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內利用基因工程技術創造出「免疫愛滋病嬰兒」的新聞成為公眾討論的熱點。人們認為這項技術侵犯了人類倫理。美國學者福山也在著作中給出了自己對基因工程的看法，在他眼中，這項技術不僅有損倫理，在技術上也疑難重重。它極有可能顛覆現代政治，將人類帶入「後人類時代」。
本文摘編自弗朗西斯·福山著作《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第5章《基因工程》以及第6章《我們為什麼應該擔憂》。順序有所調整，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宣布基因編輯嬰兒誕生的科學家賀建奎
用基因塑造嬰兒的可行性
現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誕生人工嬰兒。詳細說來，科學家將能夠辨認出決定一個人特徵的基因，比如智商、身高、發色、進攻性或自尊感等，並用這些知識來塑造一個條件更好的嬰兒。這個尚在探尋中的基因還可能並不是來自人類本身。
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已經在農業領域得到例行應用，在很多動物身上也已成功實施。對生殖細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論上，只要改變受精卵內的一組DNA分子，隨後通過細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長出一個完整的人。體細胞基因療法只會改變體細胞的DNA，因此也只能對受改造的本人有影響，而生殖細胞系基因的改變則有遺傳的作用。這對治療遺傳疾病特別有吸引力，比如糖尿病。
可是，在人類利用這些方式對基因進行改變前，有一大堆棘手的難題擺在眼前。首先就是這個問題的極端複雜性。早前我們已經知道許多疾病是由於基因間的互動所引起的，而通常一個基因也可能有多種功用。以引起鐮狀細胞性貧血的等位基因來說，它還具有抵抗瘧疾的功能；這也說明為什麼黑人特別容易患鐮狀細胞性貧血症，追溯到非洲祖先，瘧疾曾是一個主要的病症。修復鐮狀細胞性貧血基因可能會增大患瘧疾的脆弱性，這對住在北美的人來說也許不是個問題，但是對攜帶新基因的非洲人卻有很大的傷害。
基因常被用來比喻成生態系統，一環扣一環：用愛德華·威爾遜的話來說：「遺傳就好比環境，你不能只擔心一件事情。當一個基因因為突變或被其他基因取代而改變，一些未曾預期、極有可能非常令人沮喪的副作用也會緊隨而來」。
基因工程與優生學的陰影
基因的多重功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極端複雜性並不意味著在完全弄清這些作用模式前，人類基因工程會一籌莫展。從來沒有技術以這種方式進行。很多時候，一項新式藥品被發明、試用或許可上市時，廠家並不能完全確認它們的療效。基因工程師可以先解決簡單的問題，然後一步步拾級而上，向複雜性出發。雖然看起來人類高端的行為是由於許多基因的複雜互動引起的，但我們並不能知曉是否永遠如此。可能某些相對簡單的基因幹預會產生極大的行為反應，我們卻受困於複雜性思維。
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對整個人群產生顯著的影響，它必須是非常有用、相當安全和價格低廉的。人工嬰兒初期一定會相當昂貴，僅僅成為富人的選擇。人工嬰兒是否會越來越便宜並因此而流行起來，這取決於科技進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較胚胎著床前診斷下降的價格曲線。沒有人知道，將來基因工程是否會如超聲波和墮胎一樣便宜和隨處可見。這很大程度上還是取決於它所能帶來的好處。
當前在生物倫理學家看來最為普遍的擔憂是，這一技術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將來的生物技術能夠使用一種相當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來製造更為高智商的孩子，那麼這一危險性將大大提高。這種情形下，發達和民主福利的國家將會重新進入優生遊戲，這一次不是為了阻止低智商嬰兒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段幫助天生殘缺的人提升他們及他們後代的智商。這時，國家會要求這種技術的價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準。這時，一個全人類層面的影響將真正成為可能。
優生學是懸在整個基因學之上的幽靈。以往優生理念的第二個缺陷是它由國家支持且帶有強制性。納粹黨把這一政策演繹到令人十分恐懼的極端地步，濫殺無辜，在「劣等人」身上做實驗。考慮到酗酒、犯罪傾向等許多行為有可能遺傳，這就會讓國家在大多數人口生育的問題上有了潛在的支配性權力。
當談到未來的基因工程時，我個人更偏好放棄使用已經不堪重負的「優生學」一詞，取而代之以「選育」（breeding）一詞。未來，我們極有可能像育種動物一般選育人類，只是手法更加科學、方式更為有效，我們將通過基因遴選決定哪些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選育已經不必要有「國家力挺」的內涵，更適當的表達是，它顯示了基因工程不斷「去人類化」的潛質。
據自然科學家馬特·裡德利觀察，國家扶持是過往優生法令的最大弊端；如果由個人自由來決定是否優生，不會產生這類汙點。
《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作者：弗朗西斯·福山，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7年1月
個人自由選擇優生，果真能避開倫理汙點嗎？
假定新式生物技術的採用，如基因工程，主要出自父母方個人的選擇而非國家的強制性命令，是否仍然會對個人或社會整體帶來危害呢？
最明顯的一類傷害我們耳熟能詳，來自傳統醫學領域：採用生物技術新手段可能帶來副作用，以及其後長期治療過程中會產生負面效應。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或其他管理性機構存在的理由就是要阻止此類傷害的產生，在產品投放市場之前通過現有醫療檢測手段反覆試驗。
根據經濟學理論，只有當個人選擇導致「負外部性」——也就是說，當危害帶來的代價由完全沒有參與交易的第三方來承擔時——社會危害才會形成集成式影響。舉個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過向當地的河流傾倒有毒廢料而獲益，但它會影響到附近社區成員的利益。類似的效果已經在Bt轉基因玉米上體現出來：它能夠製造毒素殺死一種歐洲當地的害蟲玉米螟，然而，它也會因此誤殺帝王蝶。（後來表明，這項指控是不實的。）這裡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由生物技術方面的個人選擇帶來負外部性，從而導致整個社會受累？
在基因更改中，沒有被徵求是否同意但卻是參與主體的孩子，很顯然就是可能受到潛在傷害的第三方。現行的家庭法假定父母與孩子間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會在撫養和教育後代上給予父母較大空間。自由至上主義者強調，既然大多數父母只想給予孩子最好的，這意味著孩子某種程度的隱性同意，孩子是更高智商、更好看的容貌和更滿意的基因特質的直接受益方。然而，仍然存在較多的可能，對於生育技術的選擇對父母是有利的，而對孩子則可能帶來傷害。
什麼符合孩子最好的利益？父母在此問題上很容易做出錯誤的決斷，因為他們通常依據自己的議程來徵詢並依賴科學家與醫生的建議。出於單純野心希望掌控人類本性，或在純粹意識形態假定的基礎上設定人類可以成為的樣子，這種衝動實在太司空見慣了。
基因工程在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以人類基因工程可能會產生未曾預料的效果為由，或它可能並不能產生人們所期待的效果為由，並不能阻止人們去嘗試它。科技發展史上遍布著因為長期副作用而被更改或被遺棄的新發明。比如，過去幾十年，發達國家從來沒有嘗試大規模的水力發電項目，除非產生階段性的能源危機或迅速增長的用電需求。這是因為，在大壩建設風行期，美國相繼在1923年建設了赫奇水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創立了田納西河流管理局；然而環保的意識很快就高漲起來，呼籲考量水力發電的長期環境後果。現在再來回顧建設胡佛大壩時的「英雄」之舉和那時拍攝的史達林式的慶祝影片，對於這一段人類徵服自然的「光輝歲月」，以及罔顧生態環境的「輕率」之舉有一種離奇的生疏感。
人類基因工程只是通向未來的第四條道路，也許是生物技術發展上最遙不可及的階段。現在我們沒有任何改變人性的能力，也許將來也不會擁有這種能力。但這裡仍要強調兩點。
首先，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為現實，生物技術發展的前三個階段——對基因因果鏈的更為熟悉的了解、神經藥理學的進展以及壽命的延長——仍然會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發展將會面臨極大的爭議，因為它們挑戰了人們深為珍視的平等和進行道德選擇的能力；這些發展給了社會新的控制公民行為的手段；這些發展會改變我們對人的品性及認同的傳統理解；這些發展將會顛倒現存的社會結構，深深改變人們智商、財富的比例以及政治進程；這些發展將會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質。
其次，即便對人類整個種族產生影響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卻是迄今為止最有影響力的生物技術的進展。這是因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這些都會因為這項技術的廣泛應用而得到顛覆性的改變。
編輯 宮照華 張進
校對 薛京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