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中央編譯出版社「政治心理學經典譯叢」推出了當代國際政治心理學家羅伯特·傑維斯(Robert Jervis)的開山之作——《信號與欺騙:國際關係中的形象邏輯》。此書是政治心理學、戰略互動、國際關係和國際形象等諸多研究領域的經典之作。
由於《信號與欺騙》在政治心理學、國際關係學學科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所具有的深刻思想性、對於實踐的啟發和指導意義,唐世平、林民旺、徐進、吳文成、尹繼武等學者近期對此進行了相關討論。
傑維斯的理論品性與現實關懷
梳理傑維斯的學術生涯,有兩條主線無疑非常明顯,一個是他對政治心理學一以貫之的關注,另一個是對現實世界的關懷。前者體現了他敏銳的理論嗅覺與獨闢蹊徑的創造力,集中表明他具有高遠的理論品性;後者則表現在他對冷戰、核威懾、國際危機、國際安全、核恐怖平衡等的持續關注和鑽研,體現了他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對人類命運的關懷。
理論品性是學者學術修養的集中體現,直接影響到理論創新的高度。首先,政治心理學是其理論研究的基點。傑維斯將心理學的理論發現運用在國家等政治主體的互動中,不僅對心理學理論走出實驗室、解釋人類社會進行了重要嘗試,而且對國際關係領域微觀和中觀層次的理論探索具有開創性貢獻。其次,傑維斯對歷史事件發生過程的熟悉程度讓許多學者難以望其項背。據說,他未滿30歲,就已經能將美國外交史信手拈來,達到不用翻書即可引用的程度。再次,傑維斯能夠打破思維定勢,尤其關注複雜性思維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對動態研究的重視,彌補了現有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理論偏靜態的不足;另一方面,關注微觀過程、強調條件性,而不追求過度簡約化的解釋,有利於修正當前的國際關係理論基本被結構性理論所綁架的事實。
國際關係信號研究的複雜性及其改善
行為主體的多樣性、信號互動的多迴路以及背景知識的差異化,造成信號互動極高的複雜性。因此,信號研究很難找到比較固定的模式。另外,關於信號的研究又處在多學科交叉的領域,比如進化生物學、認知心理學、信息控制等,這對研究者的知識儲備就有很高的要求。在國際關係領域,以下幾點至少可以改善這種局面:第一,在具備很好的因果推理能力的基礎之上,研究者應該重視非線性思維的培養,不必過度執拗於對信號傳遞過程中的穩定狀態的描述,以及對形象投射分析結果的精確性和確定性過度要求。第二,注重檔案等原始文獻在解讀信號中的重要性。對於同一事件,往往存在多種不同解讀,因此,在研究中,研究者需要對原始檔案等多加關注。另外,由於對一個具體歷史事件的認知,學界會有基本共識,所以論證資料的選用可以偏向有定論的歷史事件。第三,注重科學方法的使用。在傑維斯寫《信號與欺騙》這本書時,實證主義在國際關係中才剛剛興起。而在我們的時代,實證方法已經佔據了主流地位,興起了各種各樣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比如博弈論等形式模型的方法對於信號傳播過程的研究就比較深入,恰當利用這些科學方法和工具,無疑對我們未來的研究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信號識別與信號類型
——增加信號確定性的努力
為了增加通過信號識別判定行為體意圖的準確性,傑維斯將標誌(index)作為與信號(signal)相對應的概念,然而,對這兩者的區分往往存在難度。一方面,針對同一事件,在不同情境下,既可能是信號,也可能是標誌;另一方面,針對某一事件,儘管情境相同,由於行為體認知發生的變化,本應確定為信號的事件可能變成了標誌,反之本應確定為標誌的事件可能變成了信號。由於存在這種難度,從事信號研究的不同學者對信號的分類甚至沒有達成共識。比如,研究黑社會信號互動的著作《解碼黑社會》中,區分了信號和標誌,其對信號的定義與傑維斯的也存在一定差別,並承認自己與傑維斯在信號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