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
幾乎所有經濟學家、經濟決策者和市場參與者都認為，全球經濟的現狀十分「不對勁」。但究竟不對勁在哪裡，各種診斷和藥方則是莫衷一是。
不論是IMF總裁克裡斯蒂娜·拉加德使用的「新平庸」，還是曾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長和總統經濟顧問的哈佛大學教授勞倫斯·薩默斯所稱的「長期停滯」，亦或是知名的英國《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 (Martin Wolf)定義的「亞健康」……這些詞彙表達的都是對經濟現狀的失望、迷惑和擔憂。
自從所謂的「宏觀經濟學」在上一次「大蕭條」之中橫空出世以後，雖說不同學派基於不同分析框架對政府的財政貨幣政策有著迥然不同的理解和主張，但宏觀經濟學本身的一些基本定律一直以來始終被奉為金科玉律，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挑戰。然而這一輪「後危機時期」的世界經濟走向，卻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脫離了過去的慣常軌道。許多信息似乎都在表明，我們目前正處於新的宏觀經濟時代，那些舊有的知識已經或正在變得過時。
在上一篇文章（陳季冰《全球經濟：緩慢和乏力的復甦》，見2016年2月15日出版的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中，我從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的橫向視角對全球經濟的艱難復甦現狀作了一個概述。在本文中，我會再以縱向視角來對當前經濟中的幾個主要悖論進行剖析，它們更加清晰地呈現出這個新宏觀經濟時代的基本困境。
流動性泛濫背景之下的通貨緊縮威脅
當前全球經濟的首要隱患便是通貨膨脹率如此之低，以至於除了俄羅斯和巴西、阿根廷等少數幾個已經發生經濟危機的國家外，全世界大多數經濟體都有滑向通貨緊縮的顯著風險。但令各界困擾難解的是，各國央行在過去幾年裡已向市場注入了天量流動性，利率也大多降至歷史最低點。
在美國，雖然美聯儲已於去年12月作出了近10年來首次升息的決定，但這一決定之所以備受爭議，而且等待了那麼長時間，正是因為美國的通脹率一直遠遠達不到聯儲認為合理的2%的水平。許多分析人士甚至還認為，美國的通縮趨勢已經抬頭。
歐洲的形勢更加令人擔憂，歐元區的整體通脹率連續兩年位於「危險區域」，希臘、義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已出現明顯通縮，德國的指標國債收益率也跌至低於1%的紀錄低位。過去一年裡，歐元區的核心通脹率經常為負值。儘管歐洲央行已於去年將存款利率調降至負值，並加碼了印鈔規模——即類似於美聯儲此前的債券購買計劃（QE），但這些措施迄今都未能有效推升通脹率。
對日本經濟來說，通縮是一個持續了20年的沉痾。「安倍經濟學」的大規模印鈔計劃推出之始，日本通脹率曾經出現過曇花一現似的短暫攀升，但只持續了沒多久，長期通縮的幽靈再度回歸。這迫使日本央行在上月開啟了史無前例的負利率貨幣政策。
其他重要經濟體，如中國和英國的通脹率也都徘徊在多年低位。
對傳統經濟學來說，通貨緊縮可以說是最避之不及的一種宏觀狀況。經歷過大蕭條和凱恩斯主義的洗禮之後，目前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通貨緊縮會比通貨膨脹對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持續的通貨緊縮所造成的預期會嚴重扭曲企業和消費者的行為：當所有人都認為物價會下降時，消費者會儘量將所有並非必需的消費支出延後，而企業寧願手持大量現金也不願輕易擴大投資……這將形成一個使經濟越來越冷的惡性循環，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失去的20年」所經歷的正是這樣一個過程。
宏觀經濟學中還有一條定律，那就是一個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狀況與其內部的貨幣流動性呈高度的正相關關係。簡單地說，物價上漲是因為發鈔數量超過了實物財富的增長。由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所創立的貨幣主義經濟學派甚至有一句膾炙人口的名言：通貨膨脹是一種貨幣現象。
然而事實是，自2008年末以來，美聯儲、歐洲央行的官方幹預利率都一直接近於零，2011年，歐洲央行曾勉為其難地把利率提高到1%以上，但隨後又不得不調回至零附近；英國央行的基準利率目前是0.5%，這是自17世紀以來的最低記錄；過去20年裡，日本央行執行的利率一直接近於零。不僅如此，各國央行還普遍開閘釋放流動性。
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市場上錢多得似乎滿溢的情況下，全球各地的物價卻不漲反跌！國際聞名的「金融大鱷」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上月在達沃斯論壇上稱，目前這種全球性的通縮環境，只有在80年前遇到過一次，眼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知道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在索羅斯看來，中國經濟增速放緩、原油和大宗商品價格暴跌，以及各國的競爭性貶值，是全球通縮的三個主要源頭。但這一分析可能僅僅停留在表面，一些更深層次的理論認為，經濟不平等的加劇（少數有錢人有錢而不花，多數窮人需要花錢卻沒有錢）、勞動力增長放緩及勞動生產率提升變慢，以及技術進步所需實物資本數量的減少（Facebook的市值是通用汽車的5倍多）等都是導致通貨緊縮的因素。
作為物價指數的重要組成部分，石油價格的急劇下跌被認為是拉低全球通脹率、進而引發通貨緊縮的罪魁。一般分析認為，石油價格下跌是更廣範圍內的大宗商品價格下跌的一部分，而其主要原因是由這些原材料的最大進口國——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所引領的一輪景氣周期業已終結。實際上，像鐵礦石、銅和其他有色金屬這樣的大宗商品的價格下行在更早之前就已開始，它們的價格近期都已降至6、7年來的最低水平。
未來，強勢美元的回歸可能還將給油價增添另一個不小的空頭壓力。因此，當今世界原油供應市場上最有發言權的參與者沙烏地阿拉伯石油部長阿里·歐·納密曾悲觀地估計，照目前的趨勢來看，原油價格跌至每桶20美元也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情。我們也的確看到，即便近期沙烏地阿拉伯等遜尼派主政的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外交關係出現嚴重緊張，海灣地區劍拔弩張，這些地緣政治風險也沒能阻止油價繼續下滑的態勢。
英國牛津經濟研究院之前的定量研究表明，當石油價格每桶低於60美元時，就會有13個歐洲國家的通貨膨脹率為負數，或至少暫時為負。飽受通縮之苦的歐洲和日本的央行行長們擔心，如果油價長期維持在這麼低的水平，甚至繼續下跌，那麼自己作出的所有意在推升通脹率的努力都將付之東流，而宏觀經濟也將深陷於長期低迷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當然，石油價格下跌將會對世界經濟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我將在以後的文章裡專門討論。
債務膨脹背景之下的需求不足頑症
如果說當前世界經濟百病纏身的話，那麼它最顯著的症狀便是需求不足。
事實上，無論美國、歐元區還是日本，全球主要的富裕經濟體都患上了這種「慢性病」，歐元區和日本在這方面的病情尤為嚴重。就連增長率高得多的中國近年來也出現了明顯的需求不足徵兆，而且，隨著高得不正常的投資率逐步下降，進入「新常態」以後的中國經濟的需求不足問題可能會日益加重。
守護著全球經濟中唯一亮點的美國財政部長傑克·盧 (Jack Lew)曾焦慮地說，「需求增長疲弱是很多國家經濟持續表現欠佳的罪魁禍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則在一年多前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寫道，影響今天全球經濟的症候可以用兩句簡單的口號表達，其中之一就是：「需求，需求，需求！」
常規的解釋是將這種需求不足歸咎於債務危機之後西方各國政府不得已而採取的財政緊縮政策，最有力的證據便是：眼下歐元區是面臨需求不足最嚴重的經濟體，而它恰恰也是採取最嚴厲緊縮政策的經濟體；相對而言，美國的緊縮力度最小，經濟表現也最好。德國政府、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及其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George Osborne）為此受到了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們力主大規模削減公共支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振興日本經濟的「安倍經濟學」雖被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其中的第二支「箭」，即通過提高消費稅來整固財政的方案，也被認為是射錯了方向，致使日本經濟增長在曇花一現後重新陷入低迷。
按照這一邏輯，過去兩年多，從美國政府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從二十國集團G20再到經合組織（OECD），一直都在不遺餘力地施壓那些國際收支有盈餘以及財政狀況良好的國家——常常指擁有龐大的經常帳戶盈餘的德國——增加支出以刺激經濟和就業增長，並敦促各國政府不要過度緊縮預算而導致經濟成長受到抑制，
為了儘早擺脫金融危機的種種後遺症，各國政府財政部門和央行迫切希望將宏觀政策調回到正常狀態，這是完全可以理解，也完全應該的，但經濟復甦強勁增長是實現財政整固的最好途徑。因此，G20財經領袖們認為提振投資是當前世界經濟的關鍵所在，的確是有道理的。因為增加投資確實能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取得立竿見影的成效，尤其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中國過去10多年的情況就是有力證據。
實際上，飽受基礎設施老舊之苦的西方國家也的確有在這方面增長公共支出的迫切需求。考慮到當前實際利率如此低，借錢幾乎不需要支付什麼成本，像德國和英國這類擁有最高債券評級的國家舉債投資基礎設施也是一件十分划算的買賣。至少，在短時期內將赤字水平提得更高一點不至於有太大的危險。而對許多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這些投資有助於消除它們的基礎設施瓶頸，為中長期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不過，以德國為首——英國經常緊隨其後——的「緊縮派」（從其主要政策主張看，亦可稱之為「結構性改革派」）仍在全力抵禦上述要求擴大公共支出的財政刺激方案。這是因為，緊縮派對全球需求不足的成因有著截然不同的理解。
首先，他們認為，全球經濟當下所面臨的長期需求不足是去槓桿化的結果，而去槓桿化既是被動的，也是必須的。他們指出，金融危機之前的需求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當時的市場需求高度依賴於私人和公共債務的積累，而這些債務又與房地產等市場的資產泡沫密切相關。可以說，正是它造成了金融危機，金融危機本身又是對這種依賴於債務泡沫的不可持續的「需求」的強制性擠壓。現在不認真吸取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反而要求進一步擴大債務以刺激需求，豈非飲鴆止渴？
其次，即便公共財政刺激能夠帶來短期增長效應，但這種由政府而非市場主導的增長也註定是低效和充滿浪費的，它不能替代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按照這種觀點，薩默斯等人提出的大規模政府支出只會拖延債務危機的爆發，相當於給危機判一個很長的緩刑期，不僅不能解決任何實質性問題，反而很可能造成新問題。在緊縮派看來，中國的例子所揭示的恰恰是相反的道理：即中國過去10多年裡的增長驅動力是快速信貸積累和超高投資率，此二者都是不可持續的。中國自身也已經反思過去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尋求轉型發展，這是明智之舉。
最後，當前的需求疲弱可能是世界經濟發展中出現的許多新變化造成的，其中包括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全球化的深化、全球性的貧富差距加劇、技術創新，以及金融部門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等因素。這是新的時代中出現的新問題，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解決方案已經失效，需要有對症下藥的新藥方。
支持緊縮派所力主的結構性改革的最有力證據是對後危機時代全球債務狀況的分析。幾乎所有的研究都表明，雖然金融危機爆發後各國通過前所未有的超常規「救市」政策讓世界逃過了又一次大蕭條，但這些政策舉措並未從根本上治癒得病的經濟體系，幫助經濟增長恢復到危機前的水平。相反，超常規財政貨幣政策通過推高資產價格，還助長了不平等等一系列新問題。債務問題也沒有解決，只不過從私營領域轉移到了公共部門而已。
實際上，8年來債務總量非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多了。麥肯錫(McK-insey)全球研究院的一份報告指出，自2007年以來，全球債務增長了57萬億美元，年均增長5.3%。如果不計入金融業，沒有一個發達經濟體的債務與GDP的比例減少了，14個國家平均負債率（債務佔GDP的比例）上升超過50個百分點，英國和西班牙的債務已經翻了一倍還多。
若從新世紀伊始的2001年算起，當時全球債務總負擔（包括私營部門債務和公共部門債務）佔國民收入的比例是160%，到金融危機爆發後的2009年，已升至近200%，而到2013年更是達到215%。其中，僅公共債務佔全球GDP的比例就達到了80%，按照現任英國央行行長馬克·卡尼的說法，「幾乎達到了經濟史上導致普遍主權違約的水平。」
在這樣的情況下，進一步推出大規模財政刺激的建議，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它很可能釀成一場新的債務和金融危機。
技術進步背景之下的
生產率增長停滯之謎
當前世界經濟中另一個更深的悖論是，一方面各個領域內的技術進步似乎突飛猛進，另一方面，幾乎全球範圍都出現了勞動生產率增速下降的趨勢。
這一趨勢早在金融危機之前就已出現。世界大型企業研究會（Con-ference Board）的報告稱，自上個世紀後半葉以來，美國、日本和歐洲等發達經濟體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速已從每年接近2%降至大大低於1%的水平。美國和英國的生產率已有10年未出現改善。就全球而言，2014年勞動生產率增速降至2.1%，而從1999年到2006年的年度平均增速為2.6%。若按經濟學家用以衡量技術進步的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簡稱TFP）來看，1999年到2006年間全球年均增長1.3%，2007到2014年則降至0.3%。近年來，全世界唯有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的勞動生產率增速有所加快。
這種趨勢若得不到扭轉，將導致極其嚴重的後果。
經濟增長固然可以通過增加資本、原材料和勞動力的投入來取得，但這種增長只是簡單重複；中長期來看，只有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才會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增長——亦即能夠提高全民生活水平的增長。可以說，是TFP最終決定了人均收入的增長與否及增長速度。以中國為例，近年來，中國90%左右的增長來自於資本累積，而投資佔中國GDP的比重已高達50%左右，TFP則幾無提升。這樣的增長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一國已擁有的資本存量越多，增加投資的邊際效益就越低，這也就是近年來中國經濟雖然看似依然在快速增長，但老百姓的收入增長緩慢的根源。因此，進一步的增長必須依賴新的動力源泉，而提高生產率是必由之路。
如果世界無法重拾以前那麼快的生產率增長，那麼經濟增速就會長期處於較低水平，人們就無法再指望將來生活得比現在更好，下一代比自己收入更高。不僅如此，政府的稅收也會因此停滯不前，公共財政的穩定性必然隨之降低。薩默斯等經濟學家宣稱的世界經濟已陷入「長期停滯」，深層原因就在於此。根據麥肯錫公司的估算，為了完全彌補未來50年人口老齡化導致的就業增長放緩的影響，發達經濟體若想要擺脫生活水平停滯不前的窘境，生產率增速將至少需要比過去半個世紀快80%。
正因為如此，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及美聯儲等近來已越來越多地將注意力集中到如何提高勞動生產率水平上。去年英國大選以後，財政大臣喬治·奧斯本也將提高生產率列為新政府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通常的觀點認為，發達國家勞動生產率增速的下降主要是緣於缺乏冒險活動、研發支出較低、技術應用變慢以及勞動市場缺少靈活性和人口的老齡化。就美國而言，平均學歷水平衡量的勞動力人口素質不再快速提升，上世紀80年代後期出生的人接受的教育，並不比他們的上一代更好。此外，這還可能是上世紀90年代網際網路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暫時性增長紅利逐漸減退所導致的。
還有人指出，在英美兩國，創新放慢可能與盛行於大公司的獎金文化密切相關。因為公司發放給管理層的獎金往往與企業的短期利潤及股票市值高度掛鈎，這嚴重抑制了企業加大技術研發投入以求提升長期競爭力的動力——數據顯示美國非上市企業用於研發的投資支出是上市公司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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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樂觀的觀點則認為，勞動生產率方面的糟糕數據只是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暫時性後遺症，因為全球需求下滑暫時性地打壓了公司投資新設備和新技術的意願，一旦經濟出現強勁復甦，很快就會回升。但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生產率下降的趨勢早在危機發生之前就已出現。
另一種更加樂觀的觀點認為，將生產率作為生活水平衡量指標的看法如今已過時，因為在教育等公共服務中，質量很難衡量，而在許多消費者技術中，進步也很難捕捉。例如，10年前與Skype功能相同的產品貴得離譜，而如今卻是免費的，這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卻對GDP數據無益。因此，消費者看上去實際收入並未提高，日子卻更好過了，原因或許就在於統計失靈。
但不管怎麼說，全世界範圍內的勞動生產率提升越來越慢，竟至於止步不前，這種狀況在過去200年裡可能還是頭一次發生。而這種狀況發生在一個各種新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新模式層出不窮、各種創新活動以讓人們來不及喘息的節奏前所未有地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的時代，就尤其令人費解。從政府的角度來看，似乎也只能通過提高教育普及度、改進教育質量及創造更有利於創新的經濟社會環境來勉力扭轉這種讓人感到沮喪的現狀。
來自全球化、金融穩定和
地緣政治的風險
當今世界經濟中還有其他一些令人困惑的悖論，只是其對經濟整體的重要性較之上述三大悖論稍微低一些，因而更容易為人所忽視。
例如，一方面，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全球各個經濟體之間的相互聯繫和依存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時候，來自任何一個地區的衝擊都將波及全世界，其影響的速度、廣度和深度都要比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時更甚。IMF的研究表明，當下美國與亞洲之間的股市關聯度為81%，而2003年時僅為42%。與此同時，過去10年間，外部衝擊對於全球工業生產的影響程度也從30%上升到了40%。
但另一方面，全球貿易增長速度卻出現了明顯的下降，若從貿易的角度看，全球化陷於停滯狀況。以前，如火如荼的國際貿易經常是扶助全球經濟度過難關的主要積極力量。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時，世界貿易的增速差不多是全球經濟增速的兩倍，但這一引擎的動力如今正在接近耗盡。WTO的數據顯示，全球貿易增長已連續3年低於全球經濟增長，在剛剛過去的2015年，全球貿易僅增長2.8%；OECD給出的數據更低，只有2%，是過去50裡年的最低水平。另據IMF的數據，2016年後的10年內，全球貿易的年均增長率將僅有4.2%，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10年裡，這個數字是6.7%。
世界貿易一直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風向標，2015年裡出現的一個最令人關注新變化是：發展中國家的貿易增長率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發展中國家貿易增長率為1.4%，僅有發達國家3.1%的一半都不到。這是20多年來的第一次，意味著全球化進程帶來的世界經濟新增長動力可能正在漸漸熄火。
世界貿易增長放緩的主要原因有三方面：首先，金融和經濟危機使得全球需求、特別是發達國家的國內需求異常疲軟，進口不振；第二，「世界工廠」中國的解決模式正在經歷劇烈的轉型，它所延伸出來的遍布全球（尤其是亞洲地區）的供應鏈和分工體系目前正在收縮；第三，經濟狀況的不佳引發了貿易保護主義和地緣政治緊張，它們反過來又抑制了貿易增長。
而關於金融風險，本文之前多次論及，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程度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更高，穩定性甚至不如危機爆發之前。目前，股市、債市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蘊藏著很大風險，相關債券違約事件大面積出現的概率非常高，市場流動性降低的危險苗頭已經顯現。其中，影子銀行所積累的金融危險尤其需要引起足夠重視。
過去半年裡，IMF已多次警告，如果各國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對市場穩定風險應對不當，世界可能陷入一場新的金融危機，導致全球衰退。其總裁拉加德也一再呼籲各國金融當局加強現有的「安全網」——從央行之間的貨幣互換額度，到獲得多邊貸款機構信貸額度的渠道，從而為依賴大宗商品出口的新興經濟體爆發危機做好準備。
2015年5月，來自滙豐銀行(HSBC)、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瑞銀(UBS)和貝萊德(Black Rock)等多家全球頂級金融企業的高管罕見地發布聯合聲明，敦促全球各國政府加強危機防控方面的準備。更為罕見的是，這些金融行業大佬在聲明中指出，他們強烈擔心超低利率導致金融體系面臨的不穩定風險增加，並支持當局加強金融監管。
但另一方面，由於各國貨幣當局都已經將寬鬆貨幣政策用至極限，一些經濟體甚至已經出現負利率，未來如果危機重現，無論美聯儲、歐洲央行還是日本央行，能夠用於應對的政策空間和彈藥已接近枯竭。而且，超寬鬆貨幣政策的長期化，已經造成了越來越大的後遺症，金融風險堆積正是其中之一。因此，寄希望於僅靠貨幣政策重塑全球繁榮是一廂情願，然而，在經濟增長如此疲軟、通脹率地刺之低的情況下收縮貨幣政策，顯然也是不可行的。此外，全球貨幣政策的不同步（美國已開始轉向收緊）有可能使這一問題更加複雜化——它將引發全球範圍內的資本異常流動，從而在新興市場引發金融動蕩。
只能說，未來結構改革的任務艱巨而繁重。
最後，空前的地緣政治緊張、全球治理真空可能是壓倒經濟的最後、也是最重的一根稻草。
歐元區解體和英國退出歐盟、極右翼勢力登場和美國大選誕生黑馬、東歐新「冷戰」和東亞危機加劇、中東亂局加劇和恐怖主義升級……這些潛在可能的風險都表明，目前是二戰以來全球政治格局最不穩定的時期。而顛覆性技術變革的出現以及經濟不平等惡化所孕育的全球性的反精英民粹主義思潮，都將嚴重削弱政府權威，威脅社會穩定。
因此，今年1月中旬達沃斯論壇舉行期間，論壇組織方明確稱，國際衝突風險是國家和企業未來10年面臨的最大威脅，超過了對經濟的擔憂。前文談到的斯蒂格利茨的那篇專欄文章中列舉的影響當今全球經濟的兩句簡單口號，其中放在「需求，需求，需求！」之前的是：「是政治，蠢貨！」
結語
2014年11月在澳大利亞布裡斯班舉行的G20峰會上，各國領導人信誓旦旦地承諾，通過加大結構改革和對外開放力度，爭取到2018年將全球GDP產出額外提高2萬億美元，亦即2%，並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就業。
現在看來，峰會通過的「布裡斯班行動計劃」口惠多於實質，關鍵的問題還不在於政府的決心，而在於本文開宗明義已經指出的，我們很可能正處於一個新的宏觀經濟時代，經濟狀況是異乎尋常的。過去的那些解決方案已經失效，新的疾病需要我們尋找到新的藥方。
但從經濟哲學的角度來說，有一個市場經濟的基本理念或許仍然值得重視：政府所能做的，是降低危機對社會造成的衝擊和災難，而不是妄想「管理」好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