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王東_中國古代史頻道_鳳凰網

編者按：5月15日，由浙江大學公眾史學研究中心舉辦的第十三期「錢塘公眾歷史公益講座」在浙江圖書館初陽書院舉行，講座邀請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王東為觀眾講授「五千年冷暖有誰知--從氣候變化看中國大歷史」。以下內容根據講者講座內容整理而成。

 

王東 資料圖

本文系主辦方授權鳳凰網歷史頻道獨家首發

嘉賓簡介：王東，歷史學博士。華東師大歷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歷史系主任，兼任華東師範大學客家學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史學理論與史學史、客家學、中國區域文化史。

氣候問題不僅是當今經濟與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議題，而且也是全球範圍內的一個政治議題。在世界範圍內關於氣候變暖的爭論中，人們聽到的最多的是政治家和氣象學家的聲音，而很少甚至沒有聽到歷史學家的聲音。其實，對未來氣候演變的各種可能性推測，都離不開對氣候史的實證性研究。對未來氣候變遷所產生的各種可能性影響的探討，也離不開從長時段的角度對氣候史與人類史的內在關聯進行嚴肅而科學的研究。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氣候史，就是要從長時段的變化中來考察每一時段氣候變化與人類社會歷史的關係，梳理氣候變化與歷史發展關聯性的種種內在機理和整體脈絡，而不是將氣候變化與各種歷史細節一一對應起來，作機械、甚至是決定論的比附。本講座之所以用「從氣候變化看中國大歷史」作為副標題，其用意正在於此。

一、當氣候與歷史相遇

個體生命對天氣--氣候（大氣溫度、溼度、降水、風力、風向、自然災害等）的感受，主要有三種形式的差異：早晚（晝夜）差異、季節性差異和區域性差異。除此之外，我們對氣候的知識，就很少了。正因為如此，在每一個人的一生中，我們總會有一個經驗性的認知：我們所生活的地方，除了早晚和季節性的變化之外，圍繞在我們身邊的氣候，是大體不變的。

其實，除了早晚、季節和區域性的差異之外，氣候的變化還有很多很多的形式。如果把連續的幾代人關於氣候的認識累積起來，我們就會發現，即使是在某一個特定的區域，氣候的變化也是多種多樣的。尤其是把氣候的變化放到百年、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時間尺度上來看，情況就更是如此了。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從中國的上古神話傳說談起。

后羿的傳說：傳說夏代（距今約4000年）的時候，天上突然出現了十個太陽，它們不是一個接著一個升起，而是同時懸在空中，它們的烈焰燒烤著大地，莊稼被烤焦了，沒有任何植物可以存活，人們只能痛苦地祈禱。為了救萬民於水火，一個叫后羿的神箭手，射落了其中的九個太陽，每個太陽之中都有一個金色的烏鴉，周身燃燒著熊熊大火。從此以後，天上只有一個太陽。

大禹的傳說：傳說禹是夏朝的開創者，他的父親鯀因治水失敗而被殺。他子承父業，為堯、舜二帝治水，後即帝位，是為夏禹。關於當時的大水，《史記．夏本紀》有這樣的記載：「當帝堯之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禹治水十三年，「過家門而不敢入」，終於平定洪水，劃分九州而治天下。

無獨有偶，世界上有很多民族都有「大洪水」的傳說，例如兩河流域的大洪水與聖經中的「通天塔」（巴別塔）和「諾亞方舟」。

以上的傳說告訴我們：在中國歷史（世界歷史）展開的早期，中國的氣候（溫度、降水等）與我們今天的感知，存在著距大的差異。

從認識論的角度來講，當氣候遇到歷史的時候，人類關於氣候與歷史之間到底存在著何種關聯性的思考，也就開始了。但是，在20世紀之前，這樣的思考整體上都還處在猜測的階段。其中的一個關鍵原因便在於：人類對於過往的氣候史的認識，一直沒有上升到科學的水平。

1915年，美國耶魯大學地理系教授埃爾斯沃斯（EllsworthHuntington）出版了《文明與氣候》（CivilizationandClimate）一書。該書的出版，極大地推動了關於氣候史、環境史的研究。該書也被視為氣候史研究的開山之作。但是，直到1950年代，世界的上絕大多數氣象學家都認為，古今氣候穩定不變，因此，只要連續觀察和測量一個地方30年的氣候記錄，就能掌握這個地方古今的氣候規律。

中國氣候史研究的開創者是原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1890-1974）院士。早在1925年，他就發表了《南宋時代中國氣候之推測》一文。竺可楨院士畢生從事氣候史的研究。他英文初稿寫於1966年、中英文定稿於1972、1973年的《中國近五千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一文，分別發表在《考古學報》和《中國科學》上。該文是中國氣候史研究的劃時代著作。

從世界範圍來看，二十世紀中後期，隨著全球的變暖，氣候史的研究越來越顯得重要。1988年，聯合國專門成立了「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研究全球氣候變化及其對人類社會的影響。今天，氣候變化不只是經濟議題，更是全球的一個政治性議題。伴隨著氣候議題的越發重要，世界範圍內關於氣候史的研究，也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態勢。

在世界範圍內關於氣候史的研究中，中國的學術界因為具有特別豐富的氣候史資料而有著獨特的學術優勢。中國是具有悠久歷史與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浩瀚的文化典籍是祖先留給我們的珍貴遺產。充分地利用這份遺產，努力發掘其中所蘊含的氣候信息，是中國氣候史研究者的責任，也是我國氣候史研究在世界上的一個獨到長處，是其他們國家所不可比擬的。歷史文獻記載是中國歷史氣候研究的基本資料來源，其中有關氣候問題的各類記載，主要有三個特點：第一，資料的源遠流長，從殷商時代甲骨文中的卜雨刻辭到後世紙墨文書中的天氣記載，前後延續了三千多年。第二，資料的內容非常豐富，從天氣到氣候，從物候響應到災害影響，現代天氣與生產、生活中涉及到的許多與氣候有關的現象，都能在文獻中找到蹤跡。第三，資料的連續完整，至少從西漢開始，有關旱澇的記載就史不絕書，形成連續的資料序列，為重建二千多年來的中國氣候況狀及其演變，提供了資料上的可能。

除文獻資料之外，中國還有大量的考古發掘資料，以科學的方法對考古資料進行梳理和解讀，也能在很大的程度上重建文字記載以前的氣候史。

伴隨著氣候史研究的不斷推展，中國氣候史研究的相關方法也在推陳出新。這裡舉幾種主要的研究方法。

首先是考古遺物解讀法。舉一例子，在西安近郊的半坡遺址中（仰韶文化時期，距今6000年），發現竹鼠骨骼化石。竹鼠是亞熱帶的動物，今天的西安地區已經不存在這種動物。據此便可以推斷6000年前的西安地區，大約相當于于亞熱帶氣候。

再如，在河南省黃河之北的安陽，有一個著名的古代遺址--殷墟，它是殷代（前1400-1100）的故都。在這個遺址的考古發掘中，除了竹鼠之外，還有貘、水牛和野豬骨骼的發現。這些動物今天只見於熱帶或亞熱帶。據此可以推知，當時安陽一帶的氣候比今天要溫暖溼潤很多。河南簡稱「豫」，即一個人牽著象。河南在古代有大量的野象生存，甲骨文中就有殷王獵象的記載，有時一次竟能獵到7隻。這樣的物候說明：當時河南的黃以北一帶，氣候與今天的亞熱帶無異。

除了動物化石之外，植物的花粉和孢子，也是重建遠古氣候的重要材料。

另一種重要的方法是物候法。在沒有現代的觀測儀器之前，人類要知道一年中的寒來暑往，就需要用眼睛來觀察降霜下雪，河開河凍、樹木抽芽發葉、開花結果，候鳥春來秋往，等等，這些都是物候。中國是世界上物候記載最為豐富的國度。從先秦時期的《夏小正》，到近代的各種地方志，都有大量的物候記載。

中國的文字最早是刻在甲骨上的，後來又銘於青銅器上。西周以後，大量的文字出現在竹簡上。眾所周知，漢字主要是象形文字，「竹」就是典型的象形字。漢字中表示衣服、帽子、器具、書籍、家具以及樂器等名稱，很多以「竹」字為部首。這就表示當初這些東西都是由竹子做成的。從物候的角度來看，這也表明當時的黃河流域生長著大量的竹子。竹子是亞熱帶的植物。黃河流域盛產竹子，表明當時的氣候與亞熱帶相差不遠。

再如梅樹，向來被稱為花中之魁（一年中開花最早），中國歷代詩人都有詠梅的詩篇。其實，唐代以後，華北地區就沒有梅樹生長了。可是，在周代，黃河下遊到處都有梅樹。《詩經》中就曾五次提到梅。這也說明當時黃河下遊的氣候，與唐以後不同。

又如荔枝，喜溫喜溼。主要生長於嶺南，今天福州便是荔枝生長的北界。但唐代的四川盆地北緣地區，也有荔枝生長。詩人所謂「一騎紅塵妃子笑，誰人知是荔枝來」，這裡的講的就是四川省的荔枝。從物候的角度來看，這也說明唐代比較溫暖。

物候中除了動植物之外，還有大量的自然現象：如初霜期、初雪期、終雪期、河凍期、大河開凍期，等等，這些自然現象都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氣候況狀。通過對這些物候資料的系統梳理與分析，我們就可以重建歷史時期的氣候。

除了上述方法之外，今天常用的方法還有：樹木年輪分析法、重花分析法，等等。

二、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大勢

下圖為竺可楨先生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所做的五千年以來的氣候變化圖（略有修改），圖中0刻度以1972年的平均溫度為基準。根據此圖和竺可楨先生的研究，中國近五千年的氣候變化分為冷暖不同的周期，而我們所處的當下的氣候，如果把它放到五千年的大歷史尺度中看，會發現它和我們常識中「氣候變暖」的認識截然相反--從公元1000年以來，中國的氣候走勢是逐漸變冷的，儘管其間時有波動。

當然，在五千年中國氣候變化過程中存在著冷暖交替的變遷，這種氣候的冷暖變化與中國社會的歷史演變過程又有怎樣的關係呢？首先，我們需要更細緻地分析五千年來中國氣候變化的特點。

（一）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特點：

其一，距今5000-3000年，黃河流域的平均氣溫較今天高2攝氏度，冬季溫度要高3-5攝氏度，相當於今天長江流域的氣溫。

其二，從距今3000年前直至今天，溫度波動明顯，每個周期大約在400-800年，年均氣溫振幅約1-2攝氏度。

其三，整體來看，五千年裡，冷暖交替，呈現出明顯的周期性特點。前後共有四個暖期、四個冷期；如果只看最近的二千年，差不多以公元1000年為界，前期溫暖溼潤，後期寒冷乾燥。在每一個氣候冷暖周期裡，因時間尺度的差異，又有不同的冷暖波動情況。

如果把氣候史與中國歷史的發展結合起來看，中國歷史文化的大發展時代，都處在氣候史上的暖期（春秋戰國、秦漢、隋唐）；而氣候史上的冷期，則是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收縮期（南北朝、南宋、明清）。換句話說，氣候史上的冷暖，恰好對應著中國歷史上的亂世與盛世。氣候史上的冷期，與漠北草原遊牧民族南下的周期恰相一致。中國歷史周期性地上演所謂「胡騎南下」的悲喜劇。

當然，如果我們把五千年來中國氣候變化的尺度再拉長，我們會發現五千年中氣候的冷暖變化都離不開全球氣候史上的全新世大暖期這一總體背景。

（二）全球氣候史上的全新世大暖期

在遙遠的地質時代（距今一萬年以前），全球的氣候冷暖不定。在遠古代，「一年長達400餘天，海平面比現在高60多米；今天的撒哈拉沙漠是一個巨大的冰蓋，地球的南極點位於今天的西非；地球上所有的大陸集中成一個單獨的大陸，即古大陸，周圍圍繞著唯一的海洋，即古洋。」在這以後，我們的地球經過了多次的冰期、間冰期的旋迴，才來到最近的一萬年--第四紀中的全新世--氣候整體變好、相對穩定的時期。也是在最近的一萬年裡，人類的歷史才有了實質性的飛躍。

地質史上的第四紀，是地球發展的最近一個階段，而全新世是第四紀中的最後一個階段。全新世從距今一萬年前後開始，一直延續到我們生活的時代。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全新世經歷了慢長的氣候溫暖階段，前後持續了5500年，當然，不同的地方，具體的情況也不盡相同。在中國，全新世暖期，形成了典型的季風氣候，平均氣溫比今天要高2攝氏度左右。從季節的角度來看，冬季增溫的幅度要遠遠高於夏天。降雨也普遍增多。中國氣候史上的「仰韶暖期」（距今7000-4000年），就是全新世大暖期的典型表現。

仰韶暖期與中國新石器文化

 

仰韶暖期與中國亞熱帶的北界

正是在全新世暖期，人類出現了「農業革命」，中國進入新石器時代。

三、從氣候變遷看中國大歷史

（一）以農立國：氣候與農業生產

中國從很早的時代開始，就是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度，農業在整個的經濟生產與民國的生活中，佔的壓倒性的優勢。

傳統時代的農業發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賴氣候條件。作為植物的糧食和任何經濟類作物，都離不開日照和降水，所以氣候的好壞，對農業的發展，有根本性的影響。

在傳統的農業時代，氣候條件決定著農業生產的水平，而糧食等資源的供給與社會需求之間的矛盾變化，即人地關係，是氣候變化對王朝興衰影響的實質體現。氣候處於溫暖溼潤的適宜期，社會發展進入良性循環；糧食產量大幅增加，帶動人口上升，土地、勞動力增加之後，又會繼續擴大耕地面積，進一步推動糧食增產。王朝因此而處於盛世。而當氣候處於又冷又幹的不適宜時期，社會則轉向惡性循環：農業欠收，而人口又無法迅速減少，人口與糧食的矛盾就會導致人口遷移、農民起義、民族戰爭等重大事件頻繁發生，王朝在多重矛盾與衝突之下，最終只能走向衰落。

正因為如此，如果將過去二千年來氣候冷暖變化與中原王朝興衰的周期進行對比，則可發現兩者之間存在著良好的對應關係。大凡社會穩定、經濟發達、國勢強盛、人口增加和疆域拓展的大一統王朝時代，恰好與氣候溫暖或變暖期大體一致，如歷史上的漢、唐；而藩鎮割據、農民起義和外族入侵的分裂混亂時期，都屬於中國氣候史上的冷期或變冷期。

（二）神奇的「十五英寸等雨線」

所謂「十五英寸等雨線」，是指年均降雨總量在15英寸（381毫米）的降雨線。在中國，十五英寸降雨線以南，便可發展農業，而十五英寸降雨線以北，只能發展遊牧業。

這條界線是由美國人歐文．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1900-1989）發現的。拉鐵摩爾從小在中國長大，20世紀30年代去過延安，二戰期間被美國總統羅斯福任命為蔣介石的顧問。他長期研究中國的邊疆社會，諸如東北、內蒙、新疆和西藏等。1940年出版的《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InnerAsianFrontiersofChina），是他的代表作。正是在這本書中，他全面地闡述了「十五英寸等雨線」的觀點。根據他的研究，這條等雨線有相當長的一段與中國的長城吻合。

長城與「十五英寸等雨線」

相對於長城以南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長城以北的漠北草原地處高緯度地區，氣候的冷暖變化，對高緯度地區的影響要遠遠大到對低緯度地區的影響。

下面有一則澳洲的材料，頗能說明問題：

「在半乾旱地區，年降水量在20英寸，人們可以在一平方英裡的土地上放養超過600頭的羊群，如果年降水只13英寸，那麼只能大概放100頭羊，如果降到10英寸的時候，只能放10頭羊。當降水下降35%的時候，也就是從20英寸降到13英寸，大概80%的羊都沒有了。」（JohnDidier，TheImpactofClimateonHumanHistories《氣候改變歷史》，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第173頁）

正因為如此，每當氣候變冷變幹，長城以北的漠北草原總能率先感受到氣候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極端天氣的出現，草原生態環境不復存在，遊牧民族便揮戈南下，越過長城，直搗中原，從而上演出一幕又一幕歷史的悲喜劇。

（三）氣候變遷與中國歷史上的治亂盛衰

氣候變遷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其內在的機理便是氣候變遷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經濟生產、日常生活與社會組織關係，歷史上的治與亂、盛與衰，都是在這個意義上展開的。

研究表明，如果平均溫度每升高1？C，中國各地的氣候帶相當於向北推移了200-300公裡；如果降水每減少100毫米，中國北方的農業區將向南退縮100公裡，在山西和河北則退縮500公裡。所以在氣候溫暖溼潤時期：

其一，農耕區北移，種植面積擴大，糧食總產量提高；

其二，日照時間長，單位畝產增加；

其三，農作物生長期縮短，複種指數提高（唐代的雙季稻、潮州一帶五蠶）；

其四，遊牧區北移，在農業區與遊牧區之間形成一條寬闊的緩衝帶；

其五，遊牧區水草肥美，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構不成南下的壓力。

在這樣的總體背景下，長城以南的的中原帝國，農業發達，帶動整個經濟的繁榮。而繁榮的經濟又推動了國力的鼎盛。內部社會矛盾相對緩和。從而形成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文化昌明、四夷賓服的所謂盛世。傳統的表達就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刀槍入庫，馬放南山。

反之，在氣候寒冷時期：

其一，農業區南移，種植面積縮小，糧食總產量下降；

其二，日照不足，單位面積的產量減少；

其三，作物生長期延長，複種指數下降；

其四，氣候變冷變旱，自然災害（以蝗災為甚）加劇，對社會生產力構成極大破壞；

其五，遊牧區南移，農業區與遊牧區短兵相接；

其六，隨著氣候進一步變冷，遊牧地區土壤沙化，遊牧民族賴以生存的基本條件完全喪失，於是，胡騎南下，逐鹿中原。

特別說明：直到現代，內蒙草原牧草產量與夏季雨量的相關係數還是0。68。1980年，由於氣溫偏低，加之夏季少雨，遂使牧草減少五分之三，當年冬季的嚴寒，導致有些地方畜牧的死亡率達90%。

在此背景下，往往是農業蕭條，國力不振，內部矛盾趨於尖銳，遊牧民族趁機南下，入主中原，或者殺伐破壞，或者建立割據政權。中國歷史於是進入所謂亂世。

（四）氣候變遷背景下中國大歷史的展開

從中國大歷史的角度來看，伴隨著氣候的冷暖波動，除了王朝的治亂盛衰之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長期趨勢：中國歷史的重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呈現出一波強於一波的自北向南的空間運動。

唐以前，中國歷史的重心在黃河流域，尤其是黃河的中下遊地區。這與黃河流域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息息相關。

黃仁宇有一段詩一般的語言，來描述黃河流域的特獨性：

「易於耕種的纖細黃土、能帶來豐沛雨量的季候風，和時而潤澤大地、時而泛濫成災的黃河，是影響中國命運的三大因素。」（黃仁宇：《中國大歷史》，北京：三聯，1997，第21頁）

黃土分布示意圖

中晚唐以後，由於氣候整體上變冷變幹，黃河流域的優勢不再，加上一波又波的北方遊牧民族南下，使得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雪上加霜；秦嶺--淮河以南的優勢得以呈現。中國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全面南移。政治中心東移北轉：西安--洛陽--杭州--南京--華北（北京），經濟重心長期穩定在江南，文化中心也隨之南移，明代以後江浙成為「人文淵藪」。

主要參考文獻：

竺可楨：《竺可楨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1979

滿志敏：《中國歷史時期氣候變化研究》，濟南：山東教育，2009

葛全勝等：《中國曆朝氣候變化》，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

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南京：江蘇人民，2005

帕斯卡。阿科特：《氣候的歷史》，上海：學林出版社，2011

許靖華：《氣候創造歷史》，北京：三聯，2014

狄·約翰編：《氣候改變歷史》，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