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紐約——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一次辯論中，法國外交部部長多米尼克·德維爾潘就是否批准使用武力攻打伊拉克的薩達姆·海珊政權發表了講話。德維爾潘以經歷過「戰爭、佔領和暴行」的「古老國家」和「古老大陸」的名義，預見性地聲稱，攻打伊拉克政權將給這一地區的穩定帶來災難性後果：「選擇開戰，在理論上似乎最有效。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在贏得戰爭之後，必須建立和平。」在強調「使用武力不合理」之後，他在演講結束時表示，他相信國際社會有能力建設一個更加和諧的世界：「我們是理想的捍衛者，良知的守護神。我們肩負的重大責任和無上榮光，應該引導我們優先選擇和平解除（伊拉克的）武裝。」
德維爾潘的講話受到了世界各地的歡迎，因它代表了「建立一種基於人道主義而非武力的新型政治」的共同願望。而在德維爾潘的觀點及闡述方式上，人們可以清楚地辨識出一種風格，一種毫無疑問的法蘭西風格：魅力十足的男子氣概和高談闊論的激情，這得益於法國公共演講的優良傳統；訴諸理性與邏輯，把討論的問題分成兩個對立面（衝突與和諧、一己私利與共同利益、道德準則與強權政治）；德維爾潘給人的感覺是：他像是在講述一種基於幾百年來痛苦經歷的古老智慧，和一種建立在法國文化優越感之上的自信的樂觀主義。事實上，儘管德維爾潘沒有明確地這麼做——但卻因此而更加引人注目——這次發言，事實上挑戰了喬治·布希領導的美國及其殷勤的盟友英國，並向國際輿論的法庭指出，美英兩國的行動威脅了和平與穩定。這種對卑鄙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無聲的妖魔化，以及他特有的以普世原則為名的法國式主張，是德維爾潘演講藝術的高潮——而因為這些恰好完全符合法國的國家利益，所以更加給人一種真誠的感覺。
德維爾潘的觀點，不僅反映了現代法國人的世界觀，而且充分反映了法國人關於國際和平的更加廣泛的思想傳統——這種傳統可以追溯至18世紀。他的演講微妙卻有力地再現了18世紀作家阿貝德·聖皮埃爾的理想主義主張：保障世界和平的最佳手段，是由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一個聯盟（這個聯盟自然由法國來領導）。這位外交部部長的高談闊論，也讓人想起另一位富有才智的政治家阿里斯蒂德·白裡安——他曾試圖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通過外交和國際合作來促進世界和平。簡而言之，它深深紮根於一種豐富而複雜的法國思維模式之中。
在這本書中，我將探究法國思想體系的不同方面，重點表現它的長期特徵和演變，以及它延續到今天的文化表現，展現思想活動如何（以及為何）在法國公眾生活中佔有如此特殊的地位。除了找出法國人表現自己和想像世界的多種方式，我的最終目的，正如本書書名所言，是試圖解釋法國人是如何思考的；換句話說，是試圖弄清楚他們喜歡的概念、體系和思維模式，以及他們對特定風格的迷戀。這其中包含了一些典型特徵，比如他們相信自己天生就傾向於創造性思考，正如作家布萊斯·帕斯卡評論他的同胞時所言：「我談的不是傻瓜，我談的是最具智慧的人；正是在他們之中，想像力才極具說服力。」同樣普遍的是，法國人素來思路清晰，這源於法語本身的特點——作家裡瓦羅爾曾傲慢地說：「說得不清楚的，不是法語。」
這種語言上的精確伴隨著一種樂天派的輕率，批評家希波呂忒·泰納承認這一點：「法國人所渴望的，就是激發自己和他人產生充滿快樂想法的氣泡。」法國人的典型特徵，還包括漫不經心的態度，正如哲學家孟德斯鳩指出的，「（法國人）嚴肅地做瑣屑之事，輕率地做嚴肅之事」——但是也存在一種叛逆、傲慢的趨勢，正如歷史學家厄內斯特·納維斯指出的，「我們生來就不是溫順恭敬的人」。而（另一位歷史學家）儒勒·米什萊將「喜爭好辯」視為法國受過教育的階層的特異屬性之一：「我們閒聊，我們爭吵，我們用說話來耗費我們的精力；我們說狠話，我們在最無關緊要的話題上吵得怒氣衝天。」法式思維風格，尤其以熱愛普遍觀念而著稱。散文家埃米爾·蒙泰居說道：「沒有哪一個民族中抽象概念扮演如此重大的角色。
法國的歷史充斥著如此驚人的哲學傾向，人們對事實毫不關注，但是對抽象的東西充滿了高度的渴望。」或者如作家朱利安·班達更加積極的詮釋：「一種真正豐富的思想，涉及的是普遍的問題，而不是個人的問題，而且它未必嚴格地貼合實際。」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會看到以上所有這些法蘭西精神，以及其他精神的表現：最值得注意的是，法國人偏愛圍繞理想化的、形而上的概念（如君主政體、理性、共同意志、無產階級、國家）來進行關於美善生活的爭論。事實上，法國人是如此地喜愛形上學，以至於這個術語甚至被認為能夠適當地描述「在暑假期間，購買新鮮出爐的麵包時遇到的困難」。同樣，法國人也普遍熱愛整體論，喜歡從整體上考慮問題，而不是考慮其各部分的表現。正如哲學家菲利普·柯爾庫夫評論的，這種本質主義，對於法國思想來說不可或缺，它在關於各種主題的集體性討論中都有所體現（從共和國、國家，到多元文化、安全、美國等）。哲學家米歇爾·拉克魯瓦在描述他的基於對法國性的「本體論式理解」的愛國主義時，為這種本質主義的思考方式提供一個很好的例子。這種整體主義在法國人將一切——從法規章程、權利條款到政治綱領——編纂為詳盡的法典的衝動中顯露無遺（雖然常常會漫不經心地忽略掉一些有疑問的條款）。法國人的思考風格同樣值得注意，因為它能夠賦予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談話、穿著、飲食，到慶祝儀式和語言運用本身）以理論的和現實的特性。於是，我們看到在2014年初夏，極具法國特色的第十屆詞語節在艾裡克·歐森那院士的贊助下，於涅夫勒省羅亞爾河畔的拉沙裡泰舉辦。據組織者說，該節日的目的是「讓詞語發出嘹亮的聲音，這樣我們就可以懷著『語言要與絕大多數人共享』的信念，仔細思考它們的魔法和力量」。
法國人也普遍熱衷於表達和形式的問題。這表現在他們對學術活動的審美品質的信念；喜愛分類法和新詞彙；以及正如在默茲省巴勒迪克的龐加萊數學院的一名學生在考試之後，得意揚揚地對當地報社所說的話——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應該圍繞命題、對立命題、綜合論證的「辯證規劃」，進行謀篇布局。她的論文設法解決了人類的選擇是基於「理性」還是「激情」的問題，這展現了也許是法國式文體最顯著的特徵：痴迷於把事物一分為二，這一點在德維爾潘先生身上已經展現得淋漓盡致。正如一位經驗豐富的巴黎智識生活的觀察家所注意到的：法國人習慣圍繞著幾個常見的主題來組織公共辯論，包括：開放和封閉、停滯和變革、自由論和宿命論、統一性與多樣性、文明與野蠻、進步與衰落。（本文節選自《法國人是如何思維的》）
《法國人是如何思維的》
ISBN：978-7-5166-3310-6
[英]蘇迪·哈扎裡辛格 著
新華出版社 2017年8月
定價：68.00元
原文轉自：新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