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窗》，錢德勒著，新星出版社，傅惟慈譯，2008年5月
《牌戲人生》傅惟慈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8年6月
傅惟慈部分譯作
2005年在傅惟慈在德國魏瑪歌德、席勒像前。
傅惟慈
著名文學翻譯家，還自稱「一個收集癖患者」，在錢幣收藏方面獨有心得，他同時作為一位旅遊和攝影愛好者，作品被行內人所稱許。他的一生充滿傳奇。1923年生於哈爾濱，曾求學於輔仁大學、浙江大學等，以國民黨青年軍身份參加抗日戰爭，1950年在北京大學畢業。畢業後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語言學院等院校講授語言、文學課；上世紀80年代赴德國、英國教學。主要譯作有（德）羅莎·盧森堡《獄中書簡》，（德）託瑪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僕》，（德）畢希納《丹東之死》，（英）格雷厄姆·格林《問題的核心》，（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美）錢德勒《高窗》等。
傅惟慈是中國最著名的翻譯家之一，他50多年來的翻譯有口皆碑。
他精通英、德、俄等多國語言，譯介包括匈牙利、波蘭、德國、奧地利、希臘、英國、美國等多國文學精品30餘部，達三四百萬字。不久前，上海譯文出版社還出版了他所譯格林的《權力與榮耀》《問題的核心》，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譯錢德勒的《高窗》《長眠不醒》。傅惟慈說他一直有兩個夢想:一是做個作家，二是做個流浪漢。最近，他的作品集《牌戲人生》也由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他自我創作作品的第一次結集，該書包括了他的回憶性文字、名著的序跋、旅遊文字以及收藏心得，其文字發自內心，富有情致，文化含量很高。近日他接受本報專訪，暢談了他翻譯生涯的歷史與甘苦，經歷過的時代變遷，以及他的人生哲學——
「我的翻譯生涯，和時代大氣候息息相關」
高立志:傅先生，看你剛剛出版的新書《牌戲人生》，我發現其實你的身份很多:教師、翻譯家、錢幣收藏家、旅遊愛好者、攝影愛好者等等。不過最近因為「格林文集」、「錢德勒偵破小說」的出版，大家還是更關心你作為翻譯家的一面。翻譯這個職業，一度是很冷的，今天不再冷了，一些高校設立了翻譯學系，甚至個別的有了博士點。但圖書翻譯的質量並沒有因此提高多少，魚龍混雜，不久前還有一樁關於諾貝爾文學獎獲獎叢書的抄襲案呢。今天想讓你談談你的翻譯生涯，來告訴我們一些翻譯的歷史。
傅惟慈:如果你全部閱覽了《牌戲人生》，就知道我的翻譯折射了我個人的人生哲學。對於我來說，翻譯是一種遊戲，也是一個實驗，一種尋求，或者說豐富人生的方法之一。當然，我翻譯的生涯，也是和時代大氣候息息相關的。
高立志:我參加過一次你和讀者的交流座談會，當時你把自己的翻譯生涯大致分為三個階段:遵命翻譯、經典文學作品翻譯、趣味性的文學作品翻譯。我覺得這思路很清晰。
傅惟慈:遵命翻譯，我編的一個詞，是襲用魯迅所謂的「遵命文學」。建國初期，我們非常重視無產階級文學、亞非拉第三世界文學和一些小國的文學成就，你看看那個時候的書目，或者看看那時候的《世界文學》就知道了。
高立志:我注意到你在這個時期（上世紀50年代）的代表性譯作是匈牙利作品小說《戰鬥的洗禮》、歌劇《小花牛》，以及波蘭長篇小說《一個人的道路》。
傅惟慈:是的，你看看這些作品的書名就會明白其傾向性和時代性。《戰鬥的洗禮》是我最早出版的部頭較大的譯著，從俄語轉譯的，出版於1954年11月。這本書出版後我送給了一個老朋友王效伯，他對天主教很有研究，提了二十幾條不合天主教習慣的用語。這些不準確的用語大大破壞了原作氣氛。由此，我深深地理解到「翻譯家必須是雜家」，但術業有專攻，來不得馬虎，翻譯不得不勤於查工具書，勤於向專家請教。歌劇《小花牛》則是從德語翻譯的。《一個人的道路》則是這個階段我部頭最大的翻譯，43萬字多，1959年出版的。
不過，《一個人的道路》讓我花了這麼大功夫，我覺得有些不太值得，因為它的藝術價值並不是那麼高。我想把自己的經歷投入到更值得投入的地方。這時候，我決心去翻譯德語經典文學。
「我們要把200部經典作品都迻譯到中國來」
高立志:你第二階段的翻譯成就是眾所周知的，那就是託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僕》。你和這兩部作品究竟是如何結緣的？
傅惟慈:大概1954到1956年間，具體時間我記不得了，周揚邀郭沫若、錢鍾書、卞之琳、羅念生、馮至、聞家駟、葉水夫等一大批外國文學專家確定了200部外國文學經典作品，這是一個工程，我們要把這200部經典作品都迻譯到中國來。人民文學出版社把這個名單給我看，問有沒有我願意翻譯的。這個名單中包括德語文學12部，像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強盜》，還包括後來田德望先生翻譯的《綠衣亨利》。在我印象裡20世紀的德語文學就是曼兄弟的這兩部。我知道《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文學史地位，也看過該作品的德語版，很喜歡，於是就抱著自我挑戰的心態，先接下這個大部頭。
高立志:《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翻譯花了你多長時間？
傅惟慈:我1955、1956年先看了德文版的，1957年動筆，1959年譯完交稿，我這裡還存有第一版，你看看版權頁，1962年12月出版，首印13500冊。
高立志:這中間政治運動並不少，你當時的職業是什麼？怎麼有大塊的時間來做翻譯呢？
傅惟慈:這就說來話長了。我1950年從北大畢業後的第一個職業就是教漢語。當時清華大學是全國第一個開設留學生漢語班的，公開招聘老師。當時外語人才很缺，我通過了考試，又因為學生時代參加抗日、參加過黨的一些地下工作，政審過關，所以就進入了清華大學教書。後來院系合併，這個專業被併入北京大學，於是我到我的母校從事漢語教學工作。不過我越來越被德國文學所吸引，1956年就去找馮至先生，看是否可以調到德語系工作。大學時代，我選修過德語，聽過馮至先生講解浮士德的課程，馮先生對我有印象，很高興我轉過來。當時我的上司是一位華僑，不同意放我走，但他很開通，說只要不影響本職工作我可以做一些文學翻譯與研究工作。後來他很愛護我，在職稱評審等方面都給了我方便，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做工作。
我的本職工作，教漢語編教材，對我來說太輕鬆，所以自己能夠擠出不少時間來做自己感興趣的事——翻譯。1958年大躍進，我一度翻譯不下去了，下鄉勞動還耽擱半年。這讓我回來後更加珍惜時間，但真有頂不住的感覺，於是找一位精於德語的熟人來合作翻譯《布登勃洛克一家》，他開始是欣然同意，但不久人家權衡形勢，最後為了不影響「進步」，拒絕接受我的「精神汙染」，拒絕走「白專道路」（嚴酷的年代裡，這屬於立功；不過文革後他還是回到了德語文化研究的崗位）。我必須自己獨自支撐。還好，我熬過來了。
翻譯過程中，我正在教一些德國人漢語，他們給我很大幫助。還有我當時同屋的外教也是德國人，正在研究老舍，我倆互相幫助，我給他講老舍，他給我就託馬斯·曼答疑解惑。最後，我把稿子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社卻一時找不到可以核對德語原文的合適的審校，就讓一位英文出身的專家審讀，也便沒提出什麼問題來。該書如期出版了，但讓我不能心服的是:有人貶低我是從英文轉譯的。於是我決心再翻譯一部德語名著。
高立志:這促成了《臣僕》的翻譯？
傅惟慈:是啊，因為亨利希·曼在英美文學界不大被認可，當時他的《臣僕》沒有英文本。我翻譯《布登勃洛克一家》後，獲得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首肯，他們拿來關於《臣僕》第一部分的別人的試譯稿讓我把把關。我對照了德語原文，沒有發現什麼錯誤。但是總覺得翻譯的文學性不夠，於是我把它完全重譯一遍，交給出版社。出版社對照兩個試譯本後，決定讓我來翻譯。
高立志:你翻譯《臣僕》和翻譯《布登勃洛克一家》有什麼不同的體會？
傅惟慈:我接譯《臣僕》的時候，先去請教馮至先生。他說:亨利希·曼，也許沒有他兄弟名氣大，但就對現實的把握、對諸社會問題的深層分析而言，亨利希甚至還超過託馬斯·曼。馮先生綜合意思大概是，這本書是很難翻的，你估量著辦。那時我剛40歲出頭，「初生牛犢不怕虎」啊。
《臣僕》這本書，寫得真好，它對法西斯上臺的社會基礎的剖析與描繪非常有見地。可惜現在大家不大讀它了。亨利希·曼對中國的影響也遠遠比不上他弟弟。其實他在德語文學界地位高得很，他的《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都是經典名篇。
高立志:在當時《臣僕》的命運又怎麼樣呢？
傅惟慈:政治運動實在太複雜了，我翻譯《臣僕》過程中也曾經希望另一個朋友合作，趕趕進度，但那個朋友迫於政治壓力也最終放棄了。斷斷續續地，我一個人才譯完這本書就到1965年了，稿子被李文俊君取走，先在《世界文學》上選載一部分，此後書稿一直放在《世界文學》編輯部，文革中沒有丟失，實在萬幸。這書文革後才得以見到天日，一壓就是10多年。
「翻譯是很鍛鍊人的智力遊戲」
高立志:是不是可以說，上世紀80年代文學解凍以來，你開始進入了翻譯的第三個階段？你終於可以自由選擇喜歡的作品翻譯了，當時為什麼首選格雷厄姆·格林呢？
傅惟慈:文革前兩年，我被打入另冊，失去登臺講課的資格，被安排到北京語言學院資料室打雜，每天整理材料，分發報紙。這個資料室結果成了我的精神避難所。因為當時我們學校從英國聘來一位叫威爾金遜的年輕外教，他帶來上
百本企鵝叢書。這些書由我登記上架，供教師借閱，當然我還要負責看看書中是否有什麼不妥的內容。這批書絕大部分都是英國現當代文學，我記得有維吉尼亞·伍爾夫、S.毛姆、E.M.福斯特、多麗絲·萊辛、約翰·韋恩……許許多多的文學傑作呈現在我的眼前，什麼意識流、荒誕派、黑色幽默，像一道道珍饈奇饌供我品嘗。當時政治口號喊得山響，而我在這些書中找到了一小片寧靜的天地，正像格林比喻的:在旋風裡有一個平靜的中心。
威爾金遜帶來的書中，格林的就有五六本，包括《問題的核心》《一支出賣的槍》。《問題的核心》講述了一名正直善良的警察專員，怎麼為殘酷的現實無情撥弄，最後自殺身死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中表達的激憤和悲憫，震撼了我，我不能不聯繫到自己的處境:生活到處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謹慎，也遲早要跌進去。主人公那種走投無路的痛苦讓我感同身受。
後來我到幹校木工廠當木工，同住的師傅每晚回家，我有機會一個人在燈光下反覆閱讀《問題的核心》。這本書語言簡練、樸實無華，卻很有力量；不時流露出詼諧和機巧，同我過去翻譯的充滿框架結構的沉重德語不同，讓我這個翻譯匠，出於習慣，不由得捉摸把這些極具特色的表述方式用中文貼切表達，這是很鍛鍊人的智力遊戲。
高立志:你在《牌戲人生》的這篇文章裡說:翻譯，是一種文字的遊戲——文字的轉換、排列與組合，但這一遊戲也需要一點獨立的思考，一點創造性。「在全心投入後，我常常發現自己已暫時成為自己的主人，不必聽人吆三喝四了。在烏雲壓城的日子裡，我發現玩這種遊戲還可以提供給我一個避風港，暫時逃離現實，隨著某位文學大師的妙筆開始精神遨遊。多麼奇妙的世界！……偶然間，我還會被大師的一個思想火花擊中，我渾身震顫，眼前掠過一道耀眼的光輝。我感到驚奇，人居然能有這樣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現實為什麼那麼平凡乏味?」
傅惟慈:我翻譯《問題的核心》的用意也大致如此。1979年我把稿子譯出，被收入「當代外國文學」叢書，1980年出版，首印50000冊。《問題的核心》，是我翻譯的第一部英文小說，這本書也是中國最早引進格林的作品之一，此前格林作品只有《一個沉靜的美國人》在50年代被譯介過來，是配合當時反美的時代形勢。我喜歡格林，1981年有機會第一次走出國門，就專程拜望了這個我心儀已久的大作家，《牌戲人生》這書裡有專門文章談這個事。1986年再次拜會格林，我希望能夠促成20卷「格林文集」的出版，格林欣然允諾；很遺憾，幾次文化潮流的反覆，讓這個計劃擱淺了。
格林自稱為「消閒作品」的《一支出賣的槍》，也被我翻譯出來放在我編選的「外國現代驚險小說集」的第一輯第一篇。
「在偵探小說中，我最欣賞的還是錢德勒」
高立志:你主編了「外國驚險小說集」；施鹹榮主編了「外國通俗文庫」，翻譯阿西莫夫的《空中石子》等；馮亦代編選了《七分鐘的夜》《黃狗》；董樂山翻譯了勒卡雷的《鍋匠、裁縫、士兵、間諜》；梅紹武和屠珍翻譯福爾摩斯、哈米特。因為過去外國文學譯介主要偏重經典，但丁、莎士比亞、歌德、託爾斯泰等等，我覺得可以把你們叫做「英美通俗文學研究的拓荒者」。據我所知，你們四五個人其實構成了一個「圈子」。這個圈子既翻譯經典作品，也譯介通俗文學，甚至譯介一些很先鋒的現代派作品，像塞林格《麥田裡的守望者》、奧威爾《一九八四》《動物農莊》以及馮尼格特的作品。
傅惟慈:還有李文俊。不過後來他主要把精力投入了福克納的研究和譯介了。我們都是好朋友，相互交換心得，切磋翻譯經驗。可惜啊，施鹹榮、馮亦代、梅紹武都故去了。
高立志:《牌戲人生》中，有你懷念董樂山、馮亦代、梅紹武的文字。
傅惟慈:董樂山太勤奮了，他總感覺到文革浪費了大量時間要補回來，拼命工作，我就告訴他蠟燭不能兩頭燒，他走得太早了。馮亦代，視野開闊，夫妻合璧，成績很大。梅紹武，那可真是好人，好人吶，不知道為什麼這好人不長壽。
高立志:你怎麼會鉚上通俗文學這樣一塊外國文學研究的撂荒地的？
傅惟慈:也許是性格使然吧。你知道我從小喜歡看雜書，《牌戲人生》這本書裡也說了，我自幼喜歡《子不語》、《聊齋》、《今古奇觀》、《包公案》、《三俠五義》，既然能閱讀外文了，肯定也很注意外國的鬼故事啊、科幻驚險類的。文革間，碰巧我還有機會閱讀。因為梅紹武負責北圖的原版書引進；李文俊在世界文學雜誌社。我就經常從他們那裡借書看，看到很多人們當時不常見的作品。
高立志:你所翻譯的偏於通俗的作品，目前被廣泛閱讀的還有錢德勒。你怎麼會注意到錢德勒呢？
傅惟慈:我看到過一個介紹，說錢鍾書是第一個翻譯錢德勒作品的人。我沒法查證，不過據我推測不大可能。訂購錢德勒的作品倒應該是錢先生圈定的，錢先生喜歡錢德勒，他的確是最早向中國介紹錢德勒的人之一。另一位理解錢德勒的學者是趙蘿蕤。趙蘿蕤說她在美國讀書時，美國人不是把錢德勒看作通俗作家，而是視之為和海明威、福克納並列的大作家，地位很高。所以，嚴肅通俗之分不那麼重要，關鍵是你為什麼讀書？你看，我翻譯偏於通俗的文學作品，但並不譯那種文學價值不高的過於通俗的作品。
高立志:錢德勒作品的哪些特徵讓你愛不釋手？
傅惟慈:吸引我的小說，一個是語言，一個是偵探的性格。我喜歡錢德勒的主人公，錢德勒和哈米特的作品都被成為硬漢派偵探小說。錢德勒的作品語言俏皮、利落，表現力強；其主人公心地善良，對弱者富有同情心；處事瀟灑，你注意他在男女界限的處理上，很有男人氣概。尤其這個主人公怎麼自我嘲諷，他在鬧市中怎麼獨自生活，怎麼打發孤獨，自己和自己下棋啊諸如此類，特別吸引我。
高立志:這和你的人生哲學也很像。
傅惟慈:是的，我認為翻譯最好翻譯與自己氣質相近的作品。翻譯，畢竟不是創作，不可能脫離原作，需要譯者隱蔽自己的立場，去仔細揣摩和領會原作風格。只有趣味相投，譯者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才能同情地理解其語言和人物。在偵探小說中，可讀性更強，故事更離奇的作品有的是，但我最欣賞的還是錢德勒。包括我翻譯羅莎·盧森堡《獄中書簡》，也是因為我對盧森堡的遭遇很感動，對她的人格和思想很欽佩。
「翻譯《丹東之死》，給我一種猜謎般的樂趣」
高立志:在你翻譯的作品當中，還有非常另類的，例如《動物農莊》、《丹東之死》。
傅惟慈:我譯《動物農莊》，是因為董樂山的影響。我譯《丹東之死》倒有些曲折。
畢希納死得早，但他作為天才作家在德國文學史上是有定評的，他是最早寫無產階級的德國作家，所以翻譯他的作品不犯忌。丹東這個人也很有意思，他不像羅伯斯庇爾那樣強硬，那樣暴力，他的人生姿態很人性化。他的故事提醒我們革命成功後，革命者會不會腐化？無論經濟還是法制、文化等方面我們都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阿·託爾斯泰曾把畢希納的《丹東之死》譯介到前蘇聯，這個版本又被焦菊隱轉譯成中文。我先注意到焦譯本，很感興趣，又通過人民文學出版社找到《丹東之死》俄文本。俄文本、中文轉譯本和畢希納德文原本一對照，我發現有不少差異，所以我希望把畢希納原作的風貌直接奉獻給中國讀者。
高立志:劇本翻譯要求當行本色，特別是對話很多，像《丹東之死》翻譯是不是更費推敲？
傅惟慈:在「階級鬥爭月月講、天天講」的時候，我們學校的午飯時間是2小時。我從不浪費這難能可貴的可以自主的2小時，便不在學校食堂吃飯，而是到就近的一架安靜的小飯館草草填填肚子，擠時間翻譯《丹東之死》。因為懼怕輿論的壓力，我還瞞天過海，把這本書拆散，夾在經典著作和筆記本裡，在開不完的大會小會和學習中間，覷兩眼，思索著這個詞、那個句子如何處理。
這個劇本的語言非常巧妙，很機智，但有時候非常非常俗，怎麼把這極俗又極形象的語言和比喻恰到好處地用漢語表達出來，這給我一種猜謎般的樂趣。
高立志:你把翻譯視為語言轉換遊戲，背後的意思是你很享受翻譯。我想這就是你和當今很多翻譯的區別吧。現在多是稿費高低決定翻譯態度，出版社和作者都急於趕稿，翻譯不要說風格迻譯，就是表達準確、譯文像漢語也已經不大易得了。不是恭維您，您的文字讓我非常驚訝，如此雅潔明淨！我認為今天也許我們外語水平在提高，但漢語水平在下降。我想問一問，您的翻譯和文字風格是怎樣煉成的？您受了哪些翻譯家的啟發？
傅惟慈:我這人讀書雜，你問我受誰的影響很難確切來說。首先就文字風格而言，我主張一要簡潔，二要言之有物。我肯定會不自覺地受到自己所譯作家作品的影響，例如《童年遊戲》裡說「父親是大神，是我既無法愛又不敢恨的人」，這一段敘述就隱約有《臣僕》的影子。
說到我所欽佩的翻譯家當然很多，傅雷、汝龍都大名鼎鼎啊，還有孫用、李霽野、張谷若、滿濤，他們中外文俱佳，我經常對照原文看他們是如何處理直譯和意譯的關係的。我一度感到自己詞彙貧乏，於是就有意識地去補課。孫用先生不僅給我修改過譯稿，還就詩歌翻譯具體技巧給我教誨。《牌戲人生》中有一篇文章《我戴上了詩人桂冠》記著這個事。我曾應約翻譯德國1848年革命詩，那時候自我支配時間太少，我就晚上上床前先背誦一首，次日上班、開會則一邊默誦一邊打腹稿，腦子裡偶爾閃現妙詞佳句，便隨手記在學習的筆記本裡。後來這本子不慎丟失，竟流落到系「革命」領導小組那裡，我被戴上了反動詩人的桂冠。幸好，我還存有出版社約稿函、德文原版書以及孫用先生與我討論詩歌翻譯的信，事情因此才獲澄清，但他們仍然找我交代反動思想:「詩雖然不是你寫的，但你翻譯的時候是怎麼想的？就沒有共鳴嗎？」
必須承認我和我翻譯的作品，和我所喜歡所欽佩的作家、翻譯家都是有共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