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一段傷心史刺痛，為保護更多文化遺產，將考古作為一生的事業；他數十年如一日，用自己的方式，守護著文化遺產；他用手鏟撥開千年的迷霧，去田野探尋民族的根源，用科技還原歷史的真相，以人文的筆端書寫文明；他懷揣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對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無限熱愛，用執著的堅守和無悔的奉獻，為文化遺產保護事業貢獻力量。他就是吉林大學1989屆校友、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研究員、中宣部「四個一批」人才、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負責人戴向明。
5月5日，有「文物界的奧斯卡大獎」之稱的「2019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揭曉了評選結果。由戴向明負責，中國國家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及運城市文物保護研究所合作發掘的「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從上千個評選項目中脫穎而出，成功入選。「所謂新發現，就是為解決重大的考古學問題提供重要的新資料的發現，此次西吳壁遺址能獲得這一獎項，這是對所有紮根在一線的考古工作者的褒獎，更是對西吳壁遺址重要性的一種認可。」戴向明說。自上大學起，已從事考古35年的戴向明始終踐行著做「中華文明的詮釋者，中華遺產的保護者，中華文化的傳播者」的初心和使命。
「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是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對上世紀上半葉敦煌寶藏慘遭盜掠和破壞作出的痛心疾首的評價，現在就鐫刻在莫高窟邊上的敦煌藏經洞陳列館前的大石頭上。而這句話也刺痛了當時正在讀高二的戴向明。一直對歷史懷有濃厚興趣的戴向明在翻閱一本雜誌時，其中對於「敦煌莫高窟的價值被外國探險隊最早發現，裡面的精品被國人賤賣到外國」的報導讓他意識到，「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卻不在中國。作為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敦煌藏經洞文物的慘痛流失，是中國文物流失的一個代表和縮影，當時對我的刺激很大。」正是這段傷心史打開了戴向明走入考古的大門。高考填寫志願時，戴向明便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吉林大學的考古學專業。
吉大考古是我國考古學高等教育界僅有的兩個國家重點學科之一，僅有的兩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僅有的兩個國家世界一流學科建設單位之一。談起吉大考古，戴向明由衷地說：「吉大考古是我考古夢想開始的地方，為我一生的事業奠定了紮實的基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吉大考古專業，學科設置門類已經較齊全，教師隊伍年輕而又陣容整齊。他和同學們一起系統地學習了考古學概論、舊石器、新石器、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宋元考古、體質人類學等考古的理論和專門知識，以及古文字和歷史學、民族學等方面的課程，對考古學及相關學科有了專業而全面的了解。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師。吉大考古學院匯聚了一大批在國內外考古研究領域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專家學者與熱愛考古事業的教師。進入吉大後，給戴向明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便是林沄教授。1985年入學之初，林教授特意前往宿舍為學生做入學教育，林教授讓初入校門的年輕學子們朦朧中感受到了考古的獨特魅力。四年後的1989年，仍然是林沄先生給這屆學生做離校前的畢業教育，他囑咐大家：「第一，以後走上工作崗位，會遇到種種經歷和際遇，大家要隨遇而安，適應環境。第二，無論做什麼，都要盡心盡力。在考古事業上，不光要能吃苦、堅持下田野，還要堅持做研究，要不斷提高學術研究能力，努力出成果。」這兩句箴言讓戴向明深深受益：「30多年來，我一直記得這兩句話，對我的工作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一大批滿懷熱忱、敬業認真的青年教師更是將「熱愛考古」的種子埋在了戴向明心底。「他們不僅盡心竭力地為學生上好基礎課，教我們田野考古的技能，更重要的是，他們把發自內心的熱愛傳遞給我們。那時我感覺天底下最好的學問就是考古學，而其中最有意思的就是新石器時代考古！」在老師們的精心培養與耐心澆灌下，戴向明心中考古的種子成長得越來越茁壯。不僅奠定了他後來的研究方向，更為他一生的事業奠定了基礎。「我認定這輩子就做考古這一件事兒，我相信這與我在吉大培養出的志趣是直接相關的。」
1989年，戴向明于吉大考古學系本科畢業後，1993年於北京大學考古學系碩士研究生畢業，2002-2005年赴澳大利亞拉籌伯大學考古學系攻讀博士研究生，獲博士學位，發表各種論文和學術專著40餘篇（部）。工作期間參與了山西垣曲商城遺址的發掘和垣曲盆地聚落考古調查，主持了山西運城盆地東部新石器至早期青銅時代聚落考古調查與研究項目，此後又主持了山西絳縣周家莊史前遺址的發掘工作及其他一些科研項目的實施。
傅斯年先生曾說：考古人就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考古學科的一大重要特徵便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吉大考古學科自1972年成立以來，在我國著名考古學家張忠培先生等老一輩先賢的帶領下，堅信「田野是考古學的生命源泉」。戴向明深有感觸地回憶道：「張忠培先生狠抓田野訓練，當時我們本科四年有兩次田野考古實習，第一次是大三時的『生產實習』，這名很有時代特點，但實際上是基礎實習，著重培養學生掌握考古地層學，一個過程要挖兩個探方；第二次是大四時的『畢業實習』，著重培養學生掌握考古類型學，完成探方發掘後，進入發掘資料的整理和發掘簡報、發掘報告的編寫。」對考古學來說，地層學和類型學是最基礎的方法，考古本科生就要學習和掌握這兩種方法。由于田野作風過硬、技術好，吉大考古專業的畢業生很受用人單位的歡迎。
1987年秋天，在山西忻州遊邀遺址「生產實習」與1989年在北京房山鎮江營遺址的畢業實習經歷都讓戴向明難忘，也讓他飛速成長。在上世紀80年代，支持考古工作的物質條件很有限，夥食費很低，飲食中常有高粱米、苞米麵；住宿只能住在村裡戲臺兩旁的側室，十幾個男生成一排睡在用木板打好的通鋪上。帶隊的老師們為了讓學生吃得好一些，經常要精打細算，把錢用在刀刃上，偶爾還會親自下廚為同學們改善夥食，考慮到班裡有南方同學，還要時常做頓米飯吃，「那時候我們幾個南方同學一聽說中午吃米飯，下工時就會撒丫子往回衝。」然而，戴向明說：「我們已經比六七十年代考古的前輩的條件好多了。而且學生期間已經吃了苦，以後一定不會比這個更苦了。我們當時看到的考古學家都是很樸素、滿身塵土而樂在其中的。」與同學一起「摸爬滾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逢休息日，三五好友相約去小館子喝點酒，與老師一起踢球成了戴向明青年時期田野考古的青春記憶。
後來，這種既艱苦又有樂趣的田野考古成了戴向明的生活方式，「每年都要有很長時間從城市到農村工作生活，已經習慣了。」因為對戴向明而言，田野考古富有魅力之處，不但是「行走在田野中間，你永遠不知道前面有什麼發現和驚奇在等待著你；通過一頁頁翻閱『無字天書』，再通過考古特定的理論方法獲取資料，重建古代生活，復原古代社會的方方面面」，而且「考古人從城市到鄉村，我們過的是一種立體的生活，能夠對中國的鄉村與大都市都有直接的觀察比較，可以加深對現代社會的整體了解」。
今年是「十大考古新發現」活動的第30年。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2019年十大考古新發現」終評會，今年首次採用「線上會議+新媒體客戶端」的形式舉行。據不完全統計，網上與「十大考古」相關的互動話題總閱讀量達到1.66億。而此次山西絳縣西吳壁遺址可以在兩千多件參評作品中脫穎而出，意義非凡。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無論祭祀還是打仗，都需要使用大量的青銅器，需要銅料。在之前的考古研究中，早期中原王朝銅料的來源問題一直沒有解決，通過西吳壁遺址的發掘，問題的答案有了源頭。「西吳壁遺址的發現，為研究早期冶銅手工業的技術與生產方式提供了最直接的證據。」戴向明說，在目前國內考古工作中，對於早期青銅器冶煉遺蹟的發掘還不多，尤其是能夠清晰呈現青銅器從原料開採到冶煉各環節的專業化生產鏈條的全過程，更是少見。
「其實，此次項目的成功入選並非偶然，而是長達40年之久的積累的結果。」戴向明談起了此次遺址發掘的過程。從上世紀80年代初到2002年，國家博物館考古工作者的目光和足跡集中在山西南部的垣曲盆地，發掘了垣曲商城遺址、垣曲古城東關新石器遺址，對晉南所反映的從史前到夏商的歷史有了全面的認識。2003年戴向明留學回國期間，將研究重點從垣曲轉移到了運城盆地，組織和參與了運城盆地東部的調查工作。到2006年，利用拉網式全覆蓋區域系統調查的方法完成了調查。2007-2017年發掘了絳縣周家莊遺址。2018年3月，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及運城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組成的聯合考古隊進駐西吳壁村，發掘出大量夏商時期冶銅遺存，填補了青銅時代早期青銅器產業鏈的空白。
說起西吳壁遺址的發現，戴向明覺得十分「幸運」。在運城盆地東部的調查過程中，考古隊在一些遺址發現了銅煉渣，其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好、冶銅遺存最豐富的就是西吳壁。後來，戴向明和同事們多次來到西吳壁，不僅看銅煉渣，還注意觀察各類早期遺物，確認這裡的銅煉渣屬於二里頭、二裡崗兩個時期，也就是史書中記載的夏和早商時期。
西吳壁的考古工作進行得很順利，2018年到2019年都有重要收穫。大量的冶銅遺物重見天日，一個前所未見的遺址展現在世人面前。尤其是發現了夏商時期冶銅爐殘跡、木炭窯等遺蹟，出土了大量礦石、銅煉渣、殘爐壁，還有製作小件工具的陶、石範，敲砸礦石和大塊爐渣的石砧、石錘等重要遺物，確認出數處冶銅作坊場景，豐富了冶銅生產鏈的各個環節。
對於公眾來說，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揭曉，似乎就是一個獎項的完結，但對於考古人來說，西吳壁遺址的潛在價值和發掘遠未終結。戴向明說：「在前期調查中，我們發現中條山地區乃至西吳壁遺址周邊，還有很多的冶銅遺址，考古工作遠遠沒有結束，我們還會在西吳壁遺址和晉南地區繼續深耕下去。」雖然艱苦的野外工作時常會讓人疲累，但是驚喜的發現總會讓人激動地歡呼，傾注心血的論文與著作的完成也會帶來成就感。「考古亦如人生，生活百味都充斥其中。」
作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考古院院長，戴向明幾十年如一日地「守望」文物。他忍受著寂寞、艱苦，把一堆殘片還原成一個完整的器物，使冰冷的文物好像有了穿越時空的溫度；他倍加珍惜每一件文物，充分挖掘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學價值和社會價值，還原歷史，讓文物「活」起來；為中華民族尋根，讓公眾了解當地的歷史，喚起大眾對祖國文化的熱愛，樹立文化自信。「正如蘇秉琦先生所說『考古是人民的事業』，為公眾提供考古知識和各種價值的闡釋，讓人們了解歷史，是我們考古工作者的願望也是使命。」近幾年，戴向明通過舉辦公共考古講座、開展考古研究成果的普及宣傳等手段，讓考古走進尋常百姓的視野。
談起如何讓自己一直堅持考古研究，戴向明坦言，「是源於熱愛的堅持，是不斷對學科保持濃厚的探索興趣，是熱愛中國文化遺產，擁有守護中國文化遺產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