出兵張鼓峰地區，田中隆吉所屬炮兵聯隊也隨師團出徵，日軍在張鼓峰戰役中被蘇軍痛貶，田中隆吉原本就沒有實戰經驗，這次實戰也由此認識到了蘇軍的強悍。
1939年1月，田中隆吉被調到陸軍省軍務局擔任軍務課長，而他之所以被調到陸軍省任職，完全是因為板垣徵四郎的緣故，因為此時板垣徵四郎正在陸軍大臣的位置上，自然不能忘了田中隆吉在「一。二八事變」中所發揮的作用。
1940年3月，田中隆吉晉升陸軍少將並被調到中國山西，出任日軍第一軍參謀長，輔佐司令官筱冢義男中將，尤其是利用其所長，負責策反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其同學花谷正後來也曾擔任第一軍參謀長，並再次負責誘降閻錫山。
熟悉電視劇《亮劍》的觀眾都知道，筱冢義男作為日軍第一軍司令官曾在劇中真名出鏡，至于田中隆吉是否實名出鏡，我還真沒注意到，但作為參謀長肯定是不離司令官左右的，日軍第一軍司令部就設在太原城內，而該軍作為山西佔領軍曾長期與中央軍、晉綏軍和八路軍作戰。
1940年12月，田中隆吉被調回陸軍省出任兵務局長，此時擔任陸軍大臣的是東條英機，而田中隆吉在關東軍司令部任職時，東條英機任關東軍參謀長，二人可謂是上下級關係，而此時擔任陸軍次長的是木村兵太郎，由於首相東條英機兼職太多，因此實際上是由木村兵太郎主持陸軍省，此人也是炮兵出身，但他對田中隆吉並無扶持之心，另外擔任軍務局長的是武藤章，而田中隆吉也是覬覦軍務局長之位，因此兩人也是明爭暗鬥。
但田中隆吉卻並沒有把握機會，因為反對與美國開戰，而被東條英機逐出陸軍省，貶到陸軍中野學校擔任校長，據說這是一所培養間諜的學校，而這也正是田中隆吉所擅長的，但他也是僅任職四個月就被免職。
田中隆吉是一個「中國通」，對蘇聯的軍事實力也有一定的認識，實際上他對美國並不了解多少，但他知道美國可比蘇聯強大的多，因此才反對與美國開戰，這讓東條英機情何以堪，我把你提拔到兵務局長的位置上，就是為了反對我的嗎？於是被逐出陸軍省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942年9月，田中隆吉被調任東部防衛軍司令部部附，由於精神狀態不佳而不能勝任，兩個月後就以憂鬱症被送進陸軍醫院住院治療，翌年3月就被編入預備役，這一年他剛滿50周歲，還遠沒有達到編入預備役的年齡。
1945年3月，此時正值美軍實施跳到戰術，並已經逼近日本本土，而陸軍實施本土決戰的叫囂甚高，因此正是用人之際，田中隆吉被重召現役，出任羅津要塞司令官，但此時田中隆吉已經是扶不起來的「阿鬥」了，最終還是被時任陸軍大臣阿南惟幾解除其職務，理由是神經衰弱復發而不能勝任工作。
田中隆吉曾於戰後撰寫了一本《分析敗因》的書，由於詳細敘述了日本陸軍內部詳情而備受關注，當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在調查、起訴和審理日本戰犯，田中隆吉的這本書正好為檢察官們的調查提供了「炮彈」，檢察官們如獲至寶，立即找到田中隆吉核實具體細節，但並沒有將他拘押到巢鴨監獄關押，而是把他軟禁在一座豪宅內，甚至允許他與家人在一起，這小子的記憶力實在是太好了，檢察官們像挖寶藏一樣，從田中隆吉電腦般的記憶力中挖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證言。
由于田中隆吉是在陸軍省任職期間被「深井冰」的，因此他對東條英機、木村兵太郎和武藤章等人都心生怨恨，因此樂於配合檢察官們的調查，不但配合調查，而且還願意出庭作證，這簡直是讓檢察官們有些喜出望外了。
1946年7月5日，一身西服的田中隆吉在美國憲兵的引領下步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證人席，立即引起場內戰犯們的騷動，這小子應該站在被告席上，怎麼站在了證人席上呢？但隨著田中隆吉的多次出庭作證，戰犯們開始對田中隆吉恨之入骨了，因為他出庭作證的對象有東條英機、木村兵太郎、武藤章、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松井石根、廣田弘毅、橋本欣五郎、南次郎、荒木貞夫、大川周明等人，而這些人或多或少都曾與田中隆吉有過交集。
在審判「九。一八事變」主謀的時候，田中隆吉是這樣作證的：「滿洲事變的主謀是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情報部俄羅斯班長橋本欣五郎、支那班的長勇、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作戰參謀石原莞爾和大川周明博士。」並當庭進行了指認，田中隆吉當時正在參謀本部任職，這些人都曾是他的同事，因此對時間、地點及細節都十分清楚，除了當事檢察官之外，誰也沒有想到，這份「大禮包」竟是一個日本帝國少將提供的。
辯護律師質疑田中隆吉「九一八事變」時並不在現場，田中隆吉答辯他曾看過「九.一八事變」調查書，也曾聽過建川美次講述事件的經過，而花谷正是田中隆吉的陸大同學，除了板垣徵四郎和石原莞爾之外，花谷正也是「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和組織者，因此如此熟悉「九一八事變」的整個過程，也就不足為奇了。
1949年9月15日，田中隆吉曾因憂鬱症而以短刀自殺未遂，但其留下的遺書卻被公之於眾：「作為日本軍閥的一員，自己就應該死在大東亞戰爭中，我並不願意活到今天。回顧過去，我也是一員主要戰犯，我不應該被免罪。」這小子與石原莞爾一樣，為沒有當成戰犯而感到遺憾和自責。
1972年6月5日，田中隆吉沒有死於憂鬱症，而是死於直腸癌，在被審判的日本戰犯當中，最終死於癌症的人不在少數，看來老天爺也不會饒恕這些人所犯的戰爭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