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5月10日的倫敦，彌留之際的亨利·斯坦利（Henry Stanley）躺在病床上，回憶著自己的一生。或許他想的是在剛果河流域為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開疆拓土，抑或是在坦噶尼喀湖邊烏吉吉的那句「我想您就是利文斯通博士？」若都不是，那麼就有可能是自己在穆特薩國王的領地遇到四個來自甘巴拉嘎拉山（Mount Gambaragara）的白皮膚非洲人的故事。
斯坦利與甘巴拉嘎拉山的奇遇曾經大量出現在他的日記、現場快報、新聞稿件、探險記和自傳中，甚至在他自己的悼詞中這一部分也沒有缺席。然而，人們對斯坦利的探險記的關注，大多把重點放在了南部非洲的地理發現，以及探險過程中所付出的人命代價。因此直到近年，有關斯坦利的傳記很少談到甘巴拉嘎拉山，更不要說他在山下遇到白色部落的故事。理察·霍爾在1975年出版的《斯坦利傳》（Richard Hall,
Stanley: an Adventurer Explored, Purnell; BC ed ,1974）中對這段奇遇的描述只不過寥寥數行。而詹姆斯·紐曼在自認為重現斯坦利每一趟探險的來龍去脈的《帝國足跡》（James L. Newman,
Imperial Footprints: Henry Morton Stanley's African Journeys, Brassey's, 2004）一書中，甚至對這段奇遇隻字未提。
不過在斯坦利發現了甘巴拉嘎拉山白人部落後不久，歐美學界卻掀起了一股在全世界尋找白人部落的浪潮。這一時期大量的探險報告，獵奇小說層出不窮，一直持續到了二戰之前。只是這股浪潮在現代科學的研究中逐漸被證偽與遺忘，漸漸並不被現代人所知。然而，這場已經被忘卻的尋找白人部落的運動，卻直至今日仍對世界產生了潛在的影響。麥可·羅賓森的
《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探險家、科學家與一段改變人類命運的假說》（Michael F. Robinson, The Lost White Tribe：Explorers, Scientists, and the Theory that Changed a Contin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便是對這場運動進行探究的一部著作。該書英文版於2016年於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而臺灣的貓頭鷹出版則於2018年5月出版了其繁體中文版本。
麥可·羅賓森是美國哈特福德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探險」在科學與文化領域中的角色。其作品《最冷的大熔爐：北極探險與美國文化》（Michael F. Robinson,
The Coldest Crucible: Arctic Exploration and American Cultur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榮獲了2008年「美國科學史論壇獎」。為了寫作這本《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羅賓森不但在歐美非三大洲各圖書館檢閱19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各種與探險相關的史料，甚至還尋著斯坦利的探險路線，親身趕赴甘巴拉嘎拉山下，望著這座赤道上的雪山閃爍的耀眼光芒，體會當年斯坦利內心的深處所想：這白色部落到底從何而來？
非洲內陸存在著白人部落？自上古時代以來，歐洲人就開始了與非洲的種種接觸，例如希臘人始終與隔海相望的埃及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往來。在通過埃及與希臘進行的歐非貿易中，很多如象牙之類商品並不產自地中海邊的埃及，而是通過尼羅河由非洲內陸運向埃及。因此，通過埃及，歐洲人一直對非洲內陸保持著關注。不過這種關注卻一直是零零散散，並沒有一個對非洲內陸較為完整的認識。所以，在歐洲一直流傳著對非洲內陸的種種奇怪傳說，比如非洲內陸生活著狗臉人，以及在尼羅河源頭附近存在著赤道雪山。
尼羅河源頭當然，歐洲人對非洲內陸的認識也並非都是傳聞，例如非洲內陸居住著很多黑人部落，以及吉力馬札羅山的存在。但隨著歐洲人對非洲內陸的認識逐漸增加，卻也發現了一些超出自己常識的狀況出現，比如在非洲內陸其實也生活著白皮膚的非洲人。
關於非洲內陸生活著白皮膚群落的傳說由來已久。在託勒密（Ptolemaeus）繪製的世界地圖中，就把「白色的衣索比亞人」放在了非洲內陸，不過他對「白色的衣索比亞人」並沒有體質特徵等方面的詳細描述。而較早對非洲內陸白皮膚群落有詳盡描述的是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老普林尼在《自然史》（
Naturalis Historia）中曾經提到，在非洲內陸往南越過撒哈拉沙漠後，住著一些「白色的衣索比亞人」。這些「白色的衣索比亞人」挖洞而居，體毛濃密，牙齒尖銳，沒有語言，以刺耳的、類似口哨的聲音來溝通；有著海藍色的眼睛，夜間視力也極好，並且從小有著金色或白色的頭髮。到了查士丁尼時代，普羅科匹厄斯（Procopius）在《戰爭史》（
History of the Wars）一書中也提到在沙漠以南，存在著身體非常白，金色頭髮的族群。
隨著歐洲人對非洲內陸的了解逐漸深入，類似的超出自己「常識」的事情也變得越來越多，使得歐洲人開始對非洲土著的觀感發生了變化：非洲內陸的部落是否和自己有著共同的祖先？如果是的話，他們是什麼時候，以及為什麼會到非洲去？在這個過程中，又是什麼原因讓他們的外觀變得如此和自己不一樣？如果按照這樣解釋的話，就需要重新建構一套無法通過直接觀察得到的歷史，而將目光轉向一些必須靠想像力才能喚起的事件與傳說。由此，才可以解釋了為何一支族群才可以從他們的原居地遷移到遙遠的現居地。
這種想法其實反映了文藝復興時代前，在基督教文化中探索人類起源的過程中，血緣系譜的重要地位。這一時期的歐洲人，希望將非洲人也納入到人類起源的系譜之中。而對這種血緣系譜的探求，追根溯源，便來到了《聖經》的記載中。
《聖經》中的「含族詛咒（the curse of Ham）」在《聖經》的記載中，所有的人類都是亞當與夏娃的後代。但後來因為人類作惡多端，上帝降下大洪水以毀滅人類。不過因為諾亞多行善事，於是上帝讓諾亞建造方舟避難。大洪水過後，人類便剩下諾亞一家存活。後來，諾亞的後代在地球上逐漸繁衍，並不斷遷徙，因此如今的人類都是諾亞的後代。
諾亞有三個孩子：閃、含、雅弗。在大洪水過後的，《聖經》的《創世紀》中記載了一個故事：一天諾亞喝醉了酒，脫光了衣服躺在帳篷裡，含看到自己的父親赤身裸體躺在帳篷裡，就出去告訴他的兩個兄弟。這時候閃和雅弗拿了一件長袍，搭在兩人的背上，倒退著走進帳篷，把長袍蓋在了父親身上；他們把臉轉向外面，沒有看到父親的裸體。諾亞酒醒後，知道了三個孩子所做的事情，便說要含以及含的後代做兩位兄弟及其後代的奴隸。
雖然《創世紀》中諾亞的這個詛咒是為《出埃及記》中摩西帶領猶太人出埃及統治迦南的鋪墊（因為在《創世紀》記載的譜系中，「迦南」是含的孩子），但就後世的神學家而言，其對諾亞的這一詛咒便有了不同的解釋。隨著四世紀奴隸貿易的興起，神學家們便將這一詛咒視為黑人擁有黑皮膚以及黑人受到奴役的原因。隨著歐洲人的足跡不斷遍布全球，大量超出歐洲人「常識」的族群也不斷被發現，因此這一詛咒也開始不斷被用來解釋落後族群和這些族群被奴役的理由，究其原因在於這些族群也不斷被整合入《聖經》的記載中。
含的詛咒到了十八世紀後半葉，隨著實證主義的興起，這種「含族假說」也開始發生了變化。一批博物學家通過比較語言學與頭骨測量學，認為人類的起源應該是多元發生的。他們認為，《創世紀》中記載的人類起源故事，只講述了高加索人的起源，並沒有延及其他的人種，因此亞當和夏娃也只是高加索人的祖先，諾亞的故事也只是一度近乎滅絕後來又重新繁衍起來的高加索人種的故事。故而「含的後代」也是高加索人而並非黑人。與《創世紀》中記載的高加索人的產生同時，其他大陸上也產生了相應的人種，非洲自然也不例外。在歷史的不斷發展中，「含的後代」的一支入侵非洲並建立統治，又與當地的土著通婚，因而形成了如今的非洲種族。又因為「含的子孫」被詛咒，所以非洲是註定落後於歐洲的。因此在非洲的看似「先進」的發現，如南部非洲的「大辛巴威」，必定不是非洲人所創造的，其創造者一定是此前到來的白人。
當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將「含族假說」傳入非洲之後，卻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當斯坦利找到利文斯通後，便進入了維多利亞湖畔布幹達王國的領地。當斯坦利與布幹達的穆特薩國王（Muteesa I Mukaabya Walugembe Kayiira）談起《創世紀》時，斯坦利發現身居非洲內陸的穆特薩國王對《創世紀》，尤其是「含的後代」進入非洲的說法了如指掌。因為在非洲內陸的很多部落，尤其是有關布幹達王室起源的傳說中，經常會提到來自北方的神秘白人。這些神秘白人經過種種考驗擊敗了本地的土著，最終成為了本地的王的祖先。穆特薩國王利用「含族假說」建立了與歐洲傳教士勢力的聯繫，也以此強化了自身統治的合法性。也因為如此，使得以斯坦利為代表的歐洲探險家們，更加相信在非洲內陸，並不僅僅是存在零星的白皮膚非洲人，更可能存在著一個尚未被發現的白人群落。
斯坦利遇到利文斯通到了維多利亞時代後期，非洲內陸存在未知白人群落的傳說，開始走出探險家們的世界，進入了通俗文學領域。以亨利·哈葛德（Henry Haggard）的探險小說《所羅門王的寶藏》（
King Solomon's Mines）為代表，展現了歐洲的探險家們非常偶然的在非洲內陸深處發現了隱居已久的白人群落的故事。在一系列的故事中，白人群落並不一定是含的後代，也有可能是例如早期的腓尼基探險家、迷失的十字軍，甚至早期到達非洲但與歐洲本土失去聯繫的傳教士的後裔。這些白人群落與世隔絕，因此仍舊保留了很多在工業化時代已經消失不見的古老美德。小說的主人公們也因發現了這些古老美德使自己的內心達到了救贖。而這種對「古老美德」的追尋，也影響到了弗洛伊德和榮格的精神分析學說。
非洲之外：迷失的「雅利安人」「含族假說」在非洲之外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1780年代，威廉·瓊斯（William Jones）在對梵語、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和凱爾特語進行比較研究後認為，這幾種看似不太相關的語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種語言上的相似性，通過與《創世紀》中的記載，以及印度同埃及、波斯等地建築風格與神話等的相似性結合，威廉·瓊斯認為含的後代一開始定居在波斯，但後來有一支向東遷徙進入了印度，而另一支則向西遷徙進入了東地中海和埃及。向西遷徙的一支則在航海技術改進後，開始向北進入歐洲，或是向南進入了非洲內陸。
與此同時，約翰·布盧門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則認為人類起源於高加索山，因為高加索山距離《創世紀》中記載的，大洪水後諾亞方舟停留的亞拉臘山非常近，而高加索人則是「最漂亮的人種」。 布盧門巴赫則通過大量的頭骨測量和身體比較，證明高加索人開始向外遷移，一支向東通過波斯遷移到中亞和印度，一支向西遷移到歐洲，而另外一支則進入非洲。隨著時間與地理環境的變化，遷移到不同地區的高加索人的外貌也發生了變化，因此產生了不同的人種。因此，布盧門巴赫的理論與威廉·瓊斯通過比較語言學得出的結論幾乎一致。換言之，布盧門巴赫理論中的「高加索人」，便是威廉·瓊斯所言的「含的後代」。
到了19世紀中葉，馬科斯·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通過對古代印度，尤其是《梨俱吠陀》的研究，發現古代印度可能存在著一支白皮膚人種入侵徵服印度本地深色皮膚土著的歷史。在《梨俱吠陀》中，這支白皮膚人種自稱為「雅裡亞（Ayra）」，意思是「高貴的」、「值得尊敬的」，於是繆勒將其稱作「雅利安人（Aryan）」。更進一步，繆勒認為他從《梨俱吠陀》中看到了印度最高貴的種姓——婆羅門的起源：他們有著雅利安人的血統。由此，繆勒認為，淺膚色的人種與深膚色的人種相遇時，後者必將會被前者徵服。在繆勒的理論中，他認為「雅利安人」是雅弗的後代。到此，「含族假說」又發生了變化，即開始脫離了《創世紀》的論述，將諾亞的三個孩子合一，又融合了威廉·瓊斯開創的比較語言學路徑，以及布盧門巴赫的「高加索人遷徙學說」，轉變成了「雅利安人入侵理論」。而「雅利安人入侵理論」也開始跳脫了歐、亞、非三大洲的地理限制，覆蓋到了全球的範圍。
於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前半葉，在世界各地找到異常白人群落的發現不斷湧出。例如歐洲傳教士在北海道發現了淺膚色、高顴骨、毛髮濃密的阿依努人；探險家在北極發現有金色頭髮，使用銅器的愛斯基摩人；在巴拿馬熱帶叢林裡發現白皮膚的印第安人，等等。
然而，隨著考古學和遺傳生物學的發展，很多此前被認為是「迷失白人」的文明存在被證明是當地文化的前端之作。例如格特魯德·湯普森（Gertrude Caton Thompson）在對「大辛巴威」的考古發掘後，認為「大辛巴威」的建築形式與中部非洲的波馬（Boma）以及南部非洲的牛欄村莊（Kraal）如出一轍。因此這並非是「含的後代」所建築的，而只是南部非洲的班圖先民們的創造。而所謂的白色族群，只不過是一些患有白化病的本地人而已。以此為代表，不論是「含族假說」，還是「雅利安人入侵理論」均開始失去了解釋效力。雖然如此，其影響力仍未完全消退，納粹對西藏的探險考察是這一理論在戰前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實踐。
大辛巴威二戰結束後，「含族假說」被進一步證明破產，逐漸消失在了人們的論述中。然而，「含族假說」的陰影並未完全消退。在殖民時代，殖民者們充分利用了這一假說，將膚色較淺的部族扶為高位，而膚色較深的部族則地位較低。待殖民地去殖民化後，淺膚色部族仍舊擁有強烈的優越感，而深膚色部族則對此充滿怨恨。由此，大量種族衝突與清洗也由此產生。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奈及利亞的內戰，以及盧安達胡圖族針對圖西族的種族大屠殺。不僅在非洲，「含族假說」的影響在美國對哥倫布時代之前的歷史論述中也存在著影響，如1996年開始對肯納維克人（Kennewick Man）的爭奪。換言之，「含族假說」至今，依舊「陰魂不散」。
在人們開始探求自己未知的事務時，一般會去使用自己熟悉的知識去解釋。與其說受制於經典的記錄，不如說這是人性的使然。當歐洲人發現存在非洲存在著異常的白人群落時，自然會去思考其與自己有何相似之處。而就歐洲人而言，長期以來最熟悉的知識莫過於《聖經》。因此，「含族假說」在有關人類起源解釋上有了一席之地。然而這一席之地，卻又給被解釋的族群，帶來了無盡的苦難。與此同時，「含族假說」的盛行，以及如今的「陰魂不散」，也正是西方世界自工業化時代以來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的體現。以上，便是羅賓森在本書中所呈現的主要內容。
在本書中，羅賓森深入挖掘了一段早已為人忘卻，卻對人影響至今的歷史。同時，羅賓森旁徵博引，使用輕快而不失嚴密的筆法，將歐洲人自上古時代開始對非洲內陸，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的白人族群的探索描繪得淋漓盡致。然而，本書的寫作中也存在著一些問題。
在論及「含族假說」的轉變過程時，羅賓森並未提及1798年拿破崙入侵埃及的影響。伊迪絲·桑德斯認為，隨拿破崙遠徵進入埃及的學者們在對古代埃及進行研究後認為，古代埃及有著偉大的文明，而創造這種文明的先民們並不像被詛咒的。由此再結合《創世紀》的記載，他們認為古埃及人應該是含沒有被詛咒的孩子的後代，而含被詛咒的孩子只有迦南。因此，歐洲人與非洲人的關係，不應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係，而是兄弟。而這種認知的轉變，為後來的「含族假說」的修正起了催化劑作用（詳見Sanders, Edith. 1969. 「The Hamatic Hypothesis: Its Origin and Functions in Tim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10, no. 4: 521–32.）。
就「含族假說」本身而言，其作用也並非完全作為將殖民統治合理化的理論基礎。在對非洲內陸的探險中，「含族假說」的作用是雙重的。一方面，「含族假說」將白種人對深膚色人的統治合理化；另一方面，「含族假說」也與非洲內陸地區的部落傳說相結合，成為了非洲內陸部落王國與西方傳教勢力聯結的紐帶。在這種基礎上，非洲內陸部落王國與沿海的西方勢力形成了某種合作關係，即西方勢力使用工業品向內陸的部落王國換取奴隸和其他特產。也正因為如此，在非洲內陸殖民化的過程中，以布幹達為代表的許多內陸王國依舊保有相當權力。而這些權力的喪失，反而是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
就去殖民化的過程而言，膚色較淺的部族依舊掌握權力，而膚色較深的部族則依舊地位低下，由此便釀成了去殖民化後的國家內部，殖民時代的政治結構依然存在。然而，經歷了去殖民化的過程後，前殖民國家卻經歷了政治結構顛倒的過程，即較深膚色的部族掌握權力，而較淺膚色的部族地位降低。由此便釀成了新的矛盾。而這種矛盾的產生，毋寧說是「含族假說」的另外一種體現。就這一點而言，羅賓森在書中雖然提到胡圖族對圖西族的大屠殺也是出於「含族假說」，但就這種去殖民化後政治結構顛倒與「含族假說」的關聯，並沒有太多描述。此外，書中亦沒有提到種族平等理論對「含族假說」逐漸消逝的影響。
在斯坦利與甘巴拉嘎拉山相遇的一百多年後，羅賓森也艱難跋涉到了甘巴拉嘎拉山下。這座熱帶雪峰在陽光的照耀下依舊像百年前一樣耀眼（Gambaragara在當地土語中的意思是「陽光耀眼」）。而斯坦利卻從來沒有征服過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山峰（直到1906年，義大利的阿布魯奇公爵才成功登頂，並將其命名為「斯坦利山（Mount Stanley）」）。就如同他一直心心念念的白色部落，閃爍著光暈，似乎就在那邊，卻從未到達。
如今的甘巴拉嘎拉山(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