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外交學院教授，博士 秦亞青
內容提要：全球國際關係學倡議批判了國際關係學科"西方中心論"的現狀,主張建立以多元普遍主義和世界歷史文化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學,鼓勵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中國國際關係學者通過借鑑中華歷史文化的思想資源,進行了有學理意義的理論建構,取得了重要的進展,並開始在世界上產生學術性影響。本文通過梳理全球國際關係學倡議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之間的相互需求和相互呼應以及彼此間的互動,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提出了一個可操作性界定,同時也試圖回應一些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評價和質疑。
關鍵詞：全球國際關係學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 中華文化歷史
全球國際關係學的興起是21世紀國際關係學領域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這是一個學科發展倡議，目的在於反對西方在國際關係領域的話語霸權，支持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創新，推進國際關係學科覆蓋全球範疇，實現國際關係學科在全球範圍內的平衡發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顯著發展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一方面，中國學者的努力表明非西方國際關係學界的原創性知識生產是完全可能的；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也呼應了全球國際關係學倡議，成為了全球國際關係理論大廈鮮明亮麗的組成部分。顯然，全球國際關係學需要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也需要全球國際關係學這個大平臺。本文試圖對這樣一個有學術意義的學科圖景加以描述和分析。
全球國際關係學的興起
過去20年裡出現了不少推動國際關係全球化的努力，但首先正式提出創立「全球國際關係學」（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倡議的學者是阿米塔夫·阿查亞（Amitav Acharya）和巴裡·布贊（Barry Buzan），其目的是要拓寬學科疆界，重構國際關係學，使之成為「在多元基礎上形成的全覆蓋知識大廈」。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基本思想是兼容並蓄，根本原則是多元主義 (pluralism)。它質疑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地位，提倡非西方國際關係世界發展新的理論和思想。但與此同時它也認為，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依然是全球國際關係知識大廈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排斥西方國際關係理論。
（一）全球國際關係學發展演變的主要節點
標誌全球國際關係學在其興起與發展過程中具有三個重要的節點標誌。
1. 第一個節點標誌是阿查亞和布贊2005年組織的一個研究項目，提出了「為什麼沒有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這個重要問題
當今時代，全球化迅速發展，其影響遍及世界各個地方，而「國際關係理論卻顯然沒有呼應研究對象全球化這一事實」。「阿查亞—布贊項目」的學者主要來自亞洲，其研究成果最初發表在2007年出版的《亞太國際關係》雜誌專輯上面，後來又以論文集（《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亞洲及其之外的觀點》）的形式出版。該研究項目對西方國際關係學長期以來所處的葛蘭西式的霸權地位進行了深刻批判，認為國際關係學的這種現狀不可接受，必須加以改變，而改變的基本方法就是「促使非西方思想者挑戰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地位」。
「阿查亞—布贊項目」提出了三個重要觀點。其一，國際關係學作為一門學科過於西方中心化。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是西方哲學、政治學理論和歷史文化，其所反映的內容是西方對世界的理解和詮釋，並以其自身的方式框定了國際關係的研究邊界。經典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英國學派和建構主義，無一不是根植於歐洲歷史、西方社會理論傳統和實踐。其二，非西方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被邊緣化。儘管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並非完全不存在，但是由於西方已經佔據了學科話語體系中的霸權地位，其他地區或是其他文化中產生的理論不是被壓制就是被視為非理論。其三，需要鼓勵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並展開和西方主流理論之間的對話。該項目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呼應和反映世界範圍的全球化要求，才能產生尊重多元實踐和不同歷史與文化的國際關係理論。該項目還認為，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可以在地方性知識的基礎上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理論，以解釋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日益難以解釋和理解的國際關係事實，從而豐富國際關係知識的寶庫。
2. 第二個節點是2014年阿查亞當選國際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ISA）會長的就職演講，正式提出了全球國際關係學（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IR）的名稱和倡議
阿查亞不僅強調了建立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必要性，也概括了全球國際關係學的意義、目的和重要內容。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全球國際關係學應當具有的六個基本特徵：一是要基於多元普遍主義；二是必須根植於世界歷史而不是西方歷史；三是包含而不是拋棄現有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四是需要將地區主義和區域研究融合起來；五是要摒棄例外主義；六是要承認多元行為體的存在。
全球國際關係學倡議認為，鼓勵西方之外的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和發展，以此拓寬國際關係學的研究議程，這對於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健康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該倡議還認為，通過將被邊緣化的理論聲音包含在國際關係學科話語之中的方式來豐富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寶庫也是完全可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在全球國際關係學研究議程上，鼓勵發現新理論和新方法、研究世界多元歷史、探索不同文明之間的互學互鑑之道，都應該成為國際關係理論走向真正全球意義上的學科的重要途徑。其中，推動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以形成國際關係學術話語的多樣化形態尤其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使得這門學科真正具有全球意義。
3. 第三個節點是2019年阿查亞和布贊在國際關係學科正式建立百年之際推出了新著，成為有力推動全球國際關係學發展的重要標誌
2019年出版的《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建立：百年學科的誕生與發展》一書重述了國際關係學科的發展歷程。阿查亞和布贊兩位學者在書中指出，雖然人們普遍認為1919年是國際關係學科的誕生年份，也就是國際關係學的第一次構建，但在1919年之前，實際上許多國際關係的思想和觀點早就已經出現和存在了。但是，國際關係理論的思想根基是西方哲學和政治學理論，其實踐依據是歐洲現代化的經驗。此外，現代國際關係體系也是在歐洲首先形成的。因此，國際關係學的建立不僅是以當時的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和所謂的「科學」種族主義為思想啟迪，而且是以歐洲的國際關係實踐為基本依據的。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國際關係學的「核心—外圍」格局逐漸形成並不斷得到強化，其結果就是：「現在各種各樣的國際關係理論只不過是從西方歷史中抽象出來的思想而已」。儘管外圍地區很久之前就有諸多有關國際關係的思想和觀點，即便是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印度、日本和拉丁美洲國家也都出現了許多關涉國際關係和國家事務的思想和觀點，但這些思想和觀點都被國際關係的主流話語所忽視和掩蓋，始終不能進入國際關係理論的話語體系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關係學出現了再次重構，其標誌是國際關係學科越來越專業化，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在該學科裡的主導地位也再次得到確立和加強。與此同時，國際關係學科的重心也從歐洲轉到了美國。
1989年之後，非西方國際關係學界的聲音逐漸加強。這與全球化和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密切相關而且相互呼應。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都出現了這種跡象，這些地區的國際關係學者開始從自己的歷史文化中尋找建構國際關係理論的靈感，國際關係學科多樣化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知識生產也因此而出現了新的多元主義發展空間。未來一段時間，國際關係學的發展會從西方中心向全球國際社會空間拓展。知識多樣化不僅是多元主義的重要表徵，同時也成為向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係學發展的基石。隨著全球國際關係學的興起，不少國際關係學的學者們開始質疑國際關係知識生產的西方中心主義做法，批評這樣的學科現狀無視並排斥非西方國際關係思想、文化、政治和歷史，其結果只能是非西方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實踐被邊緣化。b只有改變這一現狀，全球國際關係學才能真正發展起來。
（二）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學科意義和價值
創立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倡議對國際關係理論學科的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
1. 國際關係學應反映世界發展變化的現實
全球化已經成為世界發展的大趨勢，儘管不時會出現逆全球化現象，但國際關係理論理應反映全球化這一基本現實，並且應在全球範圍內實現平衡發展以響應全球化的發展要求。全球國際關係學者預測，雖然現在國際關係學科的話語主導權仍掌握在西方手中，但未來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必定會呈現出多樣化的態勢。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舉行的「世界國際研究學會年會」是一個標誌性轉折，它不僅呼應了全球非西方地域學者的關切，而且還有意識地發出了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係學的聲音。雖然阿查亞和布贊也指出，2015年「是重要轉折點,還是曇花一現，仍然有待時間的檢驗」，但他們都相信「國際關係理論不僅需要更多地反映全球南方的現實，而且還需要朝著全球國際關係學的方向發展。」
2. 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不僅應當快速發展，而且還要快出成果
現在的國際關係學科表現出了過度「歐洲中心」的狀態，例如，美國和英國的理論話語主導地位被視為理所當然，而多樣化的國際關係理論源泉往往被忽略。但是，知識生產應當面向世界各地的歷史和文化，而不是僅僅依賴於盎格魯–撒克遜傳統。雖然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現在取得了一定的多樣化成就，但這最多是一種「膚淺」的多元主義，不是「核心地帶之內的多元化」，因為主流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繼續處於主導地位，非西方國際關係研究繼續處於使用本地區的數據來對西方理論進行驗證的邊緣狀態。這種學科分工不僅會阻礙知識創新和再生產，而且還會導致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研究之路越走越狹窄，不能全面反映全球國際關係的實際進程和真實面目。因此，國際關係學科現在更為迫切需要的是提出基於世界其他歷史文化之上的理論，而不是繼續維持「讓非西方經驗來驗證西方理論」這種不科學的研究模式。
3. 全球國際關係學應當是一種開放性和兼容性的學科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的主要內容為：一是尋求對現有國際關係學的深入改革；二是包容核心和外圍的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三是鼓勵核心和外圍的國際關係理論彼此交流溝通。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倡導者明確指出，他們不是要以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取代現有的西方主流理論，因為國際關係學從根本上說是屬於全球的學問，應包含西方和非西方以及全球任何地域歷史文化的學術思想。全球國際關係學的主要倡導者還認為，檢驗全球國際關係理論的標準有兩條：一是看其是否具有超越原產地的能力；二是看其是否可以解釋更為廣泛地區的國際關係事實。凡是符合這兩條標準的理論都屬於全球國際關係學的組成部分。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界定
全球國際關係學的興起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一方面，全球國際關係學是各種學派共生共存、互學互鑑的知識生產場所，必然需要中國的理論貢獻；另一方面，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也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學界同仁和理論話語進行交流切磋，以便成為全球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的重要內容和對國際關係知識作出的積極貢獻。近年來，中國國際關係學者的努力也產生了比較明顯的效果，並初步形成了一些具有自身特點的流派。但是，為了研究的目的和需要，本文認為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作出一個比較明確的界定十分必要。
這裡，一個可以操作的定義就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是使用中華文化背景知識中的思想資源，對國際關係實質性內容進行概念化、抽象化和通則化處理，進而形成邏輯自洽的思想體系。」這個定義主要包含以下幾個內容。
（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是社會科學理論
既然是理論，就需要滿足三個基本的理論條件。第一，理論是系統的思想。這就意味著它不是簡單的靈感閃現或是零星的思想疊加。只有當紛繁的思想經過系統化而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之後，才能稱之為理論。第二，理論包含概念化、通則化和抽象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也就是將思想系統化和理論化的過程。沒有這些特徵，也就難以產生學理理論。第三，理論關照的對象是國際關係領域的實質性內容。無論理論的啟迪和靈感來自何處，理論討論的內容必須是關涉國際事務的，尤其是國際事務中的重大問題，比如戰爭與和平問題、全球治理問題等。在這一基本理論定義的問題上，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與任何其他國際關係理論沒有差異。
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關於國際關係理論的界定一直存有爭議。由於二戰之後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重心轉移到了美國，以行為主義為主流的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成為理論的標識。這樣一來，國際關係理論的界定就走進了一個極其狹窄的空間，大部分理論思考因而被排斥於國際關係理論之外。這種實證主義或是後實證主義的理論界定至少是不完全的，不能涵蓋整個理論範疇。依照實證主義或後實證主義原則建構的理論是理論，但以其他方式建構的理論同樣是理論，比如偏重歷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英國學派。因此，基於將理論界定為系統的思想這一定義，本文認為：只要是經過概念化、通則化、抽象化處理的系統思想都在理論之列。換言之，國際關係理論既包含以因果關係論述驗證的理論，也包括詮釋學意義上的解讀性理論。在當下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佔據話語主導地位的時候，廣義的理論定義可以涵蓋不同的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路徑，因而更有利於全球國際關係學多元格局的形成。
（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根植於中華文化的實踐和背景知識
這是一個核心的定義性特徵。它意味著一個國際關係理論是否是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主要取決於理論的思想資源是否來自中華文化、歷史、思想和實踐。人們之所以使用「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這一表述，就是因為這些理論的依據主要是西方文化、歷史、思想和實踐。比如，個體理性是西方許多社會科學理論的基本假定，而這個核心概念則是深嵌於西方文化歷史傳統之中的，也是西方社會背景知識之中的元素。
這就關涉到了「背景知識」和「實踐共同體」等諸多來自實踐理論的概念。實踐理論的一個重要觀點是人的行為主要依賴於背景知識，亦即在實踐中形成、在實踐中顯現並且又反過來引導人的實踐的知識。背景知識就像一隻「看不見的手」，它不僅建構了一個共同體的意義結構，而且還能夠使這個共同體成員的實踐行為在宏觀層面上表現出高度的相似性，而這個共同體就是實踐共同體。簡言之，具有共同背景知識的共同體就是實踐共同體。如果將文化定義為共同背景知識，那麼典型的實踐共同體恰恰是基於文明的文化共同體。理論建構是理論學者的實踐行動，必然反映他所生活的實踐共同體或曰文化共同體的背景知識。
實踐理論衍生出一個重要觀點，即任何社會理論都是起始於地方性知識，其普適性最多只能是有限普適性，而完全意義上的普適性是不存在的。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的思想資源主要是歐美社會的背景知識，其核心概念，諸如民族國家、主權、安全等，也都主要來自威斯特伐利亞國際體系的實踐。據此，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思想資源是由歷史文化和實踐經驗積澱而成的共同背景知識，比如中國的文化、歷史和實踐。由於我們所處的世界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同體並存的世界，其實踐活動自然多種多樣，這就為多元社會理論的產生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思想資源，同時也為全球國際關係學提供了堅實的依據。
（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是全球國際關係知識生產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不僅具有自身的特色，而且還與其他不同地緣文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學派是一種共生共存、互學互鑑的關係。也就是說，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是全球國際關係學諸學派中的一個學派，或稱「中國學派」。既然文化共同體的背景知識對於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有著重要的影響，既然當今世界是一個多元文化共同體並存共生的世界，既然社會實踐的方式多種多樣並且處於不斷發展演進的過程之中，那麼社會知識生產的空間也一定是多元並存的，這就為理論的創新提供了無限的可能性。
知識生產空間是一個多重宇宙，不同地域文化都可以產生有意義的國際關係理論。比如，西方主流國際關係理論所廣為接受的個體理性是西方文化中非常重要的背景知識，現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明確以個體理性為基本假定，而建構主義則表現了比較含蓄的個體理性預設；但是在儒家社會中，倫理關係成為共同背景知識中的重要成分，顯示出比個體理性更為突出的文化特性。a再比如，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一個核心概念是主權，由平等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社會是無政府社會，因此，無政府性就成為許多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一推動。但是，在歷史上與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同時存在的東亞國際社會則更是一種天下體系，無論是東亞的朝貢體系還是日本江戶時代的準國際關係體系，都沒有個體國家主權和無政府性的概念。b這一方面說明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具有地方屬性和文化印記，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國際關係理論在其他地域文化體系中產生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使用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或「中國學派」這個術語，本身就是承認國際關係理論的多元化和多樣性。
以上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定義的說明也包含了發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一些重要原則和特徵。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汲取中華文化背景知識中的精華的基礎上，努力在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學派和思想的對話中不斷發展和豐富自己。汲取精華，不是機械地照搬中華文化傳承下來的知識和概念，而是與時俱進地對其凝練和升華，使之成為對當今世界的關照性解釋和進步性理解。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共同特徵——借鑑中華文化的背景知識——使其具有了中華文化的鮮明特性，通過與其他國際關係理論學派的切磋交流，不僅可以使得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能夠不斷發展演進，而且還可以在理論上更具創新性。此外，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在發展過程中，還應積極尋求超越性意義，通過超越知識生產的本土空間，以獲得比較廣泛的普適性。本文認為，發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終極目標是建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係學。其間，各種理論學派和學術思想可以平等地存在、發展、溝通和辯論，最終消解國際關係理論在西方/非西方問題上的界限，當然也包括消解中國/非中國這些特定時期的標識，以便形成真正意義上屬於全球和人類的知識體系。當然，這樣的知識體系一定是不斷進化發展的，同時也是多元的和多樣的，必然能夠表現出人的能動性的無限可能和人類知識生產的無邊疆域。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進步與質疑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在近幾十年裡取得了重要的進展。客觀上講，國家間實力的消長、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尤其是新型發展中大國的群體崛起，導致全球實力格局或力量對比態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從而使得世界的眼光開始轉向非西方世界。中國作為當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出現在世人面前，尤其引人關注。在此背景下，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主觀上重新發掘自身歷史、文化、實踐、傳統的意識增強，比如中國學者在國際關係學科發展的過程中，始終具有理論意識，希望在知識生產領域作出創新性貢獻。a與此同時，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不充分性問題，亦即不能或是不能充分解釋其他地緣文化中國際關係的事實，也在全球化和非西方國家發展過程中進一步凸顯出來，從而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學理依據。
（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主要特點
客觀上講，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勢頭良好，目前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並初步形成了以下主要特點：
1. 中華文化背景知識資源是構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思想基礎
本文認為，目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三個流派——天下體系理論、關係理論和道義現實主義理論——都「使用中華文化背景知識中的思想資源」作為構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共同特點。b儘管這三種理論在觀點上有所不同，在推理和分析方法上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都使用中華文化背景知識資源。例如，天下體系的根本是「無外原則」；關係理論的核心是「關係性」；道義現實主義理論的要素則是「道義」。而這三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恰恰是這些理論的創新點和突破點。
2.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具有內部多樣性的特徵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第二個特點是它的多種多樣性。比如，上海學者積極構建的「共生理論」，大量借鑑了中華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觀點，強調世界的多元本質，指出世界在思想文化等諸多方面不能歸一。因此，人類世界應當在這種多元思想的基礎上提倡共生性和平與合作。再比如，葉自成教授關於中國古代外交思想的研究，從春秋戰國這個準國際體系的時代入手，在融合中國傳統思想要素的基礎上，以中國的思維和行為方式來分析中國外交的特點。在方法上，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也更加採取了中西交互格義的方式，將中華文化的傳統理念與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和哲學思想交互使用，追尋「世界主義」的終極目標。這說明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也是在與世界其他地域的國際關係理論和社會理論的交流切磋中發展起來的。
3.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是一個開放性理論體系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構建和發展不會局限於中國大陸的學者及其研究成果。廣義上講，凡是使用中華文化背景知識的國際關係理論都屬於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中國臺灣的石之瑜和黃瓊秋教授以雙邊關係主義為基本內容，以實證的方法討論了國家之間的關係，尤其討論了中國的對外關係，「關係」一詞構成了其理論著述的基本概念。他們認為，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中的「關係轉向」與關注個體利益、假定自助性國際體系等西方國際關係主流理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美國華裔學者凌煥銘（L.H.M. Ling）主要是通過借鑑道家的辯證法思想，分析國際事務中的「自我—他者」關係、全球治理等重要問題，批判了西方中心主義和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這些研究成果都應該歸於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範疇之列。
中國國際關係學者在理論構建上的努力還有許多，這裡無法一一列舉。但是無論如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和取得的成果受到了世界學界的高度關注，也得到了積極的評價。布贊認為，現在雖然還有許多不確定因素，但「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或許是非西方世界裡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理論建構，已經成為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最重要的來源」。阿查亞也認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極大地豐富了整體意義上的國際關係理論和國際關係學科，尤其是對構建全球國際關係學的努力作出了貢獻」。在近年來一些西方學者的學術專著中，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論述也得到了高度關注和認真討論。從學理探討角度而言，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的確取得了很大的進步，過去在西方學術界流行的那種「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成果只是深度新聞報導不是理論創新」的說法現在已經不多見了。
（二）中國國際關係理論面臨的主要質疑
從另一方面看，隨著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質疑的聲音也隨之出現，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關於「二元對立」問題
雖然全球國際關係學倡導者一直使用「西方/非西方」的分類方法，但有學者認為，以簡單的「二元兩分」的辦法對國際關係理論進行分類是錯誤的。如果將國際關係理論劃分為「西方/非西方」兩個部分，那麼顯然是一種非常簡單的劃分方法，勢必具有誤導性。所以，採取兼容並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方法對待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也許會更加有利於知識生產。也有學者認為，如果使用「西方/非西方」的分類方法，可能會進一步加強西方中心主義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主導地位，更加使得西方之外的理論沒有立足之地。本文認為，在全球國際關係學視野中，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屬於非西方理論，但又是發展勢頭比較好的理論，所以，這種質疑自然把建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作為「二元對立」的典型案例。
2. 關於「中國中心論」問題
從後現代和後殖民時代的視角來看，任何「中心」的建立對於任何理論的構建都是有害無益的。因此，在國際關係理論發展領域，建立某一種「話語中心」或是「話語霸權」，都會阻礙國際關係領域的知識生產。現在，世界國際關係學科的主要問題是「美國中心論」，或稱「盎格魯–撒克遜中心主義」。根據批判理論的分析，這絕不僅僅是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建設比其他地區開始得更早、研究體制和機制也更為完善而佔據了先進的地位或中心的地位，而是主導話語有意識壓制邊緣話語、強化知識生產領域形成對其有利的國際分工以確保自身永久擁有知識霸權地位的產物。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所以，一旦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發展起來，勢必也會出現類似美國的情況，形成新的「理論話語中心」，最後可能呈現出所謂的「西方和中國兩種例外主義」的「話語中心」。
3. 關於普適性和特殊性之間的關係問題
一些國際關係理論學者，尤其是主流國際關係理論學者，一直堅持只有具有普適性意義的理論才是理論。也就是說理論無論是在何種地緣文化中產生出來的，都必須具有超越原產地的能力，不僅可以解釋當地的國際關係事實，而且也要能夠解釋其他地方的國際關係事實。即便是全球國際關係學的主要倡導者，也認為理論必須能夠「全球旅行」才能成為真正的理論，即理論必須具有全球範圍內的解釋力，必須能夠「週遊世界」，同時還必須將反對「例外主義」作為其基本原則之一。據此推理，既然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是「例外主義」的主題敘事理論，那麼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同樣也會產生「例外主義」情景的可能性。
（三）對主要質疑聲音的回應
上述現象和問題的確需要我們加以關注。這裡，本文就此作出一些必要的說明和澄清，以回應那些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建設和發展的質疑。
1.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建構有可能導致「二元對立」，但是也有可能產生「二元互補」
眾所周知，「二元對立」結構的形成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必要條件，即需要存在兩個不同的「元」，比如男性和女性、西方和非西方等。這是一個事實陳述，只表述了差異二元的存在和共在。二是充分條件，即這兩個不同的「元」之間的關係性質如何。只有這種關係是處於相互排斥、相互衝突的狀態下，才能稱之為「二元對立」結構。如果兩個「元」之間的關係是處於相互包容和相互合作的狀態，那麼這就不是一種「二元對立」關係，而是一種「二元互補」關係。比如，當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將世界分為不同文明的時候，他並沒有建立一個「二元/多元對立」的結構；但當他把這些文明之間的關係本質界定為必然衝突的時候，就明確表現了一種「二元/多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我們使用「西方/非西方」的說法，更多的是表達一種具有兩種差異物的存在和共在狀態。二元並存互補但不相互對立，這是中庸辯證法的精髓所在，是「both-and」結構，而不是「either-or」結構。中庸辯證法一方面承認差異兩極的存在，也承認兩極之間的互動是生命發展的原動力，但反對兩者之間具有對立、衝突、不可調和的關係。正如郝大偉（David Hall）和安樂哲（Roger Ames）在分析中國辯證思維的時候所說的那樣，中國從來就不存在「二元對立」的思維定勢。因此，「西方/非西方」的分類可能會導致「二元對立」結構，但同樣也可能產生「二元互補」的對話溝通結果。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從本意上就是希望看到切磋促進、「二元互補」的共贏結果。
2.「中國中心論」的觀點難以成立
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出現多種思想和觀點共存而不是互斥、對話而不是對立的狀態，正是從根本上「去中心」努力所產生的效應。如果說現在國際關係理論發展的最大問題是葛蘭西式的話語霸權，那麼產生更多的、並存互動的所謂「中心」恰恰有利於推動「去中心化」的過程，而且在理論領域裡存在「多中心」狀態本身就是「去中心」努力的結果或產物。用中庸辯證法中共生互補的觀點來解釋，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發展不僅有利於國際關係領域整體知識生產，也有利於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進一步發展。進一步說，現在除了西方以外的其他地方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明顯滯後外，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實際上也是處於一種剛剛起步的階段。發展中國國際關係理論，恰恰是為理論構建和知識創新提供一個機遇，為爭取與世界國際關係理論學界展開平等對話提供一個平臺。「中心意識」的確不利於知識生產，但如果現在就將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初步發展視為「中國中心論」的表現，則很有可能使剛剛起步的中國國際關係理論過早夭折。這種看法和主張所產生的負面效果對於其他非西方國家的理論發展也是一樣。正因為如此，全球國際關係學倡議才能夠以「去中心主義」和葛蘭西式的霸權為理由，鼓勵非西方國家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和創新，進而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重要的學術影響力。本文認為，將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分為「西方/非西方」的目的是鼓勵發現和推進西方之外的國際關係知識生產，推動出現百家理論兼容並蓄的知識繁榮狀態，從而最終消除「西方/非西方」這類特定發展時期的表達方式。
3. 普適性和特殊性的關係的確存在，但關鍵是要承認國際關係理論的有限普適性這一前提事實
根據實踐理論的基本假定，地方性實踐在理論建構中具有關鍵作用，其所用社會理論首先是地方性知識。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如此，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也是如此。因此，所有國際關係理論的初始構建都是建立在具有特殊性意義的地方性知識之上的。迄今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國際關係理論也都是在一定範圍內適用的理論，比如均勢理論是建立在歐洲國際關係實踐基礎上的一種國際關係理論，儘管它較好地解釋了歐洲的國際關係事實，但難以解釋東亞的國際關係事實，因為歐洲歷史上的國際關係實踐畢竟不同於東亞歷史上的國際關係實踐。美國的三大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也都是在一定範圍內解釋國際關係的事實，並不具有全球普適性。從這個意義上說，現有國際關係理論只能做到有限普適性，而無法做到充分普適性。既然西方比較成熟的國際關係理論也只能做到有限普適性，那麼我們就沒有必要苛求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從一開始就具有完全普適性。鑑於此，本文認為，非西方理論發展在起步階段首先要做到的是能夠解釋本土現象或本地區的國際關係事實，然後隨著理論的不斷深入發展，再不斷獲得範圍較廣的普適性意義，而那些完全沒有超越本土能力的理論在這一發展過程中自然也會被淘汰掉。這是一個規律，同時也是減少和克服理論發展過程中普適性和特殊性關係矛盾的根本途徑。
結語
全球國際關係學視野中的理想國際關係學科是一個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知識大廈，包含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國際關係理論，在互學互鑑和交流切磋中不斷提升國際關係領域的知識生產水平和增強人類對國際事務的認知能力。當然，現今世界的國際關係學科中的知識話語霸權仍然十分突出，遠遠沒有達到全球國際關係學的理想狀態。但是進入21世紀以來，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已經表現出明顯的發展跡象和一定的研究成果，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就是一個有意義的典型個案。總的看，對於中國和非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來說，戰略機遇和嚴峻挑戰同時存在，但是否能夠推進國際關係的知識生產成為整個人類的實踐活動，還是遭遇曇花一現的命運，最終可能還是要取決於知識生產者的能動創新能力和持續努力。（注釋略）
[ 責編：李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