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象、薩滿和七個符號:遠古人類如何呈現肉眼看不見的世界

幻象、薩滿和七個符號：遠古人類如何呈現肉眼看不見的世界？

洞穴總會給人帶來恍如隔世之感，在過往以及現在的很多文明中，洞穴都在人們的宗教儀式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所以人們最早會用「薩滿教」來解釋冰河時期的巖畫，也就絲毫不足為奇了。與其他很多被丟棄在歷史長河中的早期研究理論不同，這種解讀在20世紀80年代末吸取了神經心理學的最新研究成果之後，重新進入人們的視線。而人們之所以能夠重新接納這一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人類的眼睛、神經系統，以及它們在不同意識狀態下的反應有了新的理解。

當代神經心理學研究結果表明，當人的意識狀態發生改變時（包括薩滿在作法時陷入恍惚狀態這種情況在內），眼睛只能看到一定數量的抽象圖形，在沒有外部光照的情況下，就會產生這些所謂的內視圖像——有時也被稱作「光幻視」（phosphenes）。正如研究人員所描述的，「這些視覺現象雖然複雜多樣，但是一般會呈現出網格狀、鋸齒形、點狀、螺旋形和懸鏈線形等幾何形狀」，並且看起來「熾熱，閃爍著光芒，不停移動、旋轉，有時甚至會變大」。從根本上來說，當一個人進入恍惚狀態時，眼壓會上升，導致視網膜上的細胞產生抽象的圖像（你也可以閉上眼睛，通過按壓眼球來產生光幻視）。無論文化背景如何，人類神經系統的反應原理不外如是。由於這些抽象圖形有很多都出現在冰河時期的歐洲洞穴石壁上，劉易斯-威廉斯、道森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員（如法國巖畫研究專家讓·克洛特），他們從一開始便研究這個課題，堅信這一結果證實了遠古人類的意識狀態確實會發生變化，並能將他們看到的內視圖像畫進這些巖畫裡。

西班牙奧霍·瓜雷尼亞洞穴內一個有可能表現薩滿的圖像。一些研究人員推測，這個伸開雙臂的人形圖像可能就是一個薩滿。攝影：狄龍·馮·佩金格爾

在上面所舉的薩滿祭祀儀式例子中，我特意沒有提任何迷幻劑。在我看來，人們其實過於看重這種能使人進入恍惚狀態的特殊手段。其實意識狀態的改變，也可以通過冥想、感覺缺失、擊鼓、舞蹈直至筋疲力盡、翻來覆去地吟唱、在過高的溫度下大量出汗（比如使用汗蒸房）、製造劇烈疼痛，和其他手段來達到。在歐洲有一些致幻植物，冰河時期的人們可能就用過它們，比如捕蠅蕈（別名：毒蠅傘）、天仙子（別名：黑莨菪）、顛茄（別名：美女草）等，但是我們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他們確實使用過這些植物。我們從來沒有在考古遺址裡找到任何花粉來證明，這些特殊植物的確在這些地方存在過（儘管最近，研究人員在位於西班牙境內的艾爾米龍遺址中發現了一具女子骸骨，並從她頭骨上的牙齒縫隙裡找到了某種可食用牛肝菌的孢子）。不過，這並非意味著這些特殊植物不曾存在過，因為像植物這樣易腐爛的物質總是無法被保存下來並進入考古記錄。不過，一個陰暗的洞穴基本算是一個大型的剝奪人類所有感官的處所，而且我們也確實在那裡找到了一些證據，證明人們曾經將笛子帶進來過（大概還在那裡吹奏過）。而在一些特定形狀的巖石上找到的痕跡也讓我們確信：他們曾經在這裡通過敲擊巖石來製造打擊樂聲。所以，除了致幻劑之外，我們其實可以提出一個相當有力的論點，來證明當時人們使用的是其他感官刺激物。

桑人生活在卡拉哈裡沙漠（KalahariDesert，位於非洲南部），並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仍然保留著狩獵採集的生活方式，遵循薩滿教傳統，在一個部落群體中，甚至有40%以上的人（包括男性和女性）都會參與到薩滿祭祀活動中來，試圖通過與超自然實體互動的方式，影響某些大事件的結果，以此幫助自己的部落。他們通常都是唱歌跳舞到精疲力竭，從而使自己進入恍惚狀態。不同的薩滿有不同的專長，比如求雨，尋找獵物，或是治療病人。他們還經常依據掌握的第一手資料來創作巖畫，靈感則源自他們在進入我們凡人看不見的世界時所看到的景象。桑人認為，這些圖像「蘊藏著超自然的力量」，當薩滿們進入這些危險的地界時，便可以藉助這種力量。他們相信，那些用來繪製和雕刻巖畫的巖石表面，就是將現實世界與精神世界分割開來的幔帳或薄膜，印在巖面上的陰文手印和陽文手印可以直接連通這層薄膜。

由於人們在進入幻覺時普遍都會看到幾何圖形，而我們的眼睛在內視情況下所能看到的形狀也只局限於幾何圖形，如果在洞穴巖畫中識別出了這些特殊圖形，那就有可能意味著一些幾何符號具有宗教意義。一些具象圖形也有可能源於薩滿教，尤其是那些動物與人合二為一的形象。也許這些形象代表的是穿著儀式盛裝的薩滿，或者是薩滿們在去往另外一個世界的旅途中遇到的能給予他們指引的神靈，甚至有可能是遊蕩於精神世界的薩滿自身的形象。既然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晚近時期巖畫中都可以找到這幾類形象，那就讓我們逐一查看下這幾種可能性。

首先，在一些文化中，薩滿會身披獸皮，上面通常會帶有動物的完整頭骨。而在另外一些文化中，他們會戴著動物面具，代表正在模仿的動物，晚近時期的巖畫，也就是19世紀和20世紀的巖畫中描繪的薩滿就是這種裝扮。其次，靈魂嚮導是許多薩滿傳統中的一個常見形象，它可以是一隻動物，也可以是人和動物的混合體，具體形態依照文化而有所不同。每個薩滿通常都有屬於自己的靈魂嚮導，薩滿要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才能與後者建立起這種關係，而當薩滿穿越到未知的世界時，靈魂嚮導就會幫助他/她。最後，桑人們相信：一旦神遊進入那些精神領域，他們就會呈現出一些動物特徵，所以他們繪製和雕刻的很多動物與人的混合體，實際上就代表另一個時空裡的自己。這三種解釋都很有道理。而事實上，我們在洞穴石壁上看到的可能不止一種形象。雖然還有一種可能，即這些形象有可能（部分或全部地）代表著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人類起源故事和神話中的人物，甚至那些我們未曾想到的東西。

這是大衛·劉易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事識別出的七種圖形，他們可能是「冰河時期巖畫（符號）用於記錄薩滿幻象」這一理論的證據。攝影：狄龍·馮·佩金格爾

大衛·劉易斯-威廉斯和讓·克洛特提出，歐洲冰河時期一些較為不尋常的巖畫動物形象就有可能是靈獸，而非潦草繪就的真實世界裡的野生動物。桑人在他們的巖畫中，既原原本本地描繪了自然界的動物，同時也以程式化的方式繪製了一些動物形象，而在多數情況下，這都是動物靈魂的化身而非真實動物，某些動物甚至會與特定的神聯繫在一起，而對於這些動物的描繪則被認為是神力的象徵，或者就是神本身。劉易斯-威廉斯提出，由於深陷幻覺之中，巖畫藝術家們的神經心理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從而扭曲了一些靈獸的形象。在這一點上，冰河時期的人們可能也是這樣想的。不過可惜的是，所有這些對巖畫中動物和人類形象的解釋，如果沒有更具普遍意義的外部證據（內視圖形）來支持，就很難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來最終證實。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在闡釋這個理論時，會將重點放在幾何符號上。

利用神經心理學數據和從桑人那裡獲取的信息，劉易斯-威廉斯識別出了冰河時期的幾個特定幾何符號，他認為這些符號是薩滿祭祀儀式恍惚狀態下的產物。這些非具象符號包括交叉平行線（網格）、成組的平行線、點、半圓、手指刻畫的凹槽線條、鋸齒形和螺旋形符號（見圖16.2）。雖然他確實舉了幾個擁有這樣一些符號的歐洲洞穴例子，但他其實只提出了一個大概的設想，並沒有著重去考察這些符號出現的頻率。多虧了我有這樣一個資料庫，手頭上正好有歐洲各地洞穴遺址的所有巖畫的內容與信息，所以我想看看這個理論是否經得起現實的考驗。這將會是一項十分有趣的研究。

為了驗證上面的這個理論，即冰河時期的幾何圖案受到薩滿祭祀儀式中內視圖像的啟發，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據劉易斯-威廉斯的觀點列出一些判斷標準：

1.人眼構造決定了它只會看到那些特定的圖形符號，而我們在其他受薩滿教影響形成的巖畫中，也可以經常看到所有這些圖形。那麼，我們在冰河時期巖畫中看到的也是一樣的圖形嗎？

2.如果一個人根據他或她在薩滿祭祀儀式中的親身體驗來創作巖畫，你就很有可能會在那附近找到所有相關的圖像，即便不在同一區域，至少也是在同一個遺址內。我們要找的是：有沒有巖畫遺址能夠囊括所有這些內視圖像？如果有的話，這些遺址是否挨得很近？

3.在許多因受到薩滿祭祀儀式啟發而進行巖畫創作的文化中，陰文和陽文手印似乎都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那麼，我們能不能找到可以將這些手印和內視圖像聯繫在一起的冰河時期巖畫遺址呢？

4.在確認了冰河時期很多動物和人合二為一的形象都可能與薩滿祭祀儀式有關之後，這些遺址裡是否也會有一些內視圖像呢？

我們帶著這些問題開始了研究，且來看看我們都有什麼發現。首先，我要逐一介紹的七種符號類型分別是：交叉平行線、成組的平行線、點、半圓形、手指刻畫的凹槽線條、鋸齒形和螺旋形符號。然後，我們將重新從整體上審視這組符號，並判斷它們是否可能是內視現象的產物。

交叉平行線：

有時也被稱為網格狀（grids）或烤架狀（grills）圖形，它的形狀看起來基本像是一個三連棋網格。交叉平行線出現在大約20%的冰河時期遺址裡，主要分布在法國和西班牙，而在義大利或者再往東歐地區走，基本上就沒有它們的蹤跡了。交叉平行線經常與其他可能與薩滿教有關的符號出現在同一個遺址當中，這使得交叉平行線成為源自內視現象的理想候選符號之一。另外，交叉平行線也被解釋為「陷阱」，或其他世俗事物。

成組的平行線：

在75%的歐洲冰河時期遺址裡都有線條，它們覆蓋了這一時期的各個時間段。由於我們的關注對象集中在成組的平行線上，如果把單根線條以及向不同方向延伸的線條去掉的話，那麼這種遺址的佔比就會降到60%以下。平行線經常與其他類型的符號一起出現在動物圖像旁邊。在一些特定地點，它們更有可能是內視圖形。但是，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一些成組的平行線也有可能是一種計數方式或者記帳體系。

點：

我把繪製而成的點和杯形穴都歸到這個類別中，因為後者從很多方面看都屬於一種鑿刻在石頭上的凹點。有點狀符號的洞穴雖然只佔冰河時期遺址的40%，但同樣覆蓋了各個時間段。特別是在西班牙，那裡的遺址裡繪有大量的點狀符號，而且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例如，成行的或是一大團的點，以及由點構成的四邊形或者圓形等）。點狀符號通常與其他類型的符號一起出現（如手印和線條），這確實使它們在某些情況下成為內視圖形符號的絕佳候選。對於點狀符號可能代表的含義，目前的理論包括：點狀符號可能是動物身上的傷口，可能是用於計數或計時的助記符號，甚至有人提出，一些成群出現的點可能代表特定的恆星星座。

半圓形：

大約20%的遺址裡都有半圓形，但是它們很少成疊出現——在劉易斯-威廉斯和道森所列出的「人在意識狀態改變情況下看到的內視圖形」一覽表中，半圓形通常都是成疊出現的。在法國幹邑（Cougnac）遺址上有兩個同心的半圓形，它們被解釋為野山羊角。在拉斯科洞穴裡至少有兩個這樣的符號，不過看起來卻更像是帶有曲線分枝的羽狀符號，而不是獨立存在的半圓形。這類符號通常出現在與薩滿祭祀儀式相關的其他非具象符號（如線條、點和手印）附近。因此，半圓形理所當然地應該被認為是潛在內視圖形符號。

西班牙拉斯奇梅亞斯洞穴內用手指刻畫出的抽象交叉平行線，我們在整個歐洲的洞穴裡都能找到與之類似的抽象圖形，是用手指在洞穴內軟粘土的表面劃刻而成。一些研究人員認為，這些形狀的靈感來源於藝術家在薩滿儀式中陷入恍惚狀態時看到的圖像。攝影：狄龍·馮·佩金格爾

手指刻畫的凹槽線條：

手指刻畫的這些圖形可能是具象圖案，也可能是非具象的符號。至於劉易斯-威廉斯和他的同事們研究的，都是那些抽象的符號。大約20%的冰河時期遺址裡會有手指刻畫的這種凹槽線條，它們存在於冰河時期的各個時間段，同時還是冰河時代早期最常見的一種巖畫圖案。人們經常會在一些擁有手印和點狀符號的遺址裡發現手指刻畫的凹槽線條，這使得它們成了另一種潛在內視圖形符號。

鋸齒形：

有時也被定義為「成排的開角符號」或「成排的『V』形符號」，只有不到10%的冰河時期巖畫遺址裡有這種標記。其中法國境內有七個，西班牙十個，葡萄牙兩個，義大利三個。這類鋸齒形是冰河時期最罕見的非具象符號之一，所以它不太可能成為薩滿祭祀儀式中常見的幻象圖形。鋸齒形符號也很少與其他潛在內視圖形符號共同出現。對於這類符號的其他解釋包括，它們可能用來代表自然現象（閃電或山脈）。

螺旋形：

這是冰河時期最罕見的一種符號，放眼整個歐洲，只存在於三處巖畫遺址，都在法國境內。不過彼此相距遙遠，因此很難確定它們之間是否有確切的聯繫。有趣的是，這三處遺址都可以追溯到格拉韋特時期。也許有這種可能：只有住在西歐的這一支文化族群才使用螺旋形符號。再往東去，人們在一些可隨身攜帶的物品上找到了更多的螺旋形符號，其中包括從西伯利亞馬耳塔遺址發現的一塊象牙牌，象牙表面刻有數百個小凹點，構成了七重螺旋。一些學者把它解釋為日曆，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它可能與薩滿教有關。這種看法源於同一個遺址出土的其他便攜物品（刻畫有女性和鳥類的小雕像），以及該地區的喪葬風格（是一種與多爾尼韋斯頓尼斯和帕夫洛夫村莊遺址非常類似的風格）。螺旋形符號在冰河時期幾無蹤跡，而在距今一萬年的歐洲史前藝術史上卻頻頻亮相，從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的巖畫到後期文明的巨石墓碑，存在形式不一而足。目前，關於這種冰河時期的罕見符號，我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來判斷它究竟有無可能是一種內視圖形符號。

在評估過潛在內視圖形符號之後，現在，我們可以重新回到這幾個問題上來了。首先，我們能否在冰河時期的巖畫中發現所有類型的內視圖形符號？如果能的話，那麼這些符號的分布是否相對均衡？關於這個問題第一部分的答案是肯定的，被劉易斯-威廉斯確定為內視圖形符號的所有非具象符號，在歐洲冰河時期巖畫遺址裡均有發現。但是針對問題的第二部分，答案卻是否定的，因為不同符號出現的頻率差異相當大。

總的來說，線條和點是最常見的幾何符號，它們能夠出現在如此眾多的遺址裡我們並不感到奇怪。而我還是堅持認為，它們在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含義。如果我們只考察一組平行線，就會讓研究範圍縮小一點。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它們也可能與我們討論過的其他理論吻合，比如用於計時或計數。接下來，讓我們來看幾個潛在內視圖形符號。大約20%的遺址裡都有它們的身影，這個概率看上去似乎很高，可惜這幾類符號並不總是會同時出現在這20%的遺址裡。坦率地說，符號重複出現在各個遺址裡的情況並不多見。因為在大多數遺址裡，只有兩到三類潛在內視圖形符號會同時出現，而且這些符號還會經常發生變化。最後，像「鋸齒形」和「螺旋形」這樣的符號，雖然極為罕見，可是它們在很多薩滿教文化相關的巖畫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通常你會期盼著看到不同的內視圖形符號在各個遺址間分布得相當均勻，就像我們在其他文化中看到的那樣。所以如果像鋸齒形和螺旋形這類重要符號基本處於缺失狀態的話，對於薩滿理論來說，可不是什麼好兆頭。

第二個問題關乎不同的內視圖形符號之間的關係，因為如果薩滿們確實描繪了他們在恍惚狀態下看到的情景，我們就會期盼著能在特定的遺址裡看到全部或大部分內視圖形符號同時出現。有沒有一個遺址能一次性看到所有潛在內視圖形符號？答案無疑是否定的。最接近的一個是出現了7種符號中的5種，而且僅僅是在少數幾個遺址裡（我們稍後會仔細討論其中幾個遺址），大多數遺址只出現有2到3類潛在內視圖形符號，而且不是平行線就是圓點，所以這並不能幫助我們縮小範圍。此外，這些符號往往都分散在某個巖畫遺址的不同區域，並不會聚集在一起，這就意味著，這些特殊的標記之間並沒有什麼緊密的聯繫。

由此引出了第三個問題：我們能在陽文手印或者陰文手印所在的遺址裡同時找到這7類符號嗎？正如我們所知，桑人相信，他們棲身的巖廈和洞穴中的巖石表面，是現實世界和超自然世界之間的幔帳或薄膜。由於他們把繪製手印作為溝通不同世界的一種方式，再加上這些手印與他們在巖畫中繪製的內視圖形符號以及其他薩滿圖像有關係，也許歐洲巖畫遺址裡的手印可能也有類似的功能。總的來說，大約能在40個遺址裡找到這種手印（陽文和陰文手印均計算在內），另外還有我們正在尋找的7類符號中的一種。如果我們把標準提高到有兩種符號外加一個手印，那麼，符合條件的歐洲巖畫遺址的數量就會下降到17個。如果我們再進一步，將標準設置為至少有3種符號加一個手印，那麼這個數字就會下降到12。遺址中有（一個手印外加）2種或3種符號，這對於遺址數量的影響並不大，但無論拿這兩種標準中的哪一個進行篩選，我們面對的資料數據都是那麼有限，特別是考慮到目前歐洲已知的冰河時期巖畫遺址總數已經過350個。

然而我們要記住：在歐洲，擁有手印的巖畫遺址很少，所以有這種符號組合的遺址數量也不是很多。正如我們所知，手印在巖畫中大量出現是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剛開始的時候，所以，在這之後的可能繪製有薩滿圖像的遺址中，都不太可能有手印的蹤跡。這種情況要麼意味著早期居住在歐洲的古人類並沒有真正參與到薩滿祭祀活動中（這一點可以從手印在巖畫中的缺失這個事實得到驗證），要麼意味著他們理解洞壁和手印意義的方式與桑人完全不同。說得更複雜一點，在我探討過的幾個遺址裡（比如埃爾卡斯蒂略洞穴），巖畫圖像形成的時間跨度很大，那些手印和符號很有可能是在不同時期繪製而成的。與其說這是一種輔助信息，我更擔心的是，引入手印作為衡量標準，只會讓很多事情變得更加不明朗。不過還是讓我們嘗試加入最後一項標準。

最後一個問題是，內視圖形符號是否會與人和動物合體後的形象一同出現。然而針對這個問題，我們發現，共存確實達到了驚人的程度。這並不單單體現在數字上，事實上，在擁有人與動物混合體圖像的很多遺址裡，同時也發現了更多種類的潛在內視圖形符號。讓我們來看幾個具體的例子。第一個是法國東南部那個著名的肖維洞穴，你可能會記得那裡有一個畫像，是歐洲野牛的頭部連著一個女人的身體。肖維洞穴裡還有我們一直在尋找的7種符號中的5種，分別是交叉平行線、半圓形、點、平行線和手指刻畫的凹槽線條。此外還有陽文和陰文兩種手印。在冰河時期歐洲巖畫遺址中，肖維洞穴可能是能夠證明薩滿教理論成立的最佳範例。

另一個看起來同樣很理想的例子，是位於法國中南部的佩什-梅爾洞穴遺址，我們討論過在那裡發現的一系列野牛-女人形象，而且佩什-梅爾洞穴裡也有五類潛在內視圖形符號，跟肖維巖洞內的一模一樣，那裡也有陽文手印和陰文手印。接下來是我之前提到過的三友洞內的野牛-男人形象，這個洞穴位於庇里牛斯山脈腳下的法國南部地區。三友洞的不同尋常之處在於，那裡除了野牛-男人形象之外，還有一個動物和人類的混合形象「巫師」（LeSorcier），它有著雄鹿的頭部和男人的身軀。在這裡我們發現了同樣的5個符號，也就是在肖維巖洞和佩什-梅爾洞穴發現的那5種符號，雖然這裡沒有陽文手印，但是有若干個陰文手印。

奇怪的是，在這三個遺址內找到的5類符號，形狀幾乎完全相同。雖然這些遺址在其他方面差異很大，但在這一點上卻極其相似。更為弔詭的是，這5類符號齊刷刷地出現的情況僅限於這三處遺址，而其他遺址的情況則全然不同。在同樣位於法國庇里牛斯山脈的加爾加斯洞穴，那裡確實也有7類潛在內視圖形符號中的5類，不過卻是鋸齒形符號代替了交叉平行線。那個遺址裡有超過250個陰文手印，卻沒有一個陽文手印，也沒有動物與人合為一體的圖像，使得這裡只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我們的標準。不過總體上，加爾加斯洞穴仍然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例子。此外還有加比盧遺址，我們已經在聖日耳曼-拉裡維耶爾女郎項鍊的鹿牙上找到了一些符號，其中很多符號和符號組合就出現在加比盧洞穴內部。加比盧洞穴裡正好也有兩個動物和人合二為一的圖像，同樣為野牛頭人身。但是這裡沒有任何手印，也不存在大量的潛在內視圖形符號。在加比盧，我們只找到了交叉平行線、點和成組的平行線。然而，由於點和線的分布如此廣泛，再加上解釋方法多樣，總的說來，這個遺址似乎不太能證實薩滿教理論假設。

西班牙的所有遺址都無法滿足這些標準，那裡沒有一個遺址有超過三個以上的內視圖形符號（不過，歐洲其他地區的任何一個巖畫遺址都達不到這個標準），這樣一來只有法國那三個遺址從某種程度上來看是比較理想的例證，而且這還是在沒有引入「時間」這個衡量標準的前提下。

肖維巖洞內的巖畫形成時間在3.7萬至3.5萬年前，而佩什-梅爾洞穴巖畫的形成時間有可能是在距今3萬到2.8萬年之間，至於三友洞，目前根據藝術風格斷代法，大致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晚期後半段，也就是2.2萬到1.8萬年前。而我認為，根據三友洞的一些巖畫圖案（包括陰文手印、手指刻畫的凹槽線條和部分點狀符號）來判斷，它可能屬于格拉韋特時期，這就拉近了它與佩什-梅爾遺址的時間差。但無論怎麼說，我們面對的確實是一個數量非常少的研究樣本。

現在就只剩下這三個匹配度較高的遺址了，而它們各自的巖畫形成時間差距很大，而且互相之間距離遙遠。另外還有九個遺址，其中只有三到四種可匹配的符號，加上偶爾會出現的手印。看來我們並沒能找到足夠的證據來證明歐洲冰河時期薩滿祭祀儀式的存在。此外，由於鋸齒形和螺旋形符號基本缺席，我們最終得到的結果可能並不確切。事實上，沒有一個遺址能擁有所有這幾類符號。由於人眼產生的內視圖形具有普遍性，一個可能的解釋是，遠古時期的薩滿僅僅描繪了他們看到的一部分東西。這種可能性一直都存在，但是與我們在研究因薩滿儀式啟發而創作的巖畫時所得出的結論並不相符。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在這種情況下，藝術家們會將所有圖案依次畫下，並不會「厚此薄彼」或故意遺漏一些內視圖像。所以事實是，除非有切實有力的第一手證據，否則很難證明或否定這些圖像與薩滿教有聯繫。

根據語言學家們的說法，「薩滿」一詞起源於至少兩千年前的西伯利亞凍土帶，直到晚近時期，才開始在世界其他地方作為類似原始宗教的祭祀儀式而得到廣泛接受。在西伯利亞和東歐工作的、研究舊石器時代的考古學家們想知道，這個傳統最早的版本，是否可以追溯到從捷克共和國向東橫跨俄羅斯的、古老的格拉韋特時期村莊。然而假如試圖將這種模式套用在冰河時期的西歐地區，就會出現問題。部分原因在於，類似的精神信仰並未進一步向西遷移。即使在如此早期的階段，我們也能夠看到，在歐亞大陸的不同地區已經出現了文化差異。儘管不同族群之間因為貿易和社會網絡的緣故維持著緊密聯繫，但並不意味著我們討論的是一種已經統一整片大陸的單一文化。在狩獵技術的幫助下（比如山區的鹿群、羊群與廣袤平原上的猛獁象的對比），伴隨著生活方式變更（獸皮帳篷和洞穴入口與骨質村落的對比），可以看出，生活在歐洲不同地區的人類，已經開始形成了與當地生活需求和他們逐漸成形的世界觀相匹配的精神信仰。

本文摘錄自《符號偵探——解密人類最古老的象徵符號》，[加]吉納維芙·馮·佩金格爾 著， 朱寧雁 譯，未讀·北京聯合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10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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