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史達林和赫魯雪夫兩個時代的「李森科事件」，將蘇聯的分子生物學和遺傳學引向了一個黑暗的深淵。李森科本是一個學識淺薄、無甚建樹的宵小，卻榮居蘇聯科學院、列寧全蘇科學院和烏克蘭科學院的三科院士，他以「紅衣主教」、首席科學家的淫威獨霸蘇聯科學界三四十年。其鑽營投機、獻媚權貴、結黨營私、黨同伐異等卑劣手段和卑微人格暫且不論，解讀這一深重災難的政治、社會、學界的生態原因，於今仍會給人以一定的警策和啟迪。
非科學的功利性的目標介入，催生了偽科學。眾所周知，科學最高的價值就是求真，所有的科學規律都是為求真服務的，其他一切非科學的功利性的目標介入科學研究，都極有可能使研究成果「失真」，從而動搖整個科學的基礎，使科學喪失其應有的價值，同時也會催生大量偽科學的出現。李森科將自己的「學說」,誇大為一種哲學體系，使之賦有一種社會政治內涵，因此其所有的「科學研究」都不再是出於學術目的而完全是出於純粹的政治功利，即完全服從於他的狹隘的政治需要。為了證明自己的一貫正確，為了給自己增添政治資本，他在「科學研究」方面不擇手段，弄虛作假，經不起任何科學理性的檢驗。例如，他反對施用任何化學氮肥而認為有機無機混合施肥才能取得好收成，但為了提高有機無機混合施肥實驗田的產量，李森科卻暗中施用了大量的化學肥料，因此，李森科實驗田的產量並不能證明有機無機混合施肥法的優越性。諸如此類的偽科學在李森科的「科學研究」生涯中屢見不鮮，它直接導致了蘇聯農業長期落後的局面。
學術貼上了「階級」的標籤，真正的科學被扼殺，真正的科學家被驅出科學的殿堂。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蘇聯科學界已經受到了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幹擾，一些自然科學的觀點和科學家紛紛被扣上「唯心主義」、「資產階級」、「反馬克思主義」的帽子，並由此引發了清查「資產階級科學理論」的疾風暴雨。李森科靠他靈敏的嗅覺，發現了這一政治動向，於是他處心積慮，把自己打扮成蘇聯著名科學家米丘林的繼承人。他宣稱：只有細胞才是遺傳的單位，堅持生物進化中的獲得性遺傳觀念，否定基因的存在。在李森科看來，由孟德爾和摩爾根等人建立的西方遺傳學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因此應該被禁止。李森科甚至把被譽為「20世紀生物學的路標」的蘇聯科學界泰鬥瓦維洛夫誣為「蘇維埃人民的敵人」。作為典型的學院派學者，瓦維洛夫強調的是嚴謹的思維、嚴格的實驗，絕不容忍科研中的個人隨意性，而米丘林則不然，他從來沒有接受過規範的科學訓練，多依個人的經驗和直感從事科研工作。前者為實驗性的科學家，後者為經驗性的技術專家，所信守的學說不同，本是可有「互補」的優勢，然而，一經貼上「階級」的標籤，使之成了勢同水火的對峙陣營。瓦維洛夫等科學家及其所有的遺傳學研究變成了「戈培爾的宣傳工具」，被扣上「希特勒種族主義」的帽子。李森科甚至殺氣騰騰地下令：「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我們的科學中消滅掉！」1948年的「八月會議」前後，多達3000名遺傳學家、農學家、植物學家被誣指為「科學上的反動派」而遭逮捕、流放，當時西方科學界不約而同地將「八月會議」同宗教裁判所對伽利略的迫害等同起來。在李森科把持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蘇聯遺傳學研究一蹶不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當世界遺傳學已發展到了分子生物學的巔峰狀態之時，蘇聯遺傳學還停留於細胞遺傳學時代，整整落後了一個甲子！
蘇聯一部分知識分子喪失良知，對「李森科事件」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李森科圍剿遺傳學、鎮壓瓦維洛夫的過程中，蘇聯知識界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在瓦維洛夫瘐後十五年，其偵查案卷公開，令人驚詫的是，諸多耳目竟然來自知識界，換言之，瓦維洛夫早就生活在告密織成的羅網之中，諸如亞庫什金、亞歷山大·卡爾洛維奇科爾、格·尼·什雷科夫等，都成了權力機構安裝在瓦維洛夫身邊的「竊聽器」，這些猶大式的教授、博士助桀為虐，使李森科藉助當局的政治迫害如此得心應手，如此肆無忌憚。可以毫不誇飾地說，瓦維洛夫實際上是政治強權和文化敗類合謀的犧牲品，而「李森科事件」也正是這兩者交媾的畸形兒。
強權左右科學研究，勢必釀成暴力肢解科學的悲劇。李森科明知在學術上戰勝不了自己的對手，就從政治上戰勝他。李的這一戰略得到了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的慫恿和支持。李森科的「看家本領」便是「春化法」。一個偶然的機會，李森科的父親把冬小麥的種子在春天播種，結果，當年的收成出奇的好，這件事情引起了當時還是育種員的李森科的注意，於是，他在此基礎之上，提出了「春化作用」的概念，這種方法實際上是一種育種方法，即在種植之前令種子溼潤和冷凍，以加速其生長。當時正在為糧食短缺犯愁的史達林對李森科的「偉大」發現大加讚賞，下令：「地無分南北，一律大種春小麥！」還明確表示：「黨需要的不是像瓦維洛夫那樣，而是像李森科那樣工作。」史達林還親自垂詢、校閱李森科在「八月會議」上的主題報告《論生物學現狀》，這一主題報告翌日刊登在蘇聯所有的中央級報紙上，總發行量達七千萬份（平均每兩個蘇聯人可有一份）。而赫魯雪夫不僅全力支持李森科的《農作物遺傳性定向變異的理論基礎》，還指使蘇共中央執行委員會重新設定一個委員會起草法令，規定蘇聯的所有生物學家必須以李森科為榜樣，面向生活，加強生物學同實踐的聯繫，從法制上來強化李森科在蘇聯學術界的掌門人地位。最高領導人的支持，助長了李森科的氣焰，使得他對一班反對者的迫害更加肆無忌憚。他倚仗史達林和赫魯雪夫的「寵幸」，以其「理論」對現代遺傳學進行全面進攻，並逐漸將惡劣影響波及整個蘇聯科學界。
正如美國科學史家科恩所說：「強權與公理的衝突固然是一波三折，強權固然可以得勢於一時，但強權終究不能折服公理，終究不能毀滅公理。」1965年，李森科的垮臺和在蘇聯生物學界掀起波瀾壯闊的「瓦維洛夫之春」運動，完全印證了這一不刊之論。
(東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