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中日共處的模式是什麼?日本需要考慮,如何參與到中國產業轉型的過程中來。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華前夕,「日本將停止對華援助」的消息在中國網際網路不脛而走,帶動了一波網友集體感謝日本的小熱潮。很多中國人第一次知道,日本對華政府援助始於1979年,幾乎伴隨了中國整個改革開放歷程。
3.65萬億日元,是39年來日本對華政府開發援助項目的總額。北京的中日友好醫院、首都機場2號航站樓;上海的寶鋼和浦東機場;武漢的長江二橋;京泰鐵路的電氣化改造等等,都是過去的日本援華項目。近年來,四川省汶川地震後的重建、老齡化社會之下的介護培訓、空氣汙染防治等項目也均有日方相助。
「如今,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大國,日本的對華ODA也完成了歷史使命。」10月25日晚,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0周年招待會上致辭時,安倍感嘆說,正是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指引之下,中國才獲得了震驚世界的巨大發展。中日經濟聯動的40年間,日本是如何從對華援助轉向共同合作的?
從數字看日本對華ODA:
對華ODA始於1979年改革開放政策執行之初。截至2007年度,日元貸款累計達到3兆3164億8600萬日元。無償資金援助累計達到1398億3300萬日元。技術合作累計金額達到1849億200萬日元。
【鐵路與港口】
通過日元貸款實現了3842公裡的鐵路電氣化,佔中國電氣化路線總長14864公裡的25.8%。利用日元貸款建設了359個萬噸級以上大型船舶停靠碼頭,佔全國總數的13%和11%。
【汙水】
日本為59個城市的下水道治理提供了約2000億日元的日元貸款。所建汙水處理廠總規模約佔城市汙水處理能力的16%。城市汙水處理率從1991年的14.9%大幅提升至2008年的63%。
【植樹造林】
1999-2003年全國森林增加面積約為1600萬公頃,其中通過日元貸款增加的面積為164萬公頃,佔10%以上,為沙漠化防治、土壤侵蝕防治、水患防治作出了貢獻。
【消滅脊髓灰質炎、SARS對策】
1999-2000年,實施了派遣專家、培養人才、提供疫苗和器材。2000年7月中國宣布消滅脊髓灰質炎。在SARS發生後,為全國367家疾病預防中心中的131家提供了日元貸款。
【教育】
為全國1079所大學中的22個省、自治區約200所高校提供了日元貸款,完善了學校設施,實現了6000名教職員工的赴日進修。
【北京市的發展】
1984年成立的中日友好醫院以及1988年成立的中國最早的康復中心,都綜合利用了無償援助、技術合作、協力隊等方式。日元貸款對象的第九供水廠和高碑店汙水處理廠,都佔全市處理能力的四成左右。日元貸款對象的地鐵1號線和13號線,佔13號線運行之初當時地鐵總長的57%。
來源:日本國際協力機構
「中日友好」之下的對華援助
回憶往昔,日本人多用「自上而下」的目光審視這場「雪中送炭」的開端,其中飽含對侵華戰爭的贖罪感。
東京千代田區,在負責對華ODA項目的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總部,JICA東中亞部長藤谷浩至用幻燈片回溯起中日交往的這段歷史。
「隨著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放棄了對臺外交關係,中國放棄了戰爭賠償。周恩來總理說,戰爭中最壞的是領導人,國民是執行者。這個想法在兩國高層之間達成共識。不過,由於當時文革還在進行,中國的理念是自力更生,並沒有要求對外援助。」藤谷浩至回憶說。
變化發生在1978年。同年10月22日至29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赴日參加《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約儀式。除了政治訪問,他還參觀了日本新日鐵、松下、日產汽車等公司,並乘坐了從東京到京都之間的新幹線。
鄧小平回國後不久,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心將未來的發展重心「從階級鬥爭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由此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新徵程。
按照鄧小平之前的設想,是希望日本能夠援建一個像韓國浦項那樣的世界級鋼鐵廠。韓國企業家樸泰俊創立的浦項鋼鐵公司,正是學習日本新日鐵公司發展起來的。
於是,中日之間的第一個合作項目定在了上海寶山鋼鐵廠,主要從新日鐵引進技術裝備。寶鋼從日本引進幹熄焦技術後,成為國內首家採用這一技術的企業,之後更將該技術傳播到全國各地,為1996年中國粗鋼產量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邁出了第一步。
「日本將其鋼鐵生產方式引入到了中國,不但讓中國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了,還帶來了當時最先進的經營理念,把中國整個鋼鐵行業的發展模式都改變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研究員、中小企業研究室副主任馬淑萍向我們如此評價。
寶鋼建設之時,正逢日本企業在世界攻城略地之際。與之相伴的,還有日美之間愈演愈烈的貿易摩擦。為了消解來自美國的風險,日本大力推進對華交往:不但搶在美國之前與中國建交;更成為首個對華提供ODA的西方大國。
ODA方面的合作始於1979年。「1978年締結和平條約之後,中國期望日本能提供援助,日本也很願意。」藤谷介紹說,因為中國放棄了賠償,很多日本高層認為,應該多幫助中國發展。但這引發了其他國家的不悅,很多周邊國家擔心如果日本對華傾斜,會影響到自己的利益。
為了打消外界的顧慮,1979年12月,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訪華時發表對華ODA「三原則」:第一,不提供與軍事有關的援助和合作;第二,跟亞非各國的項目不會受到影響;第三,日中關係不是排他性的,是與其他發達國家的協調之下才合作的。
與此同時,大平正芳還向中方通報了第一年的500億日元貸款,包括擴充北京到秦皇島之間的鐵路、建設秦皇島港口,建設湖南五強溪水電站等6個援建項目。
談到當年政府的考量,日本外務省在其出臺的《ODA白皮書》中寫道:中國把經濟現代化作為最優先的課題,推進對外開放政策和經濟改革。1979年以來,日本對華ODA政策的核心理念是支援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除此之外,促進對華政治與經濟關係,同時對放棄戰爭賠款的中國在ODA方面予以特殊考慮。
中國則對日本通商產業省(現經濟產業省)制定的產業政策表現出了強烈興趣。曾在經業省工作過的日本學者津上俊哉向我們解釋說,當時日本的產業政策殘留著戰前國家社會主義的內容,比如產業界團體一體化、國民抱團來達成業界目標、制定國家總動員體制等。
「當時最大的課題就是日中友好。」據藤谷浩至說,除了政府,民間交流也很多。「很多從日本製造業領域退休的人,都去中國進行技術指導。」
1980年代,越來越多參加過二戰、對中國懷有愧疚情感的日本人加入其中。當時兩國還開展了青年海外協助隊的派遣交流。「胡耀邦時期有3000名日本人去中國參加青年交流項目。日本也做了類似準備。但我們沒辦法一下子邀請上千人,所以改為每年邀請100-200人來日本訪問。李克強總理年輕的時候就曾作為青年代表來過日本。」藤谷浩至說。
除了大型基建和技術項目的援助,日方還參與了中國經濟社會體制的建設。「當時,不論政府部門、國有企業還是研究機構,中日之間進行了全方位的交流。例如,日本民間組織社會生產性本部和中國企業聯合會合作培養了很多的企業家。後來因為機構改革,一些合作被撤消了。」馬淑萍說。
國力逆轉改變援華思路
雖說大平正芳當年促成了日本對華援助,但他不無悲觀地看到:「現在是友好氣氛,好像很熱鬧,30年、40年後中國實現經濟高速增長的時候,一定會有難題發生啊!」結果一語成讖。
1980年代,隨著日本對華貿易赤字擴大,中日貿易摩擦的隱患增加。這讓雙邊合作項目遭遇掣肘。1981年因未能按計劃購買機器,寶山鋼鐵廠一度陷入資金困境。直到1985年9月,鋼鐵廠1號高爐才得以開爐。
這一時期,1981年的「寶鋼合同變更問題」、1982年「教科書問題」、1985年「參拜靖國神社問題」、1987年「光華寮問題」等涉及經貿、歷史、臺灣方面的敏感因素不斷發酵。雖然中日達成的基本共識及日本對華ODA政策未被撼動,政治隱患初現端倪。
1989年之後,一部分日本政府人員退出了ODA項目,但並未中止其援助政策。1992年6月,時任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制定了集大成的《日本ODA大綱》,政治色彩加深。1995年8月,日本以中國進行核試驗為由,凍結了除人道主義緊急援助和民間援助以外的所有無償援助,援助金額也從1994年的約78億日元驟降至約5億日元。而當1996年中國聲明暫停核試驗後,很多無償援助又逐漸恢復了。
日本《朝日新聞》披露了當時自民黨內的主流意見:「中國正朝向大國化方向前進,有必要全面重新審視對華經濟援助政策。」日本著名戰略家佐伯喜一更直言不諱道:「日本擔心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對自己產生威脅,對華ODA將不再用於經濟建設,而會用於環保和其他領域。」
對此,藤谷浩至解釋說,1990年代日本進入泡沫經濟時期,中國則處於增長較快的階段,「所以有人覺得,應該把援助集中在更需要的領域」。2001年,日本政府重新修正對華援助計劃,協助對象地域和範圍變得更為集中——地域從沿海發達地區改為內陸,範圍也縮至6個方面:包括環境以及感染病防治,應對貧困、民間活動的支援等課題。
中日國力的逆轉在21世紀初逐步體現。1999年到2000年跨世紀之際,中國軍費突破千億,「對華ODA畢業論」呼聲在日本越來越高。圍繞「ODA項目要不要叫停」的爭論一直未停。日本ODA項目曾以1400美元的收入為界限,中國人均收入在2003年達到了1090美元,之後兩三年便達到上限。
2004年夏天的亞洲杯足球賽上,日本奪冠,中國獲得亞軍。同一年,日本國會派遣議員赴華實地考察,之後決定將終止有償援助的部分——日元低息貸款項目。2005年,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將在2008年停止提供對華貸款,但仍保留向中國提供以節能和環保為主的技術合作。四川汶川地震發生後,日本仍然進行了多項支援,包括耐震建築技術、樹林恢復、防災教育等。
直到今年10月23日,日方宣布,對華持續近40年的ODA項目將於年內全盤告終。安倍晉三在訪華時總結說:「在這一過程中,日本通過ODA以及民間投資,與中國一同前行。」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作出積極表態:
「日本對華官方資金合作在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積極作用,日本也從中獲得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是中日互利雙贏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相比於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國算是日本ODA項目的「優秀畢業生」。2007年12月,時任日本外相高村正彥訪華期間,與中方籤署了最後6筆涉及環境保護投資460億日元,宣告對華有償援助的終結。2008年,中國成為ODA純返款國。以30年限的返期推算, 2037年前能全部還清。
JICA作為日本政府開發援助的實施機構,並未因ODA項目的終止而停止對華合作。JICA理事長北岡伸一告訴《鳳凰周刊》:「中國如果覺得還能從日本找到值得學習的地方,就可以繼續開展合作。」環境和社會問題是JICA目前關注的議題,其將帶領更多日企到中國進行交流。此外,日方還派遣了法律顧問到中國政府部門,為中國法律體系建設提供協助。
「考察深圳成了一種流行」
2010年,中日國力迎來真正意義上的大逆轉——中國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40年來,對我衝擊最大的正是這一刻。」日本國際貿易投資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江原規由向我們感慨道。很多日本人至今無法接受這一現實,他們會說「日本從未把中國當作過對手」,「中國展示的實力只是虛胖」,「等你們的人均GDP超過我們了,再來嚷嚷吧」。
但企業界的心理可沒有這般輕鬆。最近對日本主要60家企業的一項調查顯示,40%的公司認為5-10年後在自己的主要領域將被中國企業超越。
今年9月10日,日本著名商業周刊《東洋經濟》發表專題文章《日中50領域的企業實力徹底對決》,把中日50個領域做了對比,最終結果是日本21勝、中國28勝、一平。中國有優勢的行業為:AI、顯示屏、智慧型手機、電池、新能源汽車、技術金融、宇宙開發、無人機等;日本有優勢的行業為:半導體、機器人和工作機械、動畫視頻、高鐵、醫療器械、鋼鐵、汽車、數位相機等。
上述比較未必絕對準確,但說明同為製造業國家,日本並沒有輕視過中國,優勢和劣勢看得十分清楚。
「自從2014年中非合作論壇召開,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以及海外投資勢頭較猛,國有企業走出去和對非洲的影響力,讓日本變得敏感起來。」長期往來於中日經濟圈的馬淑萍說,「最近我覺得日本人能夠比較正確地接受中國的發展了,也認識到了中國的一些優勢。一些保守的大企業更提出要向中國學習,開放了很多。」
今年6月,松下紀念館在北京正式開放,展覽中介紹了已故松下公司創始人松下幸之助經營理念,也回顧了中日交往的歷史。紀念館設立在1987年兩國合資建成的顯像管制造基地廠房內。據說廠房建成的時候,松下幸之助給出過一則「預言」:「如果中國有一天追上了日本的技術,開發了日本沒有的新技術。那個時候,請把技術賣給松下電器。」如今預言成真:中國企業開始製造成品,日本企業成為外包商製造零部件。
為了在技術領域保持優勢,日本政府絞盡腦汁: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今年2月召開「技術革新戰略調整會議」,出臺包含具體行動計劃在內的「綜合技術革新戰略」。豐田、軟銀等日本大企業更組建自動駕駛公司Monet,渴望在中國早已領先的出行服務市場大幹一場。
「對日本經濟界來說,這幾年考察深圳成了一種流行。」日本記者森田告訴我們,才一年多,他就去深圳出差過四次。今年7月,日本權威經濟雜誌《周刊鑽石》做了關於中國經濟騰飛的特輯,其中稱深圳為「超速度·變幻如風」的城市。朝日電視臺則播出了針對深圳的專題片,題為「世界最先進的都市」。
今年5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日後,雄安新區也登上了《日本經濟新聞》:《中國將誕生自動駕駛「新都市」》。隨後日本企業組團考察了雄安新區,松下電器更與中方籤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雄安新區代表團還在10月與日方達成互訪協議。10月8日,日中經濟協會的代表團來到內蒙古自治區,了解當地煤化工基地的產業鏈延伸和轉型升級事宜。
「應將作為經濟強國的中國視作日本的優勢。」北岡伸一說,日中做鄰居共同相處了兩千多年,我們早就習慣旁邊有個龐大的中國了。「我們必須探索出共同生活、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的方式。」
中日未來共處的模式是什麼?「日本需要考慮,如何參與到中國產業轉型的過程中來。」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中國委員會企劃部董事長倉內宗夫觀察到,中國經濟從原本的商品生產為主,逐漸向服務型產業轉變。「中國逐漸步入老齡化社會,日本正處於老齡化社會,日本看護產業發達,中國可提供服務行業經驗,這就是兩國可以互補的領域。」
「合作是最好的方式」
自邦交正常化以來,中日雙邊貿易額一直持續增長,但受到2012年日本政府「購島」風波的影響,之後連續五年出現負增長。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在2013年以後也連續4年出現負增長,直到2017年才實現逆轉。
「政治關係的惡化雖然造成影響,但更大的原因其實是中國成本的提高和競爭力的增強。」日本貿易振興機構中國北亞課的箱崎大向我們解釋說,2017年之所以對華投資增加,是因為每過一段時間很多設備老化,需要定期更新。加上中國汽車市場一直在擴大,對日本來說有投資空間,因此也不斷在擴大生產力。
隨著近兩年中日關係的轉暖,日企的投資意願也在恢復。據JETRO介紹,2012年兩國關係惡化後,中國地方政府在日本召開的投資研討會的數量在2013年度減少至2場,但在2018年度,僅4月至9月就達到了18場。
箱崎大說,日本中小企業渴望去中國投資的數量很多,但面臨信息不足的課題。JETRO為此特意設立一個事務所,為它們搜集提供相關知識,統一提供給企業。
此次安倍來華期間,更是率領了「史上最強陣容」的代表團,包括500多名對中國機會「如饑似渴」的商界人士。在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的情況下,日本經濟界期待與中國在創新和高科技領域展開合作,這也契合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內生需求。
「日中國力逆轉的背景下,對日本來說,合作是最好的方式。」江原規由說。
第一屆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共籤署了52份文件,涵蓋交通物流、能源環境、產業升級、金融支持、地方開發、物聯網、醫療健康等多項議題,與會企業來自日本商社、工程公司、鋼鐵重工、汽車、電力、金融、物流、IT、機器人、住宅建設、觀光等多個行業。
今年4月,中日在第三方市場合作方面初步達成共識。5月李克強訪日期間,中國發改委、商務部與日本外務省、經產省共同籤署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並設立跨部門「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9月,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合作雖然可期,但日方仍有顧慮。今年9月,一份由日本21世紀中日關係展望委員會編寫的建議書呈交給了李克強總理。建議書中,日方提出了對第三方市場合作的憂慮:例如所在國政府主動參與以及相關的協作如何處理,中歐班列在內的物流渠道能否完善,以及日元海外貸款的運用、貿易保險等金融機構如何積極參與等問題。
面對可能產生的問題,江原規由看得則很積極:「中方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理念,為破解這些共同的難題提供了新的思路。」
「東南亞很多國家和日本走得很近,日本從制度上被它們認可,如果中日合作可以減少很多顧慮。」馬淑萍說,此外,在基礎設施的整體規劃上,日本會考慮當地環境、社會、教育等問題,可以借鑑其在整體設計上的優勢。」
當丸紅、伊藤忠、三菱日本等大型商社進駐第三方合作機制後,也給中日未來的合作帶來了強有力的保證。「與之前同法國、美國等在第三國單一項目的合作相比,目前的可行性更高了。我的隊伍,你的設備;我的地緣優勢,你的技術經驗……這些將改變中日總是競爭的現狀。」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說。
日本對華援助雖然結束了,中日共同對第三國的援助之路卻開啟了。今年中日韓首腦會談期間,三國首腦決定將對東協國家進行聯合投資。「我們很了解『一帶一路』倡議之下中國對東協國家提供的經濟援助。日中今後也會保持溝通,如何在經濟方面繼續幫助東南亞。中國成立了國際發展合作署,我們希望這樣溝通起來會更有效率。」藤谷浩至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