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一種「愛的勞作」

作者：上海師範大學影視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翁敏華

9月20日晚，我國著名翻譯家、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鄭克魯先生因病去世，留下了《茶花女》《悲慘世界》《家族復仇》等1700萬字的文學譯著，以及用平生積蓄設立文學翻譯獎的遺願。斯人已逝，風範長存。每念及此，不禁落淚嘆息。不久前，還看到他拉著個帶輪子的書包，在學校西門進進出出，直奔在東校區光啟學者樓的研究室，在裡面一待就是一整天，兩頓飯都在食堂吃。

1987年，鄭先生調至上海師範大學工作。當時，由於專業不同，筆者與他並不相熟。1988年，筆者打算赴日進修，做中日戲劇比較研究。適逢鄭先生著手新建中文系比較文學專業，於是，筆者把一些設想向他請教。這一接觸，以及後來的一來二去，筆者逐漸感受到，鄭先生是一位真學者，一位人類精神財富的創造者，一位真性情、生命力旺盛，性格中嚴謹與靈動相結合的老「文青」。

多年來，鄭先生不止一次說過這樣的話：搞外國文藝學研究，最好要翻譯一些他們有關的作品。這不但因為多讀多看，有助於自己辨別能力的提升，知道什麼作品好什麼作品差，而且翻譯也是創作，或謂二度創作。精準的、精益求精的譯文，是提供給人民群眾的精美精神食糧，是比物質食糧更長遠更重要的精神養分，我們如何能掉以輕心呢！言簡意賅，發人深思。可是此時，鄭先生已駕鶴遠行，留給人們無盡的懷念。回顧他的學術成果，思考他的治學理念，筆者豁然有悟：作為一名人文學者，一名文藝工作者，一定要牢記文藝創作的根本要義，那就是「心裡有人民」。

鄭先生一直崇敬的傅雷先生，就是一位心裡有人民的大翻譯家。傅雷的翻譯作品從不賣弄學問，從不「掉書袋」，而是在準確把握原文意思、吃透原文精神的基礎上，儘量用中國人一聽就明白的大白話來翻譯，同時又不失雅致精美，力求達到雅俗共賞。鄭先生也是這樣，翻譯行文樸素、言之有物。在近六十年的翻譯生涯中，他的譯著滋養了一代又一代讀者。翻譯過程中，他時刻把讀者放在心裡。例如，隨著網絡用語的流行，他在翻譯年輕人喜愛的科幻小說時，會謹慎地、有選擇地用上一些，以使小說產生一種時代感。

十年前，鄭先生從學校退休。退休後，他依然惜時如金，努力用人生的最後一段時間，為讀者再烹飪幾道精神上的美味佳餚。在翻譯作品選擇上，以一流法國文學為主，二流作品偶然為之。這就好比一名廚師在食材上的嚴格把關。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翻譯界比較注重作品是否暢銷、收益多少，而對作品質量缺乏耐心。對此，鄭先生痛心疾首，一有機會就大聲疾呼，希望讀者提高審美鑑賞力。在文學翻譯領域內，他身先士卒、迎難而上，以強烈的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為學生、後輩樹立了榜樣。

翻譯是一種二度創作。創作，是一項勞心勞力甚至需要嘔心瀝血的艱苦工作。2014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創作過程，必須靜下心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譯文語言上，鄭先生一直堅持高標準嚴要求，希望用好作品來溫潤心靈、啟迪心智。

著名作家、翻譯家李健吾，是鄭先生讀研時的導師；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外文所」）工作期間，鄭先生與錢鍾書夫婦、卞之琳、柳鳴九等不少名家是同事。良好的薰陶，為他的翻譯生涯開了個好頭。「翻譯是文字的媒婆」是外文所的共識。楊絳經常為「詞到譯時方恨少」而惱火，譯《唐吉坷德》時每句試譯三、四種，再挑好的雜糅，給自己規定一天只譯600字。傅雷創造了先譯從句後譯主句的方法，同仁們紛紛學習模仿。但鄭先生後來發現，「先從後主」法也有問題，譯出來的句子意思有跳躍。所以，他每每在「先從後主」之後，對照原文意群語序再調整一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鄭先生的譯文裡，偶爾會出現一些古典詞彙，例如鶼鰈情深、病勢尪羸等。這樣，不但譯筆豐富美麗，還激活了不少沉睡的古典用語，使人們在閱讀外國文學的同時，也能提高自己的國文素養。除此，鄭先生還非常關注新詞彙的誕生，常常向學生請益，讓自己的翻譯作品更吸引年輕人的目光。他說，一種意思應該準備好十個同義、近義詞。例如，「美麗」不能一味地「美麗」下去，據說《聊齋志異》裡關於美麗，就有近百種表達，這是我們應該學習的。

在鄭先生眼裡，翻譯是一種「愛的勞作」。這愛，包括對作者、作品、外語的愛，還有對讀者、自己、祖國的愛，是一種大愛。鄭先生作為優秀人文學者的精神品質，與他的精彩譯著一道，都是值得繼承發揚的一筆寶貴遺產。（翁敏華）

來源：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