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華爾街運動發起人、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逝世，享年59歲

撰文｜吳俊燊 董牧孜

9月2日，在「佔領華爾街」運動中頗有影響力的人類學家大衛·格雷伯

（David Graeber）

在威尼斯的醫院離世，享年59歲。格雷伯的妻子妮卡·杜布羅夫斯基

（Nika Dubrovsky）

於9月3日上午證實了他的死訊。杜布羅夫斯基在推特上說：「昨天，全世界最好的人、我的丈夫和摯友大衛·格雷伯，在威尼斯的一家醫院裡離開了人世。」死因尚不明確。直到去世前一天，格雷伯還一直活躍在推特上。

格雷伯的父母是自學成才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他的母親曾是一名製衣工人，父親參加了巴塞隆納的西班牙大革命並參與了西班牙內戰。格雷伯在被描述為「充滿激進政治」的公寓樓裡長大，根據他在2005年的採訪，格雷伯從16歲起就一直是一名無政府主義者。

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

格雷伯對學術的興趣始於青少年時期，那時他就開始翻譯瑪雅象形文字。他曾在紐約州立大學學習採購學，1996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得了人類學博士學位之後，他獲得了著名的富布賴特獎學金

（Fulbright fellowship）

，並花了兩年時間在馬達加斯加進行人類學實地考察。

格雷伯的第一份教學工作是在哈弗福德學院擔任人類學助理教授。1998年，他開始在耶魯大學擔任副教授。2005年，在他即將獲得耶魯大學終身教職的前一年，學校決定不與他續約，格雷伯懷疑這是因為他的政治立場。當時，有4500多名同事和學生在支持他的請願書上簽了名，耶魯大學轉而向他提供了一年的帶薪休假。2015年，他在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我想我有兩個弱點。第一，我似乎太喜歡我的工作了；其次，我來自錯誤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

1 「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人物：

「我們是99％ 」

20世紀90年代後期，格雷伯開始積極參與政治活動，他是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人物。

2011年11月，《滾石》雜誌稱讚格雷伯為佔領華爾街運動提供了主題：「我們是99％ 」，儘管格雷伯在《民主項目》中寫道，這個口號「是集體創造的」。格雷伯於8月2日幫助創立了第一屆紐約市大會，只有60名參與者。他在接下來的六個星期中參與了迅速發展的運動，包括協助大會，參加工作組會議以及組織有關非暴力抵抗的法律和醫學培訓和培訓班。在Zuccotti公園紮營幾天後，他離開紐約前往德克薩斯州的奧斯汀。

格雷伯認為，佔領華爾街運動缺乏對現有政治機構或法律結構合法性的認識，對非等級共識決策和前途政治的擁護使其成為一個無政府主義項目。與阿拉伯之春相比，格雷伯聲稱佔領華爾街和其他當代基層抗議活動代表著「關於美國帝國解體的一系列談判的開端。」他在半島電視臺的報導中指出，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就是關於「僅對道德秩序作出回應，而不是對法律秩序作出承諾」，因此，在沒有必要許可的情況下舉行了會議。為了捍衛佔領運動的這一早期決定，他說：「作為公眾，我們不需要獲得佔用公共空間的許可」。

格雷伯在2014年發推文說，由於他參與了《佔領華爾街》，他被驅逐出了50多年的家。他補充說，與佔領有關的其他人也受到了類似的「行政騷擾」。

2019年10月11日，格雷伯在特拉法加廣場的滅絕叛亂抗議活動中發表講話。格雷伯談到「狗屁工作」

（bullshit job）

與環境損害之間的關係，並建議環境運動應將這些工作與不必要的建築或基礎設施項目結合起來，並計劃將其淘汰視為重要問題。

2015年3月接受《衛報》採訪時，格雷伯將「佔領華爾街」運動稱為「後官僚社會的實驗」。格雷伯表示，示威者希望向公眾表明，人們可以在沒有官僚主義的情況下履行銀行的職能。他說，在抗議期間，祖科蒂公園有一個裝有80萬美元捐款的塑膠袋，因為「佔領華爾街不能有銀行帳戶」。格雷伯說：「我總是說，行動的原則是堅持要表現得好像自己已經自由了。」

2019年11月，格裡伯與其他公眾人物籤署了一封支持工黨領袖傑裡米·科賓

（Jeremy Corbyn）

的信，稱他為「在民主世界多數地區與新興的極右翼民族主義，仇外心理和種族主義作鬥爭的希望燈塔」，並獲得認可他在2019年英國大選中獲勝。在2019年12月，他與其他42位主要文化人物籤署了一封信，支持在2019年大選中由科賓領導的工黨。信中說：「在傑裡米·科賓領導下的工黨選舉宣言提供了一項變革性計劃，該計劃優先考慮人和地球的需求，而不是私人利益和少數人的既得利益。

2 「狗屁工作」理論：

反思工作的本質

大衛·格雷伯他著有多部關於官僚主義和經濟學的暢銷書，包括《狗屁工作：一個理論》

（Bullshit Jobs: A Theory）

和《債：第一個5000年》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他的最後一本書《萬物的黎明:人類新歷史》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將於2021年秋季出版，該書與大衛溫羅夫

（David Wengrove）

合著。

《債：第一個5000年》，[美]大衛·格雷伯 著，董子云、孫碳 譯，中信出版社，2012年11月

2013年他寫過一篇戲謔的短文《論狗屁工作現象》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A Work Rant」）

，被譯成了17種語言，病毒一般傳播開來。2018年，由這篇文章擴寫而成的新書《狗屁工作：一種理論》

（Bullshit Jobs: A Theory）

出版，立即引發英文知識界的熱議。這本黑色幽默的反MBA價值觀暢銷書，連同其他學者有關後工作、基本收入的研究，構成了我們反思這個時代工作本質的知識結構。

「地獄就是一群人都把大部分時間花在完成一件他們不喜歡、也不太擅長的任務上。」在格雷伯看來，現代經濟中的大量工作已經足以被描述為「地獄的一種可能版本」。世界上有數百萬人——文員、行政人員、顧問、電話推銷員、公司律師、客服等——都在毫無意義的、不必要的工作中辛苦勞作，並且他們也心知肚明。技術進步令很多人面臨失業，卻也創造出大量的狗屁工作以維持社會的穩定，而這種操作與金融資本主義的神秘性息息相關。於是我們比以前任何一個時代都工作得更多，成了辦公桌上永無止息的西西弗斯。

Bullshit Jobs: A Theory, David Graeber, Simon Schuster 2018.5.

格雷伯在研究中發現，約有6%的人認為他們的工作毫無意義，但是依然感到快樂，這種快樂來自別的地方，比如他們在工作中會遇到喜歡的同事等等。實際上，也並非所有人都能夠準確判斷自己的工作是否有用，不過人們往往傾向於說服自己相信「我的工作是有價值的」。

狗屁工作不見得是「糟糕的工作」

（shit jobs）

，事實上，狗屁工作可能光鮮亮麗，頗受尊重，且待遇極佳。但狗屁工作缺乏的實質性的意義和貢獻。假如「狗屁工作」消失的話，我們的生活不會變得更糟，甚至可能變得更好——比如那群自詡最聰明、最努力的華爾街精英，他們引以為傲的工作正是金融災難的始作俑者。

格雷伯頗為遺憾地指出一個事實：我們的社會陷入了這樣一種弔詭，你的工作對別人越有益，你工作所得的報酬反而越低，比如垃圾處理者、建築工人、護士……於是這工作就成了一份「糟糕的工作」。格雷伯認為，「你幾乎可以把『糟糕的工作』看成是狗屁工作的反面」。

歷史學家羅格斯·布雷格曼

（Rutger Bregman）

稱格雷伯為「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和傑出的作家」，而《衛報》專欄作家歐文·瓊斯

（Owen Jones）

則稱他「是一位智慧的巨人，充滿人性，他的作品激勵、鼓舞和教育了許多人」。工黨議員約翰·麥克唐奈

（John McDonnell）

寫道：「我把大衛視為一個非常珍貴的朋友和盟友。他打破傳統的研究和寫作為我們開闢了新的思維和政治激進主義的創新方法。我們都會非常想念他。」

格雷伯在企鵝蘭登書屋的編輯湯姆·佩恩

（Tom Penn）

表示，出版社對此感到震驚，稱格雷伯是「一個真正的激進分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先驅性的」。

佩恩說：「格雷伯鼓舞人心的工作改變並塑造了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在他的書中，他那持久的、孜孜不倦的好奇心，他那充滿嘲諷而犀利的針對傳統秘方的挑釁，都閃耀著光芒。最重要的是，他想像一個更美好世界的獨特能力也發揮了作用，這種能力源於他深刻而持久的人性。能成為他的出版商，我們深感榮幸，我們都會想念他，想念他的善良，他的熱情，他的智慧和他的友誼。他的離世所造成的損失無法估量，但他留下的遺產是巨大的。他的作品和精神都將永存。」

參考連結：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20/sep/03/david-graeber-anthropologist-and-author-of-bullshit-jobs-dies-aged-59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撰文：吳俊燊 董牧孜；編輯：木子；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