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11日，以鹽市口為中心，日機分批對成都進行轟炸。1941年7月27日，日機對成都的轟炸最為嚴重，當天，日軍出動108架轟炸機，分為四批投下了400多枚炸彈，以少城公園（現人民公園）為中心進行慘烈轟炸，死傷人數達1200餘人，歷史上稱為「7·27慘案」。
在成都市檔案館，成都遭受的襲擾和轟炸都被一一記錄在案，可以說這些檔案每一份無不是對日軍侵華暴行的血淚控訴。轟炸地點、炸彈數量、炸彈類型、傷亡人數、房屋毀壞數……每次轟炸之後都會有一張明細清楚的損失統計表。
但是日本轟炸只有這些損失嗎？不要忘記，在東北、山東、浙江、湖南等地，日本發動細菌戰已經是鐵一般的事實。然而在大轟炸期間，日本向四川、向成都投放過細菌彈嗎？翻閱成都市檔案館的相關檔案，記者看出了一些端倪。本報記者 徐璨 胡清
成都大轟炸
受轟炸達31次 造成5337人死傷
據統計，自1938年11月8日日機首次襲擾成都開始，成都所受轟炸達31次，轟炸地點主要為少城公園、鹽市口、春熙路、大慈寺一帶，被炸街道達82條，造成5337人死傷。
檔案一
1943年日本曾運了3萬枚細菌彈來華
日本侵華期間大批量投放過細菌彈是事實
提及日軍731部隊，相信大家都有所耳聞，這支部隊已成為細菌戰製劑工廠的代名詞。在抗戰期間，他們在華進行活體解剖、鼠疫試驗、凍傷試驗等，其手段之殘忍，令人毛骨悚然，而在華多地投放細菌彈更是令人髮指。
記者在成都檔案館發現了一份當時省政府給省會警察局的密令，上面清楚地記載：「報敵大本營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起以運輸機陸續載運傷寒、白喉、鼠疫等各種炸彈3萬枚準備投我內地……」而這份檔案的時間是1944年，也就是說在1943年年末日本就運送了3萬枚細菌彈準備投放到我國。
「這3萬枚炸彈肯定用在了中國的大地上，日本不可能運過來銷毀，也不可能再運回去。」成都市檔案學會理事長姬勇說道，這是個合理的推斷，整個抗戰期間，日軍在華投放的細菌彈絕對不止3萬枚，這只是1943年末的一個數據。而從1931年日本侵略我國東北起，就開始陰謀發動細菌戰，這3萬枚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臭名昭著的日軍731部隊，本來就是日本法西斯於日本以外領土，從事生物戰細菌戰研究和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秘密軍事醫療部隊的代稱，而日本研製出來的細菌炸彈作為一類生化武器在國際法上是被禁止的。運送細菌彈來華本就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殘害中國人民的重要罪證。
那麼，檔案中提及的3萬枚細菌彈投放的「內地」包括成都嗎？或者說這之前日軍的細菌彈在成都投放過嗎？雖然無從查證，但可以說明日本侵華期間大批量投放過細菌彈是事實。
檔案二
與成都近在咫尺的重慶極有可能遭受過細菌戰
1943年8月8日9架日機襲擊梁山，投擲細菌彈10餘枚
抗戰期間，在浙江寧波、湖南常德曾發生過大面積的鼠疫疫情，而疫情暴發前都有日本轟炸機在上空出現，通過投放炸彈或者直接投放的方式，將染上鼠疫的麥粒、麵粉、棉布等散播下來。
而日本731部隊所屬陸軍軍醫金子順一少佐在1949年為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向東京大學提交的論文集，其中一篇名為《PX之效果略算法》(注:P意為鼠疫，X意為跳蚤，是人間鼠疫的主要傳播媒介)的論文中寫道：「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縣城上空飛機散播1.6公斤鼠疫菌，2810人染疫。在吉林、浙江等地6次細菌戰的染疫者共計25946人……」
1938年年初，日軍開始對重慶狂轟濫炸。據不完全統計，在長達5年半的戰略轟炸中，日軍對重慶進行轟炸218次，出動9000多架次飛機，投擲炸彈11500枚以上。
在《抗日戰爭時期重慶大轟炸研究》一書中，記錄了1943年8月8日9架日機襲擊梁山（今梁平縣），投擲爆炸彈20餘枚、細菌彈10餘枚。同時，據之前媒體報導，從多方面可以印證日軍在此投放過細菌彈，這表明重慶很有可能就是日本進行細菌戰的目標。
「這裡有一份檔案，是當時重慶市政府的一份公函，上面寫有：『查遠東國際軍事審判法庭孟洛上校等來府調查空襲傷亡數字關於被毒氣傷害官兵……』」姬勇向記者分析道，也就是說東京審判期間，當時是有到重慶乃至四川做毒氣、細菌傷害的取證工作，這說明當時日軍極有可能在重慶實施過細菌戰。
檔案三
在成都轟炸中頻繁出現空爆彈
可以用來放生化武器，投細菌、霍亂、鼠疫等
「從1938年下半年到1942年，日本飛機先後對成都進行了有規模的轟炸22次。我們在檔案裡能夠看到傷亡的統計名錄，還有房屋的損失都有相對完整的記載。」姬勇告訴記者，在這些檔案記錄中，也明確了當時日軍投彈地點、投彈數量、炸彈類型、有沒有爆炸等情況。
記者在成都市檔案局查閱了當時的傷亡統計記錄，「文廟四街8號，空爆彈，兩枚，空中爆炸，死二……」這是《四川省會警察局南區分局文廟四街分駐所報三十年七月二十九日空襲損失調查表》中的一列數據。但在這列數據中「空爆彈」引起了記者的注意，在其他類似的調查表中也屢屢出現。
記者在採訪成都大轟炸倖存者時，「空爆彈」被頻繁提及。「我家就住在少城公園背後的小南街，遭受轟炸最嚴重的那一次，我記得日軍的飛機投放了很多空爆彈。」成都大轟炸倖存者鍾華回憶道，當時這種炸彈直接在空中爆炸，彈片直接從空中射下，少城公園又比較開闊、遮擋物少，所以在少城公園疏散的市民極難躲避，傷亡巨大。
然而這種炸彈的殺傷力只是其一，它還有其他的作用。「檔案中記錄了成都大轟炸期間日軍投下大量空爆彈，這種空爆彈通常從軍事用途來講，可以用來放生化武器，投細菌、霍亂、鼠疫等。」姬勇告訴記者。
是的，空爆彈在空中爆炸時可以很方便地灑落下攜帶細菌、病毒的東西，比如老鼠、跳蚤、棉布、煙盒等。那麼，在成都投放的空爆彈，其中有攜帶細菌的嗎？「雖然現在很難查證，但是據大轟炸倖存者回憶，在日本飛機轟炸之後，有人有撿到香菸、玩具等的經歷。」姬勇說道，這些東西不可能是無目的投放的。
檔案四
就防範日軍細菌戰
多次發布訓令
提及對敵機可能攜帶細菌的投擲物進行防範
「所有擲下物品均應認為有沾染毒菌或毒物之可能，務使避免用手直接接觸即所用掃除或集合，該項物品之器具用後亦應消毒……」在《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四川省會警察局關於檢送敵人施用細菌戰術及防範辦法及有關鼠疫之症候治療辦法一案的訓令》這份檔案中，詳細地羅列了發現敵機投擲物後的處置方式，以及預防鼠疫和感染後如何處理等內容。
在成都市檔案局裡，有不少關於防範日軍細菌戰的政府訓令。在一份1939年省防空司令部、省會警察局《關於嚴加防範敵機散播棉質物品攜帶細菌一事的訓令》中，也提及「有敵機在開封上空散布多數絲棉質物品，經檢驗發現內有某種微菌傳染人畜……對稱之傳染力最強，該菌自皮膚之黏膜侵入，即可絕命。」同時，在該份檔案中，還提到「查敵每先向我使用毒瓦斯，嗣後，敵即使用大量，此次敵又對我散布微菌……」
「毒瓦斯」可與記者在採訪成都大轟炸的受害人楊迤時，她所回憶的情況相印證。「我父母小時候經常跟我說大轟炸的事情，在『跑警報』的時候，他們看到敵機飛得特別低，甚至看得清楚駕駛員的臉。」楊迤對記者說道，當時她的父母和鄰居看到飛機放出濃煙，大家都大喊「快捂住鼻子、嘴巴！日本人放『毒瓦斯』了！」
「當時成都很多政府訓令都提及對敵機可能攜帶細菌的投擲物進行防範，這應該不是空穴來風。」姬勇說道，可能是當時在其他城市出現過敵機從上空散播東西，也有可能在成都就有相關的投擲物，所以才多次發文嚴控細菌感染。
檔案五
1940年川北霍亂
死亡4萬餘人
一般採用霍亂、鼠疫等在中國本來就有的病菌
在對楊迤採訪的時候，她給記者出示了一份館藏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中的檔案複印件——《戰時防疫聯合辦事處二十九、三十年工作報告》，這份報告是抗戰時期，全國最高防疫機構戰時聯疫聯合辦事處處長容啟榮所寫，詳述了調查重慶附近霍亂、調查川北霍亂、調查浙江鼠疫等內容。
其中關於調查川北霍亂，檔案中這樣寫道：「二十九年（1940年）七月舉報川北一帶霍亂流行衛生署當派防疫專家伯力士於八月四日啟程赴蓉，並會同四川省衛生處處長陳志潛前往調查，惜至鹽亭因洪水泛濫，道路阻礙，未得深入。但仍得有少數病例證實確係霍亂。經於八月十六日返渝，嗣為更求詳細明了疫情起見，復有衛生署於九月十三日派遣技士錢大椿前往調查，儘管五十日之久始於十一月三日返渝，曾編有川北霍亂流行報告書一種。」而在該年霍亂中，據《廿九年霍亂疫情統計表》記載，四川霍亂患者421621人，死亡41787人。
「日本絕對在成都實施過細菌戰，而這些病菌中就有霍亂。」提及此，楊迤顯得有些激動，因為她的四位親人都深受其害。為了查清事實的真相，楊迤走訪查閱了大量檔案和書籍，最終寫成了《日本細菌戰在四川真相》一文。
「日本在中國實施細菌戰，一般都採用霍亂、鼠疫、炭疽病毒、傷寒等在中國本來就有的病菌，這樣極具隱蔽性。」姬勇分析道，如果接觸日機的投擲物受到感染短時間暴斃，當時也不易聯想到是日本在作惡。同時，從當時政府的訓令來看，也做了大量預防消毒的措施，阻止了病毒的大面積傳染。而且，因為時間過去太久，很難找到能坐實侵華日軍在蓉實施細菌戰的直接關聯證據，但是這些館藏的檔案紛紛指向這種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