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格雷伯：一個多向度的人

傅臨/文

難以定義的多面人

2020年9月5日，59歲的大衛·格雷伯（David Graeber）教授在威尼斯去世。格雷伯於1996年以論文《1987年的災難：馬達加斯加農村地區的記憶與暴行》獲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1998年至2006年間在耶魯大學任教，並自2013年起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格雷伯的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就在離世前一周，他才表示在與自己的博士導 師 馬 歇 爾·薩 林 斯（MarshallSahlins），合作出版了《國王論》（OnKings，2017）後，正著手構思另外一本「更加有趣的」關於海盜的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人類學系的訃告慨嘆：「與他的每次對話、閱讀他的每本著作，都將我們引至全新的研究路徑。他反對無所不在的愚昧無知……也許對我們所有人來說，他活成了人類學家應當成為的樣子——展示傳遞其他的可能性。」

但在學界之外，格雷伯的另一重身份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最廣為人知的是，他是2011年開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關鍵人物之一，還參與提出了運動的口號「我們就是那99%的人」（We are the 99%）。這個口號脫胎於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2011年的文章《1%有、1%治、1%享》（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這種對極少數人擁有資源與把持權力的抨擊、對全球1%權貴統治的反抗，恰恰是貫穿「佔領華爾街」運動始終的核心立場。

2005年，耶魯大學宣布不再續聘時任人類學系副教授的格雷伯，在學界引起軒然大波。不少格雷伯的支持者認為這或許與格雷伯頻繁參與社會運動有關。但超過4500人的聯名請願也沒能改變耶魯大學管理層的決定。此後，擁有斐然學術成就與多封名家推薦信的格雷伯曾向超過20家美國大學申請教職，但均未能通過首輪篩選，不得不遠赴英國學術圈。不過，格雷伯在推特上自我介紹道：「我是一名人類學家，有時候我會參與佔領行動。我認為無政府主義是一種行動，而不是一種身份，所以請不要用『無政府主義人類學家』來稱呼我。」或許格雷伯本人會對訃告的平實稱謂感到滿意：人類學家、社會活動家、公共知識分子。

人類學：天然的無政府主義屬性

在2004年出版的《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Fragments of an Anarchist Anthropology）一書中，格雷伯提出，在實行平均主義的「原始社會」、馬塞爾·莫斯筆下的「禮物經濟」以及自己在馬達加斯加的地方自治模式，這些聲名不彰的無政府主義社會運作良好，「『最簡單的社會』其實一點也不簡單」，皆因被貼上了預設的「原始」「落後」標籤。以背後根植的所謂「現代性」概念及其標誌之一——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來概括歷史，有可能濫用了這些思考的工具與角度，正如受託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影響，習慣將英國的自由放任經濟學和法國的共和政府相結合，儘管兩者從不曾同時出現過。

格雷伯認為，這種「將世界或社會定義為一種總體系統的習慣想法，無法避免地令人以為革命必定是巨變」，把革命「看成是和之前歷史的決裂」。但在格雷伯看來，正確的提問方式應該是：「什麼是革命的行動？」而對此的回答應該是：「革命的行動是任何對某種形式的暴力或者支配的反對乃至於反抗，並且通過它重新建立社會關係的集體行動。革命的行動不一定要推翻政府。在權力底下創造自治的共同體的嘗試，根據定義幾乎可算是革命行動。而且歷史告訴我們，這種行動的不斷累積會改變（幾乎）所有一切。」

格雷伯嘗試建立一種基於無政府主義的「共識主義」，因此所謂「原始」社會的許多具體行動依然具有現實意義。格雷伯強調，無政府主義就是實現由人民自治的社會所需要的理論，與「把人民當作小孩」不同，無政府主義是「把民眾當作大人」。從這個角度來觀察現代的工作選擇，所謂的革命行動未必是完全不工作，而是脫離結構性暴力與體制性壓迫，自己決定自己的生活節奏：「在20世紀初的大部分歐洲國家，無政府主義者與社會主義工人工會的主要區別是，社會主義者傾向於為工人爭取更多的工資，而無政府主義者則是爭取更少的工作時間。」

其實人類學對田野、邊緣、無規訓、反權威、自下而上以及一切可能性的親和，天然具有某種無政府主義的屬性。格雷伯進一步指出，「整個學術場最基本的政治承諾其實是一種廣泛的民粹主義。起碼我們絕不是站在迷戀自己是精英的那一邊，而是和那些小人物在一邊」，而這要求大部分人類學家在實踐上「不斷地、儀式化地與全球精英劃清界限，儘管我們作為學者，毫無疑問是全球精英的一部分」，在學術上則應當避免過度個別化、本土化地解讀案例，避免忽視對制度的翻轉、挪用和重新理解。

債務：被定量化和暴力化曲解的道德與責任

在2011年出版的《債：第一個5000年》（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一書中，格雷伯從貨幣出現之前的人類歷史一直梳理到全球化下的金融經濟和次貸危機，深入分析了我們習以為常卻未經省察的「欠債還錢」觀點，發現暴力和定量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將我們的道德感、責任感和正義感簡化為「轉變成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商業化、市場化、物質化的表現方式。「欠債還錢」已經上升成為道德層面的論述，或者按照尼採在《論道德的譜系》中所發現的那樣，德語中「錯誤」（Schuld）這一基本道德概念，卻恰恰源自「債務」（Schulden）這個物質概念；而格雷伯進一步提出，「負罪感」「自由」「原諒」甚至「原罪」也可以說都起源於經濟活動。

格雷伯精闢地指出，「債務是要償還一定數量金錢的責任。因此，債務和其他形式的責任不同，它是可以（通過貨幣）被精確地定量衡量的。這使得債務變得簡單、冰冷、不夾雜任何個人感情，相應地，也就使得債務具有了流通性。」更深入來看，「暴力，或者說暴力威脅，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數學算式的方式……似乎漂浮在圍繞著債務這個話題的每一個東西的周圍」。正因如此，「幾千年以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鬥爭在絕大多數時候以債務人和債權人相衝突的形式呈現」，正如古典主義學者摩西·芬利所說，古代所有的革命運動都有同樣的一個步驟，即「取消債務並重新分配土地」。

事實上，格雷伯對債務的分析，與之前對無政府主義、結構性暴力與體制性壓迫的洞見一脈相承，因為「消費者債務是我們經濟的血液。所有現代國家都是建立在赤字開支的基礎之上。債務成為國際政治的核心議題」，但似乎沒有人知道「建立在暴力之上的關係」「看上去更加符合道德要求」的債務的合理性與準確含義。格雷伯特別指出，債務道德最有害之處在於「僅僅關注世界上能變成錢的東西」。解決的辦法，或許是「如何將生活變得更容易，向一個人人可以靠更少的工作來獲得更充裕的生活的社會靠近」，並且把「不勤勞的窮人」看作「引領一種新經濟秩序的先驅」，把民主視為「讓所有人同意以不同方式安排事情」，以避免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傾向。

街頭政治：反制蠻橫無理的權力

在2013年出版的《為什麼上街頭？新公民運動的歷史、危機和進程》（The Democracy Project: A History,a Crisis,a Movement）中，身兼發起人與學者雙重身份的格雷伯近距離地細緻觀察、翔實記錄和客觀分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全過程，從實踐上和學術上進一步豐富了對基於無政府主義的「共識主義」的敘述與闡釋。

與《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類似，格雷伯結合公民運動歷史，呼籲和尋求的是基於充分共識、平等參與和共贏的直接民主，而不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基於由暴力維持的投票機制的「多數人的暴政」。但與10年前的書生論政不同的是，格雷伯作為資深社會活動家，分享了在公民行動中促使群體取得共識的操作原則和決策工具，以及如何「佔領」及「解放」各種公共空間的實際經驗。

具體到對行動目的、策略和方法的認識，格雷伯提醒讀者，「當權者從來不會自願放棄任何權力」「政治現實實際上是由『權力』構成的，但究極而言，所謂的『權力』不過是組織化暴力的美名而已。（因此）我們必須創造空間，讓自己能夠真誠地遵守講理與妥協的原則……而這必然意味著，在面對蠻橫、不講理的權力時，我們不該訴諸任何『講理』的妥協，而是應該以彈性與巧思的反制力量對抗。」重要的是「喚起參與者的共識」，同樣重要的是「要記得任何行動團體之所以存在，都是為了要做出行動、以某種方式來改變世界」。

格雷伯強調，「革命在任何國家醞釀發酵最明確的前兆，就是失業人口增加和大學畢業生窮困潦倒。」1993年，不到一半的美國大學畢業生背負債務，而這一比例在20年後已超過三分之二。「以前，大學自詡能體現一種古老的理想，即財富真正的目的，是為了讓人們有財力與空閒去追求知識，並理解這個世界；現在，追求知識的唯一正當理由，卻被認為是促進對於財富的追求能力。」而無論是無政府主義還是「佔領華爾街」運動，構思的都是建立一個在平等與團結基礎上的世界，「人類在其中可以自由地相互結伴，依據他們發現什麼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去追求無窮無盡的各種願景、計劃和概念」。這也呼應了《債：第一個5000年》的基本立場。

科層制：批判、消解與重構自由

在2015年出版的《規則的烏託邦：官僚制度的真相與權力誘惑》（The Utopia of Rules:On Technology,Stupidity,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中，格雷伯更深入剖析了「蠻橫、不講理的權力」的制度形式——官僚制度。為論述切題開路的，是一個荒謬的故事：兒子為了協助已中風的母親領取社會援助金以繳交醫療費用，花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終於請到公證人在醫院見證母親籤字授權兒子動用自己的銀行款項；但銀行卻因為表格上的籤名和姓名兩欄倒轉填寫，就拒收了授權表格，要求醫生證明母親精神清醒，可以完整、正確地理解所籤表格的內容，並強調只有當事人死亡才有可能豁免醫生證明。結局是悲傷的：中風的母親最終辭世，而兒子就是格雷伯本人。

格雷伯提及，在「國家」的概念下，其實匯聚了三股在歷史上各自獨立的元素，即主權、科層與英雄政治。馬克斯·韋伯在著作《經濟與社會》中指出，現代社會就是個不斷科層化的過程。格雷伯則針對只講求以非人性規則對所有人均等統治、無視對個人的熱忱與關懷的科層制，從上下層的權力不對等的結構性暴力、扼殺人類整體創造力和想像力、讓人們失去理解他者生活意欲的政治價值等角度著手，批評韋伯過度樂觀地認為科層制可以讓社會生活客觀、理性、有效率，事實上只是烏託邦想像多於現實。

格雷伯宣稱：「左翼，本質上就是要批判科層制。」這也有助於大量有創意的學術思想、藝術成果和社會行動在人們擺脫科層制的革命性時刻湧現出來。「自由，其實是人類的創意自在的行動跟其不斷創造出來的規則之間的張力。」因此，關鍵在於讓規則既激發人類創造力又有利於人們自由踐行，增進被科層阻隔的相互理解，消解結構性暴力和社會不平等。

無意義的工作：如何重拾閒暇、創造性與尊嚴

格雷伯去世前出版的最後一本書，是2018年的《40%的工作沒意義，為什麼還搶著做？論狗屁工作的出現與勞動價值的再思》（Bullshit Jobs: A Theory）。按照格雷伯的定義，所謂「狗屁工作」，指的是對社會和受僱者本身來說都毫無意義、完全沒必要甚或有害但受僱者基於僱傭條件又覺得有必要佯裝不知的工作。具體來說，格雷伯將其分為五大類：讓某人自覺舉足輕重的幫閒（flunky）；甘為權貴利益附庸的打手（goon）；修正解決本不該存在的錯誤的補漏人（duct taper）；讓組織感覺崗位設置「人有我有」的打勾人（box ticker）；負責指派或創造工作給自己本不需指揮的下屬的任務大師（taskmaster）。

有意思的是，在過去數十年間，真正的傳統服務業人員增長無幾，倒是行政與管理人員、金融財務會計法律等專業人士、信息科技業從業人員等幾大門類的職位有大幅增長。但在格雷伯看來，往往是後者這些看似待遇優渥的專業工種，應該被列入「狗屁工作」之列，而且客觀上容易帶來嫉妒、自卑、碌碌無為等負面心態，並且工作大量佔據了勞動者的時間，碎片式的消費成為了享樂的唯一選擇，讓人們無法、無心和無力去理解和追求生活的其他可能性。這又回到了《無政府主義人類學碎片》中的論斷：「古代的奴隸制是資本主義的一個舊版本——或者說現代資本主義只是奴隸制的新版更有說服力。不同的是它不再是由別人把我們出賣或出租，而是我們將自己租出去，但基本上都是同一種安排。」

格雷伯探究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結構為何會創設出大量毫無意義的工作崗位，結論就是在「管理封建主義」（managerial feudalism）這種思維定式下，無論國家、機構還是工會都覺得就業越多越好。這不禁讓人想起那則著名的蘇聯笑話：「我們假裝工作，他們假裝給我們工資。」格雷伯提出的解決之道是無條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UBI），這乍看之下像是提議「鐵飯碗」制度，但背後是致力於讓勞動和僱傭勞動制脫鉤、解決勞動支配權，讓更多的人在沒有經濟壓力下擁有閒暇的時間、創造性的工作和有尊嚴的生活。

格雷伯說，這本書只提出了問題而非給出了答案。但我相信，至少格雷伯對自己人類學家、社會活動家、公共知識分子的三重身份、三份工作是滿意的，因為它們代表了對缺乏獨立思考、批判能力和反抗意識的「單向度」活法的拒斥，代表了對社會科學研究知識範式轉型與學術政治轉化的熱忱。「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作為思想者、實踐者、宣傳者，不應該滿足於和停留在理解世界的意義、為特定的價值體系做辯護，還必須負責任地改變和改造我們所生活的社會，讓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真正成為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