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受水汙染困擾的太湖。 （攝影：邸利會，圖片為編者加）
前 言
中國是缺水國家，人均水資源佔有量僅為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部分地區的水汙染加劇了水資源的稀缺，對生態系統、食品供應和公共衛生造成了影響。面對不斷增長的人口，水汙染威脅著中華民族的生存。
去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多次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要互相平衡。他常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也為此做了很多努力。2015年4月，中國國務院發布《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也稱「水十條」。該計劃被一致認為是迄今為止最嚴厲、最全面的水政策。2017年10月，環保部、發改委、水利部聯合印發《重點流域水汙染防治規劃(2016-2020年)》。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定的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汙染防治法》也於2018年1月1日生效。
在《國家科學評論》執行主編蒲慕明主持的此次論壇上，不同背景的專家討論了中國水環境現狀、水汙染防治政策和計劃、國家倡議的進展、面臨的挑戰、以及信息透明和公眾參與的重要性等內容。
撰文 | Jane Qiu
翻譯 | 張智起
責編 | 蔣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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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持：
蒲慕明：中國科學院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國家科學評論》執行主編
專家（排序不分先後）：
馬軍：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創始人
瀋吉：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研究員
鄭春苗：南方科技大學環境學院講席教授，地下水專家
陶濤：同濟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
蒲：中國水汙染情況如何？
馬：2006年，我們成立了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IPE，一個非政府組織），從那時起，我們一直在關注中國水環境狀況。我們的第一個項目是將水質、水汙染物排放量和廢水汙染源等數據匯總在一起，形成水汙染地圖資料庫。根據監測顯示，局部地區水汙染有所改善，但總體形勢仍然十分嚴峻。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擴大以及農業活動的加劇，汙染蔓延到了更廣的地區，包括很多河流的上遊甚至源頭。
蒲：南水北調工程對水質的潛在影響是什麼？
鄭：在長途運輸過程中，水必須經過人類活動頻繁的地區，有可能會被汙染，存在很大的風險。而且，不同地區的水域含有不同的化學成分。南方的水與北方的水會如何相互作用也需要研究。最後，還有生態問題。由於地下水超採，華北平原地下水位已下降數十米。南水北調將導致地下水位變化，但給地下水質帶來的具體後果尚不清楚。
蒲：湖泊汙染情況如何？
沈：我所在的機構在2007年至2012年期間率先進行了第二次全國湖泊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各地湖泊狀況差異較大。我國主要有五個湖區，其中青藏高原湖泊數量最多，約佔湖泊總面積的50％，這些湖泊大多數是原始和未受汙染的，中國西北部湖泊面臨的挑戰是乾旱化，而不是汙染，那裡的湖泊正在迅速萎縮。
湖泊數量第二多的地區是長江中下遊地區，佔湖泊總面積的四分之一。該區域中超過80％的湖泊受到嚴重汙染，主要問題是富營養化——由於排放含磷物質（如肥料、牲畜糞便和汙水）而產生的營養過剩。這個地區受影響最典型的是太湖和巢湖，2007年，無錫因太湖富營養化而出現嚴重的水危機。
第四湖區位於中國東北部。它們很淺，面臨著嚴重的汙染，尤其是工業重金屬以及農業化肥和農藥。最後，雲南和貴州省的湖泊受到人類影響的程度不同，這裡的低海拔湖泊，如滇池和洱海，也有富營養化現象；而高海拔湖泊，如瀘沽湖和天才湖，基本保持原始狀況。
蒲：《2016中國環境狀況公報》對湖泊汙染有何評論？
沈：形勢依然嚴峻。例如，太湖只有24％的監測點的水為III類或更好。而巢湖63％的監測點的水為適合工業使用的IV類，其餘為適合農業使用的V類。滇池所有監測點的水質均為V類。
蒲：地下水呢？
鄭：根據國土資源部近期的資料，取自5100個監測井的地下水樣品中有62%分別為IV類或V類，在環保部2100個監測井中，IV類或V類的比例約為80％。在松花江和遼河流域，90％的地下水為IV類或更差。地下水汙染形勢嚴峻並持續惡化。然而，到現在為止，地下水汙染受到的關注卻遠遠小於空氣和地表水汙染。可是如果不同時考慮地下水，就無法保證地表水清潔，它們緊緊相連，是同一系統的組成部分。
馬：地下水汙染是對公眾健康的一個主要威脅，因為多達70％的中國人從地下獲取飲用水，所以防止地下水汙染非常重要。要治理地下水，特別是深層含水層的汙染非常困難和昂貴，所以預防汙染非常重要。這應該引起政府的關注，因為地下水汙染可能會影響公眾健康，破壞有限資源，威脅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蒲：我認為地表水一旦被汙染，就會汙染地下水，因為它們是相互連接的。這是地下水汙染的主要來源嗎？
鄭：這只是地下水被汙染的一種方式，還有幾個直接影響機制。例如，垃圾填埋場的有毒物質可能會滲入地下直接汙染地下水，過量使用化肥和農藥是土壤和地下水汙染的另一個主要來源。如果主要城市的汙水管道洩漏（很多確實在漏），那麼廢水也可能會進入含水層。
蒲：這種嚴重汙染對飲用水質量有什麼影響？
陶：中國擬投入巨資，將92300公裡的主管道和數千個水處理廠升級為發達國家水準。但是因為處理汙水需要大量的能源以及昂貴的技術和化學品，保護水源區仍然是保護飲用水質量最重要的因素。理論上，經過恰當處理的廢水可以飲用，但處理的成本很高，難以大規模進行。就標準而言，我們希望水源區的水可達到II類。但由於汙染嚴重，即使水源地標準已降至III類，許多城市仍然尚未達標。
沈：在中國，保護水源地並不容易。在發達國家，水源地保護力度非常大，人類活動的影響保持在最低水平。由於人口壓力，中國的情況完全不同。例如太湖，除了作為水源外，還有許多用途，如水產養殖、旅遊和航運。
無錫2007年的水危機很不尋常，藍藻水華爆發後，藻類堆積在湖岸邊並發生腐爛，繼而，湖流將嗅味物質運送到為水廠供水的水源區。在通常的沉澱和過濾程序中，沒有發現水有問題，水也符合所有標準。但它含有一種硫化物，不在日常測試的列表中。該硫化物讓這片水域發出一種特別惡臭的氣味，衣服洗後幾天仍然有臭味。這表明我們需要努力研究新型嗅味化合物。
蒲：大家都關心自來水的質量。我們都知道中國自來水是不可直接飲用的，大家都飲用瓶裝水。如果地下水被汙染了，瓶裝水還安全嗎？
陶：偏遠地區的地下水仍然是原始的。瓶裝水公司經常以自己水源地的原始性為豪，比如崑崙山，其水源來自青藏高原崑崙山，工廠在海拔4100米，是世界上最高的工廠。瓶裝水是受最高監管標準監管的。
蒲：我們飲用水的質量標準是否有可能符合發達國家的標準，有一天我們的自來水也可以直接飲用？
陶：中國最新的飲用水標準，即各種汙染物的限值，與歐盟和美國的標準相當。在2011至2015年間，部分示範城市的自來水達標，所以我們離達到發達國家標準的距離並不遙遠。
鄭：我同意，我認為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飲用自來水並不困難，但人們是否願意喝是另一回事。這與信任有關，也與中國文化有關。無論水多乾淨，人們喝水之前可能仍然喜歡煮開。
蒲：2006年，中國啟動了一項為期15年的水汙染防治項目，即「水專項」。該項目是當年啟動的十大國家科技計劃之一，這個項目的進展情況如何？
鄭：我認為不是很成功。一個主要原因是它專注於治理表象，希望獲得快速結果。但是，當許多基礎研究問題仍然懸而未決時，這是不可能的。在過去的十年中，有數百億元人民幣（包括中央財政和地方配套）投入該計劃，但沒有多少用於研究。該方案項目眾多，分到每個項目的預算大概在幾個億，而實際上，這對於修復湖泊或流域來說並不算多。
此外，該方案側重於治理河流和湖泊，而不關注地下水。以最少的資金投入來儘快治理地表水確實重要，但是我們遲早都必須考慮地下水，否則問題無法解決，因為諸多問題是相互聯繫的。
沈：我同意，這是水計劃的一個主要弱點。治理太湖時，我們也只考慮了地表水。我們在未來的首要任務是將地下水也考慮在內。
蒲：太湖是中國水汙染的典型代表，治理太湖汙染也是水專項的重點。太湖的最新汙染狀況如何？針對太湖問題，我們是否取得了科學上的突破？
沈：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來治理太湖，雖然難說有重大科學突破，但近幾年進展不小，水質提升很大，科技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監測依賴於衛星遙感以及30多個自動監測站對天氣、水動力學和化學成分數據的收集。在4月初至10月底之間，我們每周發布兩次有關藍藻數量和動態的信息，服務江蘇政府。如果我們注意到藍藻在一個地區積累，我們會用先發制人的策略來防止它們汙染水源地。
我們採取了多種治理方法。省政府的一個重點是治理汙染企業，通過提高其廢水處理能力等措施來減少汙染物的輸入。另一種方法是通過減少化肥和農藥的使用，來限制農業來源的汙染。對於已經進入湖泊的汙染物，一種策略是清理沉積物，另一種是在藍藻水華爆發早期將藻類清理出水面。最後，我們還投入了大量精力來恢復湖泊周圍的生態系統。
蒲：2011年，國務院批覆了《全國地下水汙染防治規劃（2011-2020年）》，預算達300億元人民幣。這個規劃的進展情況如何？
鄭：政府開始關注地下水汙染，讓我們深受鼓舞，但是這個計劃還遠遠不夠。這個計劃雄心勃勃，專注於環境修復——可是在我們還沒真正了解問題出在哪裡以及問題的嚴重程度之前，這個想法有點錯位。聽起來有很多錢，但是地下水整治非常昂貴，整個預算可能還不足以治理幾個嚴重汙染的區域。
鄭：同時治理地表水和地下水非常有必要。在美國，二者汙染的預防和控制是統一進行的。美國地質調查局負責調查這兩種水資源，美國環境保護署負責對這二者汙染的監管和補救。在中國，水利部負責地表水，（原）國土資源部負責地下水，（原）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負責廢水處理——部門之間的協調並不容易。
蒲：最近印發的《重點流域水汙染防治規劃（2016-2020年）》是怎樣的？
鄭：這一規劃於2017年10月正式印發，預算7000億元，繼續專注於長江、黃河、珠江、遼河、松花江、淮河、海河等7條主要河流——90％的中國人居住在這些河流沿岸。該計劃也關注中國三大汙染嚴重的湖泊（太湖，巢湖和滇池）以及兩個重點地區（京津冀和長江經濟帶）。四分之一的預算將投向長江流域——這裡擁有全國42％人口和GDP。對長江流域的投資近一半將用於改善城市水處理的基礎設施。從理念上來說，這一規劃的一個關鍵亮點是，首次在水汙染預防和控制中考慮了地下水。
沈：治理湖泊和河流汙染聽起來不像研製大飛機那樣成果卓著、富有魅力，但水汙染與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生存息息相關。
蒲：主要挑戰是什麼？
沈：挑戰是巨大的，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要停止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謀求經濟發展。這是不可持續的。治理汙染要比預防汙染昂貴得多。其次，預防由工業造成的所謂「點汙染」相對容易，而減少大面積的農業汙染是保護水資源的關鍵，且極具挑戰性。農業汙染主要來源於化肥的過度使用，超過30％的化肥最終會汙染地表水和地下水，成為水體富營養化的主要原因。最後，由於湖泊周邊旅遊業的發展和人口密度的迅速增加，未經處理就被排放到湖泊中的生活廢水正迅速增加。
蒲：2015年4月，國務院頒布了《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水十條「）。這跟以前的舉措有什麼不同？
鄭：主要亮點是方案更加全面。大家都知道所謂的「九龍治水」是個大問題——幾個政府機構間任務重疊，職責不清，責任不明，嚴重缺乏合作協調。例如，水利部（負責地表水）和國土資源部（負責地下水）很少一起工作，不同的行政單位負責同一條河流的不同流域部分。環保部也相對薄弱，無法推動其他部委落實反汙染政策。而這一行動計劃對每一項具體任務的責任部門和涉及部委都做了明確規定。
沈：與此相關的「河長制「將於2018年全面實施。它由無錫政府在2007年藻類水華引發的太湖水危機之後首次試行。這個制度給具體的個人分配保護水資源質量的任務，並對他們進行評估。協調各部門和行政單位的工作也切實成為他們的工作內容之一。
該計劃的另一個亮點是強調公眾參與。例如，作為「河長制「的一部分，將有專門的平臺來披露信息，例如誰負責流域的哪些部分，其責任和聯繫細節，以及水的狀況。同時也將落實舉報制度，讓公眾可以舉報汙染事件。
馬：水十條方案是迄今為止用於保護水資源的最嚴厲和最全面的計劃，但與空氣「國十條」（校註：即《大氣汙染防治行動計劃》）計劃相比，其實施力度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鄭：我同意，和以前的舉措相比，水十條肯定是向前邁進了一步，但我不確定這些遠大的目標是否會實現，因為一些基本問題尚未得到很好的理解。例如，我們將如何評估方案是否達到了預期的效果？在新的計劃下，我們仍然以抽樣方式來進行評估，而這是遠遠不夠的。我們需要採取更加全面的方法：研究整個流域內汙染物的負荷、濃度和分布。這些研究需要定期重複進行，以便我們了解情況隨時間推移而發生的變化。關鍵是要有綜合全面的監測策略，兼顧地表水和地下水。行動計劃談到整體方法的重要性，但似乎並未闡明如何去做。
而且，政府的長期財政投入還有待觀察。預防和控制水汙染非常昂貴，無法快速完成。如果沒有持續的財政支持，這一計劃也只能停留在計劃上。
蒲：為什麼信息透明和公眾參與對保護中國水資源來說至關重要？
鄭：信息透明非常重要。許多地方政府擔心這會導致社會不穩定，這是不對的。2016年，環境保護部宣布，80％的監測井顯示水汙染嚴重或非常嚴重。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許多國內外媒體都錯誤地報導說，中國80％的地下水汙染嚴重或非常嚴重，這是不正確的。因為監測井在中國分布並不均勻，它們通常在城市附近，而偏遠地區一個都沒有。而且，地下水汙染的分布也很不均衡，可能這裡有汙染，但幾百米外的水還好。事實上，公開信息的缺乏才是不必要恐慌的來源。
馬：地下水汙染的公開情況要比空氣和地表水汙染的公開情況差很多。環境保護部和國土資源部已經公布了受汙染監測井的百分比，但這些井的位置卻未被公開，而這些信息事關公眾健康。披露這些信息將有力推動政府和行業採取防治行動。我的問題是，預計什麼時候能夠完成2萬個監測井的建造以及數據的公開？
蒲：我想，信息透明和公眾參與應該就是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IPE）的創始理念。請更詳細地介紹一下IPE的相關信息。它是如何運作的？
馬：IPE成立於2006年，我們的使命是保護中國的碧水藍天。我們認為，環境保護需要社會各界的參與，尤其是公眾。但公眾只有在獲得環境信息的前提下才能有效參與。因此，從一開始，我們就利用以環保部門為主，也包括其它多個部門發布的信息，建立了環境資料庫。它不僅包括關於水質和空氣品質的信息，還包括違反環境法規的工業企業信息。
第一年，我們能夠收集的工業企業違規信息只有不到2000條；2016年，環保部發布違法排汙違規記錄76000多條；現在，我們的資料庫中有超過30萬條信息。 2014年以來，中國首次發布了國家重點企業的實時監測數據。為了把20多個省級平臺的數據匯總在一起，我們創建了一個名為「蔚藍地圖」的手機應用程式，該應用程式提供了主要涉水排放企業的實時在線監測數據，包括造紙廠、印染廠和3000多個汙水處理廠。
蒲：對於汙染者來說，這些數據的公開除了道義上的譴責，還能起到怎樣的作用？
馬：包括跨國公司在內的一些大公司現在使用這些數據來管理他們的在華供應鏈。環境違規的工廠可能會失去訂單。例如，中國十大印染企業中的一家，曾經每天排放4萬多噸超標紡織廢水。去年，使用「蔚藍地圖」進行供應鏈管理的Gap、H＆M、優衣庫和沃爾瑪等公司都要求它解決汙水問題。最終，這家企業投入2億元人民幣完善了汙水處理設施，不再超標排放。我們收集的公開企業監管信息，已經通過綠色供應鏈撬動了數以千計的企業整改。我們現在還正在以環境信息公開推動綠色金融。
我們的「蔚藍地圖」應用程式還被應用於「水十條」中列為重點的黑臭河治理項目。我們的用戶可以拍攝並上傳當地的黑臭河照片，這些照片將進入環境保護部和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的舉報平臺——在這個項目中，公眾能夠參與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有超過兩千條黑臭河。通過在電子地圖上的清晰標註，我們協助公眾確切知道它們是哪條河，在哪裡，誰負責治理，治理的截止日期是什麼。
蒲：在中國，環境訴訟越來越多。這些訴訟在打擊水汙染方面能發揮什麼作用？
馬：環境訴訟在西方控制汙染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有一種說法是，美國80％的環境問題都是在法庭上得到解決的。在美國，很多與環境相關的非政府組織都是由律師建立，比如NRDC（即「自然資源保護協會「，專門從事環境公正問題）。根據《清潔水法》，任何公民和組織不僅可以起訴汙染企業，還可以起訴沒有做好工作、造成嚴重影響的環保官員。
鄭：我完全同意。環境訴訟在西方的環境保護中起著關鍵作用。我在美國生活了很多年，經常作為環境顧問參與其中，但環境訴訟在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馬：的確如此。中國新的《環境法》25年來首次修訂並於2015年頒布，其中包含一項新條款，允許環保組織提起公益訴訟。這是一個重大進展，但實施起來仍具挑戰性，因為中國的司法系統尚待做出更好的準備，而地方政府對司法的影響，也使得針對當地主要企業的訴訟案件較難開展。
環境訴訟的重要基礎，也是環境信息公開。據了解，環保部正在努力構建企業排汙許可制度。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應該是檢測信息的透明。建議在信息充分公開的基礎上確立機制，允許環保組織以及公民個人，更為便捷地對嚴重超標排放企業提起訴訟。我們應當綜合考慮政府監管、市場激勵和信息公開手段，共同保護中國的碧水藍天。
翻譯稿節選自英文原文。英文原文2018年1月發表於《國家科學評論》（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原標題為「Safeguarding China's Water Resources」。NSR是科學出版社旗下期刊，與牛津大學出版社聯合出版。《知識分子》獲NSR和牛津大學出版社授權刊發該文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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