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30年來日本對華經貿政策的調整與演變

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布「日本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中日兩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從此中日關係揭開了新的一頁，日本政府對華政策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回顧30年來日本對華經貿政策的演變和發展，總體來說，日本採取的是積極發展中日經貿關係的政策，但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的措施，並根據自身的外交戰略出發，結合國際形勢的變化而不斷進行調整。

1、推行自主外交下的日本對華政策

進入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過戰後經濟的高速發展，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大國，經濟實力大增，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日本外交開始推行以日美關係為基軸的自主外交。事實上，在20世紀5、60年代的日本外交就典型地搖擺於「對美一邊倒」與推行自主外交之間，對美牟取利益時，就「對美一邊倒」；對華牟取利益時，就搞自主外交。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國開始調整對華政策，特別是「尼克森衝擊」，促使日本必須調整對華外交政策，推行自主外交。1972年7月7日，田中角榮組閣的當天，在首次的內閣會議上，提出「在外交方面，要加緊實現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邦交正常化，要在動蕩的世界形勢中強有力的推進和平外交」，「中國的問題是最大的外交問題」。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日本對華採取的經貿政策主要是以本國的國家利益為前提，推動中日經貿關係向前發展。在這一政策的指導下，1974年－1975年締結了貿易、航空和漁業協定。1978年－1979年又締結《和平友好條約》《中日長期貿易協定》等文件，並開始商定由日方提供第一次日元貸款。

在這一時期，雖然日本極力推行自主外交，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末期，美國處於聯華抑蘇的目的，在中日關係上，採取了支持中國的政策，使日本在對華經貿政策上不得不採取積極的態度，特別是在日本對華貸款方面表現更為明顯。1979年10月17日－18日，日美在華盛頓協商對華援助計劃時，日美出現意見不一，美方要求明文規定，日本對華提供日元貸款「沒有附加條件」。對此日本的通產省表示反對，最後在美國的壓力下，日本不得不同意「原則上沒有附加條件」1。

也正是在日本採取積極的對華政策和美國的支持下，中日貿易關係得到了快速的發展。1980年中日貿易額達到89.1億美元，與建交時1972年的10.4億美元相比增長近9倍（表－1）。這一時期也是中日貿易發展最順利的時期，增長幅度大都在兩位數以上。

2、80年代日本對華經貿政策

進入80年代以後，日本開始推行從「經濟大國」到「政治大國」的外交戰略，對華經貿政策雖然繼承了70年代的對華政策，但政治色彩加大，有經濟政治化的傾向。

1979年12月，蘇聯出兵阿富汗，美蘇冷戰進一步升格，這促使中、日、美聯合抗蘇的戰略格局正式形成。應該看到，中日美聯合抗蘇並無穩定的政治基礎。就美國而言，只要條件具備它仍願奉行在中蘇之間搞平衡戰略，從中漁利，日本也不希望過度刺激蘇聯。1982年以後，中國開始與日美拉開距離，以貫徹不同任何超級大國建立戰略聯盟的獨立自主外交路線。儘管如此，美國仍視獨立自主的中國為其在軍事上抗衡蘇聯的重要力量。美蘇冷戰對中、日、美關係產生複雜的影響。以對華技術出口問題為例，由於美國對日仍有相當的控制力，故能對日本的對華技術出口產生促進或抑止作用。從積極的方面看，在1980年初，美國要求日本進一步限制對蘇聯技術出口的同時，主張放寬對華出口的限制。1983年，美國同意放寬對華出口限制，尤其放寬7種軍民兩用項目的限制。美國的對華技術出口政策就日本而言，這意味著其對華技術出口的自由度增大，日本對華技術出口也有所增加。但1987年的東芝事件之後，日本政府不僅禁止東芝公司履行35個對華合同，而且還拖延審批其它日商與中方籤訂的9億美元的合同，一度嚴重影響了日本對華技術出口。

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國際戰略格局的結構性變化開始對日本外交和中日美三角關係產生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首先，蘇聯經濟實力迅速衰退，這導致美國在1989年5月提出超遏制的概念。其次，隨著在1985－1987年日本成為世界最大的債全國而美國則淪為世界最大的債務國，「日本威脅論」在美國迅速抬頭。第三中國的崛起開始影響到美日對外戰略的制定。在這樣大的國際環境下，中日關係的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這既是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的客觀依據，又是中日關係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基本標誌。

綜觀日本20世紀80年代對華政策可以概括為政治上借用中國的地位，擴大日本的政治影響，但受到蘇美兩國的影響較大；經濟上支持中國的經濟發展，但受政治關係影響較大，至使中日經貿關係發展緩慢，中日進出口貿易有的年份還出現下降的現象（表－2）。

8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概括起來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政治上：（1）逐步提升中日關係在日本對外政策中的地位。70年代日本對華推行的是自主外交，中國在日本外交中處於次要的地位。到了80年代，中國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把原來只用於美國或東協的提法用到了中日關係上，稱其為「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認識到中國的重要性。

（2）視中日友好關係是日本綜合安全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日本經濟實力在全球經濟地位的提高，積極謀求擴大自己的政治發言權。為此，日本一方面依靠「日美同盟」，從政治上/軍事上遏制蘇聯，同時也要藉助「日中友好」來提高同美國打交道的地位。也就是說，日本要做政治大國，同有世界政治影響的近鄰中國保持良好的關係至關重要的。同時，中日關係也是日本亞洲外交的基礎之一。良好的中日關係有利於亞洲的和平，特別是朝鮮半島的穩定，有利於日本加深同東南亞地區之間的關係。如果中日關係惡化，勢必要導致日本亞洲外交的失利。而且中日關係也常常對日本國內政局影響較大。

在經貿方面，日本以經濟合作為基礎，試圖通過經濟合作實現某些戰略意圖：（1）通過經濟合作，適當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使之成為抵禦蘇聯威脅的天然屏障。日本認為，中國經濟的不穩定會導致政治上的動蕩，有倒向蘇聯的可能，中國經濟的穩定有利於保持中蘇之間現有的「不戰不和」的關係。這樣日本就可以藉助中國的實力與蘇聯抗衡。因此，日本政府力排眾議，決定向中國提供大規模的日元貸款。第一批日元貸款從1979年至1984年實施，貸款方式金額為3309億日元，共安排了7個項目；第二批日元貸款從1984年至1989年實施，共安排了17個項目，貸款協議金額為5400億日元（包括700億日元的黑字還流貸款，主要用於出口創匯型企業）。第一批貸款及第二批貸款前半期，貸款主要用於交通、通訊及水力發電等基礎設施項目，如北京至秦皇島鐵路擴建項目，秦皇島煤炭碼頭擴建工程，衡陽至廣州鐵路擴建項目，連雲港和青島港擴建項目，天津、上海、廣州程控電話項目，天生橋水電站項目，五強溪水電站項目等。目前，秦皇島港已成為我國最大的煤炭裝卸口岸。

從第二批後半期（1988年）起，一些城市基礎設施項目也開始使用日元貸款，如北京市地鐵工程，北京市高碑店汙水處理廠，北京、天津、西安、重慶等地的城市供水和供氣項目

（2）通過經濟合作使中國靠向西方。1981年5月，鈴木首相在美國明確說：「我們希望見到中國是一個開放的國家，希望見到中國繼續採取合作的態度，必須保持中國作為西方聯盟的一員」，並「為了維持中國和西方的關係支持中國現代化政策，繼續進行經濟合作」，以「通過經濟方面的援助把中國拉過來，使之經濟向西方開放的國家」。

（3）加強經濟合作，捷足先登中國市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日本便深深被中國這一巨大市場所吸引。中國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廉價的勞動力與日本資金和技術的結合將具有巨大的潛力。在日本與歐美經濟不斷發生摩擦的情況下，日本更感覺到密切與中國的經濟合作的重要性。這一時期，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增長較快，但呈波浪式增長。199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與1983年相比，件數增長655.8倍，合同金額增長481倍，實際使用金額增長270.4倍（表－3）。

3、90年代的日本對華政策

1989年美蘇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大國都加緊調整自己的對外戰略。美國竭力維持其超級大國地位和發揮「世界領導作用」；俄羅斯重整經濟，極力恢復「世界性強國的地位」；日本提出了建立「日美歐三極體系」的構想，加速向「政治大國」的目標前進。1994年9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將謀求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 在49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講演，呼籲修改聯合國憲章，刪除「舊敵國條款」。這次講演成為日本全面加速走向政治大國的「宣言書」。在國際大的背景發生變化的情況下，中日兩國友好關係的客觀條件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進入90年代後，中日兩國各自的發展戰略也發生了變化。中國確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戰略，經濟獲得了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日本則緊緊抓住國際關係新舊格局轉換與其國家戰略調整相吻合這一歷史機遇，加速向政治大國邁進。90年代末期至21世紀初期，對中日兩國來說都極為重要的時期。中國在實現經濟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正以越來越開放的姿態走向世界。日本在實現政治大國目標的過程中，一方面認識到「日本成為政治大國，日中關係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1。另一方面，又以其自身的政治標準和價值觀念來處理中日關係。日本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抱有戒心，在某些日本人看來，正在實現政治大國目標的日本與經濟上日漸強大的中國難以保持像過去那樣的友好關係，認為「中國增強了經濟實力以後，對渴望在國際社會增加發言權的日本來說，無疑會成為一個超出純友好對象範疇的存在，日中兩國將進入摩擦的時代。」2 無可置疑，中日兩國實力對比的變化必將對日本的對華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90年代日本對華政策調整的起點是1991年8月海部首相訪華。海部首相在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實施所謂的「制裁」尚未取消的背景下訪華的。作為「六四」風波後西方發達國家第一個訪華的政府首腦，海部抓住有利時機，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發表了題為「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的演講。他在演講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的概念，引起了日本和中國的極大關注。《東京新聞》發表文章指出，「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說，特徵是面向未來，從全球的觀點強調日中關係」。1繼海部之後的日本歷屆內閣基本上都肯定和繼承了「世界中的日中關係」這一方針。以細川護熙為首的日本聯合政府執政後，在強調「日中關係與日美關係對日本同等重要的同時，將「共同在軍備管理、裁軍、保護地球等國際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上積極做貢獻」作為今後日中關係應循方向的第一條，把從「全球角度」考慮日中關係放在優先的地位，2 也體現了要建立「世界中的日中關係」的基本政策。

「世界中的日中關係」主要包括：兩個協調和三個轉變等基本內容。「兩個協調」即日中關係的發展要與世界局勢的大變動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大背景相協調，要與日本走政治大國的國際目標相協調。「三個轉變」一是立足點的轉變，即日中關係要從過去一般立足於兩國雙邊關係轉變為立足亞太乃至整個世界。二是中日兩國交往內容的轉變，即由過去的以經濟關係為主轉變到經濟、政治並舉，克服過去「經濟主動」、「政治被動」的局面，改變過去那種「只強調對戰爭進行反省和經濟合作」的對華政策，加重對華外交的政治色彩。三是地位的轉變，即由過去在雙邊關係格局中處於相對被動地位轉變為力爭掌握雙邊關係的主導權。

20世紀90年代的中日經貿關係也正是在這樣國際和日本外交政策調整的情況下，發生了變化。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1）繼續發展中日貿易關係，擴大對中國的出口，以此帶動日本經濟的復甦。進入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始終處於低迷狀態。而中國經濟一直保持快速增長，與之形成鮮明的反差。日本政府為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加快與中國貿易發展，使這一時期的中日貿易得到了迅速的發展。2000年，中日貿易進出口額達到831.7億美元，首次突破800億美元的大關，創歷史最高（表－4）。但在中日貿易發展的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日本政府在對華技術貿易方面仍然很保守，限制有些高新技術出口到中國。到了90年代末期，中日兩國的貿易摩擦增多。

（2）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開始穩步增長，1997年達到高峰，其後一直下降。在對華直接投資方面，日本採取了即鼓勵又限制的政策。進入90年代後，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開始出現高潮，面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採取了鼓勵夕陽產業對中國投資，政府在辦理手續、保險方面給予支持，對高新技術產業對中國的投資，則採取即不鼓勵又不限制的措施，至使日本企業在對華直接投資方面出現高潮，1997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達到高峰，金額為43.3億美元。1997年以後，由於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在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方面，日本政府便開始對一些高新技術產業投資到中國的進行限制，其後開始下降，2000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減少到29億美元（表－5），佔當年中國利用外資的7.2％。

（3）調整對華ODA政策，表示開始減少對華ODA的數量。日本從第四批日元貸款開始調整對華日元貸款的方式，由過去的五年計劃，改為「3＋2」方式；貸款項目也逐步減少基礎設施項目，增加環境和中西部地區的項目。從2000年開始，日本政府表示開始減少對華ODA的數額。

4、21世紀日本的對華經貿戰略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仍保持高速增長的態勢，並開始實施「十五計劃」。2001年中國終於實現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願望，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員。中國在近20年間一直保持著10％的年均經濟增長率，經濟規模已經穩居世界第七位。有不少有識之士認為按照這種發展勢頭，中國經濟規模在2020年左右就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號經濟巨頭。而日本此時經濟正好與中國經濟發展相反，仍處於低迷時期，經濟連續出現負增長。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很多日本人提出了「中國威脅論」等。但不管日本國內存在什麼樣的議論和想法，21世紀中日經貿關係仍將繼續發展，日本對華經貿政策仍會以發展中日經貿關係為主導。中日經貿關係的繼續發展不僅是兩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也是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

首先，東亞地區的政治、經濟形勢賦予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特殊使命。冷戰結束以後，東亞的安全環境改善，中日友好具備了更為有利的環境。東亞地區政治格局的變化和經濟發展已成為各國的主要發展課題的客觀現實，使中日兩國承擔著一些共同的責任。中日兩國關係如何，成為亞洲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日兩國應從建立亞太地區公正、合理、和平、穩定的新秩序這一大局出發，加強磋商，相互協助，為維護這一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

第二，亞洲區域合作的加強需要中日兩國的共同努力才能實現。進入9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的同時，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得到了迅速發展，並仍在加強。在歐洲歐盟已經完成貨幣統一，向縱深發展；北美自由貿易區也在迅速的推進，並是個成員國獲得了較大的利益，而在亞洲，雖然已經有東協自由貿易區和預計十年之內建成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但還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並能夠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抗衡的自由貿易區。而要想建成這樣的自由貿易區必需有中國和日本參加，否則是無法實現的。這也關係到未來世界經濟格局的形成和亞洲經濟的發展。因此，客觀要求中日兩國必須加強合作。

第三，中日各自經濟的發展需要對方。中日兩國已經成為重要的貿易夥伴，兩國經貿關係的依存度很高。2001年中日貿易進出口額達到877.5億美元，在日本對外貿易中的比重已經超過10％，在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已經超過17％；對華實際使用金額45.8億美元，佔中國利用外資金額的比重超過9％。中國經濟的發展需要日本，日本經濟的發展也需要中國。

從上面的分析來看，我們認為21世紀日本對華經貿政策的取向為：在貿易方面，繼續發展兩國的貿易關係，擴大日本對華出口，為日本經濟的復甦服務。但貿易摩擦將會增加；在投資方面，日本企業對華直接投資還將繼續增加；日本政府對華ODA的政策將發生變化，不斷的減少對華ODA的數量，對華經濟合作也將從維護冷戰形勢下的區域穩定轉為正常的經濟合作。

外經貿部研究院亞非研究部 李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