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和空間是框架,盛載著現實。離開時間和空間這兩個條件,我們無法構想任何真實存在的東西。根據赫拉克利特的觀點,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超出其尺度,這些尺度就是時間限制和空間限制。在神話思想裡,時間和空間從不被視為純粹或虛空的形式,而是被視為管理著萬事萬物的偉大神秘力量,不但統治並決定我們凡人的生活,也統治和決定各種神靈的生活。
描述並分析時間和空間在人類經驗中所呈現出的特性是人類學哲學的要務之一。若認為時間和空間現象對一切有機存在來說都必然是同一回事,那會是天真且毫無根據的想法。顯然,我們不能將較低級有機體的空間知覺和人類那樣的空間知覺相提並論。即使在人類世界與較高級的類人猿的世界之間,也有著確定無疑、不能消除的差異。然而我們若僅採用常規的心理學方法去解釋這些差異的話,則非易事。我們必須依循一個間接方式:必須要分析人類文化的各種形式,以便發現時間和空間在我們人類世界中的真正特徵。
這種分析顯示出的第一件事,就是時間和空間經驗有著根本不同的類型。這種經驗的所有形式並不都處於同一層面,低層和高層是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起來的,而基底層則可被描述為有機時間和空間。每種有機體都活在某種特定環境中,並且需要不斷地使自己適應其環境條件才能生存下來。即使在較低級有機體中,它的適應性改變也需要一套相當複雜的反應系統,需要在環境刺激與對這類刺激作出充分反應之間作出區分。但這一切並不是通過個體經驗學來的。新生動物似乎有著很精確的空間距離感和方向感——剛出殼的雞崽就能確定自己的位置,並能啄食散落在它行走路徑上的穀粒。關於空間定位過程所依賴的特殊條件,已被生物學家和心理學家仔細研究過。雖然我們不能夠回答一切有關蜜蜂、螞蟻以及候鳥的定位能力的複雜問題,但我們至少能給出個否定答案:我們無法斷定,動物在執行這些非常複雜的反應時是受任何概念過程引導的。相反,它們似乎是受某種特殊的生理驅力所驅使的;它們沒有一絲關於空間的心象或概念,沒有一絲關於空間關係的概括性認知。
而當我們研究較高級動物時,卻發現了一種我們可稱之為知覺空間的新的空間形式。這種空間不是一種簡單的感覺材料;它的性質非常複雜,包含了一切不同類型的感官經驗要素——視覺、觸覺、聽覺以及動覺。這些要素在知覺空間的結構中互相合作的方式,已被證明是現代感知心理學最棘手的問題之一。大科學家赫爾曼·馮·亥姆霍茲(Hermann von Helmholtz)就發現有必要開創一門全新的知識分科,創立生理光學這門科學,以便解決我們在這方面所面對的問題。儘管如此,仍有許多問題在目前尚不能以明確無歧義的方式解決。現代心理學史上,在「先天論與經驗論之間的昏暗戰場上」發生的鬥爭似乎總是無休無止。
在此我們不去關注問題的這個方面。發生學的問題,空間知覺的起源問題,長期以來一直遮蔽了其他所有問題,但它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問題。從一般知識論和人類學哲學的觀點來看,引起我們興趣的是另一個問題,並且它值得我們去研究。我們不是要研究知覺空間的起源與發展,而是必須要分析符號空間。一旦我們探討這一問題,我們就觸碰到了人類世界和動物世界之間的分界線。就有機空間而言,就行動空間而言,人在很多方面似乎都不如動物。動物生而有之的很多技能,兒童必須通過學習才可掌握。但針對這種缺陷,人得到了另一種天賦的補償,這種天賦的形成是人所獨有的,並且在有機自然界中沒有任何事物可與其相提並論。通過一個間接、複雜且艱難的思維過程,人得出了抽象空間的理念——正是這個理念,它不僅為人掃除了通向新知識領域的障礙,還為人的文化生活開闢了一個全新方向。
在說明並描述抽象或符號空間的真正本質時,哲學家們自己從一開始就遇見了最大的難題。抽象空間這類事的存在事實,是古希臘思想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發現之一。唯物論者和唯心論者都強調了這一發現的意義,但這兩派的思想家都很難解釋它以闡明其邏輯特徵。他們往往採用悖論來解決這個難題。德謨克利特聲稱,空間是非存在(nonbeing),但這種非存在仍然具有真實的實在性。柏拉圖在《蒂邁歐篇》中稱空間概念是「logismos nothos」—— 一個幾乎無法用貼切詞語去描述的「雜種概念」。即使在近代科學及哲學中,這些早期難題依然未得到解決。牛頓警告過我們,不要把抽象空間——這個真正的數學空間——與我們的感官經驗空間混為一談。他說,世人提到空間、時間以及運動時所依據的原理,無非是這些概念與可感覺到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我們若希望獲得任何真正的科學或哲學真理,就必須要扔掉這種原理:在哲學中,我們必須要自感覺料提取出抽象概念。這個牛頓式觀點成了感官主義所有體系的絆腳石。巴克萊(Berkeley)的所有批判性攻擊都集中在了這一點上。他認為,牛頓的「真實數學空間」實際上不過是個想像出來的空間,是人類心靈的一種虛構。若我們認可巴克萊知識論的一般原則,那我們幾乎就無法反駁這一觀點。我們就得承認,抽象空間在任何物質性實在或心理性實在中都沒有對等物,也沒有相關根據。幾何學家的點和線,既不是實物,也非心理之物,它們只不過是抽象關係的符號而已。如果我們把「真理」歸因於這些關係,那真理一詞的意義從此就需要重新定義了。因為我們在抽象空間這一情況中所關心的不是事物的真理性,而是命題以及判斷的真理性。
但在這一步邁出去並被系統地奠定基礎之前,哲學和科學必須要走很長的路並穿過很多中間過渡階段。這一問題的歷史依然還未被書寫,但追溯其發展的各個階段會是個很有吸引力的任務,因為它們會讓我們對人類文化生活的特質以及一般傾向獲得深刻認識。我在這裡僅精選幾個典型階段來討論。在原始生活中以及在原始社會條件下,我們幾乎發現不了任何有關抽象空間概念的痕跡。原始人的空間是個實踐空間,而實踐是以直接實際需要和利益為中心而展開的。就我們所能談及的一個所謂原始的空間「概念」而言,這個概念不具備純粹的理論性質;它依然充滿著具體的個人或社會感受,充滿著感性因素。韋納寫道:
就原始人在空間所展開的各種技術活動而言,就他測量距離、駕馭獨木舟、向某目標物投擲長矛等活動而言,他的空間作為實踐領域、實用空間,在結構上和我們的空間沒有區別。可是當原始人將這個空間作為表現主題和反思主題時,就出現了根本不同於任何知性理念的特別原始的觀念。對原始人來說,空間觀念,即使是被條理化之後,也只與主觀息息相關。它是一種比先進文明人的抽象空間更感性更具體的觀念……它在性質上沒那麼客觀、沒那麼可測量和抽象。它表現出以自我為中心或擬人化的特點,是根植於具體實體存在中的形相論動態。
從原始心智能力以及原始文化的角度來看,跨出從實踐空間走向幾何空間的那決定性的一步,的確是一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這涉及理論性或科學性空間概念。在幾何空間裡,我們直接感官經驗的所有具體差異都被抹掉了,不再擁有一個由視覺、觸覺、聽覺或嗅覺組成的空間。幾何空間是從我們各個感官全然不同的本性帶給我們的所有多樣性和異質性中抽象出來的。在這裡,我們擁有的是一個同質的、普適性的空間。而只有以這種新的獨特空間形式為媒介,人才能得出一種獨一無二的、系統性的宇宙秩序概念。這樣一種秩序概念,關於宇宙的統一性及規律性的概念,在沒有一個統一空間概念的前提下是不可能形成的。但達到這一步則需要經過很長時間。原始思維非但不能設想出一個空間體系,甚至也不能構想出一個空間概念圖式;它的具體空間不能形成一個能將主觀經驗認識活動與客觀對象內容統一起來的概念性圖形。民族學向我們表明,原始部落的人通常天生就有著超常敏銳的空間知覺。生活在部落中的一個土著能捕捉到自然環境中一切最微妙的細節,對周圍一草一木在方位上的每寸變化,他都極其敏感,甚至在極端惡劣的境況中也能找到自己的路。當他划船或航行時,他能以極佳的精確性沿著他上下行經的河流的所有拐彎處轉彎。但經過更仔細的觀察,我們驚訝地發現,儘管他有著這種能力,可他對空間的理解似乎有著奇怪的缺陷。若你讓他給你一個概括性的描述,描繪出河道的走向,他是做不到的。若你希望他畫出河流及其各種拐彎處的地圖,他似乎甚至不明白你的問題。關於對空間和空間關係的具體理解與抽象理解之間的差別,在此昭然若揭。這個土著非常熟悉這條河道,但這種熟悉與我們所說的抽象或理論意義上的認識相去甚遠。熟悉僅意味著表象(presentation),而認識則包括並且預先在概念上假定表現(representation)。對一個對象進行表現與僅僅是操縱這個對象是完全不同的行為。後者要求的僅是一系列明確的動作,一系列彼此協調配合或彼此連貫相續的肢體運動;它涉及的是因不斷重複、不變地實施特定行為而養成的某種習慣。但表現空間和空間關係則涉及更多。要表現出一個對象,僅能為了實際用途而以正確方式來操縱這個對象是不夠的。我們必須要對該對象有個總體概念,並從不同角度來看待它,以便找出它與其他對象的各種關聯。我們必須要在一個總系統結構中指出它的方位,並確定它在其中的具體位置。
在人類文化史上,這種促生了一個宇宙秩序概念的偉大概括,似乎最早誕生於古巴比倫天文學之中。這種天文學向我們提供了最早的明確證據,證明有一種思想超越了人類具體的實際生活範圍,它敢於以一個宏觀視角來擁抱整個宇宙。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古巴比倫文化一直被敬視為一切文化生活的搖籃。很多學者認為,人類所有的神話、宗教以及科學概念都源於此處。我無意在此討論這些泛巴比倫論,因為我想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古巴比倫人不僅最早對天象進行了觀察,並且也最早為科學天文學和宇宙學奠定了基礎,而對這一事實,可有個說法?天象的重要性從未被完全忽略過。人類一定很早就意識到這個事實:他的全部生活依賴於某些普遍的宇宙狀況。日月星辰的升落和季節的輪轉,所有這些自然現象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它們在原始神話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但為了將這些事實變為一種思想體系,還必須要有一個條件,這個條件只有在特殊環境下才得以滿足。而這些有利環境在古巴比倫文化發端之際就出現了。諾伊格鮑爾(Neugebauer)寫了篇非常有趣的關於古代數學史的研究論文,在論文裡,他糾正了過去許多關於這一問題的觀點。傳統觀點認為,在古希臘時代之前沒有發現過關於科學數學的證據。人們普遍認為,古巴比倫人以及古埃及人那時雖然已經取得了巨大的實用性及技術性進步,但他們也還沒有發現理論數學的基本原理。根據諾伊格鮑爾的觀點,對所有現存原始資料進行的批判性分析卻產生了一種不同的解釋。很明顯,古巴比倫天文學所取得的進步並非一個孤立現象。這種進步取決於一個更基礎的事實,即取決於一種新思想工具的發現和使用。古巴比倫人發現了符號代數。當然和後來的數學思想發展相比,這種代數依然非常簡單初級,然而它卻包含一個新穎且極其豐富的概念。諾伊格鮑爾將這一概念追溯到古巴比倫文化的起源之初。為了理解古巴比倫代數的獨特形式,諾伊格鮑爾告訴我們,我們必須要考慮到古巴比倫文明的歷史背景。這種文明是在特殊條件下才發展起來的。它是蘇美爾人和阿卡德人這兩個不同民族之間交匯碰撞的產物。這兩個民族起源不同,在語言上彼此也毫無關聯。阿卡德人的語言屬於閃語族類型;而蘇美爾人的語言則是既非閃語族也非印歐語系的另一種語種。當這兩個民族相遇後開始一起分享共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時,他們產生了亟待解決的新問題,為此他們發現有必要培養一種新的知識力量。阿卡德人不能理解蘇美爾人的原生語言,而要破譯蘇美爾人的書寫文字,他們必須要嘔心瀝血,鍥而不捨。正是依靠這種精神,古巴比倫人第一次學會了理解一種抽象符號系統的意義及用法。諾伊格鮑爾說:
每種代數運算的前提是一個人所掌握的某些固定符號,這些符號既代表數學運算,也代表應用於這些運算的量。沒有這種概念的符號系統,就不可能把那些數字未確定和未指定的量結合起來,也不可能從這些量中導出新結合。但這樣一種符號系統出現在阿卡德文本的書寫中是直接也是必然的。……因此從一開始,古巴比倫人就解決了代數發展的一個最重要基礎:一套合適並且充分的符號系統。
然而我們在古巴比倫天文學中所發現的還只是偉大進程的初步階段,這個偉大進程最終帶來的是對空間的智力徵服,以及對一種宇宙秩序、宇宙體系的發現。數學思想本身並不能直接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在人類文明的曙光初現之際,數學思想從未以其真正的邏輯形態出現過。它好像籠罩在神話思想的氣氛中,而那些最早發現科學數學的人也無法突破這種神話面紗。畢達哥拉斯派就把數說成是魔法和神秘力量,甚至在他們的空間理論中,他們也使用神話式的語言。這些看似異質的成分的互相滲透,在所有原始宇宙學體系中都變得尤為突出。古巴比倫天文學的全部內容依然只是對宇宙作出的一種神話解釋,但它不再僅局限於具體有形的原始空間那狹小範圍內。可以說,空間已從地上轉到了天上。但當人類開始關注天象秩序時,並未忘記其在地上的需求及利益。即使人開始將目光投向天上,那也並不是為了滿足單純的思想上的好奇。人在天上真正尋找的是他自己的倒影以及他的人間秩序。他感到,無數可見或不可見的紐帶將他的世界與宇宙普遍秩序緊密聯繫起來——他試圖參透這種神秘的聯繫。因此,這個時期的天體現象是不可能以一種抽象沉思和純科學的超脫精神來研究的。天體現象被視為世界的主宰者和統治者,也是人類生活的管理者。為了組織人的政治、社會及道德生活,求助於上天看起來是有必要的,因為似乎沒有任何人類現象能解釋其自身——對自身的解釋必須要參考它所依賴的一種相對應的天象。從這些考慮可以清楚地看出,為何早期天文學體系的空間不可能完全是個理論空間。它不是由抽象幾何學意義上的點、線和面構成的,而是充滿了巫術力量、神聖及邪惡的力量。因此,原始天文學的頭等必要目標就是洞察這些力量的性質及活動,以便預見並避開它們的危險影響。彼時的天文學只能以這種神話和巫術形態出現,也就是以佔星術的形態出現。這樣的天文學特點持續了數千年,在某種意義上直到我們西方時代的頭幾個世紀,依然盛行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裡。甚至是克卜勒(Kepler)這位西方科學天文學的真正奠基人,一生中也不得不與這個問題作鬥爭。但最終,最後的一步終於邁出——天文學取代了佔星術,幾何學空間取代了神話和巫術空間。
因此,儘管這是符號思維的一種錯誤的偽形式,但它首先為一種新的真符號系統,即近代科學符號系統鋪平了道路。
節選自|恩斯特·卡西爾《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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