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和合主義是深度全球化進程中正在形成的一種頗具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範式，可分為前提本位、過程本位、目的本位和合主義三大類型。中國古代的「整體論」「共存論」「和合論」與「王道論」思想是和合主義的重要思想淵源。和合主義假設人類總體上在戰爭—競爭—競合—和合的「安全拋物線」上演進;其類群—和合性在不斷上升。和合主義的本體論前提是關係，認識論框架是「整體關係主義」，方法論核心是中庸，意義論指向是共享。較之於傳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和合主義更具歷史過往的解釋性、現實困境的超越性與未來發展的包容性。在中國外交實踐上，和合主義有其獨特的貢獻，如強調多元多邊合作的包容性外交、強調國際道義的結伴性外交、強調合作共贏的對接性外交、強調安全互保的鑲嵌性外交以及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共享性外交。和合主義的理論建構為國際關係理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中國視域，也為國際關係理論的轉型升級提供了可以預期的新探索方向。
一 引言
國際關係研究是一個學科涉及廣泛、問題挑戰眾多、方法運用多樣且政策關注直接的複合性「學科領域」，也是最能直接體現星球意識、世界視野、區域(間)發展、國別性困境與人類命運的複雜性學術場域。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百年來的國際關係理論在不斷為國際社會走向和平與發展提供智力支撐的同時，也往往在歷史轉折的關鍵節點「失效」「失語」和「失範」。當今人類又站在了十字路口，未來是全球化浪潮與逆全球化回波相互衝撞的時代，還是「一個世界，兩個體系」相互競合的時代，抑或是「中國式全球化」與「美國式冷和平」相互博弈的時代? 在這樣的情境下，世界呼喚著國際關係新理論的「出場」與「在場」。
中國的歷史文化淵源與社會建構同西方截然不同，東亞社會封貢體系的外交傳統與和諧世界的現實構想也有其特殊性與獨特性，中國從而形成了不同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獨特範式。20 世紀 80 年代初，在金應忠提出國際問題研究的「中國化問題」後，就有學者開始嘗試建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80 年代末的「上海國際關係理論討論會」開啟了構建中國特色國際關係理論的歷程。隨後至 90 年代特別是進入 21世紀後出現了包含「中國特色」「中國學派」「中國視角」「中國路徑」「中國智慧」的「中國範式」討論。同時，西方學者也開始認識到「西方的視角不能代表全部」，並追問:「中國有完全不同於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傳統嗎? 在哪些方面，中國與眾不同? 如何解釋這些關鍵性的不同之處?」還有國外學者進一步提出其困惑:「中國學派」的來源和表述是什麼? 是否有足夠多的學者採用或提及這一表述? 其關注的範圍是中國、亞洲還是世界政治? 理論與政策的差別及理論家的知識獨立性如何體現?
範式是一種理論構型，是最具統攝性的模式化表達。中國範式的提出意味著一種體現中國思想傳承的新世界觀的確立，它不僅能用來解釋和改造中國的現實，而且有助於解釋和推進世界的發展。作為中國範式的「和合主義(peace-cooperativism)」的理論建構將為國際關係理論的轉型升級提供可以預期的新探索方向。本文從和合主義形成的歷史脈絡、理論建構、創造運用三個方面進行分析，以闡明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範式是什麼，進而確認和合主義如何既吸收整合了已有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精華，又充分呈現了中國對國際關係理論的獨特思考與中國智慧的歷史傳承，還凸顯了其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論核心所具有的價值內涵與世界意義。
二 和合主義的歷史脈絡
「和合」是一個較好地反映中國「整體論」「共存論」「和合論」與「王道論」思想的重要理論範疇，中國學者對「和合」這一範疇情有獨鍾也多有闡釋。20 世紀末葉，張立文在「古今之變」「中西之爭」「象理之辯」三個維度上建構了「和合學」，認為「和合」既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貼切表達，又是中華民族活生生靈魂的最具體呈現，並強調如何用「和合」的王道化解霸道是時代對中國的最大考驗。在國際關係中較早提出和合主義概念的是易佑斌，他認為和合主義的理論核心是「和合性」，而整個國際社會是一個在對立統一中達到平衡的「和合體」。餘瀟楓對和合主義理論建構做了較多的思考，並在國際關係及非傳統安全研究中進行了具體的運用。當然有更多中外學者在國際關係研究的具體闡述中建構和合主義的視域與關聯性理論。
(一)和合主義的歷史淵源
和合主義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易經》(指《周易》，下同)。「保合太和」「萬國鹹寧」是《易經》最重要的哲學理念，也是和合主義的思想源。
《易經》的英文書名是 The Book of Changes，即變異之書，這一譯法太狹窄，其實《易經》中「易」的含義至少有五種解讀，即交易、變易、不易、簡易、和易。五易之中的每個易都有其獨特的功能，但和易處在易的價值排序的高位，不僅為易的哲學發展提供了價值基點，而且為易的現實運用提供了意義指向。成中英指出:「不易之易的終極目的是天地的和諧生態……故真正知易者，不能不正視易的和諧化的價值。」保合太和與萬國鹹寧作為社會的理想之境，生發於易的和易之義。從太易到太極再到太和;太和被置於社會發展的價值序列的最高端。如果說易之本體是「和」以及太和是和易的至高目標，那麼通過「和合」來確立「萬國鹹寧」的「太和」關係應是社會的終極指向。
《易經》的「和合」觀最早促成了「天下思想」的形成。「天下」(普天之下)是一個大於民族、大於國家、大於自我生存邊界的統括詞，與之相應的還有以「天」為價值核心的「天命」「天意」「天道」等政治與倫理秩序意識，以「天下」為範圍(「天之所覆，地之所載」)的「萬國鹹寧」「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平等與普遍包容意識。殷商以後的周朝，對「天之殷」進行了改造，強調以天為德、以德配天，建構了一套與「天德」相配的「天下體系」。其在地理空間上的表達是:天下、中國、九州、四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治理層次上的表達是:內服與外服。周朝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形成了孔子所稱讚的「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禮樂」社會和以「敬服」「徠服」「和服」「順服」「臣服」為主調的「和合式外交」關係。可見，和合主義的思想構成與文化承載作為一種哲學理念與治世良方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
在「天下觀」(中國式國際關係觀)的傳承中，和合主義思想較多地通過凸顯「天下為懷」「天下太平」「天下一家」的價值取向來傳播。與此相應，中國典籍「《尚書》中的『天命—人事』王道秩序觀，《詩經》中的『華夷對峙—交融』民族文化觀，《周禮》中的『天下—五方』地緣政治觀和《春秋》中的『尊王—黜霸—大一統』歷史哲學觀等」，都從不同程度上傳承與突現了「整體論」「共存論」「和合論」與「王道論」的治世理念。「保合太和」式的和合主義思想不僅體現了中國人看世界的獨特視域，也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 state)」對人類文明的獨特貢獻。
(二)和合主義的外交傳承
在中國歷史的演進中，「保合太和」作為核心價值取向，「表徵著『自強不息』精神與『厚德載物』德性的完美統一，反映著中國文化傳統的『和合』待人情懷與『中庸』處事原則的完美結合」。如果說「天人合一」的普遍包容的處世精神源於陰陽共生的「太極」，那麼「天下大同」的人道主義社會理想則源於「和而不同」的「太和」。「天人合一」與「天下大同」是中國傳統社會構築理想的最基本結構性元素，也是中國與其他國家乃至世界進行交往的最突出價值性取向。
在處理國家關係上，中國歷來重王道勝於重霸道，甚至更多地重視以「止戈為武」的方式「協和萬邦」，以期實現美美與共的大同世界。遠古時期，中國就形成了結盟的「共存意識」與「來朝」「作貢」的邦交禮儀。春秋時期，中國發展出最早的國家間會盟制度。秦漢之際，中國初步形成以文化認同為紐帶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唐朝以降至清朝，中國與鄰近中小國家按王道原則形成了以結盟、和親、贈禮、通商為主的交往模式，即一種具有象徵意義且雙向互惠的自願性朝貢關係。這是一種以「敬服」為特點的獨一無二的「國際關係體系」，進而形成了「修文德以徠天下」的外交傳統。
就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來說，中國人強調「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中華文明是內斂與防禦的「重和」多於擴張與進攻的「尚爭」的文明，中國的哲學思想是以平等原則包容全天下所有人的。和合是指各獨立主體共生，各自能展示所長，按照自己的本性和規則發展。在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刻畫的「挑戰—應戰」文明興衰史中，中國人的「和合」思想與防禦性國策促成了中華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三)和合主義外交理念的發展
和合主義承載著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對美美與共的共同理想，和合主義使中國在與世界不斷的互動中尊重差異、包容多樣、增進交流、擴大共識，進而達成和平、和解乃至和融，這也為全球問題的治理與解決提供了理想路徑。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在和合主義的運用與弘揚上做出了獨特的努力與貢獻(見表 1)。
20 世紀 50 年代，中國政府同印度政府就邊境問題進行談判時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這一原則隨後被寫進《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並被納入 1954 年舉行的日內瓦會議和 1955 年召開的亞非會議。
隨後，20 世紀 70 年代，中國傳承以和為貴的外交傳統和政治文化，提出了處理島嶼爭端的「擱置主權，共同開發」方針。1995 年，在東協地區論壇上中國提出「新安全觀」以共同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2002 年，中國完善了「新安全觀」的核心內容即「互利、互信、平等、協作」，促成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新時代的新發展和具體化」。2012 年，中國提出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強調相互依存、和諧共生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處世之道。2013 年，中國提出了「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同年又提出了具有「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與兼濟天下擔當情懷的「一帶一路」倡議。2014年，中國提出了倡導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的「亞洲新安全觀」。2019 年，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國又提出通過文明的交流互鑑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
柯嵐安(William A． Callahan)認為，中國外交理念的發展變化，均是用整體性思維解決異質性問題的典範，體現的是利用差異的模糊性而達到「大同」境界的一種有內在邏輯的靈活方法論。事實上，中國外交的發展有極其明顯的「和合」主線與邏輯，特別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勾勒出了中國人精神世界裡對價值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永恆價值的追求，彰顯了中國的世界情懷和天下擔當。天下和合，共為一家，這正是中華文明精神文化的根本。和合主義的外交傳承，使中國清醒且毫不動搖地做「主和派」「促和派」與「維和派」，努力「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成為世界亂象中的中流砥柱，主動引領全球治理變革的方向」。
三 和合主義理論的當代建構
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從動物中分化出來，擺脫了以往的「種群」規定性，呈現出了人類社會獨有的「類群」規定性，人類的「類意識」萌芽於人類生存群體的不斷擴展以及古代思想家對人的類關係與類狀態的憧憬和思考。如果說「種」的本質是先天的、複製的、直接傳承的，那麼「類」的本質是後天的、再創的、不斷生成的。德國哲學家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最早從人的自然「共同性」角度提出「類」與「類本質」的概念，用人的本質觀取代了宗教本質觀。馬克思則從實踐「共同體」角度審視人的「類活動」與「類本性」，強調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類存在物，從而揭示出人從自在自發到自主自為再到自由自覺的類性遞進規律，完成了人類對自身「類本質」認識的歷史性飛躍。
(一)和合主義的類群假定
人是類的存在物，人具有類群性。「人類」一詞本身表徵著「類」是人的本體性特徵，「人」是類的普遍關係的個性化表達。人類作為具有類群規定性的類存在物，在共時態中是「共生」「共存」「共建」與「共享」的。再從人類的歷史演進即從部落、部落聯盟、國家、國家聯盟、超國家共同體且正走向更大的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來看，人類在歷時態中有共同體演進的明顯特徵，根據人類衝突與合作的類群發展歷程，可以畫出一條沿著衝突與合作的回落與上升的「安全拋物線」(如圖 1)。
圖 1 表明了人類總體上在戰爭—競爭—競合—和合的「安全拋物線」上不斷地朝著處在上位的和合方向發展，證明了「類群—和合」是人類必然的歷史走向。眾所周知，在人類社會早期，戰爭往往是解決衝突的主要方式，人類在經歷了兩萬多次戰爭與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才開始進入非極端形式的競爭階段。隨著冷戰以非戰爭方式結束，歐盟的建立消解了「邊境困境」，東協的努力又使亞洲進入 50 多年的「協商式和平」，人類目前處在了以競合為主要特徵的新發展階段。進入 21 世紀，以中國、歐盟為代表的「和合」方式也開始對人類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與積極引領作用。因此，對人類來說衝突只有相對的意義，並不是人類的總體本質，「類群—和合」才是人類的總體本質。「類群—和合」假定凸顯了和合主義的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前提，從而為和合主義與「廣義安全論」的建構提供了理論依據。
(二)和合主義的「理論群」
儘管國際關係理論突出「國際」與「關係」二詞，但是長期以來卻一直是西方的歷史、思想、理論佔據主流，非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很少被談及，國際關係中的「關係」也被霸權國家的獨斷與強制所忽略。為了超越西方中心主義，有學者提出，第三世界民族的國際關係學應該達成政治與學術上的同盟，爭取它們作為國際社會共同創造者的身份。中國是一個文明實體，具有深厚的哲學沉澱與悠久的歷史，因此最有可能在自身的哲學歷史傳統之上建立獨特的國際關係理論。中國豐富的文化是探索新的世界秩序的重要途徑，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創新的主導話語主要來源於五個方面:一是挖掘中國傳統與文化的精髓，並結合中國實際改造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二是汲取中國的國際實踐經驗與中國領導人的政治理念與政治思想;三是以中國人獨特的思維方式，重新解讀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四是提出核心概念，形成相互關聯和理論邏輯;五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國際思想。
與現實主義、自由主義都是多種相關理論的「集合」一樣，作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範式的和合主義也是以「理論群」的形態出現的，應該說和合主義是一個「理論體系」或「理論家族」(見表 2)。中國學者各自的理論建構其實都是對和合主義不同側面的重要貢獻，而正是通過不同理論路徑的多維度闡發，更使得和合主義這一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範式」更具豐富內涵與廣闊前景。
在和合主義的體系中，現有的理論可以分為三類:前提本位的和合主義，以海陸和合論、國際共生論、生態制度論、文化中國論為代表;過程本位的和合主義，以創造性介入論、道義—實力論、關係—過程論、文化中國論為代表;目標本位的和合主義，以新天下體系論、社會演化論和廣義安全論為代表。
1．前提本位的和合主義
前提本位的和合主義強調和合是國際關係的前提，因為共生與共存是先在於國際關係現實的，故和合價值具有先在性，和合主義具有極重要的本體論意義。
「海陸和合論(peace-cooperativism of sea-land)」是對和合主義的良好運用，也是一種新地緣政治學的嘗試性建構。劉江永認為「海陸和合」是以「和合」為價值前提，通過海洋國家與陸地國家的和睦合作，實現各國的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其實質是通過和平、合作的方式處理國家之間的地緣關係，以促進本地區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發展與繁榮。因此用「海陸和合論」來取代傳統上只為霸權服務的「海權論」「歐亞大陸中心論」和「歐亞大陸邊緣地帶論」，是對基於現實主義的「海陸對抗論」的全面超越。
「國際共生論(international symbiosis doctrine)」是以「和合」為本體的「社會共生論」的延伸與深化，「共生」在東亞特別是在中國有其深厚的歷史淵源，中國式世界主義極可貴之處是內含「共生」思想，多元價值是「國際共生」的價值基礎。然而，傳統國際體系結構下的共生關係是一種弱肉強食、欺詐霸凌的邏輯，新興的共生關係則是一種相互包容、相互克制、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共生關係，而共生性國際體系可分為和平共處、和平共生及和諧共生三個發展階段。既然世界是和合共生的，包容共進就是最佳選擇。鑑於和合既是一種前提條件又是一種互動過程，因而「世界多元共生性」在國際關係中既具有「邏輯的原初性」又具有「動力的原初性」。可見，「國際共生論」的和平、和諧、多元、包容、合作、責任、共生、共贏等價值詞都是和合主義思想的一種標識，是和合主義範式對國際關係發展的獨到闡釋。
「生態制度論(ecological system doctrine)」誕生於 20 世紀中後期，彼時生態環境問題上升為國際關係的熱點，並且以從未有過的方式改變著「國家間的力量平衡與制約點」，生態國際關係理論隨之蓬勃發展。「生態制度論」站在高於國家的視域來反思人與自然以及國家與生態的互動關係，以完整的生態體系而不是單個國家作為基本的倫理和分析參考點，不僅批判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理性主義原則，也挑戰了國際安全的經典解釋。趙可金認為，外交與國際關係常常受到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雙重關係的制約，也受到人與自然關係的制約，而且往往是人與自然的關係決定人與社會的關係。因此，在生態制度論看來，理想的外交模式應該是人與自然、社會處於動態平衡的外交關係，這正是「天人合一」或者說「自然」與「人」的和合的具體體現。
「文化中國論(cultural China doctrine)」以研究中國哲學、文化、政治、外交的海外學者為主要代表，探討中國的歷史與傳統用何種方式進行現代化轉型以塑造國際視野的獨特性。有學者認為他們的努力正在促成「中華學派」的形成。海外學者對中國國際關係的建構討論分為兩類:一類是直接以中國古代哲學為理論來源，不斷拓展出獨具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如杜維明提出「仁」為精神人文主義(spiritual human-ism)的核心;凌煥銘(L． M． H． Ling)融合後殖民主義、道家、女性主義以及社會建構主義的觀點，對當代國際關係以及現實主義的軍事性特徵進行了深刻的批判;艾米利安·卡瓦爾斯(Emilian Kavalsi)認為中國文化中的「關係」提供了一種友好的氛圍，使社會進程個性化，並且使整個進程充滿了給予、接受、回報的責任感。
另一類海外學者更多地著眼於中國的政治文化、外交政策以及中國和平發展對東亞乃至世界的影響，關注中國的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阿米塔·阿查亞(Amitav Acharya)認為東方的歷史基因傳統並不習慣於正式的規則與協議，相反，它們更適應一種寬鬆的沒有綁定的關係，而東亞文化所建立的東協正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與領導人個人之間的友誼，這是獨具特色的。巴裡·布贊(Barry Buzan)指出中國的等級特性與其致力於主權、不幹涉、均勢和大國管理制度有關;同時，中國將「面子」確認為東北亞國際社會規範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陸伯彬(Ｒobert Ｒoss)和江憶恩關注中國的戰略文化與外交實踐，特別是江憶恩從「義戰」、非暴力、「不戰而屈人之兵」等戰略思想總結出中國軍事戰略的備戰模式，並著力探討現代中國接受、學習現有國際規範的過程。康燦雄(David C． Kang)通過朝貢貿易分析了中國的快速發展對東亞地區產生的影響，認為朝貢體系是儒家的國際秩序，東亞各國在其影響下，通過自願效仿，接受儒家的等級和權威觀念，在儒家的規範下交往。約書亞·科蘭茲克(Joshua Kurlantzick)認為中國以柔軟、和緩的方式，通過公共外交和不斷增長的援助及貿易在改善國際形象，吸引朋友。金駿遠(Avery Goldstain)認為中國通過新型外交，即與所有大國建立不同的夥伴關係(介於聯盟和敵對關係的中間，沒有很強的行為約束力)，提高對其他大國的吸引力，也增強自身行動的靈活性，實現大戰略的核心目標。柯嵐安觀察到中國的話語體系中正以「和諧」「大同」「天下」等詞語區別於「國際」「安全」或其他主流國際關係概念，以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來建構其規範性軟實力，但他強調要對中國傳統做多元認識，甚至擔心天下體系會導致中國中心主義而形成「中國統治下的和平秩序」。
2．過程本位的和合主義
過程本位的和合主義強調和合貫穿國際關係的整個過程，凸顯和合主義的方法論意義，因為國際關係發展具有不確定性，故過程語境中的和合便是關鍵所在。
作為國際關係研究「清華路徑」代表理論的「道義—實力論」或「道義現實主義(moral realism)」認為，「道義優先」原則具有普適性，中國應建立以道義為優先、國家實力為基礎的「德威並重的戰略信譽」，豐富「親、誠、惠、容」的奮發有為外交政策。閻學通指出，中國需要重視王道式權力建構，借鑑仁、義、禮三個中國古代概念，在世界上推行揚棄「平等、民主、自由」的「公平(仁)、正義(義)、文明(禮)」的價值觀，在與他國衝突的時候增加預防性合作，最終建立一種嶄新的領導方式，「道義—實力」論中的王道思想、具有全球意識的外交實踐以及通過預防性合作解決與他國的衝突等觀點，都體現出和合主義的重要思想。
「關係—過程論」或「過程建構主義(processual constructivism)」。秦亞青認為:「關係理論以中庸辯證法為基本的認識論，徹底否認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觀點。陰陽關係構成了所有關係的原型，因此被稱為元關係。陰陽關係的自然形態是和諧，陰陽關係互動因之也就是一個互融、互補、互為生命的和諧過程。根據關係理論，社會科學的主要分析單位是關係，而不是個體。同時，世界政治中的重要概念需要再概念化。權力不能僅僅被視為強制性要素，完全可以成為互相加強的因素;合作不僅僅是強權合作或是制度合作，而是關係合作;全球治理的對象也不再僅僅是個體國家，而是國際行為體之間的關係。」行為體所處的關係網絡決定它們的行動、塑造它們的認同。秦亞青基於關係的本體意義來探討「世界政治中的關係理論」，強調過程與行為體是共生的、相互建構的，也包含著中國的包容性辯證思維，從方法論的意義上較好地體現了和合主義的理論實質。
「創造性介入論(creative involvement doctrine)」總體上是一種積極有為的對外交往態勢，是一種體現中國智慧與「和合」文化精神的問題解決方案與思路。王逸舟認為中國要追求「仁」的社會與「智」的外交，兩者的相互關聯不可脫節，中國在對韜光養晦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揚棄的同時，不是採用西式的幹涉主義和強權政治，而是統籌內外兩個大局提出更多的中國式國際方案與建設性思路。為此，王逸舟較多地通過強調「王道」「仁智」「中庸」等來體現和合主義思想，「國際關係存在倫理問題，需要廓清向善之道」，以和合主義來建構國家間交往關係，這是中國歷來重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向善求善的切實體現。
3．目標本位的和合主義
目標本位的和合主義強調不管國家之間差異如何之大，人類必定有一個共同的和合未來，「類群—和合」具有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目標本位的和合主義凸顯了國際關係價值的意義論指向。
「新天下體系論(new all-under-heaven system doctrine)」的提出體現了「天下觀」的現代轉型，這是中國學者的一大貢獻，也是中國參與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理論支撐。趙汀陽認為，「天下」是三位一體結構的世界概念，由地理學意義上的「世界」、社會心理學意義上的「民心」、政治學意義上的「世界政治制度」三重意義疊合而成，天下的根本性質是天道、關係理性和兼容普遍主義式的「無外」。「天下體系」意味著一種中國式的兼容普遍主義，其宗旨是改變無政府狀態與競爭邏輯，從而形成了比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提出的三種無政府文化更有潛力解決衝突問題的「第四種文化」。與新天下體系論相應，關於世界主義的研究受到中國學者的重視，如蔡拓的《世界主義的類型分析》《世界主義的理路與復興》《世界主義的新視角:從個體主義走向全球主義》，劉彬的《世界主義對世界秩序的建構及其挑戰》，王金良的《大同、國家與天下:梁啓超的世界主義思想及其意義》等。許紀霖的《新天下主義》闡述了「天下主義的世界主義」「世界主義類型」「世界主義譜系」「世界主義化」「人類整體主義」「世界的國家」等重要範疇與理論。事實上，天下思想中蘊含著「大同」「和合」等思想精髓，既具有世界主義的胸懷，又有中國文化的主體意識，其根本目的在於承認文明多樣性，支持不同文明和諧共處、相互依存的和合世界。
「社會演化理論(social evolution doctrine)」借用了生物學進化論中的「突變—選擇—遺傳」機制，認為秩序是一個社會系統內可預測的程度，行為體的行為、交往以及結果均受到一定控制;國際政治系統是一個進化系統，現有的和諧學派與衝突學派都無法為制度產生、變遷、發展提供充分揭示，需要引進一個更廣義的理論。在這一核心機制下，唐世平用宏觀的視角闡釋了四次歷史性的體系變遷的脈絡:一個天堂/伊甸園似的世界，一個進攻性現實主義的世界(霍布斯時代)，一個防禦性現實主義的世界(洛克時代)以及一個更加規範化、和平的世界。唐世平的廣義理論體現了中國整體論與和合論的視角，按照「突變—選擇—遺傳」機制的演化，世界也終將進化為一個美美與共的和諧世界。
「廣義安全論與共享安全論(general security doctrine and shared security doc-trine)」確立了「類安全」的理論視角與實踐路徑。筆者認為，在廣義安全觀之下，安全是行為體之間的優態共存(superior co-existence)。該定義將對安全本質的理解從避免危險狀態拓展到「你安全我也安全」的優化狀態的建構上，從而使得對安全的理解更加積極與深刻。優態將國際安全理論源起於「戰爭與和平」的反思轉向了「和平與發展」及「發展與廣義安全」的思考。共存是安全獲得的條件，即只有通過互惠共建、共優共存才能達到共享安全的理想狀態。和合主義的核心價值是優態共存，實現路徑是和合共建，其終極目標是創造一種體現「類價值」的國際交往行為。這既能跨越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歷史鴻溝，又超越了物質主義與觀念主義的二元對立，進而會為世界的發展創造一條既「和而不同」又「異而能合」的道路。魏志江認為，共享安全論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安全理論體系，該理論基於中國人特有的陰陽協調、對立統一的宇宙觀，以「共建」「共存」和「共享」為核心要義，踐行中庸之道。
綜上所述，如果說國際關係的西方範式是基於原則的，那麼國際關係的中國範式則是基於關係的，試圖用關係理論重構世界政治。馬克思強調，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關係理論符合馬克思對人的本質的洞察。如今，關係的流動性與互動性闡明了全球生活與全球互動的複雜模式，而中國重視具體語境中的關係實踐，獲得信任的戰略資源，實現脆弱、不確定關係中的互惠，使得和平發展成為一種現實可能。概括而言，和合主義的本體論前提是「關係」，認識論框架是「整體關係主義」，方法論特徵是「中庸」，意義論指向是「共享」;在國際關係研究的運用中，和合主義的核心價值是「類生存」「類倫理」與「類安全」，理性原則是「社會共有、權利共享、和平共處、價值共創」，目標指向是行為體間的「優態共存」，實現途徑是「和合共建」。因而，由共生原則、共享規範與共創關係建構的和合主義鑄就了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範式。當然，這一中國範式如何通過其自身的現代性提升、世界性轉譯與學科性轉型，特別是如何通過概念化再建構將中國哲學理念擴展、轉化為一般政治理論，還需要學者們做進一步的努力。
四 和合主義與傳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之比較
將和合主義作為一個整體性範式與傳統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進行橫向比較，可以凸顯和合主義的價值立場與實現路徑。
(一)和合主義與現實主義
作為國際關係中影響最大的一種理論傳統，現實主義奉修昔底德(Thucydide)、尼科洛·馬基雅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託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思想家為先祖。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以利己作為人的本性假定，並由此推及國際社會是一個無序的、缺少規則制定與執行的自助體系，國際政治的核心就是權力政治，利益衝突、權力不均衡與戰爭是常態，因此也被稱為人類本性現實主義(human nature realism)。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則將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比作國內經濟中的公司，認為它們都持有一個最基本的利益———生存，因此，權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各國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安全，權力政治恰恰是由國家與國家組成的國際體系相互作用的結果。克雷格·A． 斯奈德(Craig A． Snyder)等認為，兩種現實主義的根本觀點是基本一致的，都強調國家在無政府狀態下使用軍事力量以擴大其權力或安全。
和合主義與現實主義的不同之處體現在五個方面:第一，和合主義的人性假定是「非惡向善」的。「心安不安，忍不忍」是儒家人性論的基礎。孟子認為，每個人都具有仁、義、禮、智這些向善的基因，因此人有惻隱之心、悲憫同情之心，這些向善的基因使得互信、合作具有可能性。由此，和合主義強調人性不是靜止的，而是動態的、活潑的。人可以自由選擇，人性是可以塑造的。
第二，與現實主義認為國際政治只是霍布斯式的叢林法則不同，和合主義認為「天下有序」。《易經》的「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正是中國古代聖賢關於天地秩序先在於人、共在於世的準確表達。和合主義認為世界可以通過以禮相待、互惠互利建立一種有序、和合的理想狀態。趙汀陽指出，中國古代的「天下體系」(周朝)是由宗主國監護萬國的一個網絡體系，在全球化之下，國際社會可以延續這個制度基因，構建新「天下體系」，即一個由世界共有的機構來監護、監管全球系統的網絡體系。
第三，和合主義更適合異質性衝突的消解。現實主義強調戰爭、權力的爭奪，因而面對異質性衝突不是強制就是獨斷;而和合主義在處理異質性衝突時，首先考慮的是排除戰爭的可能性，並運用中庸辯證法強調關係的非衝突性以解決衝突和對立。和合主義重視在承認個體差異的基礎上，運用相互衝突最小化和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則，以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方式化解差異性以達到「四海一家」的理想狀態。
第四，和合主義堅持整體關係的本體論。現實主義的本體論是「原子主義」，重視不同行為體之間建構起來的權力—體系特徵。在處理異質性衝突的時候，難以超越國家本位立場或二元對立模式。而和合主義則以「關係」為本位，從普遍聯繫、相互制約的觀點看待世界，「『關係本位』賦予了國際政治的核心概念———權力以新內容」，從而彌補西方思想的不足。
第五，和合主義重視理想引領與人類發展遠景的共識建構。現實主義著重於闡釋、解釋世界的現實情況，重視國家在短期內的絕對獲益與相對獲益。這具體體現在霍布斯式的現實主義觀、零和博弈觀以及對國家利益的狹隘界定等方面。
(二)和合主義與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思想源於約翰·洛克(John Locke)、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Ｒousseau)與伊曼紐爾·康德(Immanuel Kant)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是可以改善的，但同時也是自利的。因此，儘管自由主義延續了現實主義的前提假設，認為國際體系處於無序狀態，但不同的是，自由主義認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的原地，既存在戰爭的狀態，但也有和平狀態的可能性」。新自由制度主義認為，隨著國家間複合相互依賴的加深，國際合作和國際制度日益成為可能，國家可以通過經濟上的合作與參與國際制度構建以拓展利益。因此，暴力、軍事衝突的發生有所減少。自由主義的核心議題是:在國際交往中，衝突和共同的利益、強制和非強制的談判以及道德和自我利益之間是如何達成平衡的。
和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不同之處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分析單位不同。儘管自由主義在現實主義的基礎上將國際主體由民族國家拓展至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國際法等，但仍未超越西方「原子論」。而和合主義以整個世界、全人類作為分析單位理解世界政治，從而超越了現代民族國家的思維。這正是沿用了老子提出的方法論:「以天下觀天下」，用高於民族國家、區域的視野理解世界政治。這與深度全球化時代下，跨國問題需要跨國合作的現實更加匹配。
第二，對合作的深層次驅動力的認識不同。自由主義認為合作、互惠互利仍然建立在理性算計與博弈論的基礎之上，強調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這種理論所產生的合作與互惠是虛假的也是脆弱的，很容易受到外界影響。和合主義認為世界是一個共生、共存、共聯的複雜網絡體，只有互惠互利才能促進個人、國家的利益。因此，相互合作不僅是一種理性選擇，也是一種人性的驅使。在和合主義整體論的視角下，共同利益的最大化與個體利益的最大化相互兼容。
第三，自由主義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帕累託最優(即在不使任何人情況變壞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個人變得更好)，而和合主義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最優」(在讓他人變得好起來的前提下，才使得自己變得更好，即在成人之美中成就自身)或「孔子改進」。孔子的天下是一個理想的道德、政治秩序，也沒有邊界，即整個世界都約束於禮和德的和諧之中。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來源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即在和諧策略的互惠中所能達到的各方利益改進均優於各自獨立所能達到的利益改進。簡言之，和諧策略就是要創立一種必然互惠的利益改進，和諧策略就是共同的最優選擇，「孔子改進」是一種比帕累託改進更優的社會狀態。
(三)和合主義與建構主義
建構主義徹底顛覆了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前提假設，認為國際政治的無序狀態是主體間性的，是後天建構的而非客觀物質性的。在邏輯上和因果關係上，無序社會本身並不導致自助和權力政治。建構主義關注主體如何通過交往形成認同，認同如何影響主體行為，規範如何形成以及它們如何影響國家或非國家行為。批判建構主義將語言放置到世界政治分析的核心位置上，通過語言文本方式來建構國際政治現實。現實建構主義(realist constructivism)認為國際體系結構的基礎仍然是依賴於國際社會共識與規則的權力分配。功能主義也頗具建構主義色彩，其主張在各個功能建立國際組織，以經濟統一為政治協定的達成奠定基礎。新功能主義主張通過經濟領域一體化這一能動的過程達到超越民族國家之上的新的政治實體，實現共享主權。和合主義與建構主義的區別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是對國家間文化的理解。在溫特看來，國家間的三種文化是敵人、對手和朋友，它們分別來自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以及康德文化。
和合主義構建了第四種文化，即似親族關係文化(sibling，如兄弟關係、姐妹關係等)，這種文化來自東方社會特有的「大家族主義」和中國社會的「天下主義」。這種似家族關係文化比朋友更加親密，雖然也會有不同程度的競爭，但並不是對手，也不是敵人。敵對性的衝突是暫時的，可以化敵為友，創造與他者的和諧關係。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以天下為一家」或「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文化傳統。和合主義繼承了中國傳統的以血緣宗親為出發點的歷史傳統，試圖勾勒出情理統一、仁禮互動的理想社會。整個社會關係都是依照家庭關係不斷向外推廣的，可以說，以家國為基礎的「天下」是倫理與政治合一的文化實體。
第二，建構主義仍然沒有跳出自者與他者、中心與邊緣、霸權國與挑戰者等指稱國際關係二元敘事的模型。和合主義「以天下為一家」的普遍包容的價值觀消解自者與他者的二元對立關係，將「自者」與「他者」看成一個共生關係。他者可以融入自者之中，形成一個無外的世界。
第三，與建構主義排斥物質、權力不同，和合主義在關係共生的基礎上既強調現實主義的物質、權力的現實性，也強調自由主義的合作、制度合理性，還強調建構主義的觀念、規範、認同的主導性。和合主義是一種兼容並包的概念，體現的是一種整體意義上的「和合」，鮮有排他性。
(四)和合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比較綜述
從理論假定、核心變量、基本原則、方法論、外交路徑及分析單位六個方面進行國際比較，可以列出表 3 以示之。
如果以「籬笆」作為判據來考察不同的國際關係理論的話，我們可以得出簡潔但深刻的比較:現實主義認為「有好籬笆才有好鄰居」，於是物質性的籬笆與防入侵的軍備成為要務。自由主義認為「有好通道才有好鄰居」，於是構建以相互依賴為前提的國際制度成為要務。建構主義認為「有好規範才有好鄰居」，於是物質性的籬笆與防入侵的軍備都不重要，塑造國家間認同的一致性成為要務。和合主義認為「有好關係才有好鄰居」，這裡「關係」強調的不是行為體本身，而是強調行為體之間的互動。和合主義以「關係分配」(即關係和合)為核心，以「孔子最優」式的多元多邊組織、多元雙邊組織作為表達關係的理想類型。因而，在以關係為本體的和合主義範式下，國家之間若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不僅可以通過制度、規範、認同來取代籬笆，而且要通過共建、共創、共享來達成跨越籬笆的「親、誠、惠、容」，來實現可持續發展與可持續安全的和諧世界。
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中也開始有關注「關係本體論」的研究，如派屈克·傑克遜(Patrick T． Jackson)和丹尼爾·耐克森(Daniel H． Nexon)首次將社會學中的關係研究引入國際關係理論，並提出過程/關係的研究模式，強調過程本身的建構作用和動態實質。在西方，關係主義被認為是建構主義的一個新的分支。卡瓦爾斯在《國際關係理論的「關係」》一書中提出在國際關係理論誕生百年之際，國際政治理論研究應該開啟關係轉向，他認為關係是一種非競爭性的社會網絡，根植於互惠、自製中。西方關係論中常見的兩種分析框架是網絡學說(network theory)與場論(field theory)。社會網絡研究(social-network analysis)將行為體之間的關係作為最基本的研究單位，他們認為主體與行為是相互依賴的，主體之間的聯結可以是物質的也可以是非物質的，主體之間的結合產生結構，結構定義、限制主體的行為。場論研究則把場域與網絡結構在關係研究中視為同等重要的範疇，場域理論主要體現在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實踐理論(practice-theoretic scholarship)中，即社會實踐如何塑造、重塑社會生活、權利關係以及行動的可能性。實用主義(pragmatist approach)也關心在關係中發現問題並找到解決方案，它們所認為的解決方案來自主體與它們所處的環境之間複雜的關係變化之中，主體追求本體的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就是努力穩定它們所處的關係環境，而非表示出主體的不安情緒。但是，這些研究仍然體現的是西方國際關係的理論話語體系，比如傑克遜和耐克森將過程定義為一系列的「事件」，這其實回歸到了實質主義。其實，關係在中國有更為廣泛、複合與深刻的含義， 中國人理解的關係是放置於更大的社會脈絡中的。
在關係中，過程與行為體是共存共生的，互動互補。過程先於行為體、過程建構行為體。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已有學者認識到，在中國的傳統中，外交就是如何管理、維持長期性的關係，而不是關於資源的競爭。
總起來說，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範式」(或「中國學派」)與「英國學派」一樣，都對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美國學派」提出了挑戰。無論是「第四種文化」的論證，還是「孔子改進」的闡述;無論是用與「仁、義、禮」對應的「公平、正義、文明」超越「平等、民主和自由」，還是「和平共處、和平共生及和諧共生」三階段的預判;無論是「關係本位」的重構，還是「仁智大國」的設定;無論是「天下主義」的世界性轉換，還是「世界主義」的整體再造;無論是「生態制度」的強調，還是「文化中國」的凸顯;無論是「社會演化」的揭示，還是廣義安全的建構;正如國外學者所評論的那樣，中國正在努力擺脫西方學術話語的影響，構建本國的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五 和合主義的外交探索
在深度全球化的語境下，以和合主義為理論指導的外交不僅對國家的發展有著開拓性意義，而且對全球治理與國際關係民主化有著導向性意義。在全球總資源給定的條件下，一國或多國的資源開發、利用與消耗必然會帶來其他國家的可開發利用資源的減少，故全球治理需要各國通過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區域性或全球性的「資源安全困境」，並在這一困境的求解中合理地兼顧他者與自身發展。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資源安全困境」，英國選擇「脫歐」以「自保」是一種方式，美國川普政府選擇「美國優先」以「損他」是另一種方式。中國則堅持認為全球化仍是當今世界的潮流，堅持全力支持全球化，與之相應的和合主義外交路徑建構有包容性外交、對接性外交、鑲嵌性外交、共享性外交等多種形式。
(一)包容性外交(inclusive diplomacy)
和合主義強調以天下為懷的開放式的、普遍性的包容，因而包容性外交提倡國家間、地區間合作中的多樣化與惠及他國和世界的政策制定。在全球治理的多邊合作中，和合主義拒斥以某一國為優先或以某國利益置於他國利益之上的單邊主義，也拒斥以往的霸權多邊主義、壟斷多邊主義和幹涉多邊主義，而是探索一種全新的多邊主義即多元多邊主義。
按照「邊」和「元」劃分，國家外交政策的博弈組合可以分為多元多邊、單元多邊、多元雙邊以及單元雙邊四種類型的合作(見表 4)。
多元多邊是一種強多邊合作模式，即從整體角度出發，重視國家之間平等互利的合作，尤其是考慮制度性因素對國家之間互動產生的影響。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所發起的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均是「多元多邊主義」合作的探索。多元雙邊是一種基於平等原則且客觀上惠及第三方或更多方的雙邊合作，也是基於和合主義範式的重要合作方式。由印度、中國和緬甸共同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多元雙邊合作方式的典型，這種合作模式對於任何一個雙邊合作都適用，並不針對某一個國家或某些國家。兩種合作模式都屬於多元共贏的模式。
基於全球化過程中的「資源性安全困境」，無論是國家間的雙邊合作，國際間的多邊合作，還是區域間以某種共同體方式的合作，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集體行動難題:誰來領導? 誰來推進? 誰來決策? 誰來實施? 如果共同推舉的領導者掌握有一票否決權，那麼所謂的多邊合作實質上就成了一種形式上的多邊主義即單元多邊主義;如果雙邊的合作只考慮雙邊各自的利益，而不考慮雙邊決策對第三方或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溢出性影響，那麼這種雙邊合作也只是一種單元雙邊主義。因而，多元多邊主義是人類共同應對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一種「新多邊主義」，一種合作中發揮主導甚至領導作用的國家不持有特別的「否決權」的合作形式，它體現著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追求的是多個國家合作基礎上的和合世界，而不是兩個或多個國家合作中的一個世界，這正是和合主義導向下的包容性外交的國際價值與普遍意義所在。
(二)結伴性外交(partnership diplomacy)
和合主義推行的普遍性包容需要超越國際社會的「拉幫結派」，中國基於自身作為發展中大國的國情，選擇結伴性外交而非結盟性外交。眾所周知，結盟外交是國際社會一種比較通行的外交方式，但其問題在於要選邊站隊、分化世界。在國家利益發生嚴重衝突之時，結盟外交甚至會導致某些大國拉攏一部分國家、孤立一部分國家，「為了一己之私或小團體的利益，與國際道義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背道而馳」。
結伴性外交超越了傳統安全外交中的結盟的局限性，因為「同盟體系的排他性意味著加入同盟體系的國家可能永遠屬於少數，少數人的安全建立在多數人安全無法保障甚至受損之上，這種秩序缺乏基本的道義基礎」。和合主義強調和而不同、求同存異，而不是和而同之，排除異己。中國的結伴性外交實踐創造了豐富的結伴形式，有友好、合作、友好合作、全面友好合作的夥伴關係，還有戰略、全面戰略、全面戰略協作、戰略合作、全面戰略合作、全天候戰略合作的夥伴關係。至今中國與 67 個國家、5 個地區組織建立了 72 對不同形式的夥伴關係，這些均為各類非傳統外交的推行提供了新的範式。但是結伴性外交存在的問題在於國家之間尚缺乏深度的「捆綁」與「鑲嵌」，需要我們在實踐中重視結伴性外交的逐步深化問題。
(三)對接性外交(linking diplomacy)
對接性外交是和合主義的共生外交模式的又一種創新，也是包容性外交與結伴性外交的延展。與西方主要大國所強調和推行的強制性外交(coercive diplomacy)不同，對接性外交表現出了更為包容與和合的一面。國家之間、地區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因而在對話基礎上的相互理解與相互對接是對接性外交的重要特徵。對接性外交強調國家間的相互了解與文明之間的相互借鑑，由於「文明的不同表現在價值觀、信仰、思維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上。當不同文明之間缺乏足夠的對話或者對話不對稱時，則有可能產生重大的誤解乃至衝突」。對接性外交則是預防與消除這種誤解與衝突的重要路徑。
對接性外交的遞進模式是:以對接促進交流，以交流促進合作，以合作促進共贏。近些年中國在對接性外交方面做了大量的開創性努力，比如，儘管美國在其 2017 年《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把中國作為其「戰略競爭者」，但我們仍同美國建立外交安全對話、全面經濟對話、執法及網絡安全對話、社會和人文對話的高級別對話機制。又如，儘管中國與印度在傳統安全方面有著許多爭端，但在非傳統安全方面雙方仍有著越來越多的合作。
「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合作是中國展開對接性外交的最好例證。在互聯互通基礎上的政府政策對接、設施建設對接、經貿投資對接、發展方式對接、安全維護對接、文化交流對接等一系列的對接性外交的努力下，中國「為各國和世界經濟增長開闢了更多空間，為加強國際合作打造了平臺，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做出了新貢獻」。
(四)鑲嵌性外交(embedded diplomacy)
鑲嵌性外交指由國家間關係構成的社會網的嵌入，包括以安全為內容的嵌入、以安全為目的的嵌入、以安全為方式的嵌入等。鑲嵌性外交較好地體現了和合主義的諸內容要素。在鑲嵌過程中，各國可以通過促進信息傳遞、信息交換等互動方式減少安全結果的不確定性，其功能是國家安全的社會(網絡)制約性和社會(網絡)生產性。鑲嵌性外交從強調自我的絕對安全轉向了關注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相對安全，如中國提出「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理念，就體現了對待周邊國家的和合態度，反映出中國在行動上對周邊國家的承諾與支持。
鑲嵌性外交為超越安全的孤立、自保提供了互助、共享的新路徑。以國家間的非傳統安全合作為例，鑲嵌性外交追求「你安全我才安全，我安全你才安全」的鑲嵌性結構關係，而安全鑲嵌為國家間的優態共存與共享安全提供了前置條件。「『安全鑲嵌』主要是指個體國家的安全行為對由國家間關係構成的社會網的嵌入。在嵌入過程中，社會網內的具體情境對國家行為體希望與誰或能夠與誰展開安全互動起著一定的限制作用，並且可以通過相關互動方式減少不確定性，以此來影響國家安全的實現」。事實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應對需要國家間的互助與共治，即使最發達的國家也有其自身的安全脆弱性而難以獨立承受地區性或全球性的安全壓力，如全球性的氣候變化、跨地區的難民危機、國際化的恐怖主義等。在深度全球化時代，安全孤立是一種空想，安全自保是一種短視;而以和合主義為範式的安全互助是一種必然，安全共享是一種趨勢。
(五)共享性外交(sharing diplomacy)
共享性外交是和合主義範式的又一總體性體現與運用。首先，共享性外交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題中之義。2011 年《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中首次提出「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指出在處理國際事務時「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其次，共享性外交需要中國做出強有力的示範與「建立自主、兼容的維和新概念與新框架」。最後，共享性外交的切入點是安全共享，即通過非傳統安全共同體的建構來實現向命運共同體的跨越。
從行為體構成的角度看，非傳統安全共同體可以是國家行為體間的、非國家行為體間的以及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間的三大類。第一類的特點是高政治，強約束;第二類的特點是低政治，弱約束;第三類的特點是高政治，弱約束。例如，「全球質量安全共同體」是一種需要被納入國際關係範疇的非傳統安全共同體，它所面對的是「共同的威脅與命運，其動力是為克服困境而尋找共同的利益與預期以及集體的認同與行動」。「全球核安全命運共同體」也是一種屬於國際關係範疇的非傳統安全共同體，核安全關係到人類的生死存亡，我們要倡導構建人類未來「和合共享」的總體圖景，樹立核利用世界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觀念;倡導高於國家的普遍核安全理念，進一步加強專門國際組織的作用;倡導核安全緊系人類命運的共識，強化國際法律、法規對特定國家核利用行為的約束力和監管力;倡導核利用國家的國家責任意識，提升核利用國的自我約束力;倡導和合共享的「類安全」理念，實現廣泛監督，共同創建核正義世界。當然，在推進深度全球化的進程中，我們還可以創造更多形式的非傳統安全共同體，以提升中國學習世界、參與世界、引領世界的能力。
六 結語
和合主義的價值指向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下的互鑑共存、價值共創與和合共享，並在利益共同體與責任共同體的基礎上一步步推進命運共同體形成。和合主義在國際關係與國際安全領域的運用中，超越了傳統國家主義的狹隘立場，揚棄了現實主義、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理論，要求我們以「類倫理」「類價值」「類關係」來考量深度全球化的發展，特別是包容性外交、結伴性外交、對接性外交、鑲嵌性外交和共享性外交的開創，既為世界政治勾勒了理想願景，又為國際關係的民主化與各國樹立全球治理觀提供了現實的實踐路徑。總之，在一個「高度互系的流動世界」中，和合主義為我們提供了獨特的價值尺度，也為我們解決全球性非傳統安全問題、促進跨國合作、逆轉反全球化潮流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作為一種國際關係理論的全新範式，和合主義映射出了人類共建命運共同體的美好圖景。
（本文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七期；時政國關分析）
作者簡介：
餘瀟楓，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章雅荻，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期責任編輯：張盼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