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應該獎勵過去,更應該激勵未來!
202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公布後,很多人想起了霍金。
此次獲獎的科學家彭羅斯,他是霍金好友,兩人曾經在1970年一起提出過著名的奇點理論。兩人圍繞著「黑洞」旋轉,都取得了不少成就!
所以,有人說斯德哥爾摩欠霍金一個諾貝爾獎。
可惜的是,霍金2018年與世長辭。
此時的人間,已喚不回這位科學家,同樣挽回不了諾獎的遺憾。
與之相對照的是另一件事,那就是201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鋰離子電池的奠基人之一的古迪納夫,年近百歲拿到了化學獎。
淡泊名利的古迪納夫倒沒什麼,同行業的其他人倒吸了一口涼氣。
謝天謝地,要是再不給老爺子發個獎,只怕就來不及了!
如果再仔細觀察,會發現一個隱藏的諾獎現象:那就是,今天的諾獎得主的年齡越來越大,平均年齡已經超過70歲。
一個人要拿諾獎,不僅要業務紮實,還要身體倍兒棒。
本來是一個比拼腦力的活兒,現在還要比體力。這肯定有違諾獎的初衷。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呢?
這與諾貝爾獎的產品屬性有關,用網際網路的詞兒來講:諾獎這產品有點重。
為什麼產品有點重,這與它的核心訴求有關:諾獎頒發給「獲得驗證」的科技成果。
這種產品特徵後面其實隱藏著兩個難題:
1、發現一個新理論「非常難」。
2、要驗證這個理論更是「難上加難」。
可以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它並沒有讓愛因斯坦拿到諾貝爾獎。它的理論驗證一直延續到2016年引力波的發現,以及2019年黑洞照片的公布。
好在愛因斯坦先生的套路多,「光電效應」讓他在1921年彌補了這一遺憾。
第二個是「楊—米爾斯」理論,它是粒子標準模型基礎,20世紀下半葉的物理突破,然而要驗證62種基本粒子,也一直持續到21世紀的前十年。
與愛因斯坦有點相似,楊振寧依靠「宇稱不守恆」這個次要成就拿到了諾獎。但相對於「楊—米爾斯」理論來講,這個諾獎分量弱了許多。
1957年楊振寧獲諾獎
兩個偉大理論沒有拿到諾獎,他們的次要理論反而拿到了諾獎。原因在於,這些偉大理論需要長時間才能驗證,這就是諾獎的遺憾。
為什麼這樣的現象出現,諾獎的年齡成為「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呢?
因為這個產品後面還隱藏著一個規律:諾貝爾獎的「不可能三角」。
這個三角就是:新理論+顛覆性+被驗證。
大部分時候,諾貝爾獎的頒發對象很難同時滿足這三個條件。
① 如果是「新理論+被驗證」,基本很難有顛覆性。
解析:容易被驗證的理論,往往都是原有科學範式框架內的新修正,這樣的理論沒有顛覆性。
② 如果是「顛覆性+被驗證」,很難是新理論。
解析:顛覆性的理論總是要經過不同角度、多次重複的直接驗證才會被接受,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消耗很長的時間,很難是新理論。
③ 如果是「新理論+顛覆性」,並沒有那麼容易被驗證。
解析:顛覆性的新理論超出了原有科學體系,連帶著超出了原有的實驗觀察體系,為了驗證它,還需要實驗科學家設計出新的實驗觀察設備和思路,才有可能驗證。
年青人因為其創新性、開拓力,少受傳統束縛,更容易發現新理論。想要獲得諾獎一定具有顛覆性,也就是「新理論+顛覆性」,這正好是「不可能三角」中的第③條:難驗證。等到驗證的那一天,科學家也已經從青蔥年少變成白髮老人。
天價歐洲粒子加速器
諾獎是獎勵人類最偉大的貢獻者,它對理論的驗證程度要求越來越更高,驗證要求可能不是一次兩次,可能是驗證之後的N次驗證。
同時,作為人類最強獎項,諾獎擔心犯錯、規避錯誤理論的動機非常強,所以總頒發給已被驗證、十拿九穩的理論。這樣一來,它就很難是「新理論」,當然會忽視青年學者的創新。
隨著顛覆性科學發現越來越困難、實驗觀測設備越來越龐大和昂貴,諾貝爾獎的「不可能三角」越來越明顯。
因此,諾獎得主的年齡越來越大。
然而,年青科學家才是最應該被激勵的對象。
《自然》對大約1.2萬名青年科學家進行調查,探討了這個群體面臨的困境。當青年科學家被問及什麼是「最大挑戰」時:
調查對象中有44%選擇「為獲得資助展開競爭」;
大約1/3的人感覺他人對他們的評價完全取決於發表的論文數量;
另外1/3的人表示,他們發表並不感到自豪的論文(僅僅為了滿足考核需求或數量指標)。
因為考核、晉升或者生活壓力,而在科研中選擇「抄近路」,乃至放棄科研進入高收入的企業供職,也成為相當一部分被調查者的選擇。
因為缺乏資助,很多科學界的天才最終選擇了另一條道路。
並非特例,這是一種世界性的悲哀。
與同行相比,中國青年科學家同樣面臨壓力。
No.1 目前很多大學及科研機構引入合同制
例如,三年就要完成一個省級以上項目,發表3篇一流文章,達不到要求就走人。
很多青年學者為了能留下來,不得不追求短期化、風險小的研究項目,圖的就是快速出成果,哪怕價值不大,能滿足考核就行。甚至有人將一個成果拆成9篇去發表,就是為了不被淘汰。
避開周期長、風險大的基礎研究成了行業默認規則,大家互相比拼誰能更快地寫出價值不大的學術論文。
青年科學家正值創造力最巔峰的狀態,卻大量地被消耗在價值不大的科研項目上。
No.2 生活壓力極大,沒有心思去研究科學
當代的青年科學家,一般都面臨兩大壓力。
精神壓力——能否在學術上有所貢獻,個人成就感的滿足,考核壓力。
世俗壓力——婚姻、買房、贍養父母和撫育子女。
青年學者猝死新聞不斷出現,被媒體同情地稱呼為「學術民工」。
面對這樣的境況,青年科學家更需要獲得科學獎的青睞和支持。
一是因為他們的科研需要資助;
二是他們的生活面臨壓力;
三是他們處於創造力的頂峰。
而且,如果科學獎做出大的改變,也可以從頂層設計上對科學氣氛作出改變。
面對這樣的現實,科學獎應該嘗試做出一些新的改變。
1、 科學獎項應該從注重「過去時」改成面向「將來時」,不能只獎勵過去成就,更要激勵未來創造 ;
2、 獎項要從「確定性」轉為「不確定性」,要以更前瞻性的眼光去看待新的科學成就;
3、 要從慈善公益角度向「科學天使」身份轉變,要自己去了解並研究科學新風向。
4、 要從「錦上添花」向「前置激勵」轉變,這樣資金才會更有價值。
諾獎的產品設置有它的好處,但這個社會更需要資助那些「未來的諾貝爾獎」,它們雖然還處於襁褓之中,但一定要讓它們健康成長。
前幾天剛剛頒發的科學探索獎,正在沿著這一方向做出嘗試。
與這個獎項的名字一樣,它自身的獎勵機制也是一種探索。
這個獎項由馬化騰與北京大學教授饒毅攜手楊振寧、毛淑德、何華武、鄔賀銓、李培根、陳十一、張益唐、施一公、高文、謝克昌、程泰寧、謝曉亮、潘建偉等知名科學家共同發起,支持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領域45歲以下的青年科學家。每年遴選至多50位獲獎人,每位獲獎人在未來5年內獲得每年60萬元、累計300萬元資助。
這個獎項特點很鮮明:
No.1 面向未來,注重探索
參選科研項目貼合未來社會的需要,正在規劃和起步階段,有一定失敗概率。四平八穩的項目反而沒有太大競爭力。探索獎是事前、事中頒獎。
No.2 年輕化,自由使用
參選者年齡必須低於45周歲,且獎金自由使用,不受審計約束。這對於經濟困頓的青年科學家幫助很大。
No.3 補充主流獎項不足
這項創舉不僅在國內,在國外也是罕見的。它的事前頒獎、風險較高的前置激勵模式與很多獎項的事後頒獎、幾無風險的錦上添花模式互相對照,正好可以形成一種互補,為後來者調整資助模式提供參考。
科學探索獎作為民間自發科學獎,它的這種激勵方式與網際網路的「矽谷模式」非常相似,它是對未來的一種投資,雖然具有風險,但收益可能會更大,一棵種子,可能長成參天大樹,而且它是企業的一種無償資助,那麼獲益的將是全社會。
青年科學家除了研究學習之外,更要有仰望星空的頓悟與沉思。
不僅要沉迷於實驗室的數據,也要駐足聆聽大自然的聲音。
也許這樣,中國才能擁有未來最頂尖的青年科學家群體。
2020年「科學探索獎」天文和地學領域獲獎人魏勇說:
十年前一個冬夜,
我站在窗前看雪花飄落,
突然頓悟我要找的答案在火星上,
……
這種近乎詩意的感言,我們能看到裡面一種激情燃燒的科學美。
我們不能給青年科學家太多生存的壓力,這會扭曲那些傑出的心智。
2020年「科學探索獎」信息電子領域獲獎人黃芊芊談道:
於我而言,
科學探索不僅充滿理性與客觀,
更蘊藏著無窮盡的生命力量與魅力,
猶如呱呱墜地的嬰兒。
當你為它傾盡全力、堅持付出時,
它也一定會在未來的某個時刻迸發出盎然的生機,帶給你驚喜。
……
是的,這段話道出的就是一個科學獎的本質:我們相信他們就是了,只要堅持公平、遠見、客觀的評獎機制,他們遲早會給我們帶來驚喜的。
2001年,日本啟動了它的「50年30個諾貝爾獎」計劃,該計劃歸納起來有6條:
注重基礎研究、保證研究經費、促進年青動力、優化科研環境、維繫學術傳承、提高科研人員收益和地位。
這個計劃的效果難以精確測量,但19年19人,震撼全世界。
它打破了二戰之後「歐美為主,美國領先」的世界諾獎格局,進入「歐美日」三足鼎立的競爭時代。
該項計劃的重點,幾乎都是我國科學界、尤其是青年科學家面臨的問題。
實事求是的面向未來,特別是去解決以下問題:
1、發掘科學未來之星,讓星光真正璀璨;
2、提供遠見而科學的資助,讓顛覆性的創意得以發揮;
3、要有特別的耐心,相信基礎科學的力量;
4、讓最有潛力的青年科學家得到尊重和認可:
……
這個民族的智慧是無窮的,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了,青年科學家是值得信賴的,打破「諾貝爾獎的不可能三角」也不會那麼難。
一旦全社會更有遠見,無償資助的生態和氛圍形成,公正的評審機制得到保證,科學家可以輕鬆自由的思考,再過15年,我們在自然科學領域也會出現許多傑出科學家。
諾獎的「井噴」現象,也許一夜之間也會在中國發生。
那時候,絕不會象今天這樣,扳著手指頭計算諾獎得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