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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籤署現場。（圖源：網絡）
編者按
理察·內德·勒博教授是享譽全球的國際關係學者，著作等身，影響深遠。其中《戰爭與和平之間》（1981）、《政治的悲劇想像》（2003）、《國際關係的文化理論》（2008）等專著已經成為國際關係領域的經典著作。如今70多歲高齡之際，勒博教授仍然筆耕不輟，近年來以每年兩本專著的速度發表其研究成果。本文是勒博教授即將出版的反思國際關係理論的新著裡的第一章，扼要闡述了他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看法。IPP評論特別組織將其翻譯發表，分四篇連載，以饗讀者。今天刊發的是終結篇。
理察·內德·勒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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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在雙重意義上是國際化的。國際關係學的奠基一代曾在歐洲或美國作為律師、歷史學家、政治科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和區域專家接受過培訓。有些人曾經是記者或外交官。他們都因為其學習、研究、就業或移民經歷而曾有國際經驗。
20世紀30年代，國際關係專業學者的來源範圍大大縮小，當時歐洲大陸上該專業最傑出的代表來到英國或美國尋求避難。戰後早期，國際關係學基本上是一個英美學科。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是這個時代的兩大主導範式，他們有英國和德國的淵源，但其發展方式卻使它們具有鮮明的美國特色。
從制度上講，國際關係專業專業在戰後許多年仍然主要存在於英美之間。歐洲、拉丁美洲、亞洲和非洲的學生大量來到英國和美國攻讀博士學位。許多人回國後以英美方式培訓他們的學生。在1995年《歐洲國際關係雜誌》創刊前，該領域的所有主要期刊都在美國或英國出版。
國際關係領域在本世紀才重新開始真正國際化。現在可以在北美和英國之外獲得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在西歐、環太平洋地區和澳大利亞，研究機構和學生都能很便利地獲得資助。該領域的頂尖出版社仍在美國或英國，並以英文出版。但它們為來自不同國家和研究傳統的學者提供了表現機會。自從英語成為通用語以來，語言不再是過去那樣的障礙了。英語以外的其他語言的書籍和文章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以法文、德文或中文發表的研究成果，在熟悉這些語言的讀者之外影響甚微，除非被翻譯成英文。
雖然國際關係理論是國際性的，但它也具有民族特性。美國的國際關係理論與世界其他地方的理論有著顯著的不同。如前所述，在美國，國際關係學是政治學的一個子領域，而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政治學處於行為主義革命的前沿，因此國際關係在其方向上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它被那些做定量研究、理性選擇論或理性主義理論模型的人所「統治」。
儘管如此，非實證主義的方法，尤其是建構主義，依然在蓬勃發展。與歐洲不同，在美國，亞歷山大·溫特倡導的「薄建構主義」（thin Constructional）在取向上非常突出，基本上是實證主義的。在英國、歐洲大陸和澳大利亞都有實證主義者，但他們是一個明顯的少數群體。在這些地方，研究更多處於詮釋主義傳統之中。
在實質性範式方面，同樣的分歧也很明顯。現實主義以其多種形式在各地得到實踐，但新現實主義、進攻性現實主義和所謂的新古典主義現實主義幾乎是美國獨有的現象。新現實主義在英國並不存在，這導致它在美國的主要倡導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指責他的英國同事歧視新現實主義，這一指控引起了相當大的憤怒。自由主義起源於英國，但國際關係中的自由主義範式是美國的產物，主要局限於美國學者，新自由主義更是如此。
對科學的傳統理解，最初由牛頓提出，即知識是累積性的，今天的科學家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於許多實證主義者來說，這個模型同樣適用於社會科學。定量研究人員尤其相信，他們正在產生一套知識體系，有朝一日，這些知識將產生公認的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理論。
我則支持另外一種觀點，即根據我們提出的問題，而不是我們找到的答案，來定義知識的進步。這些問題的變化，主要不是歸因於更早的研究，而是因為國際挑戰和問題的性質變化。如果要說進步，那麼知識的進步來自於對理論的質疑和批駁。這個過程能夠產生新的問題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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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對社會科學的理解，我進一步假設，與硬科學相比，社會科學沒有普遍規律。社會知識是具有地方性的，因為作為行為基礎並賦予其意義的理解和實踐在文化和歷史上都是地方性的。人類從經驗中學習——儘管不一定是正確的經驗。正如馬克斯·韋伯所觀察到的，任何法律的半衰期都是短暫的，因為一旦人們理解了它，他們就會把它納入算計的範圍，從而改變使之成為可能的環境。
對一些社會科學家來說，這令人擔憂和沮喪。對其他人來說，這使他們的研究更具挑戰性和趣味性。眾所周知，愛因斯坦曾經說過「上帝把所有簡單的問題都給了物理學」，他也許是對的。社會科學，特別是國際關係理論，必須擁抱一種不同於物理學的知識概念構想，以及以不同的方式提出知識主張。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士、威廉·詹姆斯、喬治·赫伯特·米德和約翰·杜威，以及他們的德國同時代人馬克斯·韋伯等，認為應該根據社會科學解決問題的能力來評估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
這些不同的獲取知識的方法——不同的「認識論」——是國際關係理論家們之間的一個核心分歧。沒有辦法證明他們中的任何一個是對是錯。這裡的關鍵是對知識構建的性質的根本選擇的問題，其他一切都從此而來。這和選擇伴侶沒什麼不同。沒有模板可循，只有靠感覺。你被誰吸引和這個選擇被證明有多大回報？你和外界對這一選擇的評估只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展變化。在認識論中，就像在伴侶關係中一樣，在任何一個方向上都有很大的自欺欺人的空間。
認識論跨越了國際關係理論的大多數範式，有實證主義和詮釋主義的現實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建構主義者。另一種知識途徑，哲學現實主義，也在這些和其他範式中找到了追隨者。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後結構主義、女權主義和後殖民主義都有自己的認識論或實證主義和詮釋主義的變種，我將在適當的時候詳細討論這些標籤詞。
為此，我圍繞認識論來展開拙著。我闡述、考察和批判他們對知識的理解，他們對世界的假設，以及他們如何指導研究。當我談到範式時，我這樣做是為了展示它們在認識論、研究綱領和傾向的方法上是多麼的多樣化。他們最多共享有一個確定的核心假定。
這種分析鼓勵讀者在壕溝縱橫的國際關係理論戰場中看到聯繫和對話的可能性。我傾向於詮釋主義，但我的立場可謂在那荒無人煙的地區。這是一個危險的地方，因為各方的戰鬥人員對那些拒絕站在一邊的人和那些加入敵人的人都具有敵意。
如果你對國際關係理論產生足夠的興趣，想深入研究這個領域，你遲早會做出選擇，把你和一些陣營聯合起來。一旦人們開始考慮做理論，這樣的決定是不可避免的。許多人一開始選好了一個認識論、範式和方法，通常是因為他們跟著那些將這一套研究方法視為最佳方法的人一起學習，而這些人則期望他們的學生能夠複製並幫助證明他們的研究方法是正確的。
更好的選擇是以開放的心態來探索不同的認識論和研究方案，了解他們各自的傾向、分歧和共同點。從長遠來看，這將使你成為一個更好、更開明、更寬容的學者。
★ 本文系IPP獨家譯著。
作者：Richard Ned Lebow（理察·內德·勒博），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國際政治理論教授、英國劍橋大學彭布羅克學院研究員、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榮譽退休教授。
翻譯：高文博，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校對：張鋒，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執行院長。
編輯：IPP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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