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腦科學實驗室期待中國架構融入
——訪倫敦大學學院肯尼思·哈裡斯教授
哈裡斯教授在接受採訪 本報記者 鄭煥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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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國際腦科學實驗室(IBL)正式誕生,旨在探索神經科學領域國際合作研究的新模式。
近一年來,該實驗室是怎樣運作的?取得了哪些進展?對中國腦科學研究將帶來什麼樣的影響?日前,科技日報記者帶著這些問題採訪了IBL成員、倫敦大學學院(UCL)腦科學學院和生命科學學院定量神經科學教授肯尼思·哈裡斯。
沒有總負責人,「自下而上」管理模式
作為神經科學領域的大型國際合作項目,IBL正式成員涵蓋了美歐21家國際一流腦科學實驗室,UCL就有7家。獲得UCL機器人專業博士學位的哈裡斯教授同時也擔任UCL生命科學學院大腦皮層實驗室共同主任,他負責構建IBL的數據架構,該架構將使IBL能規劃未來研究工作中產生的所有數據。
哈裡斯教授說:「IBL就是要建立一個國際合作研究團隊,從整體上理解大腦的運行機理。大腦在處理不同任務時可能採用不同的機理,單一理論不可能解釋所有機理,但如果建立大腦處理簡單決策任務的標準模型,將會十分有益,這就是IBL的目標。因此,IBL的21家實驗室將集中研究『簡單決策任務』——如果能夠理解大腦的工作機理,這將成為標準模式。」
與目前已有的其他腦科學項目(如歐盟的「人腦計劃」、艾倫腦科學研究所的「大腦圖譜計劃」等)不同的是,IBL是一種「自組織」——採用「自下而上」管理模式:有人負責數據組織,有人負責行為任務分析,也有人負責計劃的管理,但整個計劃沒有總負責人;科學家們能夠在其框架內設計自己的研究計劃,並通過中央伺服器分享研究數據。但IBL正式成員必須研究同一個「決策任務」,且必須使產生的數據能夠呈現同樣的數據模式。
IBL計劃分四階段,正在完成基礎工作
哈裡斯教授介紹,IBL計劃共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開始於2017年9月,主要任務是構建組織;第二階段是構建IBL的基礎架構和一些技術細節,如確定攝像機的角度、數量,以及所採用的作業系統(OS)等;第三階段是收集數據;第四階段是從龐大實驗數據中得出結論。真正的研究工作將於2019年展開,而具體研究工作將從「認知視覺刺激」開始。
IBL目前處於早期階段,正在按計劃完成一些基礎性工作,包括建立各種技術細節。全部基礎性工作可能會在未來1—2年內完成。
暫不擴大規模,非成員尚無法獲得授權
談及自己負責的工作時,哈裡斯教授說,IBL要建立一個大型獨立資料庫,存儲各實驗室所產生的全部數據,並利用這些數據理解大腦各部分是如何協同工作,並最終作出一項簡單決策的。
IBL正式成員都被授權使用IBL開發的應用程式,但目前尚不打算進一步擴大規模,非成員尚不能利用這些程序。哈裡斯解釋說,這是因為,「從使用基礎設施的角度看,目前還沒有準備妥當。現階段保持小規模,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完成實驗性工作和基礎建設;可以從中汲取教訓——探索較小規模的組織如何才能更好地運轉,以便對IBL未來運轉機制有更清晰的認識」。
哈裡斯認為,IBL也面臨諸多挑戰,「第一是需要找到足夠空間存儲即將產生的數據——其數量將多達數個拍字節(PB)。IBL成員、紐約熨鬥研究院(Flatiron institute)已提供了一個數據伺服器存儲第一批數據,但未來仍需更大的存儲空間;第二是需要21家實驗室一致同意研究同一種簡單決策任務,目前已基本達成一致。此外還面臨一些技術挑戰,諸如實驗過程中的視頻處理和監測技術細節等」。
未來資源網上公開,期待中國架構融入
哈裡斯教授說,未來,IBL開發的所有軟體、數據和各部分的設計等資源將完全在網上公開,希望這將有助於包括中國科學家在內的其他國家科學家的研究工作。
「中國在神經科學研究領域享有盛譽,中國也可以建立類似IBL的架構,待IBL完成全部基礎性工作後,這兩個計劃就可以自動融合,中國科學家產生的數據將與IBL產生的數據類似,科學家們將能夠共同利用兩種數據。」
(科技日報倫敦8月23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