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不能承受之重,四座大山:不敢病、死不起、離不開、放不下

一個企業家、一把手的背後是一個企業，少則幾人，多則千人、萬人的員工。他們率領公司一路發展壯大，企業發展得越好，意味著他們的責任越重，而他們也就變得病不起、死不起，牽一髮而動全身。

面對重病、面對死亡，企業家又是如何應對的？這對他們本人、企業產生了哪些影響？他們的脆弱背後又是什麼？

任正非

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半夜常常哭醒

「我無力控制，有半年時間都是噩夢，半夜常常哭醒」、「研發失敗我就跳樓」，這是任正非在華為創業維艱期決絕說出的話。

那時他先後歷經愛將背叛、母親逝世、國內市場被港灣「搶食」、國外市場遭遇思科訴訟、核心骨幹流失……他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依舊深感無力。這位從小在農村吃苦長大，在部隊錘鍊多年，外人眼裡堅強如鐵的商業硬漢曾經如此艱難。

此後，在一封給華為抑鬱症員工的公開信中，任正非坦誠，自己「也曾是一個嚴重的憂鬱症、焦慮症的患者」，他的身體還得了多種疾病，因得了癌症動了兩次手術……

即便在黑暗裡哭泣，但任正非呈現給員工依舊是充滿鬥志的狀態，提出以奮鬥者為本的口號。任正非歷次講話文件被外界視為圭臬，而主旨只有一個：身在黑暗，心懷光明，夢想不滅，努力前行。這段話也正是對任正非精神最好的詮釋。

陳天橋

從150億前首富到1.15億腦科學捐助

一場疾病讓陳天橋停下來，催促他思考。這也成了他的「前半生」與「後半生」的重要轉折點。他說自己正處於「第二次生命」中。

今年44歲的他經歷了生死、是非、成敗、榮辱這四件事的高飽和度版本。26歲的陳天橋近乎白手起家創立盛大，31歲時一躍成為中國最年輕的首富，坐擁身家150億，締造了一個網際網路遊戲娛樂帝國。

2009年，陳天橋開始淡出公眾的視野。之後，他定居新加坡，開始出售盛大資產。陳天橋在接受專訪時，曝出遷居新加坡前，生了一場重病，他坐飛機甚或一個人待在酒店裡，都會加劇痛苦，嚴重時有瀕死感。有兩個月，每晚太陽下山，他都會呼吸困難，覺得自己不會再醒來，需要寫遺囑。陳天橋說「我必須得離開。一個人一輩子死一次就已經很痛苦了，兩個月，幾乎每天晚上死一次。」

陳天橋再次出現公眾視野時，不是因為他帶領企業又做出的輝煌，而是他宣布向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捐款1.15億美元，用於大腦基礎研究。他的理由是「足夠有錢了，要做有意義的事，要徹底解決疼痛和死亡的問題。」

陳天橋說，決定做盛大，他用了三天思考時間。決定做腦科學捐助，他用了三年想明白。而且，他決定，做一輩子。

郭家學

負債48億，悲催到求死都不能的地步

郭家學說那是他成年後唯一的一次嚎啕大哭，他感到自己竟然悲催到求死都不能的地步。那時他負債48億。

郭家學想過無數次怎麼才能死得好看一點：跳樓、割腕……過去，郭家學一心想做成一家世界500強的企業。他是陝西省辭去公職下海的第一人，當過教師、養過豬、種過中草藥，從170元創業，33歲成為中國最年輕的上市公司董事長。他帶領東盛集團瘋狂地收購、橫掃資本市場，最終因擔保的陝西兩家國有企業破產，資金鍊斷裂，背負了48億元的巨額債務。

最終他和他的員工們用了8年償還了所有債務。東盛集團成為建國以來為國有企業償還巨額債務的唯一一家民營企業。此後他選擇二次創業。

放棄自殺、成功走過八年的負債路，加上兩次學習考察的經歷，郭家學再對自己的事業做規劃時，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能成為世界500強固然值得驕傲，不做世界500強，做個『精而美』的、對歷史有價值的小企業，將這種『精美』發揮到極致，何嘗不是更有意義的事情？」他將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廣譽遠的發展上，讓這個比北京同仁堂還早128年的老字號中藥企業再延續500年，而今上市公司「廣譽遠」市值超130億。

如果郭家學2006年跳樓了，還會有今天嗎？

豈止是任正非、陳天橋、郭家學，企業家群體中還有很長的名單和他們一樣，或面臨巨大的精神壓力、或患上重病、或曾選擇自殺。柳傳志被美尼爾綜合症困擾多年、王石曾診斷出有血管瘤、李開復被查出淋巴癌、稻盛和夫與孫正義都差點因肺結核丟了性命，還有巴菲特、格魯夫也都曾查出前列腺癌……而2011年，賈伯斯因胰腺癌擴散逝世時，整個網際網路都為之悲慟。

企業家們是脆弱的！

為何這群人很脆弱？

商業評論家王育琨在著作《強者：企業家的夢想與痴醉》中，這樣描述中國企業家的剛硬與脆弱：

因為那太陽般的盔甲過於耀眼，人們的目光穿透不了那耀眼的盔甲，抵達不了他們的心靈。在人們眼裡，他們像那盔甲一樣的堅硬，直到有一天，那堅硬的軀體轟然倒下時，人們在震驚之餘，不明白為什麼如此堅硬的身軀會毫無徵兆地坍塌。

這似乎也可以用中國歷史上流傳的一句話進行解釋：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也，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企業家表面看上去風光無限，而一旦選擇成為了一名企業家，如皇明太陽能董事長黃鳴所說，便意味著他的一生從此將與壓力、競爭、勞累、焦慮結伴而行，再也不得輕鬆。企業家承擔著身體、精神的雙重壓力，負重而行。

1. 大多數人是工作狂，積勞成疾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句話用在企業家身上恰如其分。

企業家作為企業的一把手，經常面對千頭萬緒的企業發展問題，大多數都是工作狂，沒有睡到自然醒、沒有周末、沒有節假日，工作時間長、作息不規律，即使有病也一再拖。

李開復患病前，經常和年輕人比賽熬夜，半夜回郵件；網上曾流傳過王健林的一天作息表，他早上4點起床，健身45分鐘，工作量約是16小時；馬雲一年飛行了800多個小時，平均每天2小時在飛機上度過，走訪了33個國家和地區；柳傳志講到他得病時，往往病好了第二天就又立刻工作，後來變成一個常態，經常地半個月左右就要犯一次；《史蒂夫·賈伯斯傳》的作者艾薩克森說「賈伯斯在死前一天還是在工作」……這種作息及高強度的工作在企業家中並不是少數。而如今89歲的李嘉誠、87歲的巴菲特還堅持在企業的一線工作。

不願意說累，似乎成為中國企業家的通病。青島啤酒的彭作義突發心肌梗塞意外去世，大中電器的胡凱、愛立信的楊邁都死於心臟病，日本曾有12家大公司的總經理在一年內相繼突然去世，而這背後更多是積勞成疾，過勞猝死。

企業家如此拼命，長期高負荷工作，身體的健康狀態讓人堪憂。而中高層管理人員上行下效，越來越多的人也被疾病、亞健康侵蝕，亦不容忽視。

2.背負的精神壓力巨大

在郭家學選擇自殺的那個下午，查出端倪的員工趕到辦公室。他們說：

如果你死了，你就把所有為了夢想而追隨你的同事們都害死了。你死了是要大家心死嗎？你死了，父母兄弟孩子的痛苦你想過嗎？那麼多幫助你的朋友的感受你想過嗎？你死了，幾萬名員工的飯碗怎麼辦……

這樣話語無疑一字一字地敲打著郭的心，身上有如此多的期望，生命已不只是一個人的。人要好好活著，而好好地活著就是做有意義的事。

實際上，一旦一個人長期背負的期望、壓力過多時，這就很容易導致抑鬱症，企業家、一把手群體中並不少見。法制周報曾提到一份公開資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已有1200多名企業家因為自己擺脫不了的心理障礙走向了自殺身亡的道路。

柳傳志在剛開始辦企業的時候，多次有過太大的驚嚇，他說「差點兒嚇出神經病來」，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自曝患過兩次抑鬱症，毛大慶在萬科轉型最艱難時期正值患上抑鬱症。

而網際網路行業最有名的抑鬱症患者，就不得不提到張朝陽。張朝陽用「悲催」來形容他的2012年，他焦慮、抑鬱，精神上常常處於一種外人無法理解的恐懼之中。「我什麼都有，但我就是很痛苦！」他最終選擇閉關一年，幾乎與世隔絕。而等他重新在公眾視野中露面，世界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昔日中國網際網路教父級的人物帶領搜狐如何面對後來居上者，這也是他要面對的新課題。

企業家也許比外界想像的要承受更多，更為脆弱。何伊凡曾在去年清明節時，總結了三十五位企業家的六種死法。他發現每逢宏觀環境趨冷，出口不景氣，民間借貸崩盤、銀行收貸、反腐高峰，都會出現集中的企業家跑路、自殺，或者遭遇暴力傷害事件。

壓在企業家身上的「四座大山」

中國有一群堅持奔日子的人，一群願意做大樹的人，企業家們正是這樣的人。亦如正和島創始人劉東華先生說過的一句話：真正的企業家都是一群帶著孩子趕路的媽媽。這些媽媽已然是一個非常辛苦的群體，吳曉波亦觀察到很多人覺得做企業越來越累。

企業家很脆弱，但他們更病不起、死不起，為何？背後其實是民營企業面臨的困境，這些無疑是懸在企業家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島君總結了四個方面。

1.處理政商關係大多要靠企業一把手

馮侖曾總結了30年民企的三種死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商摩擦。政商關係的問題是企業死亡率第一的原因。湖畔大學研究企業死亡率第一位的也是政商關係。

中國的商業環境中存在著兩種資本形態的企業，一種是國有資本，一個是民營企業，甚至還被稱為非公企業，這種稱呼無意間也加劇了兩者的分化。在前不久《財富》雜誌公布的世界500強榜單中，中國上榜公司有115家，80%的中國入榜企業是地方國企或央企。民營企業的發展任重而道遠。

在很多領域，民營企業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龍套的角色。而民營企業家亦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辭職下海，棄官經商的梅永紅講過他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間，看到很多官員對企業家吹鬍子瞪眼睛，那種高高在上的氣勢令人心寒。

親、清的政商關係定調，給民企鬆綁，讓民企看到更多希望，但也需要企業家更有智慧地維護和經營。尤其是一些在地方的大型民企，早期有公有資本參股，後來被充分授權，發展壯大至今，這其中的權力平衡並非一般人可以駕馭。

2.中國民企大多處於野蠻生長階段，內部管理跟不上

除了華為、萬科、聯想、新東方等少數大型民企外，中國有超過2000多萬個中小企業，這是中國經濟的重要支撐力量。在發展過程中，捉襟見肘、跌跌撞撞、死扛硬挺、野蠻生長，在奔跑中調整姿勢，這是中小企業的真實寫照。

中小企業在初創前期，幾乎一切的導向就是生存、活下來。在這種背景下，建立合理而完善的人才梯隊管理制度是極大的奢侈品。很多民企的一把手也扮演了精神領袖的角色，大權緊緊地握在自己手裡，親力親為。這更容易導致一家企業以創始人為大，嚴重依賴單獨的某一個人。這也加劇了一家企業的風險。

3.很多第一代創業家沒有做好交班

根據「新財富500富人榜」的數據顯示，我國50歲以上民營企業家佔比為67%，這意味著近七成的中國家族企業需尋找接班人。未來五到十年內，我國將有300萬家民營企業面臨接班換代的問題。

麥肯錫上海區董事總經理張海濛先生曾在島君的採訪文章《民企轉型的三大動因、成敗關鍵、老闆格局…這篇講透了》中提到：

實際上，大部分第一代的創業人現在剛開始要交班的時候，就會發現時間已經不太來得及。我認為現在很多的中國第一代創業家沒有做好交班，沒有對自己下一代的領導層做好安排。

選擇家族的內部人接班企業，這是第一代企業家的優先選擇，也是中國民企接班換代的最典型、最常見的模式。新希望的劉暢、娃哈哈的宗馥莉、碧桂園的楊惠妍是目前已成功接班的「80後」二代。而即便從小接受培養的二代也未必願意接班，比如曹德旺的兒子曹暉。

也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初創人選擇職業經理人的接班模式。柳傳志把聯想的接力棒交給了楊元慶，王石把萬科交給了鬱亮等等。

第一代創業家在沒有找到合適的接班人前，就意味著依然要奔波在企業的第一線。

4.外界輿論與資本的壓力

島君曾在現場聽一個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對自己的股東和員工說：公司股票能否持續增長，最大風險是我的身體是否出問題。

一個企業家對穩定或提高一家企業股票市值的重要性可見一斑。也因此，一家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創始人或老大身體若有了異樣，公關部門採取的措施多是穩定軍心，守口如瓶。

而一旦一個公眾人物的病情被曝光後，很容易迅速成為各大媒體爭先轉載的頭條，也成為公眾關心的話題，比如賈伯斯、李開復。當賈伯斯患有胰腺癌的消息在2004年被傳出後，整個「蘋果世界」陷入了一種恐慌。

一把手保持健康，不光是對自己，而且是對企業員工、投資人、資本市場的一種交代。

結語

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創始人，是九死一生的歷險過程。我們致敬那些經過生死考驗，向死而生，彈奏出更悅耳事業樂章的強者，但也無法忽視那些最後選擇死亡的企業家們，他們背後是鮮為人知的艱難。

對於為中國經濟做出巨大貢獻，負重而行亦非常脆弱、病不起、死不起的企業家、一把手，我們更應報以尊重態度。

企業家、創始人們能保持一種健康的狀態，也許也是民企健康發展的時候。如何做到？我們或許可以從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的一段話中找到答案：

除了政府、政策環境的鬆綁，解決市場公平準入、融資難、創造和諧環境等外，更為重要的是企業、企業家自身的強體健身，弄清楚什麼是有為和無為，學會疏導和寬容，擁有大局觀和歸屬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