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華文明的起源，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提出「滿天星鬥」說，他認為新石器時代的中華大地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如同天上群星璀璨。滿天星鬥時期大約持續了2500年至3000年或更長。新石器遺址可以分為六大板塊，其中之一為從隴東到河套再到遼西的長城以北地區，最具代表性的是內蒙古赤峰的紅山文化。
在「滿天星鬥」時期，紅山文化在北方閃閃發光。
翁牛特旗黃玉龍 孫永剛攝
長城外的文明曙光
在內蒙古赤峰市東北郊，有一座名為「烏蘭哈達」的山。「烏蘭哈達」蒙古語意為「紅色的山」，這座城市因此而得名，紅山文化也因此而得名。
紅山文化距今6500年至5000年。早在20世紀初，紅山文化就引起了國外學者的注意。1914年，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發表文章，介紹他到內蒙古東南部等地考察的情況，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西拉木倫河流域存在著史前文化遺存的信息。20世紀20年代初，法國傳教士桑志華等人多次到赤峰英金河流域和紅山後進行調查，發現新石器時代遺址20多處。
1930年，我國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到赤峰進行考古調查，採集了一大批新石器時代的細泥紅陶片、夾砂灰陶片、細石器、骨器等。
新中國成立後，紅山文化研究步入正軌。1954年，考古學家尹達先生在編寫《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時，根據梁思永先生的意見，對這一文化作了專門論述，正式命名為「紅山文化」，提出「紅山後的這一新石器時代的遺址具有突出的特點，對於研究長城以北和以南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存的相互關係問題具有極大的啟發和幫助」。
20世紀後半葉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赤峰學院等文博機構、科研院所對紅山文化遺址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發掘和研究，極大擴充了紅山文化的考古材料。
1971年，赤峰市翁牛特旗村民張鳳祥在平整土地時撿到一件C型玉龍，當時並未引起太多關注，直到1984年才被確認是約5000年前由紅山文化先民製作的玉雕龍，翁牛特旗因此得名「玉龍之鄉」。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國祥說：「紅山文化晚期，玉器的種類和數量顯著增多，玉雕技術取得飛躍性進步，雕琢和使用形成了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玉禮制形態，是中華文明形成的重要標誌之一。」紅山文化玉龍造型分為C形龍、玉豬龍、鳥形龍三類，其中玉豬龍對商周時期蜷體玉龍的造型產生直接影響。
1983年開始正式挖掘的遼寧省朝陽市牛河梁遺址，是紅山文化最重要的遺址之一，在這裡發現了5000年前的祭壇、女神廟、積石冢群址，證實這裡曾存在著一個具有國家雛形的原始社會。曾主持牛河梁遺址考古發掘工作的考古學家郭大順說：「以牛河梁規模宏大的壇、廟、冢遺址群為中心的紅山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實證。經過多年研究，現在我們終於可以說，紅山文化屬於中華古文化的『直根系』。」
「直根系」的概念是蘇秉琦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的。蘇秉琦先生認為，中華文明起源所涉及的範圍是從關中西部起，向西北延伸至內蒙古河曲地區，向東北延伸至遼西地區，形成「Y」字形文化帶，這一地帶是「中華文化總根系中一個最重要的直根系」。紅山文化處在「Y」字形的右上部，是直根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紅山 孫永剛攝
紅山先民的日常
紅山文化時期，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水平均大幅提升，當時已出現旱作農業，還出現了制陶、玉雕、泥塑等獨立的手工業部門。近年來，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以及更多科技手段參與到發掘與研究工作，我們對紅山文化時期先民的日常生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位於赤峰市紅山區的魏家窩鋪遺址，發現於2008年，是目前國內發現的保存最完整、規模最大的紅山文化早中期聚落遺址。赤峰學院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孫永剛曾參與魏家窩鋪遺址的考古發掘並主持該遺址的植物考古學研究工作，他說：「植物考古學於本世紀初引入紅山文化研究，通過植物考古學方法獲取農作物遺存，通過動物考古學方法獲取動物遺存，通過相應的分析研究了解古人的食物結構。」
在魏家窩鋪遺址發掘過程中，孫永剛團隊採用植物浮選法並進行量化分析。他們採集到127 份浮選樣品，發現了 98 粒各種炭化植物種子。這些米粒大小的黑色顆粒，揭示了約6000年前紅山文化的經濟結構和生產狀況。採集到的種子中有49 粒為粟和黍，其形狀與現代粟和黍基本一致，說明出土的粟和黍應該屬於已經完全栽培的農作物。
在魏家窩鋪遺址採集到的種子還包括禾本科、藜科、豆科、茄科等科屬，數量較多的24粒屬於禾本科狗尾草屬。孫永剛說，狗尾草屬種子一般為田間雜草，在考古遺址發現，如果數量相對顯著，其所反映的是農耕生產活動狀況。
孫永剛說，魏家窩鋪遺址發現了粟和黍等農作物遺存和田間雜草，說明當時已經有了栽培農業，但種子的絕對數量和出土概率偏低，可能說明當時的農作物栽培技術與種植制度尚處於初級階段。
魏家窩鋪遺址的其他考古發現也證實，在紅山文化先民日常經濟生產活動中，以粟和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是輔助性的生產活動，採集和漁獵是他們生產活動的主體。
孫永剛團隊在魏家窩鋪遺址浮選過程中，發現了大量的魚骨、軟體動物甲殼，還有部分動物骨骼，顯示出漁獵經濟在當時的經濟生活中佔有較大比重。而野生果實也是西遼河地區新石器時代早期先民的一種食物來源，魏家窩鋪遺址所見的石磨盤和磨棒等工具應與採集、加工有關係。
為什麼紅山文化時期的先民從事著漁獵、採集、農業混合的生產活動?孫永剛說：「西遼河上遊地區紅山文化時期相對乾燥的氣候條件可能限制了該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加之這一地區的生物多樣性特點，先民選擇從事狩獵、家畜飼養、漁業、採集等來補充食物資源。」
小小一粒粟，跨越8000年
在魏家窩鋪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時期，以粟、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系統應是承續了興隆窪文化時期的旱作農業傳統。興隆窪文化是紅山文化的源頭之一，因首次發現於赤峰市敖漢旗興隆窪村而得名。
考古研究表明，敖漢地區是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地。2002年至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植物考古學家趙志軍對敖漢旗興隆溝遺址進行3次科學考古發掘，獲得經過人工栽培的炭化粟黍籽粒。經碳14測定，這些炭化粟黍距今8000年，比此前中歐地區發現的穀物早2700年。結合定居村落的出現及成熟的掘土、穀物加工工具的製作和使用，證實距今8000年左右的興隆窪文化時期已經形成了旱作農業系統。2012年，敖漢旗旱作農業系統被聯合國糧農組織評選為「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
敖漢旗也被稱為「世界小米之鄉」。金黃的敖漢小米，不僅在8000年前帶來了旱作農業的曙光，而且至今仍在這片土地上散發著勃勃生機，成為當地脫貧致富的支柱之一。
敖漢旗四家子鎮林家地村的貧困戶，靠小米產業脫了貧。5年前，小米在林家地村的村民眼中，只是填飽肚子的口糧，沒人想過靠小米脫貧致富。貧困戶辛長學說：「穀子年景好的時候一畝地收800來斤，能賣400多塊錢;年景不好的時候收個200來斤，成色不夠，只能自家留著吃。」
2015年，駐村第一書記宋國功來到林家地村後，發現村裡的環境十分適合種穀子，而且當地也有種植傳統。但是普通小米賣不上價，種了也掙不了錢，宋國功萌發了種植綠色有機小米的念頭。
宋國功為林家地村引進優良小米品種，又和企業籤訂了綠色穀子供銷協議，為小米找好了銷路。林家地村的小米產業從2015年正式起步，辛長學等12個貧困戶首批參與種植，當年全部脫貧。
近年來，小米產業已成為敖漢旗的主導產業之一，全旗穀子種植面積92萬畝，年產量5億斤，直接帶動5.6萬戶村民增收，其中貧困戶7913戶。
轉自：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