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楚簡《算表》——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十進位立成算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十進位「計算器」文獻實物。
作者：一鳴
秦書楚簡
「一一得一，一二得二……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這個小學生便要開始學習的乘法口訣，一定要背得滾瓜爛熟，朗朗上口。需要說明古代的「乘法口訣」是從上而下，從「九九八十一」開始，至「一一如一」止，與現在使用的順序恰恰相反。
現在這些寫著世界上最早的乘法口訣的簡書，就藏在清華大學，乃是眾多舉世無雙「寶貝」其中之一。簡書分為秦簡、漢簡和楚簡。楚簡主要指戰國時期的楚國，所用為楚系文字。「清華簡」的《算表》不僅時間大大提前到戰國，而且計算功能遠超過先前發現的秦漢「九九表」。說來有趣，如果不是秦統一中國，而是楚國，則中國文字便是另外一種發展方向。秦國保留了正統的周文化。
戰國 楚簡《算表》
「清華簡」是清華大學於2008年7月所收藏的一批戰國簡，數量約有2500枚。其中一套21枚竹簡，完整的有17支， 4支上端有殘缺。每支簡的上端，都有一個圓孔。大約製造於公元前305年，每枚竹簡長43.5釐米，寬1.2釐米，比同批的簡明顯都要長一些、寬一些。後研究出是基於「大九九」運算的計算工具，被命名為《算表》，可計算乘法、除法以及開方，填補了先秦數學文獻的空白，佐證了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傳統數學的第一個高潮，也是目前所知道的世界上最早的十進位立成算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十進位「計算器」文獻實物。
清華和北大一樣，之所以蜚聲中外，關鍵在於有一批傑出的大師級人物。這當中，最典型的就是經常提到的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和吳宓等。
吳宓與陳寅恪、湯用彤並稱「哈佛三傑」。吳宓在中國開創了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的研究，把比較文學引入中國學術領域，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系統學習比較文學的學者，而且是在高等學校開設比較文學課程和運用其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文學的第一人。吳宓對《紅樓夢》研究造詣極深。
吳宓
志遠學兄此畫適合予意，故自寫出所感，未能贊其畫之工也。癸巳孟夏，吳宓。詩稿釋文：枯樹臨崖萬丈深，昏鴉逐隊遠天沉。蕭條此境誰堪語，碧落黃泉感舊心。
趙元任被譽為是「中國語言學之父」，開創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研究，對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和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等，都有很深的研究。在語言上，他從小就顯露出天才般的能力，各種方言，一學就會。趙元任一生作曲一百三十多首，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教我如何不想他》。
趙元任
趙元任是全能型奇才，但書法並不是其主攻方向。即便如此，幼年的民族文化薰陶、家學淵源的影響，都令他自小練成一筆好字，並受益一生。他留下的書法墨跡作品不多，但從中仍可以看出其楷書基本功的紮實、深厚。屬學者書法，文雅、含蓄、雋永、流暢，無雕琢氣、造作氣、浮躁氣。學者書法很少注重對線條的單純錘鍊，而更重視內在的氣韻和整體的表現力。釋文：偶乘籃筍探春光，底事歸來鼻觀香。尋到龍山花不見，那知疏影壓書堂。平生愛畫更憐才，未見幽人卻見梅。料想黃樓吹笛夜，羽衣曾伴鶴飛來。錄藏園題畫梅詩。
王國維名氣最大，寫了一本《人間詞話》，提出「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王國維
《人間詞話》手稿。王國維書法諸體皆能，造詣精深的是其小楷、行書。其小楷取法鍾繇、二王及顏魯公，起點高，路數正。他重視結構、用筆，講究一個字、一行字和一頁字的協調性，不以怪大，不以奇勝。他的行書亦從二王及顏魯公來，又吸入宋人的氣息，嚴謹、精緻，線條富於變化，字有動感。他的墨跡，基本上是書稿、尺牘、箋書、便條等，幅度不過盈尺，字只有一釐米大小，結構謹嚴，章法疏密得當，筆力遒勁，做文章讀，鏗鏘有力，當書法看，賞心悅目。
文昌墨盛
對於梁啓超，一般人從歷史課本中得到的印象，覺得梁就是一位政治人物，和乃師康有為發起了「公車上書」。實際上，梁啓超前半生介入政治，後半生專注學術研究，所謂「世事滄桑心事定，胸中海嶽夢中飛」。梁啓超一生勤奮，其命不長，但著述等身，總約千萬餘字，以《飲冰室合集》傳世。《論語》中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梁啓超就是從「修身齊家」做起的，一共有9個子女，5兒4女，個個成才，皆有傑出成就，其中還有3名院士。
梁啓超
魏碑七言聯，縱180釐米，橫45.5釐米，現藏江蘇省常州市博物館。梁啓超早年研習唐楷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及漢代隸書。其取法北碑的書法理念深受康有為影響。書法屬於學者類型，他在北碑上有相當高造詣，在隸書創作方面也有極高的成就。梁啓超認為：「中國寫字有特別的工具，就成為特別的藝術。中國書法的美是線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和表現個性的美。」他說，「美術一種要素是發揮個性，而發揮個性，最真確的莫如寫字。如果說能夠表現個性就是最高的美術，那麼各種美術，以寫字為最高。」釋文：神龍萬變海天小； 猛虎一聲山月高。
說到陳寅恪，不禁就會想到他和王國維的莫逆之交，為王國維撰寫墓志銘一事。王國維自殺前留下的遺書「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牽涉到王國維的死因，成為一樁公案，有多種說法。還是陳寅恪最懂他，陳寅恪在輓詞中，集中表達了對於王國維之死的看法，指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
陳寅恪
《高和中明清和議條陳殘本》跋。陳寅恪書法作品，受唐碑的影響最多，有二王風範、唐賢骨法，尤其是行書，剛正挺勁，流暢自然，結體略長，線條瘦勁，取勢欹側而呈右上斜，筆致清健俊逸，風骨畢現。
陳寅恪長期致力於史學研究工作，研究範圍甚廣。治學主旨「在史中求識」，繼承了清代乾嘉學者治史中重證據、重事實的科學精神，又吸取西方的「歷史演進法」，即從事物的演化和聯繫中考察歷史，探究史料，運用這種中西結合的考證比較方法，對一些資料窮本溯源，核訂確切，用以解決一系列問題。梁啓超評價他說：「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陳寅恪的成功得益於他的家族，以眾星拱月的方式成就了其中的傑出者。文化家族和家族文化，乃是關注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
說到五人書法，梁啓超專業水準最高，對於隸書和魏碑有很高造詣，尤其在他後半生，把書法這一「小道」當做事業來經營；王國維和陳寅恪雖然都是學者字，差別很大，看出不同的心性，王偏於嚴謹，甚至還有幾分館閣痕跡，陳更加隨性。陳的草稿只可觀摩欣賞不能臨學；趙元任的作品可以看出童子功，這幅楷書寫得清淨疏朗、規矩秀逸，走李北海、趙松雪的路子，非常純正；吳宓則更有現代氣息，傳統和現實，兩者不同的特質統一顯現。正如一貫以來所強調的，有了一定的技法基礎，胸有文墨，則下筆不俗。
1925年初，清華大學設立國學研究院，先後聘請了王、梁、趙、陳等人，後來就有了名動天下的「四大導師」稱呼。也有資料認為，應該再加上考古學家李濟。吳宓作為國學院創辦人之一，同列於此。由此可見，當時的學術人物，燦若星辰，交相輝映，比如陳寅恪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被列為清華大學百年歷史中的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前輩史學四大家」。這些學術人物能夠成為社會追逐和仰慕的熱點，讓人百感交集。
呼喚學術大家，拒絕學術明星。
（原標題：秦書楚簡）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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