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國有一個好朋友林驊，當年我們在美國留學，我回國了，他留在了美國。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學家，他搞的是美國的洲際飛彈(民兵飛彈)，我搞的是中國洲際飛彈。他的年薪是30萬美元(上世紀80年代)，我的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回國時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我住在很普通的單元房子裡。有人曾問我對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幹的飛彈是瞄準中國的，我幹的飛彈是保衛我們祖國的！」
這是我國著名飛彈專家梁思禮在2006年《自述》裡邊的一段話。梁思禮和林驊都是在美國留學的同窗好友，在專業方面都是頂尖人才，兩個人關係好到什麼程度呢？梁思禮可以為林驊做伴郎。當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兩人分別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一個回國報效祖國，一個入美國籍為其服務。
在全世界著名的三位一體的洲際飛彈，中國的東風，俄羅斯的白楊和美國的民兵被稱為世界三大真理。而東風飛彈和民兵飛彈都是中國人設計的，美國的民兵飛彈是美國的鎮國重器，林驊的貢獻功不可沒。
林驊，福建長樂人。1938年入學西南聯大清華大學航空工程學系，1940年畢業，留為助教。為留學深造1941年赴美，入密執安大學，1944年獲碩士學位，移讀麻省理工學院，僅一年即獲博士學位。1956年起，歷任波音公司結構動力學分部研究專家、系統管理分部首席動力學家、飛彈分部民兵計劃總工程師。1978年起任公司首席科學家。美國航空航天學會( AIAA)高級會員。
林驊作為一個清華畢業的高材生為什麼沒有回國效力呢？林驊的女兒在2014年《第二波華人心聲》中透露，「我的父親的確計劃回家，回到中國。但是…的革命已在進行，回去沒有意義了，而且我們當時在中國的家人遭到槍斃。父母留下來……」
林驊留在美國的一大理由是政治原因。
梁思禮，1949年獲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博士學位，和錢學森、鄧稼先等愛國學子一樣，一聽到新中國的成立，難以抑制內心激動的心情，而且用舊床單製作了一面五星紅旗，急切想要回國報效。
梁思禮是近代思想家梁啓超的最小的兒子。梁啓超51歲才得子梁思禮，思禮長得酷似父親，被親暱地稱為「老白鼻」。梁思禮說：「父親對我的直接影響較少，但他遺傳給我 一個很好的毛坯，他的愛國思想通過我的母親及他的遺著使我一生受益。」
有人問梁思禮：「您從父親那兒繼承下來的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他回答：「愛國!」，「父親生前曾說過，『人必真有愛國心，然後方可以用大事』。」
錢學森、鄧稼先等等無數科學家，放棄外國的優厚待遇來到新中國，這裡沒有美國的高薪，沒有美國的待遇，沒有美國的別墅，只有一窮二白的家底。愛國主義，是科學家報效祖國的最好的回答。他們就是挺起國家和民族脊梁的人！
梁思禮曾領導和參加多種飛彈、運載火箭控制系統的研製、試驗。他在長徵二號運載火箭的研製中首次採用新技術，為向太平洋成功發射遠程飛彈試驗作出重要貢獻。他對航天可靠性工程提出精闢論述，成為航天可靠性工程學的開創者和學科帶頭人之一、航天CAD的倡導者和奠基人。
梁思禮在建國後也不是一帆風順，在那個特殊年代，「梁啓超的兒子」「保皇派的後代」帶來可不是榮耀，而是接連不斷的麻煩。老母親被折磨致死，家被抄，但在事業面前，他仍不計個人職務名位，強忍喪母的悲痛，堅持開展科研工作，在逆境中和各種幹擾下努力使研製工作不斷取得進展。
1974年，梁思禮被下放到河南養豬。最為可敬的是，梁思禮從一個飛彈專家變成「豬倌」照樣無比樂觀，幹得津津有味，而且與自己養的豬合影留念。三十年後，梁思禮還講：「我在幹校養豬，從配種、小豬接生、催肥餵養到殺豬吃肉，各個環節都是一絲不苟，進行全面質量管理，全過程控制，因而每頭豬都達到標準出欄水平。」
有人為他的遭遇鳴不平：「如果你不是1949年回國，而是1979年回國，或許就能躲過這些災難和痛苦。」
梁思禮引用了哥哥梁思成的一句話作答：「我的祖國正在苦難中，我不能離開她，哪怕僅僅是暫時的。」
梁思禮用自己的行為，印證了雨果的兩句詩：「人們不能沒有麵包而生活，人們也不能沒有祖國而生活。」
國家的強大離不開愛國主義，如同梁啓超在《愛國論》中所言：「夫愛國者，欲其國之強也，然國非能自強也，必民智開，然後能強焉，必民力萃，然後能強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