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川普主政以來，美國經濟政策理念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由「全球主義」全面轉向「美國優先」。川普政府出於美國自身利益而力推「美國優先」的政策主張在邏輯上具備一定自洽性，但其總體經濟政策調整既暴露出一系列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與邏輯「悖論」，更是與當今世界發展的時代潮流背道而馳，實為一種保守主義的復歸與倒退。不過也正因如此，川普政府未來是否會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平衡，值得研究。
關鍵詞：全球主義/美國優先/經濟政策轉向/悖論/影響
作者簡介：洪娜，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財稅與公共管理學院
一、「美國優先」取代「全球主義」：川普經濟政策理念的重大轉變
在「全球主義」理念引導下，美國倚仗其強大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大大推動了全球化發展進程。自二戰以來，美國一直以「世界領袖」自居，強調對國際和平與繁榮負有「領導責任」，並成為一系列國際政治經濟體制的主要建立者和維護者。同時，美國雖在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體制中承擔了比較廣泛的責任與義務，卻也無疑是眾多國際機制的最大受益者。如果以20世紀90年代作為本輪經濟全球化的起點，那麼美國無疑是迄今為止獲益最多的國家之一（朱文莉，2017）。在全球繁榮階段，美國經濟的適應與擴張能力堪與新興經濟大國匹敵，其活力與創造力遠超日本、法國、義大利等發達國家；在金融危機之後的調整階段，美國的復甦雖然緩慢但穩固持續，呈現「U型」反彈之勢。因此，美國兼具龐大的經濟規模和較高的增長質量，在現階段並沒有哪個競爭對手可以同時在這兩方面對其構成實質性挑戰。然而，川普上臺後開始全盤否定和反對全球化，美國歷來強調和奉行的「全球主義」理念被束之高閣，「美國優先」的「本土主義」主張取而代之。從具體內容來看，川普的「美國優先」主張涉及一系列單邊主義傾向的政策行動，涵蓋外交、貿易、軍事、能源、移民等諸多領域。其中，最明顯也最重要的轉變之一就是國際經貿政策從自由主義轉向保護主義。川普一改美國長期以來所推崇的自由貿易理念，大力推行貿易保護政策，試圖改變美國長期以來構建的自由貿易體制和遵行的自由貿易原則，開始轉向以「對等、公平」為藉口的貿易保護主義理念和政策。
川普的「美國優先」邏輯實際包含以下幾個相互關聯的基本內涵：（一）「美國優先」是衡量當前及今後美國所有政策是否必要的唯一標準，此外沒有別的標準；（二）對現行國際協定和規則，不管其多麼重要或是否被全球認可，只要認定美國在其中是「吃虧」的，都必須退出；（三）美國國內政策要按照是否符合「美國優先」的標準來決定是否應當廢除或重新制定。總之，以「美國優先」標準來衡量對外和對內政策，以是否對美國有利作為一切政策行動的邏輯出發點，是川普政府的核心利益價值訴求，也是其重塑美國經濟政策框架的根本指南和準則。無論是廢棄TPP、退出巴黎氣候公約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還是頒布「禁穆令」、籤署「築牆計劃」，又或是「買美國貨、僱美國人」以及加息、縮表和減稅，美國近期的一系列政策動向都充分體現了川普政府以強調「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的「本土主義」取代「全球主義」的執政思路和理念，也無不顯示其希望通過改變一些既定的國際經貿、全球治理規則，以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的強烈動機。「川普時代」的美國已基本脫離全球主義敘事，鮮明地展現出「政策走向保守、戰略轉向收縮」的發展態勢（Samuelson，2017）。
二、川普經濟政策轉向的邏輯「悖論」
對於川普經濟政策出現的大轉向，美國國內外都存在巨大爭議和分歧。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大多持反對立場，有的認為川普的政策意味著全球化的逆轉和全球主義的終結（Nye，2017；Ikenberry，2017；Kagan，2017）；也有認為川普政策可能削弱美國，將是美國世紀的終結（Rudin，2017）；有些悲觀者甚至批評川普可能親手終結美國七十多年來悉心創建和維護的國際體系，進而把對世界的領導權拱手讓人（Dennis，2017）；還有的則表示川普經濟政策違反經濟學邏輯，缺少實施的可行性，無法「讓美國再偉大」（Krugman，2017a；Summers，2017）。
但贊成者也不少，許多非主流經濟學人士認為川普經濟政策抓住了美國經濟面臨的核心問題，對美國經濟復興可能是一劑良方；更有樂觀者提出川普的變革有望重現裡根時期經濟政策轉向的巨大成功（吉蓮·邰蒂，2017）。筆者認為，對於川普的經濟政策轉向，需要區別其國內經濟政策和對外經濟主張，從美國國內和國際兩個不同角度分別加以評判和分析。通過分析，筆者有如下幾方面的判斷和結論：
1.川普經濟政策轉向具有雙重屬性
所謂雙重屬性，是指其國內層面的相對理性和國際層面的非理性。從美國角度來看，川普出於本國自身利益而推行「美國優先」的政策主張在邏輯上具備一定自洽性，但在國際上大刀闊斧推行各種既不利己更不利人的排他性政策卻明顯有違常理。這兩種屬性相互交織、相互作用將給世界經濟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
就國內層面而言，川普大幅改變原有政策，全面轉向「美國優先」，應當說有著比較清晰的內在邏輯，即進一步增強美國競爭力，重振美國所謂的「偉大」。事實上，川普的這一政策轉向是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對美國內外發展戰略做出的一次重大調整，是對美國長期推行的自由全球主義經濟戰略的反對。川普淡化自由世界領導者角色，不再將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視為戰略利益，其要義是將美國從世界領導責任中解脫出來，推動國際責任的全球再分配，以規避國力透支，重塑美國的霸權時代。因此，從國家利益來看，川普政府以本國利益作為政策出發點，這本無可厚非，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從國際層面來看，作為現行國際規則體系的建立者和主導者，同時也是事實上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儘管川普對此竭力否認），川普政府不是去竭力維護和鞏固現有體系，反而動輒以「受害者」自居，反對自己一手領導構建形成的全球化體系，甚至不惜得罪其傳統盟友，大行貿易保護和逆全球化之舉，這顯然有悖常理，也不合邏輯。這一做法既不符合美國長期秉承的價值觀，比如「築牆計劃」一經拋出就遭受巨大爭議，主流輿論認為它不切實際且有違美國的包容精神（Pippa Norris，2017）；同時，川普的「美國優先」政策也並不見得就能「讓美國再偉大」。實際上，自川普上臺以來，美國的傳統盟友都對其「美國優先」口號心存疑慮①。一旦失去眾多盟友的鼎力支持，川普政策能否持續奏效還猶未知。
2.川普政策轉向的邏輯「悖論」
無論國內政策轉型還是國際政策轉向，川普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既違背基本經濟規律，也違反經濟學邏輯，暴露出一些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和邏輯「悖論」。
一是製造業回歸政策與高勞動力成本的悖論。川普希望通過吸引海外製造業回流，在未來10年內創造25萬新的就業崗位以及使美國經濟重現4%左右的高增長。但美國製造業回歸的最大障礙在於違背經濟學最基本的比較優勢原理，不僅受到高昂勞動力成本的深刻制約，也缺乏配套產業體系和熟練技術工人等方面的基礎支撐（Baily和Bosworth，2014）。根據Chenery等（1975）、Haraguchi（2015）等學者的產業結構變動理論，由於服務業驅動的進一步深化，美國吸納大量就業的中低技術產業已經過了發展的頂點，長期來看也很難吸收新的勞動力，製造業就業相對與絕對水平的雙重下降是不可避免的客觀規律。Pierce和Schott（2016）以及胡鞍鋼等（2018）的實證研究發現，2009年以來美國政策性、強制性就業結構的調整，不但沒有使製造業就業恢復到危機之前的狀態，反而嚴重阻礙了勞動生產率的改善。美國製造業回流政策訴求，尤其是就業恢復的訴求不符合經濟學理論，強制性的就業恢復政策也將極大扭曲製造業結構，不利於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不具有經濟學意義上的合理性。
二是大規模減稅政策與政府債務高企的悖論。據美國稅務基金會的預測，川普減稅政策將使美國未來10年內的財政收入減少9.7萬億美元②。川普吸引企業回遷的減稅計劃顯然脫離了美國債務水平不斷高企的客觀現實，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CBO）預計，2016—2026年政府債務佔GDP比重將從73.6%攀升至85.5%，創二戰以來新高③。美國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川普政府的減稅改革在中長期將增加聯邦政府負債壓力，即此次改革所帶來的稅基增加可能無法抵消減稅及稅率下降的影響。川普稅改甚至被稱為過去近40年最不受歡迎的稅改政策（Enten和Harry，2017）。如何協調減稅與增支以及高債務之間的內在矛盾，將是川普政府無法迴避的一大挑戰。
三是擴大投資政策與低儲蓄率的悖論。除減稅外，川普政府還試圖通過擴大基建投資以帶動就業和投資雙增長。但問題是，美國儲蓄率一直很低且長期存在儲蓄投資負缺口，在這種背景下擴大投資將造成財政赤字增加，進一步加劇政府債務負擔。2017年美國政府債務總規模已近20萬億美元，財政赤字也已延續17年，繼續推動大規模減稅和基建投資計劃必然會受到聯邦財政資金的嚴重約束，想要複製歷史上裡根總統那樣的成功可謂前景渺茫。著名經濟學家薩默斯（Summers，2017）指出，川普同時承諾高額的基礎建設、國防軍備、大額減稅以及大幅度削減赤字的重劑量「藥方」，嚴重偏離了任何主流經濟原理，是比「巫術經濟學」（Voodoo Economics）更加謬誤的荒誕之舉。
四是貿易平衡政策與強勢美元的悖論。川普的貿易平衡政策需要弱勢美元的支撐，因為按照經濟學的基本邏輯，弱勢美元更有利於提升美國貿易優勢，實現其貿易平衡目標。但川普卻又一直主張「強勢美元論」，不願放棄美元的霸主地位。此外，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需要以美國不斷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為前提，而川普的貿易平衡政策又勢必會削減美元強勢所依賴的貿易逆差條件。強勢美元與貿易平衡之間的矛盾，註定了川普「魚和熊掌」難以兼得。
五是限制移民政策與人口老齡化加劇的悖論。毋庸置疑，海外移民是美國經濟活力之源，對美國的創新發展尤其重要（朱迪·埃斯特琳，2010）。川普為兌現其「僱美國人」的承諾而強勢推行限制移民政策，這同當前美國人口老齡化加劇、人口增長率走低導致勞動人口不斷減少的客觀現實形成尖銳衝突。在美國勞動力市場已接近充分就業的情況下，川普口中的「美國人」是否願意填補移民的低端崗位尚值得商榷，而川普政府醞釀中的收緊學生與工作籤證政策將對美國高校與高新技術企業造成嚴重衝擊，美國引以為傲的高端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活動也會受到不利影響，更遑論「讓美國再偉大」。
六是反對全球化與美國領袖地位受損的悖論。川普政策轉向的另一悖論就在於，美國一直是全球經濟的霸主和全球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川普即使反對全球化，顯然也不願徹底放棄美國在全球的領袖地位。即便川普願意放棄，他也很難讓所有美國人都同意並接受讓出這種早已習慣的國際權力。但川普政府在全球收縮的反全球化主張，在越來越多的領域拒絕提供在其看來「有損美國利益」的公共產品，這種孤立主義行為無疑會嚴重損害美國的軟實力與霸主地位，如何協調這種「退出一面勢必傷及另一面」的內在矛盾，是川普面臨的一大難題。
上述「悖論」都涉及經濟學範疇的基本原理性、邏輯性問題，川普即便再有雄心也無法違背經濟原理和客觀規律。如此多的悖論或兩難選擇將給川普帶來巨大考驗（Krugman，2017b），很可能使他首鼠兩端、投鼠忌器但最終又不得不做出單項選擇。不管做出何種抉擇，只要川普一直堅持「美國優先」的原則，其對世界經濟政治格局造成的影響就很可能是「顛覆性」的。
三、川普經濟政策轉向的本質分析
川普經濟政策的轉向本質上是一種倒退。這種倒退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川普經濟政策轉型與全球化發展大勢相悖。川普的許多內外政策調整都和反全球化緊密聯繫在一起，其表現出的逆全球化甚至反經濟學邏輯的思潮，以及這種思潮背後隱含的重商主義、民粹主義和極端保護主義傾向，與全球化趨勢、開放發展、自由貿易明顯相向而行（權衡，2016）。無論如何，逆全球化現象既不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實際要求，也不符合經濟學邏輯。根據世界經濟理論以及全球化長期發展的客觀規律，全球化的發展邏輯和內在動力決定了經濟全球化不可能停步，「效率驅動、利益驅動、技術驅動、人才驅動」等多元內在動力將推動經濟全球化繼續前進和發展（權衡，2017）。另外，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的十年中，全球範圍內的金融、貿易、投資等規則和秩序正加速重構，但總體是朝著推動貿易自由化、投資便利化、金融開放化、營商環境法治化、全球市場一體化等方向持續優化、升級和轉型，並未真正偏離其原有的發展軌道，因此經濟全球化發展不存在回潮甚至逆轉的趨勢和動力（盛壘，2018）。
其二，川普經濟政策轉向實為一種保守主義的復歸。客觀地講，「川普經濟學」並非源於主流經濟學理論的某一流派，而更多地體現出實用主義特徵（徐明棋，2017）。也正因如此，其經濟主張（包括其內政外交政策）不僅倍受主流經濟學家的批判和攻擊，也受到民主黨及共和黨建制派的反對和質疑。從其反對全球化、放棄多邊主義轉向雙邊主義、反對外包與推動製造業回流、收緊邊境等一系列政策行動來看，美國當前的政策轉向本質上是一種保守主義的復歸，川普政府所尋求的不是以往政府更迭意義上的政策調整，而是一場根本性的制度變革（李向陽，2017a），變革的方向在經濟層面就是要重建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顯然，這是一種基於對美國及西方世界的現實不滿而提出的價值理念，「讓美國再偉大」「美國第一」「買美國貨、僱美國人」等口號和主張均體現了這種價值理念的訴求。歷史上，實用主義和保守主義曾佔據統治地位，且無一不都帶來了災難性後果，兩次世界大戰均與此有關。因此，二戰後，美國率領盟國制訂了以自由貿易和貨幣自由交易兌換為核心的國際貿易和貨幣體系，使世界經濟獲得了超過以往任何歷史階段的快速增長。當前川普政府全盤否定戰後形成的國際經濟秩序和自由貿易體系，一味想要退回到只對美國有利的政策軌道，同時又不願承擔相應的國際義務並建立新的國際規則，其「美國優先」理念所包含的「退出主義」和「美國獨行」要義，不僅無法取得成功，反而會因逆經濟基本規律而「自傷」美國經濟，最終陷入損害美國利益的局面。
面對各種各樣的邏輯悖論和兩難選擇，川普「美國優先」政策的未來走向值得關注。從其近期的一些言論或許能窺探出些許端倪。在2018年達沃斯閉幕演講及採訪中，川普表示美國願意重新加入TPP和《巴黎協定》。「如果能達成『更好的』協議，美國將重新考慮TPP」，「若他們願意修改協定內容，我們有機會重返《巴黎協定》」。顯然，相比之前的強硬姿態，川普的政策態度發生了一些微妙變化。隨著執政日久，川普政府逐漸認識到，當初所宣揚的以貿易保護政策為代表的對外零和博弈思維並非是實現美國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選擇，所以才很快開始尋求加強一些雙邊或多邊協作（熊李力，2017）。但筆者認為，川普對「全球主義」的否定姿態不會出現根本性的扭轉，指望其徹底拋棄競選時所承諾的「美國優先」立場亦不現實，但在一定程度上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平衡，或許是接下來川普政策調整更值得期待的新動向。
一方面，總統競選期間的政策主張與上臺後實施的具體政策往往存在一定落差。歷史上，美國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期間出於爭奪選票的考慮，往往會提出一些極端化的政策主張，或做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承諾，旨在最大限度「取悅」選民。但一旦成功當選，由於位置變化帶來思維變化以及國內各方利益和力量的平衡，往往會對競選之初的相關主張加以修正（吳澗生等，2017）。比如，1992年柯林頓在競選期間強烈反對老布希在任期行將結束時籤署的NAFTA，但在他當選後轉而支持並推動國會最終通過了該協定。作為「政治素人」的川普執政時間尚短，其「學習曲線」（practice curves）仍處在多方力量的爭鬥和撕扯中，給其政策方向帶來了很大的不確定性（翟東升和趙宇軒，2017）。但隨著執政經驗的積累，川普或將對其現有政策進行修正或微調，其極端政策主張很可能趨向緩和，適度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平衡並非完全沒有可能。
另一方面，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適度平衡是美國利益大勢所趨。二戰後，美國對國際機制的廣泛參與有力鞏固了美國的全球超級大國地位和在眾多盟國中的領導地位，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多領域均因此受益。「美國優先」過於強調美國在國際機制中承擔的義務，有意無意地忽略了美國獲得的巨大利益。與之相反，一旦「美國優先」成為自由貿易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性議題持續發展面臨的重大障礙，同時，隨著美國和包括其盟國在內的世界大多數主要國家之間的分歧加劇，「美國優先」距離「美國孤立」也就一步之遙。因此，一味強調「美國優先」的單邊主義政策或許在短期內可以為美國謀得一些好處，但從長遠而言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此外，回歸「美國優先」與「全球主義」的適度平衡也符合川普政府應對國內政壇和民意變化的政治利益需求。「美國優先」政策在國內政壇和社會引發激烈爭議，甚至累及川普政府的民意支持率。例如，在川普政府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不久，美國即有約30個州表示強烈反對這一決定④。一些民意調查還顯示，共和黨內部有過半成員支持美國留在《巴黎協定》⑤。而在貿易問題上，川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傾向也在美國國內受到越來越多的質疑。因此，「平衡」或許將更多地反映於川普政府接下來的各項政策之中。
四、川普經濟政策轉向的影響
1.轉向「美國優先」的美國經濟近喜難掩遠憂
美國經濟復甦從歐巴馬第二任期內就已經開始，2017年美國經濟的強勁復甦在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美國近十年來採取的寬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產生的累積效應，以及美國經濟增長周期的慣性作用（劉平，2018）。雖有川普新政的因素，但其實際影響比較有限，因為經濟表現相較於政策調整往往存在滯後性，川普的宏觀政策調整要轉化為企業投資，再轉化為就業、消費乃至經濟增長都需要時間，很難如此迅速就對美國經濟帶來拉動作用。筆者認為，當前美國經濟的強勁復甦並不全是因川普政策所致，他只是繼承而非一手締造了過去一年美國經濟的強勢表現。
此外，川普試圖通過吸引製造業回歸的一系列政策，刺激美國再建設、再工業化和再就業。但強勢逆轉當前國際產業分工格局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降低相關產業的生產效率，削弱美國產業競爭力，使減稅的實際效果大打折扣，最終損傷就業，損害普通民眾利益。更關鍵的是，從中長期看，有效需求不足、新動能乏力、勞動力成本高企、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分化以及政府債務飆升等結構性問題，仍是制約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深層因素。川普轉向「美國優先」的經濟新政，短期可以為美國經濟復甦帶來「錦上添花」之效，但中長期仍面臨結構性因素掣肘，對美國經濟增長有弊無利。
即使這些政策在某些領域可能獲得一些積極進展，比如基礎設施的改善，但其總體經濟政策的調整違背基本經濟規律的代價一定會在其他方面表現出來（徐明棋，2017）。歷史在前進，時代在變革，從長遠看，「美國優先」增加了美國在世界深刻變革面前掉隊和成為輸家的可能性，川普經濟政策轉向的最大受害者可能就是美國自己（沈雅梅，2018）。
2.不利於全球經濟有效復甦與長期增長
全球化大勢雖不會逆轉，但全球化進程將曲折不斷。經濟全球化作為客觀事物，自有其固有的發展規律。儘管川普由「全球主義」轉向「美國優先」的保護主義政策不太可能瓦解整個以WTO為基礎的全球多邊自由貿易體制，也無法逆轉經濟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但國際貿易會因保護主義思潮興起而放慢增長速度，基於自由貿易理論建立的國際貿易體系可能被邊緣化，現行多邊貿易體制或在川普的雙邊主義衝擊下陷入癱瘓。此外，反對外包和推動製造業回流等政策會導致跨境投資增速下降，邊境稅一旦出臺也將對跨國公司的外包和產業轉移產生負面影響（徐明棋，2017）。總體上，川普的反全球化新政不會根本逆轉全球化發展大勢，但會導致全球化由此進入一個深刻調整、波折不斷的低潮期，不利於世界經濟的長期增長。
3.全球治理出現缺口
全球治理體系出現缺口，國際經濟秩序陷入紊亂。全球治理的一個突出特徵是它的公共產品屬性。全球性問題事關所有國家的利益，因而全球治理的提供者通常並不能獨佔全球治理所帶來的收益。這就必然會引發「全球治理赤字」（global governance deficit）：一方面全球性問題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全球治理供給不足。川普政府基於反全球化立場，開始淡化自由主義世界的領導者角色，拒絕為全球治理提供公共產品，美國的這一戰略調整將造成嚴重的國際領導缺位和國際責任赤字問題，促使國際經濟政治及安全體系進一步分化重組，致使全球治理進程步履維艱，以自由主義、全球主義為基石的國際秩序遭遇重大危機（張旗，2018）。當前，國際上希望中國引領全球化的呼聲越來越高，但中國能否在短期內填補美國在全球治理中留下的「缺口」仍是未知數。更重要的是，川普政府的反全球化並非要放棄全球化的收益，而只是要放棄引領全球化的責任。換言之，川普所希望的是再全球化（reglobalization），而非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李向陽，2017a）。這就會大大提高其他國家引領全球化的成本（李向陽，2017b）。歷史已經無比清晰地證明，霸主拒絕提供公共產品所引發的混亂絕不可低估。
4.全球復甦延緩
全球經濟波動不斷加劇，復甦前景面臨更多變數。美國政策轉向擾亂國際經濟秩序帶來的一個現實後果就是，全球經濟波動風險進一步加大。在很大程度上，現代世界經濟是圍繞美國市場和美元建立起來的。世界經濟增長得益於美元擴張，而美元擴張的主要途徑是美國貿易赤字增加。1995—2016年，美國累計貿易赤字9萬億美元，對同期世界經濟增長的直接貢獻率為27%⑥。隨著美國開始奉行公平貿易政策，追求對外貿易平衡，既有的全球經濟循環將由此被打破。在新的循環體系建立之前，世界經濟增長將不可避免受到抑制。與此同時，一旦多邊貿易體制崩潰，全球統一市場就不復存在，全球經濟將重新「碎片化」（fragmentation）。隨著各國競相出臺貿易保護措施，國際貿易將重新回到「霍布斯叢林」狀態（Hobbesian Jungle）（布坎南，2002），不僅全球貿易增長會受到衝擊，甚至可能引發全球性衝突⑦，世界經濟也會陷入危險境地，全球經濟復甦前景將變得更加迷茫。
注釋：
①2017年5月義大利G7峰會結束後，澳大利亞新聞網指出「美國正在失去歐洲」，德國《圖片報》直言「美國不再是可靠的盟友」，德國總理默克爾則呼籲「我們歐洲人真的要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具體參見：「外媒稱川普歐洲之行是一場災難，美國正在失去歐洲」，環球華人網，http://www.509.cc/xw/jsxw/jlps/20170602/22528.html。
②根據美國稅收政策中心的計算，川普的減稅計劃將使美國未來20年增加24.5萬億的債務，即聯邦政府開始10年減少9.7萬億美元稅收，第二個10年將進一步減少約15萬億。平均每年減少1萬億美元的稅收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美國2016年全年的聯邦財政收入也只有3.267億美元。
③轉引自：肖煉.川普新政不確定性及其對中美經貿關係的影響[J].國際貿易，2017（3）：27-32.
④親自籤署《巴黎協定》的美國前總統歐巴馬在一份聲明中批評川普的決定讓美國「加入了少數幾個拒絕未來的國家行列」。美國約30個州強烈反對川普退出《巴黎協定》的決定，並立即開始採取行動。紐約州宣布將投資16.5億美元，用於可再生能源及提高能源效率。加利福尼亞州地方議會決定，到2030年，該州能源消耗的60%將來自可再生能源，而到2045年這一比例將上升至100%。紐約州還與加州及華盛頓州共同成立了支持《巴黎協定》的各州聯盟以協同行動，繼續推動美國降低溫室氣體排放及提升新能源使用。僅這3個州就已經佔美國經濟體量的1/5。參見：「川普的這次任性不出人意料」，《文匯報》，2017年6月3日。
⑤美國耶魯大學2017年4月的民調顯示，2/3的美國民眾希望參加《巴黎協定》。10月的民調發現，71%的美國人支持留在《巴黎協定》內，這其中包括57%的受訪共和黨人。
⑥轉引自：歐陽俊.爭議與變革：川普的2017.澎湃新聞，2017-12-26.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0739。
⑦紐約大學著名教授魯比尼（Noreil Roubini）認為，美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採取保護主義、孤立主義的類似政策時，其實幫助播下了「二戰」的種子。今天，美國轉向孤立主義且一味追求本國利益，可能最終引發一場全球性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