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諾比》播完了最後一集。
主持核洩漏調查和救援的列加索夫院士，在法庭上說出真相，指出了事故的來龍去脈。
法庭警告他：
「如果你是暗示蘇聯政府應對所發生的一切負責，那你的立場很危險。」
列加索夫回應道：
「我們現在就在危險的地方，就因為我們的秘密和謊言，它們幾乎定義了我們。
當事與願違，我們用謊言編織謊言，直到我們忘記真相的存在。
可真相就在那裡，我們每撒一個謊，就欠真理一條債。
而這債，遲早是要還的。
這就是反應堆爆炸的原因：謊言。」
庭審一結束，列加索夫就被帶走了。
克格勃的官員告訴他：
他的出庭記錄、證詞都將消失，職位和身份也將沒有。
「你會親眼看著自己的功勞被其他你看不上的人認領。
你將成為一個無關緊要的人，等你死了以後，後人甚至不確定你是否存在過。」
克格勃確信列加索夫不會反抗，
就像很多知道真相的人那樣選擇沉默。
但事故兩周年紀念日時，列加索夫選擇了自殺，並留下記錄真相的錄音帶……
劇照VS現實：在國內的網絡上，質疑該劇有很多虛構、黑化蘇聯的聲音，不絕如縷。
但實際上，從創作的角度來說，限制這部劇達到更高水平的，恰恰是它很難有多少虛構的空間。
由於蘇聯解體，和後來烏克蘭內部政治鬥爭，大量車諾比有關的檔案解密，加上民間持續追索真相的努力，不斷有紀錄片和非虛構作品發布出來。
在紀念事故30周年時，新華社曾評論稱：「人們再次紀念車諾比，是為了牢記『謊言是最大的魔鬼」的訓誡』……事故發生後，蘇聯政府對本國民眾和國際社會封鎖信息並反應遲緩，加重了生命財產損失。」
而時任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曾說：
因為一系列的問題，這場悲劇「是不可避免的。」
劇照VS現實：戈巴契夫下文便參照口述史和報導、研究資料，還原一些真相被追索的時刻。
最早知道消息的人車諾比爆炸幾個小時後，電廠領導和當地官員圍繞是否疏散市民，發生了第一輪爭執；
第二天夜裡，又爭執了一輪，這次由相當於副總理的謝爾比納主持。他是事故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正式疏散指令下達時，已是30多個小時後。
4月26日凌晨1點23分，車諾比四號反應堆發生一連串爆炸，1200噸的頂蓋瞬間噴入高空……天空色彩繽紛，猶如彩虹。
在這期間，4.3萬名普裡皮亞季市民對3公裡外的災變一無所知，少部分人看到過著火。
他們的生活一如往常，孩子們仍在廣場玩耍——區別只是他們暴露在看不見的輻射裡。
4月26日中午，街頭測到的數值已經是正常值的1.5萬倍；到傍晚，則攀升至60萬倍。
照這個速度，市民在4天內就會吸到致命量。
「我的手下懷疑機器有問題——否則就是有人說謊。」負責監測的克倫班亞克上校回憶說。
而在廠房附近，「人體只要吸收15分鐘就足以致命。」
影片中的白色閃光是底片遭到放射性汙染所致。行人對散布全城戴著面具的士兵不以為意。有在電廠工作的工程師，試圖用暗語通知家人——他們知道克格勃在監聽電話；
有一個工程師藉口回家吃飯，到家後趕緊帶家人逃離——但還是被攔了下來。
俄新社攝影記者伊戈科斯汀，算是少數知道出事的人，但也不清楚有多嚴重。他找到一個開直升機的朋友自願載他去了現場。
伊戈科斯汀拍攝的裂口他第一個拍到了反應堆裂口照片：
「現場空無一物，一片黑洞，像是個死寂的墳墓……」
「我的設備很快全都卡住了，我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我以為是電池沒電了。
回到基輔後，我開始處理照片，我看到底片全都是黑的，沒什麼色彩。我當時並不知道這些照片全都暴露在放射線中了。」
他自己此後每年都得入院治療兩個月以上。
這已經是極度幸運——最早到達現場的記者，後來大部分都死掉了。
另一個記者科瓦廖夫斯卡婭11點起床去參加會議時，看到路上到處是警察，她立刻返回家中，告訴家人躲在屋裡不要出去。
她其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但是感覺不妙。
就在一個多月前，她剛發表了一篇調查車諾比廣泛存在建築和材料質量缺陷的問題。
再往前，當地的克格勃也曾向總部報告過二號反應堆的質量問題，最後以一位管理人員解職了結。
這也不是車諾比第一次出事。1982年，一號反應堆發生過燃料管爆炸，電廠總工程師因此被更換，消息被掩蓋。
接替者就是此次爆炸時在任的總工程師福明。他是黨工出身，通過函授學習了物理，此前從未在核電廠工作過。
除了少數高層，電廠工程師們唯一聽說過的核事故，是1979年發生在美國的。
歐洲第一批原子難民 劇照VS現實：謝爾比納，事故調查委員會主席第二天的疏散只用了3個半小時，就把4.3萬人含淚但平和地帶走了。
為避免恐慌，他們沒有解釋事情的嚴重程度，
而且，只給居民2個小時打包行李。
這是歐洲歷史上第一批原子難民。
他們暴露在大量的輻射下，血液成分可能因此改變，引發癌症。
城裡只剩下軍人和科學家，暴露在輻射中繼續工作。
「到處都是輻射，它會穿透你的身體，侵蝕你的身體，你只會在稍後才感受到影響，有些人則是得等個幾年……」
有人是低估了風險，甚至認為反應堆到5、6月份就能恢復使用。
有人則是出於某種英雄氣概，害怕被笑話或是被找麻煩。
核專家瓦倫丁·費杜倫科就回憶說：
「我的面具在我口袋裡，但不知怎的，我似乎不好意思戴上它。」
5月1日，《真理報》三版底部刊登了事故報導，表示危險已經過去。
「親愛的房子，原諒我們」由於官方透露的信息太少，國際上流言四起，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的通訊社和《真理報》開始介入報導。
距車諾比130公裡的基輔，則決定照常舉行五一節遊行。但規模和時間大為縮短。政府想以此傳遞穩定的信號。
烏克蘭第一書記也偕同家人與孫子參加了慶典。
基輔遊行後來，烏克蘭國家檔案中關於這次節慶的畫面都消失了。目前流傳的現場照片，主要是伊戈科斯汀拍攝的。
「我在場親眼目睹，那是場死亡遊行，那是恐怖的死亡。」他說。
當天的輻射值是正常值的幾千倍，慶典讓多少孩子遭受了輻射汙染，目前沒有數據公布。
多年之後，戈巴契夫承認這場遊行是個錯誤，但又認為這是防止恐慌的需要。
5月1日下午，相當於蘇聯總理的雷日科夫視察現場後，疏散範圍開始擴大，最後廣至電廠方圓30公裡內的所有地區。
一個世界在幾天內就被看不見的敵人夷平，文化被連根拔起，這比戰爭更糟糕。
有人從所有親人的墳墓各取了一塊土帶走；
有人留下字條：「親愛的房子，原諒我們」；
有孩子的字跡寫著：「不要殺我們的組卡，她是個好貓咪。」
也有老人躲著沒走，幾天後被發現了屍體……
那裡的人當時都已經遭受了汙染。
再有5天後，官方第一次在烏克蘭電臺、電視臺上提醒大家小心放射性塵埃。
第一批死去的人危機還在持續擴大，反應爐持續燃燒並揮發放射性氣體和塵埃。
4月26日深夜，專家組討論後決定向反應堆投擲沙袋。後來又丟硼酸。
在當時的高空，暴露半小時就足以致命，氣流也讓直升機難以靠近。
行動難度很高，安託什金將軍自己首飛劃定了路線。
最頂尖的飛行員也被從阿富汗前線撤回支援。
「幾次任務後我的士兵就去洗澡進食，過了一會兒，他們就開始嘔吐。」將軍回憶說。
《車諾比》劇照從之前的消防員、工程師，到此時的飛行員，重度輻射受害者都被轉至莫斯科第6醫院。
這是專門治療輻射疾病的地方。
「幾乎所有人都很年輕。他們抵達時都還是潛伏期，穿著同樣的睡衣，彼此開著玩笑……但我們知道，其中很多人會死。」醫生回憶道。
部分運送他們的飛機和大巴，被拆解填埋，因為上面的輻射物太多，消毒已經沒有意義。
消防員瓦西裡在醫院裡一天一天發生著變化。
「每一天都判若兩人……白色薄片一層層脫落……臉的顏色……他的身體……藍色……紅色……灰褐色。那些都是我的回憶！無法用言語形容！無法以文字描述！至今無法釋懷。」
他的遺孀露德米拉回憶說。
劇照VS現實：瓦西裡·伊格納堅科，犧牲的消防員劇照VS現實：露德米拉，犧牲的消防員之妻「唯一拯救我的是一切發生得太快，根本沒時間思考，沒時間哭泣。」
她懷了一個女兒，但出生4個小時後，就因為輻射導致的疾病去世了。
這是《車諾比的悲鳴》開篇的第一個故事，很多年之後，作者阿列克謝耶維奇又一次去拜訪了露德米拉。她還會想起犧牲的丈夫，然後默默地哭泣。
她的爺爺說，露德米拉當年不該去照顧被輻射的丈夫，而應該保護好腹中的胎兒。
但露德米拉說，「我不後悔照顧他。但我希望死的是我。」
電視劇《車諾比》結尾則透露，露德米拉現在有了一個兒子，他們共同生活在基輔。
而消防員穿過的衣服，很多還留在普裡皮亞季醫院地下室裡，其放射量至今依很危險。
必須要做點什麼……5月8日，戈巴契夫邀請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布利克斯到訪車諾比。
布利克斯和蘇聯的科學家都很擔心還會發生第二次爆炸。
如果是那樣，離這裡320公裡的明斯克將夷為平地，整個歐洲都將無法住人。
蘇聯頂尖專家都被召集前來商討緊急措施。
消防員把反應爐底部的水抽乾——他們後來被稱為國家英雄，但餘生將受輻射病所苦；
空軍又開始投擲2400噸的鉛，吸熱的同時也封住了洞口。但有些鉛熔化後進入到了大氣，形成了另一種傷害。
這場行動中，有600名飛行員遭受致命輻射。
一個飛行員後來對阿列克謝耶維奇說：
「兩個傘兵拒絕去，他們的妻子很年輕，還沒生小孩。他們遭到羞辱和懲罰，不會有前途了。去那裡也關乎男子氣概和榮譽！那是吸引我去的一個原因——他不去，所以我去。可是現在我會從不同的角度看這件事，經過九次手術，兩度心臟病發作，我不會批評他們了，我了解他們的想法。」
關於投擲這些總計5000噸的物品，是否起到作用，當時有很多爭議——這暴露了他們之前缺少相關的研究。
主持此事的列加索夫認為自己是對的。
他覺得，必須要做點什麼，「否認人們不會理解」。
比拿破崙軍隊盛大的「清理人」：
「從此失去了健康……」5月14日，戈巴契夫終於在電視上公開談論車諾比。
他在講話中攻擊了以美國和北約為首的西方勢力「肆意製造謊言」，表態蘇聯政府將會負責照料受害者的生活。
「需要什麼就拿什麼，我們處於前線狀態。」他後來說。
隨後，10萬預備役軍人，和40萬名平民，從蘇聯各地趕來。
這支比拿破崙軍隊還盛大的隊伍，被稱為「清理人」。
除了常規的消除各種物體上覆蓋的放射性物質，他們還要巡邏屠殺貓狗等動物，因為這些動物的走動，會擴散汙染。
有些人並不知道事故有多嚴重，有些來之前沒有被告知目的地，但也有不少人是主動的選擇——因為這是一種英雄行為。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書中記錄了很多這種平凡的英雄：
「到了白俄羅斯火車站，他們才告訴我們目的地。其中一個傢伙出聲抗議。指揮官當著所有人的面對他說：『你不是去坐牢就是被槍斃。』我的反應和那個傢伙完全相反，我想成為英雄。也許這樣很孩子氣，但我不是唯一有這種想法的人。」
「我們坐在駕駛座裡，指揮交通的人得每天有整整八小時暴露在放射性塵埃下。大家都領到很多錢，是平常工資的三倍多，外加假日津貼。我們都花掉了。伏特加對消除壓力很有幫助，難怪戰爭時他們發給大家每人一百克伏特加。」
「有時我想，這又不是戰爭，我為什麼在這裡冒生命危險，別人卻和我的妻子睡覺？為什麼是我，不是他？」
用鉛塊包裹的車輛這其中，最困難的工作要數清除三號堆屋頂受輻射的石墨碎塊和核燃料。
士兵們穿著簡陋的鉛制上衣，每組8名士兵、一個軍官，每次只能工作2-3分鐘，輻射太高時，有的人只能待40秒。
而且，他們穿著普通的靴子，所以身體下部並沒有逃過輻射。
將軍謹慎地計算著時間，「以儘量保全人命」。
本來是要用機器人來清理屋頂的，但因為輻射太高，機器人都出現了故障。
最後不得不讓這些士兵——「生物機器人」——頂上前去。
「那裡簡直就像是另一個行星，一切都被放射性廢料覆蓋。」在現場拍照的伊戈科斯汀說。
他感到嘴裡有鉛的味道，「一旦你有了這些感覺，就代表你已經吸收過度的輻射了。」
軍方統計，有3500人參與了清理行動。
他們冒著生命危險，讓屋頂輻射值降低了35%。
「從屋頂下來後，感覺就像全身的血被吸血鬼吸乾了……」一個軍人回憶說。
所有士兵都收到了軍方頒發的證書，以及100盧布的獎金——相當於100美金。
士兵籤名表達自己戰勝了輻射「我們現在知道當時屋頂的輻射值是每小時1到1.2萬倫琴，那麼高，根本不該派人上去。」專家組裡的瓦沙裡納特瑞柯後來說道。
1986年，為了進一步阻止反應堆輻射，工程師設計了個石棺將四號反應堆封閉。
這項工程規模宏大，人們每次卻只能在那裡工作幾分鐘。過程中不能出現計算錯誤，否則，複雜的結構便沒辦法組裝在一起。
石棺內有100公斤的鈽，足夠害死上億人。而如果要讓半數的鈽消失，需要24萬5千年的時間。
而這個石棺預計壽命是30年。
2016年底，在國際社會的資助下，在原址安裝了新的石棺，棺內配有巨型吊臂，可以解體舊石棺，以及清除反應堆殘骸。該視頻為新石棺平移安裝的過程。
這個新石棺耗資近20億美元，預計壽命100年。
整個核事故的處理，據戈巴契夫說，耗費了蘇聯180億盧布的資金，這為他後來開展的改革，埋下了諸多困境。
劇照VS現實：受審三人組：站長布尤卡諾夫、副總工程師迪亞特洛夫、總工程師福明（從左至右）。關於事故責任，第一個官方結論在1986年8月公布，完全把責任推給操作人員。第二個發布於1991年，認為事故是設計缺陷導致的。
車諾比核電站在建設時，曾有兩種設計方案可選：RBMK和VVER。後者更為乾淨、安全，但產能小，建設成本高，而且，它是「美式」的，前者則是蘇聯自己研發的。因此，它選了前者。為降低成本，也沒有建控制輻射的混凝土設施……
《車諾比》截屏但事故也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英國承認他們在1958年也發生過核事故；
蘇聯和美國在80年代末一起推動了核裁軍。
「我們計算過：我國最具威力的18飛彈，一顆的威力就是車諾比的100倍。而我們有2700顆飛彈，想像一下：它的破壞力有多大。」戈巴契夫如此說道。
「車諾比說服了所有人，我們讓自已國家身處在何等巨大的原子火山之上。「
控制核武核能，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
痛苦仍在延續……返鄉的「清理人」很多都帶上了疾患。
「我們全都有一堆症狀：心臟，胃部，肝，腎，神經系統……都出了毛病。」一個「清理人」後來說。
這些病症，被專家稱為「車諾比症候群」。
「你不知道自已還能再活多久，或是死於何種疾病，你也不知道自已的孩子，會受到何等影響……」另一個「清理人」說：「我們正逐漸從這個世界萎逝。」
烏克蘭一群年邁的「清理人」抗議削減他們的福利2005年的《搶救車諾比》中，曾援引一個數據稱，「清理人」中有2萬人已經死亡，有20萬人殘障。
而對於全部因事故而死去的人數，統計差異很大，多數估計在4千到9.3萬人之間。
但蘇聯官方公布的數據，從1987年就沒變過：31人。
而且，不管是當地被疏散的人，還是這些返鄉的「清理人」，他們都帶著車諾比的標籤，受到很多歧視。正如阿列克謝耶維奇寫道的：
「你們從哪裡來？」
「車諾比。」
一聽到這個答案，人們就紛紛走開。
烏克蘭，一群「清理人」的家屬捧著親人的遺像。蘇聯解體時，最高蘇維埃的一名代表艾拉，設法取得了一份機密的中央委員會的報告，
其中顯示：在事故發生兩周後，就已經有10198人住院治療。
「我這才發現他們說了多大的謊言」。
艾拉還從其他渠道了解到，政府把正常人體能接受的輻射值提高了5倍，
這樣很多人就可以達到痊癒標準回家了。
艾拉設法取得的機密文件在白俄羅斯，一位名叫尤裡班朵斯基的醫生，因為發表跟蹤研究汙染區人口疾病的成果，後來遭到逮捕，被關押了5年。
受車諾比輻射影響的畸形兒烏克蘭，一個受輻射患上癌症的孩子在接受治療「人類從來沒有遇到過持續時間這麼長的災難。」一位研究輻射影響的學者說，「以前，災難發生後，活下來的人可以繁衍新的一代，文明得以繼續。但現在，那些在事故之後出生的孩子，仍在遭受著毒害。」
1988年，蘇聯首次承認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總共有1750萬人、其中包括250萬兒童生活在汙染區。如今仍有約500萬人生活在這個區域內。
在烏克蘭，事故之後的五年內，兒童罹患癌症的病例增加了90%。
而世衛組織認為，全歐洲的癌症患者可能因此多了2.5萬名。
四號反應堆旁的塗鴉「這些人是這個世界的替罪羊。每當我去到車諾比，都有一種感覺：我不是在研究歷史，也是在研究未來。」作家阿列克謝說。
她的姐姐是車諾比附近的醫生，事故發生後2個月患癌症去世。
她收養了姐姐的女兒，並為真相展開了多年的調查採訪。
她訪問了方方面面的人，從科學家到軍人，從官員到平民，從「英雄」到「逃兵」……
就像《車諾比》最後所說的：
「真相一直在那裡靜靜地等待著。」
參考資料：探索頻道的紀錄片《搶救車諾比》、
阿列克謝耶維奇的《車諾比的悲鳴》。
《午夜車諾比：世界最大核災難往事》、《車諾比：一個悲劇的歷史》的內容援引自公眾號「克韓冷知識筆記」之「午夜車諾比」專欄。
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