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銘和他的科普著作
編者按：
對於《知識分子》的讀者來說，王立銘並不陌生：他既是浙大生命科學研究院的教授，又是本公號的籤約作者，寫了許多漂亮的科普文章。繼《吃貨的生物學修養：脂肪、糖和代謝病的科學傳奇》獲得文津圖書獎之後，前不久他又推出了第二本科普專著《上帝的手術刀：基因編輯簡史》。
4月24日，在湛廬文化於北大舉行的《上帝的手術刀》新書發布會上。本文作者採訪了這個名副其實的「斜槓青年」：生物學家/科普作家/博導/超級奶爸。
撰文 | 洪蔚琳
責編 | 徐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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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銘是一個語速極快、輕鬆幽默的80後科學家。2013年回國至今，他每天像陀螺一樣旋轉，因為他對很多事物都充滿熱枕；支撐他的還有一點使命感：想影響一些人，想改變一些事。
王立銘記得17年前，還在讀高二的他翻開了一本楊振寧先生的隨筆集。這位著名的物理學家在書中談到慶幸自己投身於粒子物理領域。書中寫道：」一個年輕人在研究職業開展的早期進入一個蓬勃發展的學科，是一件特別幸福的事情」。
這句話觸動了王立銘。世紀之交，當時的電視新聞裡每天都在說，「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儘管這句話今天被調侃成了21世紀後半葉才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立志做科學家的他一心想投入這個蓬勃發展的學科。
在旁人眼中，王立銘這一路走得順風順水。高考考入北大生命科學學院，大學時代曾在幾家不同的研究所參與課題研究，後又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生物系攻讀博士學位。他在讀博期間利用果蠅遺傳學和神經生物學技術對果蠅複雜社會性行為進行研究，得到過一系列相當有趣的研究成果。
►王立銘和他的大女兒在新書發布會上，左一為王立銘的老師饒毅教授，右一為北大教授魏文勝。
但對於專業選擇，王立銘不是沒有動搖過。
從本科時代到博士畢業，他無數次地坐在實驗室裡眺望窗外，問自己：眼下的生命科學研究離產業還那麼遙遠，自己究竟能為這個社會做些什麼？
他要在親身實踐中尋找答案。他回國後選擇加入波士頓諮詢公司（BCG）上海辦公室，用一年時間深入了解醫藥產業。
在一篇短文中，王立銘寫道：「那段時間裡，我做夢都看得到自己像塊幹海綿一樣瘋狂地吸收著信息和營養……我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博士，第一次得以看到醫藥產業鏈上的人生百態和利益糾葛。」
一年時光裡，王立銘跑遍了中國大江南北，看到了實驗室之外的真實世界。他在北京301醫院看到病人接受全面規範的治療，也在中西部的城鄉醫院裡，見到過因病痛和不當治療一貧如洗的病患。令王立銘印象深刻的是，一種抗體藥在北京、上海很常見，但在整個中西部一年中只有幾百人能用得起。
因為這些切身的體驗，他開始意識到，科學所肩負的意義並不局限在一間小小的實驗室裡，它關乎無盡的遠方和無數的人。
在回歸科研、入職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後，科研始終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這既是熱愛使然，更是他認定自己必須去承擔的責任。在浙大，王立銘帶領他的團隊以果蠅為研究對象，試圖揭示更多生命奧秘。他們把果蠅覓食和進食行為的定量變化作為指標，研究各種環境刺激如何影響了對這些行為的精密調控，進而尋找這些病理變化的神經生物學機理，希望最終找出預防和應對某些疾病的靶點和治療手段。
基礎研究的過程是漫長的，一旦研究成果被投入應用將會帶來巨大的社會效益，這是他的信念。「我不會盲目地追求一定在多長時間內實現產業化，但我會一直朝這個方向去做。」
在剛剛過去的世界讀書日，他的科普著作《吃貨的生物學修養》獲得了中國圖書出版領域的最高獎——國家圖書館文津圖書獎。
雨果獎獲得者、科幻作家郝景芳稱讚他能「讓一本知識深奧的科學書呈現出大樹下搖著扇子講故事的悠悠然」，這話不假。《吃貨的生物學修養》用生動的故事，帶出脂肪、糖和膽固醇代謝研究中的重大發現；《上帝的手術刀》則同樣藉助故事，探討基因編輯的歷史與未來。他總能把艱澀難懂的科學原理講得「接地氣」，把千百年來的科學發展史寫得「很好看」。
如果時光倒流，機緣更改，王立銘或許會走上另一條道路：做個舞文弄墨的文人。
中學時代有那麼一段時間，他的職業規劃特別明確：考上北大中文系或歷史系，甚至考慮過當個紅學家。那時候他迷戀《紅樓夢》，可父母總覺得這書有些「少兒不宜」。為了能偷偷翻看，他把《新華字典》的封面拆下來貼在小說上；每逢周末，他就一頭扎進圖書館，借閱上世紀80年代的《紅樓夢研究叢刊》。
當年培養起來的閱讀與寫作習慣，在王立銘接觸科學領域後被暫時放到了一邊。直到2014年他入職浙大，校報向他約稿，請他談談自己的研究。一篇寫就，他恍然發現，原來自己那麼喜歡，好像也很擅長把科學寫得通俗易懂。
作為80後科學家，他做科普充分體現了青年人的優勢和特點。他善於利用網絡與新媒體，開通自己的科普微信公眾號「以負熵為生」，在知乎答題、開live，也為《知識分子》等多個新媒體平臺寫專欄。
為了不影響科研工作，他深夜寫作，兩本科普著作都是利用晚上10點到凌晨一兩點的時間寫成的。
當然，他也承認，這樣不可能百分百專注於科研。
「但我覺得，現在中國的科學界可以多元化一些。既然有那麼多人在專注科研，我們就可以允許有另一批不同的科學家出現，只要他們做的事情是有意義的。我很敬佩那些完全專注於科研的科學家，但做科普也有不可替代的價值。如果能在科學啟蒙中起到一點點作用，哪怕能影響到幾百個人、幾千個人也是好事。」
在王立銘眼裡，科普對於公眾最重要的影響，並不在於傳授多少專業的科學知識。
「現在的科學紛繁複雜，大部分理論和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沒有太大關係，也不需要讓每個人都知道。重要的是科學的邏輯，就是當我們面對一個未知的新事物時，應該知道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思考，以什麼樣的態度來面對。」
去年，一位佛教界的朋友讀了《吃貨的生物學修養》後，寫了一則評論：「我一向特別鄙視你們科學家，總要殺實驗動物。但看了這本書後，我理解了科學家為什麼要設計這樣的實驗，為什麼要先在動物身上測試，為什麼動物必要的犧牲對科學發現非常重要。」
這讓王立銘很高興：他做科普的目的，就是希望培養公眾的科學素養，讓大家理解科學家怎樣思考問題，能用科學的眼光來看待科研工作及其中的每一次突破。
「在這個技術爆炸的時代，新事物每天都出現，缺乏科學觀念的人會感到無所適從。所以，我是寫給對這個時代充滿焦慮、對新事物懷有畏懼的人。」
在自己的第一本書《吃貨的生物學修養》出版後，王立銘第一時間給自己的初中語文老師姚玉淑寄了一本。
小時候的王立銘極其內向，課堂上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站起來的時候腿都會緊張得發抖。因為內向，他的少年時代一直困在一種焦慮、苦悶的情緒裡，他不知道該怎麼和這個世界交流。
直到上了初中，他遇到了姚老師。在一次作文中，他寫了一封長信夾在本子裡，傾訴了自己的苦悶和疑惑。第二周，他收到了姚老師的回信。
「在那封信裡，她說理解我的難過，欣賞我的思考和文筆。她還說，如果我願意，希望和我做平等的朋友。」
後來的日子裡，姚老師在辦公室裡留了一個帶鎖的抽屜供他藏書；在課堂上刻意讓他朗讀作文，培養他的自信；在他生日時送了他一套巴金的《隨想錄》，為他栽下了一顆思考的種子。
他因此找到了一個內向青年的自尊，也體會到了一個好老師能為學生帶來怎樣的影響和力量。如今他也做了老師，他想把這種積極的力量傳遞下去。
在浙大，王立銘帶著學生們在科研道路上不斷推進。他要求自己的學生必須接受嚴格的博士訓練，但他從不規定學生每天必須在實驗室待多久，幾點到、幾點走。「你是不是在這個精神狀態，有沒有那種把所研究的問題看作世界上頭等大事的激情，我一眼就能看出來。」
在科研之外，王立銘想讓學生們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如果五年時間只解決了一個小的科學問題，你會覺得對不起自己。五年裡應該看看整個生物、醫藥行業是什麼樣子，看看這個世界上大家都在做什麼。」他為學生們聯繫公司，送他們去做暑期實習，讓他們走出實驗室，去接觸產業。
他是科研導師，但他更希望在傳道之外，也能幫助學生們解開一些關於人生的疑惑。
他說，自己在北大讀書時也曾經度過一段迷茫的時光，不清楚自己學科的出路在何方，也見證了身邊大量同學長期處在茫然、痛苦的狀態中。「我希望自己的學生不要再經歷這樣的過程。」
他還根據自己作為過來人的心得體會，圍繞博士五年該怎樣度過、如何進行未來職業規劃等問題寫成了他所謂的「生物博士雞湯」系列，分享給了網絡上更多的年輕學子們。
希望女兒能和自己一樣，做個「有意思」和「有意義」的人
►王立銘和他的大女兒。
王立銘新書發布會開場前，一個穿紅外套的小女孩站上講臺，拿著話筒奶聲奶氣地說：「請大家關閉手機，向中間就座。」這引發了現場觀眾們的一陣笑聲。
這個小姑娘是王立銘的大女兒，今年剛六歲。爸爸的新書寫了什麼，她還搞不太懂，但她知道爸爸正在做一件「特別好的事兒」。
大概從兩年前開始，王立銘有意識地希望女兒能夠理解他的職業，知道他做的東西有什麼意義。
「很多家長會告訴孩子，自己工作就是為了掙錢，掙錢才能買玩具。我不希望給孩子這樣的感覺。我希望她知道爸爸做的是有意義、同時也是很有趣的事情。」王立銘有自己的一番苦心。他對女兒的未來沒有具體的限定，只希望她能和自己一樣，做個「有意思」和「有意義」的人。
「我希望她能找到一件願意不計成本、不計代價全身心投入去做的事，這是一種特別美好的狀態。我自己常常有這種狀態，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幸福。」
在擁有了兩個女兒之後，王立銘覺得自己改變了很多。他心中隱隱有個念頭：當老師可以影響學生，當科普作家可以影響讀者。但在這個世界上，女兒與他朝夕相處，是他首先能影響的人。
在對女兒的教育中，他特別看重邏輯與理性思維的培養。閒暇時候，他喜歡帶著女兒們做邏輯遊戲。比如把一天的活動分類，整理出她們每天做了幾種活動，分別花了多少時間來做，幫助他們認識這一天錯綜複雜、豐富多彩的活動。
女兒如果要做某件事，或是不想做某件事的時候，王立銘會用問題來誘導女兒用合乎邏輯的方法來思考，要求女兒給出兩到三個理由，並對女兒說：「如果你說的有道理，我就聽你的，如果你說的沒道理，你就要聽爸爸的道理。」
在這樣的邏輯訓練下，六歲的大女兒已經開始形成理性思考的意識。有時她會發起「反擊」，要求王立銘先給出幾個必須做某件事的理由。在採訪過程中，小姑娘走過來給我們看她做好的行程計劃時間表，提醒我們採訪已經超時了，繼而用稚嫩的聲音說：「你看這是我記下的，剛剛籤書的時候發生的事情，現在我要在本子上接著寫我們現在發生的事情。」
「我首先是一個小家庭的成員，然後是老師，之後是科學家，最後是知識分子」
►王立銘全家福。
如今王立銘身上的標籤很多。人們談到他，首先想到的是科學家、繼而是科普作家，但他心中的答案正相反。
「我首先是一個小家庭的成員——爸媽的兒子、老婆的老公、兩個女兒的爸爸；然後我是一個希望栽培幾個好學生的老師，一個希望能回答幾個重要科學問題的科學家，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我首先希望我的家人能因為我過得更開心，然後希望我的學生能因為我影響到他們的職業選擇和人生方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我希望能傳播一些科學的價值觀，最後我希望我的實驗室能做出真正的成果來。」
製版編輯：鄧志英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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