熵是熱力學第二定律的概念，用來度量體系的混亂程度。熱力學第二定律又稱熵增定律：一切自發過程總是向著熵增加的方向發展。
特徵
解讀
熵增
混亂無效的增加，導致功能減弱失效。
人的衰老、組織的滯怠是自然的熵增,表現為功能逐漸喪失。
熵減
更加有效，導致功能增強。
通過攝入食物、建立效用機制，人和組織可以實現熵減，表現為功能增強。
負熵
帶來熵減效應的活性因子。
物質、能量、信息是人的負熵，新成員、新知識、簡化管理等是組織的負熵。
「熵」理論源於物理學，常被用於計算系統的混亂程度，進而可用於度量大至宇宙、自然界、國家社會，小至組織、生命個體的盛衰。
我們這裡不從過於寬泛抽象的層面來講熵，我們緊扣系統的功能是增強還是減弱。生命系統要能輸出生命活力，企業系統要能為客戶創造價值，國家系統要能夠帶來發展繁榮富強，每一個系統都要實現功能。
熵增就是功能減弱，人的衰老，組織的懈怠等等，這些都反映出功能的喪失。熵減指功能增強，比如人通過攝入食物，組織通過建立秩序等等實現熵減，功能增強。另一個概念是負熵，負熵是指能帶來熵減的活性因子，比如物質、能量、信息這些都是人的負熵，新的成員、新的知識、簡化管理這些就是組織的負熵。比如說公司倡導的日落法，每增加一個新的流程環節要減少兩個老的流程環節，這些簡化管理的動作，也是一種負熵。
第一節 宇宙之熵
封閉系統內部的熱量一定是從高溫流到低溫，水一定從高處流到低處，如果這個系統封閉起來，沒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產生溫差，也沒有風，也沒有水蒸氣蒸發與流動；第二，水流到低處不能再回流，那是零降雨量，那麼這個世界全部是超級沙漠，最後就會死亡，這就是熱力學提到的「熵死」。
——《與任正非的一次花園談話》（2015）
首先，我們看看宇宙之熵。按照宇宙學的研究認為，整個宇宙存在一個熵增的過程，從宇宙的奇點——宇宙大爆炸開始，整個宇宙都在不斷膨脹，通過天文望遠鏡看，一切都在離我們遠去，在膨脹的過程中一切正在變得無效；我們從大自然中觀察到巖石的風化，土地的沙化，河流湖泊的乾涸；隨著年齡增長，我們切身體會到生命的歷程就是一天天地走向衰老和死亡。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會發現一些不同的現象，如果一切的趨勢是熵增熵死，為什麼也不斷有新的山脈、島嶼形成，每年春天植物都發發新芽，我們也不斷聽到嬰兒的啼哭呢？
有次我跟朱廣平一起開會，談到公司新業務時，他說，在老家有一句話，要判斷一個家族是不是未來有希望，就要聽他家院子中有沒有嬰兒的啼哭。植物發新芽、家中產嬰兒這些都是熵減的現象。
如果宇宙總的趨勢是在熵增，為什麼在地球上有很多熵減現象呢？因為地球是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太陽不斷給地球輸入能量，這個能量就是一種負熵。它使地球發生大氣流動、水循環、光合作用，由此地球就不斷開展著一系列的熵減活動。
這就給了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也許歷史、宇宙、人生的總趨勢是熵增，但如果遵循耗散結構的規律，我們就有可能在熵增這個大環境下，構建一個熵減的小環境。如果能讓我們的公司、我們的家庭、我們的人生在一個小環境裡實現熵減，對我們來說就是增進活力，延長壽命。
第二節 生命之熵
你每天去鍛鍊身體跑步，就是耗散結構。為什麼呢？你身體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變成肌肉了，就變成了堅強的血液循環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病也不會有了，肥胖病也不會有了，身體也苗條了，漂亮了，這就是最簡單的耗散結構。……你們吃了太多牛肉，不去跑步，你們就成了美國大胖子。你們吃了很多牛肉，去跑步，你們就成了劉翔。都是吃了牛肉，耗散和不耗散是有區別的。所以我們決定一定要長期堅持這個制度。
——《成功不是未來前進的可靠嚮導》（2011）
生命之熵包括三個方面：物質負熵，包括吃、喝、呼吸、睡眠和運動等；信息負熵，包括學習知識技能，與別人經常交流分享碰撞產生思想；心理負熵，積極心態等。
我們先看「物質負熵」。人在生理上變化有幾個關鍵裡程碑，第一個就是人體在12歲時達到免疫力的高峰。也就是說超過12歲以後，人體對於疾病、外來病菌侵害的免疫力就開始下降了；第二個是人在25歲左右達到的自我修復能力的高峰，比如我們都有過親身體會，25歲之前特別能熬夜，不論是工作學習加班，還是玩樂通宵看電影泡吧，總之不管再累，回去睡一覺就恢復過來了。但是從25歲之後開始，這種自我修復能力就慢慢下降了，很多衰老的症狀是從25歲以後慢慢開始出現的，人過了25歲以後就要開始和衰老做鬥爭了；第三個拐點大概發生在40到50歲之間，就像我們開車6-10萬公裡要進行一次大修，因為這時候很多配件已經老化了，要進行及時的更換。人體也是一樣，網絡小說《間客》裡說人是第一序列的機器，就是人也是一種機器，只不過是最牛的機器，是以有機體為構件的機器，是一種有思維意識的生化機器，但人還是一種機器，也符合機械特徵，其零部件會衰老、會磨損。所以說我們人到了40-50歲這個階段，因為你前面經過了40年的消耗，特別是25歲之後修復能力已經開始下降了，這時候你的心肺、內臟器官的衰老，血液的雜質、肌肉的流失等等都已經在發生。這些發生意味著什麼呢？意味著身體的器官衰老節奏不一致，需要進行一次功能再磨合，這屬於一種系統工程，就是你的各種器官，肌肉、骨骼、神經系統、內分泌系統要進行一個再磨合，如果說經歷過這次大修，生命系統磨合好了，你就從一個階段性的體能低谷走出來，生命的輸出功率又恢復到一個水平。但是如果在這個低谷期沒有進行合理的自我調整，可能就會發生一些傷害，比如中年猝死這個現象，往往就是人在身體需要修復和調整的時期，還在過度消耗。每個人的DNA缺陷不一樣，結果在某個應力集中點上就斷裂了。這就是人的生理層面經歷的幾個重要特徵的階段。
所以生理熵減，就是從吃、喝、呼吸、睡眠和運動等方面構建科學合理的吐故納新，吃飽了再去運動耗散。2016年諾貝爾醫學獎的細胞自噬理論告訴我們絕不是吃得越多越好。適度的飢餓，能夠促使細胞去吞噬那些病變和無用的細胞營養。對企業而言，就是在一定經營壓力下，更有動力去推動變革，清理冗餘。
包括病理學本質也是熵減，生病就是生理結構產生了問題，而吃藥就是吃一種結構，比如阿司匹林是結構合成，通過藥的結構去修復生理的結構，就是負熵在發揮熵減作用。
「信息負熵」反映的是一個人學習新知識的意願能力。有句話叫「在30歲就死去」，什麼叫30歲就死去了？就是有些人在30歲以後基本上不接受什麼新的東西，後面的人生一直是活在30歲之前的狀態，後來的他再也走不出那些曾經讓他青春時候激動的東西，他到現在還是在為那些東西激動，而這個時代已經發展了，而且發展的很快。大約15年前，有個領導聊天時問我喜歡看什麼書，我說挺喜歡看武俠小說，他就笑，說金庸熱都過去快30年了，還看武俠小說？現在人都看玄幻小說了！從中你就發現有些人是不斷的跟著時代往前走的，而有些人他就停下了，不往前走了。所以普遍而言，從30歲以後人的學習能力下降了。但是，也有些人到70歲還在不斷地創造新的思想、新的概念。
第三個，關於「心理負熵」。心理負熵其實反映的是你到底怎樣看待時代變化帶來的挑戰與問題。比如說你在網絡上經常看到有一些噴子，這個社會這麼多各種各樣問題，這個制度有各種各樣的問題……
我就喜歡跟別人講，中國人其實是用了30年走了西方社會300年走過的道路。人家從文藝復興到工業革命差不多已經經歷了三四百年了，我們從改革開放以來才三四十年，我們用三四十年走別人三四百年走過的路，我們其實是有巨大的進步的。我們現在確實還有一些問題，比如社會道德倫理需要修復，是否有信心再給我們幾十年的時間這些問題就會進一步得到改善呢？就是你到底是以什麼樣的心態來看問題。
再舉個例子，人工智慧。三年前當人工智慧的話題剛興起的時候，我不斷的說，人工智慧會造成70%以上的人要失業啊。當時我還是比較消極地看這個問題的。但是這兩年我覺得自己的態度轉變過來了，我是換了一種比較積極的角度看待這個問題了，但是網絡上主流的聲音還是用比較消極的心態去看待的。人工智慧到底是人的對手還是人的幫手？現在也還沒有定論，我就舉一下「唐家三少」的例子。這個網絡寫手一年的版稅就是1.2億。有些傳統人士可能不理解，不就是在網絡上碼碼字嗎？這種沒有任何深度的，無腦的網絡文學，他憑什麼掙這麼多錢？人家有沒有價值這個東西我們不好評價，但有這麼多人拿錢去投他的票，那就說明他為網友們創造了價值。但我想說 「唐家三少」的艱苦奮鬥的精神，他寫了十幾年的網絡小說，這麼多年堅持每天都要寫8000字。這是什麼概念？我不知道大家做不做文字工作，每天交付8000字是極其高的工作強度。唐家三少在接受採訪時說：包括他領結婚證、辦婚禮、孩子出生的這幾天，他每天都要更新8000字的內容，熬夜那是家常便飯了。由於他長期對著電腦寫東西，他每天在電腦前面都是至少坐十幾個小時，其頸椎受到嚴重損傷，基本只能轉60度，好一點的時候能轉90度，平常都要戴著頸託，他的頸椎基本上毀掉了。所以人家真的是非常的奮鬥。但是我後來又想，他也是生不逢辰啊，如果未來有了人工智慧，他完全可以用任何他最舒服的姿勢，躺著也好，坐著也好，一邊散步也好，把他的思想不斷的貢獻出來。然後人工智慧通過對他的文風、文字習慣等深度學習後，自動幫助他把初稿寫出來，然後他再像領導評審文案那樣指導人工智慧助手改一改，是不是會輕鬆很多？就是說有人工智慧以後，不僅僅是作家，我們平常人也可以啊，以後你要寫寫什麼東西，都有AI助手來幫你寫這些東西，你不會因為要寫這麼多文字得頸椎病。
關於人類對人工智慧的恐懼，我們要認識到：人體的IAAS主要是生化系統，AI的IAAS主要是物理系統，底座的區別構成了兩者的本質區別，和功能差異。說AI會取代人類，就如同說無機物可以取代有機物，是缺乏科學常識的。
從文明路標展望，在智能時代之後，是生物時代，意識時代……。生物技術將整合智能技術的成果用於提升生命體的存在優勢。而意識技術研究可能是基於量子態的存在基礎來開展。雖然人類現在對意識的存在還幾乎一無所知，但想想看，在1863年列文虎克用200倍的顯微鏡看見細菌之前，已經延續了多少萬年的人類從來都不知道微生物的存在，否則多少傷病員、產婦將不會死於感染，只要醫生洗洗手。我樂觀預見，隨技術爆炸以幾何級數飛速發展，不遠的將來人類將掌握意識技術。
所以我們如果持積極的態度，怎麼樣預測未來，怎麼樣擁抱未來，怎麼樣讓自己更適應未來，就不用總擔心被AI替代，而是會去思考如何和AI優勢互補。
我們講「生命之熵」，談到就是我們如何不斷地通過從物質、從信息、以及從心理各方面，來輸入這種優質的負熵，使得我們能夠增強生命的活力。
第三節 國家之熵
當新一代皇帝取代舊主時，他成本是比較低的，因為前朝的皇子、皇孫形成的龐大的食利家族，已把國家拖得民不聊生。但新的皇帝又生了幾十個兒子、女兒，每個子女都有一個王府，以及對王府的供養。他們的子女又在繼續繁衍，經過幾十代以後，這個龐大的食利家族大到一個國家都不能承受。人民不甘忍受，就又推翻了它，它又重複了前朝的命運。
——《關於人力資源管理變革的指導意見》（2005）
我們再看「國家之熵」。在中國基本上有一個規律，在比較正常的狀況下的那些朝代基本上是300年一興衰，比如東漢、西漢、唐、宋、明、清，基本上都300年。我以前一直在想為什麼是300年？是不是有什麼規律？上一次聽《大秦帝國》的作者孫皓暉教授分享，給我啟發。因為農業文明最主要的社會矛盾就是糧食供給和人口之間的矛盾。在糧食供給上，土豆、玉米、紅薯原產都在拉美，直到明朝後期才被傳到中國。在這些糧食被引進之前，中國的可耕地能夠供養的人口，在正常的糧食產況下，最高為 5000到6000萬人，上述那些朝代的人口最高峰都在這個數據水平。在三國時期，由於打了100年的仗，當時人口從6000萬降到了800萬，但是只要建立了穩定的新王朝後，由於人口和土地的對立關係被改善了，人口規模只要幾十年的時間就又恢復到五、六千萬的規模。
那這300年是怎麼來的呢？其實就是從兩個方面看，一方面就是每次當新的朝代產生的時候，人口不是太多，土地分配相對來說要更加平均一些。而經過300年的時間後，從土地的角度，強勢集團完成了土地兼併，拉開了貧富差距；從人口角度，基本上增長達到了中國這片可耕地能夠養活的人口的極限，也就是達到了五六千萬的規模。於是人口與糧食的對立就達到了危如累卵的程度。這時只要再加上一些兵亂、旱澇、蟲災等事件的衝擊，人口與糧食的脆弱平衡就崩潰了，必然爆發農民起義，王朝更新，如此周而復始。
所以「國家之熵」就是當熵增惡化到一定程度以後，它就要引發被迫熵減。人口與糧食的矛盾對立，到公司這裡就是內部交易成本與對外創造價值的矛盾。
第四節 企業之熵
不冒風險才是企業最大的風險。只有不斷地創新，持續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在技術日新月異、競爭日趨激烈的社會中生存下去。
——2000年《創新是華為發展的不竭動力》
抓住了戰略機會，花多少錢都是勝利；抓不住戰略機會，不花錢也是死亡。節約是節約不出華為公司的。
——2007年《任正非在上海研究所的講話》
我們接下來看「企業之熵」。一個企業正常的生命規律是從創業、萌發，然後到成長、成熟、衰退，最後死亡這樣一個過程。所以現在華為面臨的一些問題就是中年危機。當然遇到中年危機的也不只華為，所有成功的大公司如IBM、微軟等都會遇到。問題只是你能不能應對中年危機。
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熵增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從它的內部，由於經營規模的擴大以後，管理的複雜度也變大了，歷史沿革出的冗餘的東西，不創造價值的東西會越來越多，邊際效益也在遞減；再加上外部的技術進步、新商業模式層出不窮、產業周期規律等等因素，就會不斷的對企業構成種種威脅，最後就表現為企業創造價值的功能失效。
華為目前遇到的最大的挑戰，就是我們在其間奮鬥發展了三十年的通信基礎設施產業正在從高速成長期進入成熟偏穩健的產業周期階段。在這種過程中，表現出這個產業的成長空間、業務特性都在發生變化，這是公司面臨熵增的產業大背景。第二，我們公司的整套管理體系，都是適用於高速成長型市場的，一旦市場空間遭遇天花板，那種偏激進的導向機制就可能引發一些動作變形，所以這兩年公司在強調「有利潤的收入，有現金流的利潤」；第三，高毛利、快速發展的業務階段會掩蓋管理上的很多粗糙，當期經營好會掩蓋對未來的投入不足……，一旦增長減速，水落石出，一些戰略和運營上的問題就會暴露出來，比如戰略洞察盲點、決斷力猶豫、流程冗長、組織碎片化、決策慢、過度制衡降低效率等等。
我們這裡舉兩個業界經典的例子，先來看看柯達的案例。
柯達當年在模擬影像產業的輝煌超過了今天的蘋果。我們這代人可能對蘋果更熟悉，但是柯達鼎盛時佔據了全球2/3的市場份額和90%的利潤。所以你可以想像他當年是如何的輝煌。100多年前，第一臺柯達相機研發成功，之後迅速佔據行業75%的市場份額，獲取90%的行業利潤。但從1997年開始，整個產業發生拐點後，它的市值從當時的310億美元一直滑到1.75億美元，蒸發90%以上，2012年不得已破產重組。
我們這裡先看看柯達的企業文化的三個核心點：1、永遠以客戶為中心，以誠信為首要。2、永遠致力於追求行業最新的科技水平；3、重視人才發展，創立分紅，與員工分享利益。這三點說的都挺好，很多優秀的領導公司都是這麼做的，我們華為也是這麼做的。但說的都對，堅持有些難。
2000年時，膠片市場迅速萎縮，柯達已經逐步陷入虧損，但由於既有的利益格局，組織人事繁雜，導致它變革無力，這是成功大企業的通病。
知識技能陳舊，戰略轉型缺乏決斷力，與它的管理層大多數出身於傳統行業有很大關係，管理層對數位技術帶來未來變化的方向沒有把握好。柯達是從模擬影像時代走向成功的，它的高管、專家中大多數都是化學家，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柯達要從模擬轉向數碼，它就需要把從上到下的技能轉為電子，這樣原來的很多化學人才都沒有用了。所以它要完成的不是簡單的業務轉型問題，而是人才技能方面的轉型問題。
慣性的投資錯配，大量重複於傳統的膠片技術和產業鏈，忽視對數位技術市場的投資。分享一個數據，2002年時，柯達在中國大陸市場有8000家門店，相當於當時麥當勞的15倍。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那時中國只要有個大超市，或者一條商業街，肯定隔不遠就有一個柯達衝印。而那時整個產業已經在向數碼轉型了。
還有一點就是盈利好時所積累的豐厚的員工福利帶來的壓力。我們看數據，柯達一個在職員工平均下來要養4個退休員工。華為是沒有稀缺資源作為生存依靠的公司，所以從來都是充滿危機感的，我們從西方公司的前車之鑑已經知道養是養不起的，所以華為沒有退休福利，公司是給奮鬥員工在持續績效條件下保留獲取投資收益的機會。
當柯達內部的封閉、僵化等因素使得它難以轉型時，它的外部，當時日本新起的數位相機公司富士、索尼、佳能、尼康等紛紛崛起，其實就是遠離平衡態，通過開放市場、激烈競爭，促使數位技術日新月異，柯達與這些新起公司的差距拉的越來越大。日本相機公司在成本、個性化上明顯優於傳統保守的柯達。
柯達公司的問題本質是喪失變革意願和主動性。舉一個例子，全世界第一臺數位相機，其實是柯達的工程師在1975年發明的。當時工程師把只有一萬像素的原形機拿給公司高管看，高管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個玩意很可愛，但你不要跟別人提起它。」就是覺得才一萬像素，太醜了，他沒有想到這個醜小鴨以後長大了會是白天鵝。
所以在倒下的大公司裡，從來就不缺乏洞察和新知，可惜沒有成為決策和行動。比如，第一臺數位相機是柯達發明的，但柯達卻錯過了數位相機市場。當年在微軟內部有力推做搜尋引擎的，但微軟仍然錯過搜尋引擎。諾基亞內部也有團隊一直在研究智慧型手機，但諾基亞還是錯過了智慧型手機時代。甚至谷歌當年也輕視社交平臺，等Facebook強大起來後，在分類廣告上具有更好的投放精確度，蠶食了谷歌的糧倉，此時，谷歌悔之晚矣。
柯達失敗的根因是患上了「變革無力症」，喪失自我批判能力。有問題不可怕，看清問題，面對解決，變革自救，浴火重生。通過自我批判的循環，我們不用擔心遇到問題和挑戰，大公司有規模，還能後發制人，如果主動及時去變化，就不用擔心新公司的挑戰。但如果這個鏈斷掉，就沒有辦法浴火重生，這才是最大的危機。所以，在拯救一個混沌系統時，一定要有一些新的活性因子，代表未來的方向，代表未來的希望，作為這樣一種DNA，它能夠把舊秩序重整為新秩序，實現真正有價值的變革。就像我們剛才講的這幾個領先公司，內部都有代表未來的活性因子，但成功大公司往往將過往的成功固化為一種龐大的保守慣性，為了捍衛既有利益和習慣，阻撓活性因子的發展。
所以，為什麼歷史上往往是創新小公司把傳統大公司打敗了？因為對於新業務，大公司內部有阻礙因素，而創新小公司裡面沒有阻礙因素，這是兩者之間本質的差異。不是說大公司的實力不如新公司，而是它內部有抗藥性；不是說小公司跑得多快，而是大公司內部的猶豫和爭執，導致它被小公司超越。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例子。自1939年惠普車庫創業以來，從電子原器件、醫療、印表機、計算機等等，惠普是每一代新技術浪潮的弄潮兒，它長期都是矽谷精神的代表，是矽谷創新企業的楷模。但從2000年開始，由於沒有及時的跟上新一波技術發展，惠普一步步成為一家沒有技術的技術公司。
再看一下惠普之道：1、重視技術創新，堅持在研發上的大幅投資；2、創立之初就倡導要激發員工的個人主動性；3、為員工提供優先入股權和利潤分享等等，鼓勵大家分享價值來共同創業。惠普和柯達文化制度理念其實挺相似的，都非常好，但還是那句話——堅持有些難。凡是能夠成為業界領導者的優秀成功公司，在文化和技術層面倡導的東西都是類似的，而且不會過時，今天華為公司倡導的也是這些東西。關鍵我們要看是哪些因素導致這些正確的文化制度後來逐漸淪喪。
從2000年開始，惠普就進入戰略搖擺狀態。我們看它最後五屆CEO。
90年代最後一屆CEO普萊特還算是惠普的內生型幹部，擔任CEO的時間是從1992年到1999年，這段時間正好是微軟這些新興技術公司迅速崛起時期，普萊特在任期間的惠普沒有很好地跟上新技術周期的發展，仍然躺在傳統業務上吃老本，錯失戰機。
到2000年時惠普從外部引進了卡莉，從這屆後，惠普CEO全是從外面請來的職業經理人。卡莉來了以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宣布惠普要成為PC業的霸主。所以2001年，惠普斥資250億美元收購了康柏，兩家合併以後就會成為全球第一大PC製造商。這個收購把全球產業給震動了，雖然收購成功了，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擴大收入、提高利潤的目的，10年後，因該收購交易減記12億美元。卡莉因為經營不善而卸任。
下一任CEO是馬克赫德，馬克當時覺得要做企業業務，所以在2008年花了140億美元收購EDS，一家英國的企業公司，但由於收購整合不成功，因此商譽減值80億美金。2010年馬克又想做智慧型手機，於是花了12億收購了Palm，結果第二年就被他的下一任賣掉了。由於卡莉和馬克的幾次收購花了很多錢，對惠普經營產生了很大壓力，所以，馬克做了很多降成本的工作，其中一個重要舉措就是降低研發成本。在此之前，惠普每年把收入的8%投入到研發，而馬克把8%的研發投入降到3%。因為這個重大調整，從馬克開始，惠普逐漸失去了技術先進性，變成一家沒有技術的技術公司，從此喪失了核心競爭力。
下一任是李艾科，他上任後認為，惠普應該聚焦做企業業務，應該拋棄個人業務，所以他宣布要把PC業務賣掉，雖然後來沒有賣成，但是對內部員工士氣和外部合作夥伴忠誠度造成了很消極的影響。李艾科為了做IT服務，花了110億美元收購了Autonomy，但由於在盡職調查等環節中的失職，為此多支付了80億美元，使得惠普為這一筆生意陷入了巨虧，所以他只做了一年就被董事會免掉了。
然後HP匆匆忙忙地又找了惠特曼接任，在戰略方面，惠特曼一開始還是努力維穩，停止對PC業務的出售，但最後還是沒有辦法挽回惠普分裂的局面，於是，惠普分裂成TO B和TO C的兩家公司。
從以上過程可以看出，自2000年以來，惠普公司的戰略中心不斷搖擺，一會兒2B，一會兒2C，而且這種戰略搖擺往往是新一屆CEO從個人愛好和個人戰略做出的判斷，導致惠普嘗試進入多個領域，但都半途而廢，也喪失了技術的先進性和戰略的穩定性。所以，如果說柯達的衰落是因為拒絕變化，而惠普的衰落是因為盲動，陷入了從公司治理到戰略管理、文化削弱等一系列惡性循環。惠普沒有一個穩定的活性因子牽引，沒有戰略定力，結果就從惠普神話變成大而不強。
再看看惠普核心價值觀是如何淪喪的。第一條是堅持研發投入，追求技術先進性，這一條在馬克擔任CEO時削減研發投入就喪失了；第二條是不斷激發員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當惠特曼上臺時，經過這幾年折騰，惠普文化凝聚力已經大大降低。新的CEO上來後與員工的對話也不和諧，後來對員工說，在我們把戰略搞清楚之前，你們愛幹啥幹啥。這就造成了整個管理層和員工形成對抗和分裂。所以第二條，激發員工的主動性、創造性，這條喪失了；第三條是股權等利益分享機制，卡莉任職期間這套制度也被廢除了。於是經過四個外來和尚念了十幾年的經，惠普之道已蕩然無存了。
一個企業必須堅守核心價值觀，堅持戰略定力。如果陷入不斷的搖擺，最後整個公司就失去了方向和凝聚力。
歷史總是在重複自己。在倒下的成功大公司裡面，從來不缺乏洞察與新知（活性因子），可惜它們沒有成為決策與行動，沒能自糾自救。
變革無力症，本質是喪失自我批判的能力。企業作為商業組織，最重大的變革是業務變革，特別是二三十年遇到一次的產業周期變革。傳統大公司在面對業務變革時，會遭遇一系列來自內部的風險挑戰和阻力，就業務變革風險管理有幾點認識：
1、首先是投資風險。一方面守著高收益、低風險的傳統業務；同時，面對高風險、收益不確定的新業務。在這種情況下，決策者有很大的壓力。對策：投資決策層要長期堅持思想上的艱苦奮鬥，持續保持業界洞察，敢於決斷，並通過嫻熟掌控投資組合管理的理論實踐來平衡好「成長與風險」。
2、其次是權力結構風險。公司有位fellow說過一句如雷貫耳的話：為什麼工業革命以來，每個大的產業周期都是50年左右？不是新一代產業技術一定要過50年才能被發明出來，而是要等壓制新生事物的一代人老去，新產業才能成長起來。大公司的高管和專家大多數是從傳統業務成長起來的，對於新業務未必都有深刻的洞察和知識更新，新業務也必然引發新的權力分配，這導致公司原有的思想話語權、決策權的重新調整。對策：重大業務變革是一把手工程，培養變革領導力，最新案例就是微軟，還有GE、SIEMENS的數位化；
3、第三是物質利益分配風險。從投資預算、人力編制、考核激勵等各方面，都可能存在傳統業務和新業務的爭奪，背後是不同的利益群體。對策：儘可能在經營好的時候主動變革，用傳統業務的增量來投新業務，並採用差異化的考核，逐步將資源向新業務傾斜配置。
4、第四是就業安全感。企業要積極推動「換腦」，以緩解「換人」引發的對隊伍的衝擊；但換人仍不可避免，必然有些人會因為思想和技能跟不上而被邊緣化，走人。對策：積極建設好內部人才市場、訓戰機制等；妥善處理員工關係，合理付出一些裁員的補償。
以上四個因素，是傳統大公司擁抱新業務的內部挑戰和對策考慮。
變革的關鍵是激發活性因子。活性因子是舊的混沌系統中能夠導向形成新的有效系統的結構因子（DNA），用活性因子來把舊秩序重整為新秩序，就是真正有價值的變革。
成功大公司患上變革無力症，往往是因為過往的成功固化為龐大的既有利益格局和保守慣性勢能，為了捍衛既有利益和習慣，阻撓來自活性因子的革新。
大公司從來不缺洞察，在方法論上也會越來越強，因為大公司有大量的資深人才和專業積累；而且，洞察本身並不觸動任何既得利益，你想說什麼就說什麼，多尖銳都可以。但是從洞察——決策——行動，卻不容樂觀，因為要觸動既得利益了。為什麼創新小公司在方法論上無法與大公司比，但是抓機會卻高效得多？不是小公司跑得快，而是大公司跑得慢；不是大公司腿腳軟，而是羈絆太多。
大公司因為洞察能力強（自有優質資源投入和外部諮詢力量引入），往往能更早的看到未來變化趨勢；但是由於內部利益格局（公司是行業的既得利益者，部門間也有既得利益問題）所以，往往行動緩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IBM，回望IBM近20年，從電子商務到隨需而變，再到智慧地球。IBM提出的每一個概念都成功預言了IT產業未來10年的變革方向。但是，每次都在堅持了數年的產業趨勢即將爆發的時刻，IBM卻將機會留給了小公司。當IBM在2004年用隨需而變替代電子商務的品牌形象時，電子商務即將迎來爆發;當IBM在2008年轉向智慧地球時，真正做到隨需應變的雲計算也即將大行其道。IBM的深藍、沃森在人工智慧方面也很超前，但在商業應用上卻明顯落後。在IT產業，IBM一直有著其他公司望塵莫及的戰略視野和戰略能力，但是，這頭大象的舞步卻越來越沉重。大公司如何避免「起個大早、趕個晚集」？
我把「熱力學第二定理」從自然科學引入到社會科學中來，意思就是要拉開差距，由數千中堅力量帶動十五萬人的隊伍滾滾向前。我們要不斷激活我們的隊伍，防止「熵死」。我們決不允許出現組織 「黑洞」，這個黑洞就是惰怠，不能讓它吞噬了我們的光和熱，吞噬了活力。
——《任正非在公司2013年度幹部工作會議的講話》
從宇宙到生命，到國家，到企業，我們看了一些熵增和熵減的現象，下面我們就來看看，如何透過現象看本質規律。
關於熵的理論發展，從1865年德國物理學家魯道夫·克勞修斯開始，有一系列的科學家給出定義和分析。這裡特別要講一下1969年，比利時物理化學家伊裡亞·普裡戈金提出的耗散結構，耗散結構幾個主要特徵，一個是開放，系統內部和外部建立物質和能量交換，如果是一個孤立的封閉系統，那麼熵增是必然的。如果系統能夠對外開放，那麼熵減就成為可能。第二是要打破平衡，形成運動張力。沒有溫差就沒有風的流動，沒有地勢差就沒有水的流動，不能打破平衡，內部就不可能產生張力，也就沒有活力流動。這就是耗散結構兩個最主要的特徵，一個是開放，一個是打破平衡，這兩個我們後續重點分析；耗散結構還有一個特徵是非線性，我們業務環境諸要素的函數關係肯定是非線性的，非線性意味著要洞察技術突破、商業機會爆發等產業周期拐點和宏觀經濟周期拐點，調整資源配置策略，看準非線性的爆發點和塌陷點去踩油門、踩剎車。
熵理論的應用是很廣的，有宇宙天文學、物理學、生物學、環境學等。把熵理論從自然科學引入到社會科學、企業管理，是新的創見。
關於熵，我們從下面四條規律展開認識。
第一個規律是只有開放的系統才能熵減。如果地球沒有太陽能量的輸入，地球就不可能有合適的溫度、水和生命，也就不可能有熵減的效果。
第二個規律是負熵打破平衡，促進熵減。比如說移民機制。從人類歷史上看，移民會給一個地方帶來活力，中國最有活力的地方是深圳，因為深圳95%以上的人口都是移民來的。全世界最有活力的地方就是美國，美國聚集著全世界優秀移民。美國最有活力的地方是西海岸，相對更年輕，是新移民最多的地方。
第三個規律是引入負熵要適量並且高品質，負熵不是越多越好，負熵的質量很重要。比如，現在歐洲的問題很大，宗教文化衝擊、恐怖襲擊，社會矛盾變得複雜，這是為什麼？當時歐洲早期移民主要是為緩解歐洲傳統勞動力不足的現象，現在已經不存在這個問題，歐洲卻還不斷在吸取一些沒有技能也不願意奮鬥的移民，引入低質量的移民產生不了熵減，反而產生了熵增。打破平衡也要合理和適度。美國面臨很大的問題是華爾街和矽谷瓜分了技術進步以及全球化的絕大部分紅利，除這兩個群體以外的其他人群沒有從技術進步和全球化中得到收益，反而利益受損，失去就業機會，社會地位下降。這就是川普會上臺的原因，他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數，現在要爆發。如果未來AI的技術紅利沒有在社會各階層之間合理分配，就可能導致階層撕裂。
規律四就是熵增和熵減的對抗消長。宇宙、組織、生命的無效和有效都在平行的展開，同一個事物同時存在熵增和熵減，主要體現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變化。一個生命可以衰老，也可以煥發新生，主要取決於你對於物質，對於信息，對於心理等方面負熵的引入，它們的質量決定了你是熵增還是熵減。
關於熵的規律運用，我們主要從如何構造一個耗散結構方面展開。孤立系統的熵永遠向熵增的方向發展，但現實中，生命體為什麼能夠從傷病中恢復，企業為什麼能從衰老中走向新生，都是因為熵減的效果。通過構建耗散結構，開放引入負熵流，遠離平衡態，產生張力，通過活性因子等等元素的構建，最後產生系統熵減，又能夠重新有效地創造價值。
三年前有篇文章流行，《微軟失落十年》，當時大家覺得微軟已經日落西山了。但微軟開展了從文化、考核、激勵、業務等積極改革，現在雲服務和人工智慧上表現出很強的競爭力，微軟重返輝煌，網上又出了篇新文章《微軟：拿什麼拯救你，我的中年危機》。大公司遭遇中年危機是必然的，克服中年危機也是可能的，關鍵是有沒有智慧和勇氣去做熵減。
下面我們看看熵減規律的運用。先講講社會，再看看企業。
社會活力源自耗散結構，丁偉寫的那篇文章裡提到一個模型，講到一個系統從有效態慢慢會熵增，功能變得無效，通過採取熵減使得無效走向有效……，這就是一個吐故納新的過程。那麼我們的人類社會是如何把這些平衡、封閉、無效不創造價值等等吐故，然後把新思想、新技術、人口流動、階層穿越、物質分工和交換這些負熵有效引入進來，實現吐故納新的效果。下面我們舉一些做得好的例子。
（一）制度與政策帶來熵減——君主立憲製成就日不落帝國
三百多年前法國是拿破崙時代，它差點把英國消滅了，那個時候英國弱勢，法國強勢。英國就爆發了光榮革命……英國一個人沒死，光榮革命就完成了，就出來英國的議會制度。資產階級民主帶動英國蓬勃發展，三百多年把全世界佔完了。而法國大革命轟轟烈烈，血流成河啊，讓作家找到了興奮點，熱血澎湃，出來好多好作品，人們記住了法國大革命，忽略了英國光榮革命，但是英國發了大財，把全世界都佔光了。法國內鬥了幾百年。
——《任正非和廣州代表處座談紀要》（2013）
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創建。早在1215年，英國國王就和貴族籤訂了《大憲章》，《大憲章》講「王在法下」，約束了封建君主的權利，成為構建法律的基石。正是有了這個基礎，英國才產生了1688年光榮革命，這場革命基本沒有流什麼血，卻使英國順利進入政體轉變。相比而言，法國大革命腥風血雨，卻沒有解放生產力，所以法國大革命不是正面榜樣。後來英國再通過《權利法案》保護私有財產，直接促使了工業革命的產生。
任正非講「沒有正確的假設，就沒有正確的方向」。假設是最重要的，一個有效的政策一定基於正確的人性假設。英國人假設人性是自私的，制定政策保護專利發明者的利益，結果英國人及其文明輻射的歐美人的頭腦裡的聰明才智就源源不斷地變成蒸汽機、鐵路、汽車、發電機、電報、電話……，生產力就是這麼解放出來的。同時，英國人也認識到人性自私會走向極度貪婪，產生對社會的破壞力，並用法律和宗教加以約束。
英國可以作為全球制度創新的典範。而且我們發現一個現象，凡是被英國殖民過的國家與地區，比如美國、澳大利亞、新加坡、香港、南非、肯亞……，這些地方都留下了英國的制度體系，這些體系幫助這些國家與地區取得了繁榮發展。為什麼我們在巴西會連續虧損十三年，一個重要原因是巴西混亂的稅法體系。因為當年在拉美殖民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進行的是掠奪式殖民，結果給當地帶來災難，它們沒有在當地建立健康的制度。
對於英屬殖民地國家而言，英國制度是一筆寶貴的無形資產。英國式殖民實際上是用先進文明（制度和技術）入股，通過解放當地生產力，實現共贏，英國拿走的稅收是「文明股」的分紅。
（二）科學與技術帶來熵減——工業革命讓歐洲免於熵死寂滅
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過去是靠正確地做事，現在更重要的是做正確的事。過去人們把創新看作是冒風險，現在不創新才是最大的風險。
——《華為的紅旗能夠打多久》（1998）
古希臘、羅馬帝國，歐洲曾經輝煌；然後進入熵增，經歷了近1000年的中世紀，教會為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對民眾實行愚民政策，思想禁錮，文明停滯。中世紀的歐洲，其文明水平和生活質量遠遠落後於東方的唐朝、宋朝。
但為什麼後來是歐洲引領了工業革命？在這個漫長的中世紀中，神權把人性、人的創造力全部禁錮住了，它是怎麼被打破的？一次適當的打擊，是一次拯救。歐洲經歷了近1000年的中世紀，已經到了熵死寂滅的邊緣。發生了一個偶然歷史事件就是黑死病。黑死病使得歐洲減少了40%—60%的人口，整個歐洲對教會的信任下降了。有的整個家庭、整個村子全都死了，人們就會質疑，這些年，我們把一切財富，我們所有的信仰都獻給了教會，上帝和教會為什麼不來保護我們？黑死病引發了懷疑的力量，這一場大災難把中世紀傳統宗教思想對人性的壓抑、對思想的束縛徹底的打破了。這就是物極必反，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
所以，有了黑死病才有了文藝復興，才有了宗教改革，才有了思想大解放，才有了君主立憲等等制度改革，才有了私有財產保護。因為有了這些才產生了工業革命，產生了大航海。黑死病作為負熵，改變了歐洲的歷史。把大歷史貫通起來看，裡面就是有天算。
我們講價值創造四要素，勞動、技術、企業家和資本。勞動主要是一種認真負責的精神，工匠精神。企業家方面，過去有優秀的人，現在有優秀的人，未來也還會有。資本更不會有什麼變化。價值創造四要素裡最重要的一個，並且在不斷的變化的要素就是創新，其實就是科技。
所以我們說科技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第一生產力，改變了整個文明各要素，現代社會從經濟到政治，從政權到民生，都受到科技進步的直接間接的影響。
就企業而言，沒有技術的技術公司，是沒有生存安全感的，大而不強。比如2017年中的4個月，S&P 500,5大科技巨頭市值上升2600億，其他495下降了2600億。可以說，沒有技術含量的公司就沒有錢途。要堅持研發投入，而且研發投入的結果衡量是要在戰略控制點上擁有定價權對於個人而言，我們身處這個行業就必須不斷學習，必須要跟上機會的發展，否則就很容易被淘汰。終身學習成為生存必須。
（三）思想與價值觀帶來熵減——新教倫理造就美國繁榮
是新教倫理揭示了中世紀宗教改革的哲學思維，這種對人性釋放的哲學思維，它叫資本主義精神，從而開創了對人性的差異化的承認，對差異化也給以了保護，這種對人的權利的保護，釋放了個人努力的主觀能動，促進了發展。這種精神同時也推動西方的社會改革，才形成了今天繁榮、現代化的西方。
——《從「哲學」到實踐》（2011）
從文藝復興到清教徒，到獨立宣言，到美國憲法，美國用短短200多年從荒野之地發展成為法制化、市場化高度發達的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創新等方面均領先全球。
《獨立宣言》為獨立戰爭勝利和美國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確立了國家主權。《美國憲法》奠定了美國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礎，使美國成為一個具有全國統一中央政權的聯邦制國家。清教的英雄主義精神和包容矛盾世界的理念，成為美國文明的內核：多元、平等、開放、寬容。清教提倡的積極、開拓、誠實、勤勉和節儉，成為美國共同的價值觀。
美國價值觀歸結到一點，就是肯定了價值創造，反映到俗世就是對財富的創造，對物質文明的創造。價值觀對一個人、一個社會的影響非常大，如果不導向價值創造，生產力就被閒置在那裡，都在那裡空談，玩虛的。
激發活力不是瞎折騰。文化大革命也很有活力啊，工人不做工，農民不種田，學生不上課，全國人民大串聯，上山下鄉，活蹦亂跳，但是後來把經濟搞垮了，國家和老百姓都過得很艱難。
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就是加了一個正確的價值觀，把人民群眾的力量從搞階級鬥爭互相傷害，轉移到搞生產建設創造財富上，就是調整了用力的方向。蛇口有塊牌子，反映的就是改革開放的價值觀：空談誤國，實幹興邦。
最近與同事吃飯聊天時，還談到小時候的深刻記憶：前一年還在餓肚子，第二年因為推行了家庭聯產責任承包製，當年就實現了大豐收，糧食一車車往家裡拖。這就是基於正確的人性假設制定了正確的政策。
有了正確的價值觀和制度建設，生產力就被釋放出來，力出一孔，利出一孔。
（四）教育與管理帶來熵減——日本脫亞入歐走向富國強兵
「用最優秀的人去培養更優秀的人」是日本人的口號。日本如果沒有這一百年多來對教育的瘋狂投入，就不會有日本的今天，日本最大面值的紙幣印的是教育家（日本現行4張紙幣，只有最大面值10000的是日本作家、教育家福澤諭吉，還有幾個是醫學家、小說家），在一百多年前極端困難時期，這個國家的皇帝還要省一頓飯拿去搞教育。
——《任正非與華為大學教育學院座談會紀要》（2013）
日本僅用50多年，從一個封建封閉落後到世界前茅，實現富國強兵。
講個故事，中國在1840年被鴉片戰爭打得割地賠款時，日本也一樣遭受西方的堅船利炮的欺壓，雖然沒有割地，但也賠款。打完仗以後，中國和日本就都到歐洲去學習，中國花了大筆銀子買了北洋艦隊，號稱遠東第一大艦隊，排水量最大。日本重點考察了歐洲的教育體系和制度體系。所以當時歐洲人說，日本五十年以後將打敗中國。果然1895年爆發了甲午海戰，日本打敗了中國。
中國人一直對近代史上數次被日本打敗耿耿於懷，但我們看一個數據，大家可能就從氣憤改為反省。日本小學入學率在1906年已達到100%；而同期中國的識字率僅為20%左右，中國1986年開始實施義務教育，小學入學率在1999年首次達到99%。也就是說，在教育方面我們比日本落後了一百年。軍事、經濟實力的差距，只是一個結果。華為大學有一句校訓，就是從日本人那兒學來的，叫做「用最優秀的人去培養更優秀的人」。還有一句話：一個國家的強盛是在小學教師講臺上完成的，這句話來自德國人對教育的認識。
關於企業管理給日本帶來熵減，就說一個例子，質量管理大師戴明的學說起先在美國企業講，不受待見。後來他到日本，被企業界奉為神明。結果就是以豐田質量為代表的日本工業對美國競爭對手的顛覆。這裡面也有民族性的緣分。品質管理就是1-2-1齊步走，這對於汪洋恣肆天馬行空的美國人是無法忍受的，而對於循規蹈矩的日本人卻會隨著節奏走得很帶勁。
（五）階層穿透、優質移民引發熵減
我們要歡迎那些胸懷大志，一貧如洗的人進入華為公司。他們將是華為公司一支很強的生力軍。在這種情況下，華為公司會有更強的戰鬥力，有更強的戰鬥力我們就可以搶到更多的糧食，有更多的糧食我們就更大的投入，有更大的投入我們就有更大的實力，我們這幾個更，就成了良性循環。
——2011年《 成功不是未來前進的可靠嚮導》
前面我們說過美國的持續繁榮在于堅持從全世界引入優質移民，特別是二戰期間，美國從歐洲引入大量受到種族主義迫害的科學家，以及戰後利用美國的高薪和富裕安全的生活環境從全世界吸引優秀人才移民。而歐洲、印度一定程度上的社會階層板結導致社會熵增。
其實中國也一樣。中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中國大部分思想都是源自於戰國時期，只不過後來由於獨尊儒術把其他的法家墨家都廢掉了，但思想最活躍的是戰國時期。當時秦國統一中國，但秦國用的這些能人，商鞅、張儀、李斯等等，都不是秦國人，都是外國人，而且身份要麼是破落貴族，要麼就是平民。這些人在等級制度森嚴的母國體制中是沒有希望的，但因為秦國大膽用外來人，唯才是舉，所以才統一了中國。
還有一個案例是隋文帝。隋文帝興起了科舉制度，西方發現以後一直都覺得中國太了不起了，一千多年前就有這樣的制度。科舉就是階層穿越，社會一旦形成階層固化就將失去所有活力，所以隋文帝也被稱為中國歷史上最被低估的皇帝，因為西方價值觀是讚賞做制度建設的人。隋文帝執政期間有幾個開天窗的貢獻，一個是確立三省六部制，成為農業文明帝國行之有效的行政體系 ，一個是科舉制度疏通了人流階層穿越，對後續的唐、宋、明、清等幾個大朝代的繁榮從制度上做好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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