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詹姆斯•馬奧尼是近20年來比較歷史分析領域的傑出代表，在理論、方法論和拉美政治方面都做出了傑出貢獻。通過對馬奧尼本人的深度訪談和對話，我們不但可以對他的學術歷程、思想來源和研究取向有較好的把握，而且可以藉此機會釐清比較、歸納、演繹、機制、路徑依賴、關鍵時點等概念，還可以一窺比較歷史分析與制度分析的學術脈絡、哲學根基、邊界劃分、前景展望，把以馬奧尼為領軍人物的比較歷史分析置於相關的學術背景中，並啟發我們對質性和量化研究的分歧以及社會科學和歷史學之間的關係進行思考。
【學人簡介】
詹姆斯·馬奧尼(James Mahoney)，美國西北大學戈登·富爾徹講席教授、社會學系主任。
李鈞鵬，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湖北省社會發展與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
魏來，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英文稿整理翻譯）
【文獻來源】王天夫主編：《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十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
【訪談時間】2013年12月13日。
◆◆
思想來源
◆◆
李鈞鵬：您在研究生階段的導師是誰？
馬奧尼
在伯克利讀博時，我師從戴維·科利爾(David Collier)和露絲·科利爾(Ruth Collier)夫婦。我也上了一些社會學的課。我的博士論文指導委員會裡有兩位社會學家，分別是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與蘿拉·恩裡克斯(Laura Enriquez)。我在伯克利還受到其他一些學者的影響，肯·喬伊特(Ken Jowitt)就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一位。
李鈞鵬：您在本科和博士期間修過社會學的課嗎？
馬奧尼
我在研究生階段上過。我選了幾門彼得·埃文斯的課，還選修過歷史社會學，應該是金·沃斯(Kim Voss)開的課。我還選過一門後現代理論，但不記得是誰教的了。那位老師是助理教授，現在已經不在伯克利了。我在本科階段應該沒有上過社會學的課。我不記得自己上過。我是在明尼蘇達大學讀的本科，當時那裡有一個很奇怪的政治學系。在那個時候，建構主義作為國際關係研究的一種理論取向正在迅速發展，明尼蘇達的一位政治學家雷蒙德·杜瓦爾(Raymond Duvall)正在向學生講授結構化(structamtion)理論。所以我在大學裡讀了很多社會理論方面的書，尤其是吉登斯(Giddens)和布爾迪厄(Bourdieu)的著作。我的本科榮譽論文就是用能動性(agency)和結構視角來分析中美洲革命。我尤其對吉登斯融匯能動性與結構的想法感興趣。明尼蘇達還有不少其他政治學家與政治理論家對後實證主義和批判理論感興趣，這些哲學探討對我影響很深。所以明尼蘇達給了我一些社會科學哲學和認識論(epistemology)方面的訓練，我對這兩個領域的興趣也延續至今。我不確定自己本科期間有沒有上過社會學的課，但我的政治學訓練其實很社會學化。
李鈞鵬：科利爾夫婦是您的博士論文導師嗎？
馬奧尼
對，他們是我的博士論文指導老師，但彼得·埃文斯同樣對我有許多指導。
李鈞鵬：他們對您有過什麼重大影響嗎？
馬奧尼
他們三位對我都有影響。我的博士論文是關於五個中美洲國家的路徑依賴式發展以及在19世紀的關鍵時點(critical junctures)，而用關鍵時點作為博士論文理論框架的想法直接來自科利爾夫婦。我在伯克利讀書時，他們剛出版了以關鍵時點為理論框架的《塑造政治舞臺》。我的博士論文在很多方面試圖將他們的關鍵時點理論擴展和完善為一個全面的路徑依賴式發展理論。另外，我在伯克利時，彼得·埃文斯剛完成他的傑作《內嵌的自主性》。他的國家政權自主性理論以及國家政權與社會群體關係視角對我影響深遠。在分析19世紀拉丁美洲的關鍵時點時，我探討了國家政權的建設過程以及國家——社會關係的建構過程。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我的博士論文採納了科利爾夫婦的關鍵時點理論框架，並試圖將其整合為一種新的路徑依賴式發展理論；我還借鑑了彼得·埃文斯關於國家政權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角色的研究，並將這些思想運用於19世紀的中美洲。
李鈞鵬：您剛開始讀博士時就對比較歷史分析感興趣了嗎？您又是如何對拉丁美洲產生興趣的？
馬奧尼
我讀研初期就已經對比較歷史分析感興趣了，其實在讀大學時就有興趣了。這一興趣來自我本科時上的奧古斯特·尼姆茨(August Nimtz)的課，他在課上教我們從比較歷史分析的視角看待發展和政治。我在大三時意識到自己中意於比較歷史分析，並決定用比較歷史分析的方法撰寫本科榮譽論文。我之所以對拉丁美洲感興趣，一個原因是聽到別人說，如果你想讀博士，想當教授，就必須選一個專精的地理區域。我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之間糾結了一陣子，最後還是選了拉丁美洲，因為那裡正發生著一些對我來說極為有趣且重要的事。美國正在與尼加拉瓜作戰，並以各種方式幹涉薩爾瓦多與瓜地馬拉的內政。我強烈反對美國捲入中美洲事務，並在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積極參加抗議美國幹涉中美洲內政的社會運動。這些政治興趣誘使我研究拉丁美洲，並以拉美革命作為本科榮譽論文的題目。另外，我從大一就開始上西班牙語課，所以掌握了相關的語言技能。
李鈞鵬：您是政治學出身，博士畢業後去社會學系教書，現在是政治學系和社會學系的雙聘教職。您當初去社會學系任教是有意而為之嗎？您怎麼看待這段經歷？
馬奧尼
我博士畢業時申請並得到了布朗大學的教職。我記得我只申請了幾個社會學教職，布朗大學是其中之一。這對於我來說是一份很理想的工作，所以我之所以去社會學系工作，原因只是布朗為我提供了教職。但在政治學系找到教職對我來說也不是難事，所以最主要的是布朗大學比較吸引我。我當時覺得在社會學系教書差別不大，事實也確實如此。沒過多久我就在布朗教社會學概論和社會學理論了，而且感覺非常順暢和自然。就像我剛才說的，早在明尼蘇達讀本科時，我就對社會理論有濃厚的興趣。所以我在布朗的第一年或第二年就開始教社會學概論和社會理論，教馬克思、韋伯(Weber)和涂爾幹(Durkheim)。這些都是社會學的核心課程，我也很喜歡教這些課。這種層面上的轉變非常容易。還要說的是，我的研究領域是比較歷史分析，而許多這一領域的學者都是橫跨社會學和政治學。公認的比較歷史研究的奠基者，包括西達·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巴靈頓·摩爾(Barrington Moore)和萊因哈特·本迪克斯(Reinhardt Bendix),那一代人都處在社會學和政治學的交匯點上。我把自己看成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李鈞鵬：您的自我認同更多是社會學家還是政治學家？
馬奧尼
我不太贊同把社會科學僵硬地分成不同的領地。既有分類下的幾個社會科學學科其實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
李鈞鵬：那您現在是和社會學家互動多，還是和政治學家互動多？
馬奧尼
這很難說，估計兩邊差不多。我目前在西北大學的教職是兩邊五五開，但接下來和社會學家的互動會更多，因為我從明年秋天開始將出任社會學系主任。這樣一來，我在政治學系所承擔的工作肯定會減少。但從內心來說，我是兩邊五五開。
李鈞鵬：感覺西北大學的政治學系具有濃厚的社會學色彩。
馬奧尼
確實如此，真的很社會學化。這有點像伯克利，尤其在比較政治領域。伯克利的政治學系一向很社會學化，明尼蘇達也是如此。我一直學的是很社會學化的政治學。同樣的道理，布朗大學的社會學系也很政治學化。系裡有許多人，包括派屈克·海勒(Patrick Heller)、何塞·伊茨格松(Jose Itzigsohn)、迪特裡希·魯施邁耶(Dietrich Rueschemeyer)，都是和政治學有很深淵源的社會學家。
◆◆
方法論
◆◆
李鈞鵬：您跟魯施邁耶合編的《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影響深遠，但你們在緒論中對解釋(explanation)和解讀(interpretation)的區分招致了一些批評。您對於這些批評的總體回應是什麼？你的立場在這之後有沒有重大改變？
馬奧尼
我們在那本書中將比較歷史分析界定為一種因果分析，並將只對解讀感興趣（而對解釋沒有興趣）的學者排除在我們所討論的比較歷史分析範疇之外。這遭到了一些批評。主要批評意見是我們應該放寬比較歷史分析的覆蓋面，將不以因果分析為核心任務的研究包括進來。對這一點，我不是太確定。兩方面都有道理。如果你對比較歷史分析的定義太過寬泛，它有可能變得無所不包。我們決定採取另一種方案，對它加以非常精確、非常嚴格的界定，確保它不會涵蓋一切，這樣難免將一些研究排除在外。但這種批評在本質上只是糾結於比較歷史分析的定義。在我跟魯施邁耶合寫的緒論裡，我們並沒有批評解讀性研究本身，而只是說它不是我們所討論的比較歷史研究。我們只是對比較歷史研究給出了一個非常嚴格的定義。
李鈞鵬：如果可以重來，您會換種方式寫緒論嗎？
馬奧尼
我覺得不會。這篇緒論現在讀起來其實有點過時了，因為比較歷史研究的爭論已經有了新的方向。我們還被理性選擇和量化學者批評過。在那個時候，我們必須對比較歷史分析做出界定、劃分邊界；我們必須判定以定量方法為主的研究算不算比較歷史分析，採用博弈論的研究算不算比較歷史分析，以解讀而非因果分析為主的研究算不算比較歷史分析。這些是我們當年編那本書時所面臨的問題。我覺得我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我們當時覺得這些選擇是對的，我到今天還覺得這些選擇是對的。從策略上說，這樣做使我們失去了一些朋友，但學術研究並不以交朋友為首要目標。
李鈞鵬：您跟加裡·格爾茨(Gary Goertz)合著了《兩種傳承》。這本書是不是以對金(King)、基歐漢(Keohane)和維巴(Verba)的《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為對話的對象?您和他們的共識和分歧在哪裡？
馬奧尼
金、基歐漢和維巴認為存在一套適用於所有研究的規範(norms)與工具，而且這些規範與工具以（他們成書時的）20世紀90年代初的主流回歸分析為準則。他們認為，質性研究者如果想做好研究，基本上就要遵循回歸分析的準則，使用回歸分析的工具。我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們覺得他們的建議對量化研究者有一定價值，但將這種規範和方法延伸到質性研究就不對了。我們那本書強調，定性研究有其獨特的規範和方法。我和加裡聊天時說，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有不同的工具箱、有不同的規範。這使我們意識到，工具箱和規範是人們談論文化的一套詞彙。我們進一步想到，其實可以把量化研究者和質性研究者看成不同文化的代表；這是兩個大不相同的文化群體，雙方都有自己的工具箱，這些工具箱進行的是不同的研究。所以我們不同意金、基歐漢和維巴的基本觀點。我們那本書通過直接比較來描述兩種文化各自的規範、工具箱、信條與方法。
李鈞鵬：您怎麼看量化研究在主流政治學期刊上的統治地位以及在主流社會學期刊上近乎統治的地位？
馬奧尼
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情況有所不同。對於政治學來說，主流定量方法將愈發處於守勢，實驗方法則方興未艾。這種情況其實已經發生了，而且至少在接下來的幾年還將如此。所以主流的統計研究已經不再是量化研究的前沿，實驗方法將部分取代主流定量方法的統治地位。所以，如果量化研究指的是基於觀察數據的回歸分析，我不覺得它佔統治地位，我也不認為它在今後幾年會佔據統治地位。現在是實驗的天下。社會學則一直是一個百花齊放的學科，這正是大家都愛社會學的一個原因。很難說社會學有一個佔統治地位的手段或方法，因為它一直是一個接納不同方法的學科。話雖如此，如果你去翻《美國社會學評論》(Sociological Review)絕大多數文章使用的是主流量化方法。《美國社會學報》(America Journal of Sociology)稍好一些，但仍有差不多一半的文章用的是主流量化方法。當然，我沒有具體數過。所以，如果你要說社會學存在主流研究方法，那大概就是基於觀察數據的回歸分析。比較歷史分析肯定不是主流。
李鈞鵬：您會在演繹(deduction)和歸納(induction)之間做出區分嗎？
馬奧尼
我有時候會。我在兩種情況下區分它們。一種是哲學意義上的區分。我很少在這種意義上區分歸納和演繹，但有時也會提到它們的區別。這和論證時的前提與結論的關係有關。在演繹推理中，如果前提為真，則結論必然為真。我偶爾會在這種意義上做出區分。但在更多情況下，我和大多數其他人的用法一樣。也就是說，歸納指的是通過仔細考察個案來提煉推論或結論，演繹指的則是通過某種邏輯推理得出推論或結論。
李鈞鵬：在您看來，歸納和演繹是互補還是對立的關係？
馬奧尼
在我的研究領域，也就是比較歷史分析中，它們互為補充，很難截然分開。理論與證據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關係。比較歷史研究需要經常在理論和證據之間往返，正如偵探需要在理論和證據之間往返。就像偵探同時使用歸納法和演繹法一樣，我這樣的比較歷史研究者既使用歸納法，也使用演繹法。
李鈞鵬：您曾在論文中探討過「機制」概念。您對機制的定義是什麼？機制必須具有因果性嗎？它們是否必須以方法論個人主義為基礎？
馬奧尼
我對後兩個問題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現在這麼看「機制」概念：不同的人往往用這個詞來表示不同的東西，這問題不大，但我們應該搞清楚他們說的機制是什麼意思。在我看來，當很多人談論機制時，他們大體而言指的其實是中介變量(intervening variable)。這沒有問題。總的說來，把機制視為中介變量就暗示了因果性。
還有人把機制理解為一種解釋相關或關聯關係為何存在的理論。這種機制的定義並不要求把機制視為中介變量。
第三種常見定義把機制看成非常寬泛的因果命題。例如，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生前就是這樣使用這個詞的。幾乎所有的機制定義都試圖從不同方向超越兩個變量之間的簡單關聯。幾乎所有的機制用法和定義都是出於對類似「X對Y的影響平均為Z」這種表述的不滿，覺得這有所欠缺，我們要有更深人的研究。
李鈞鵬：理性選擇理論遭到了不少社會學家的嚴厲批評。您有政治學背景，是否對理性選擇理論有更多同情？您怎麼看待理性選擇理論在社會學界和政治學界的不同遭遇？
馬奧尼
並非所有社會學家都抱批判態度，比如我的好友埃德加·凱澤(Edgar Kiser)。社會學內部有一個喜歡理性選擇理論的小圈子。我不喜歡把個人看成是理性行動者，也不贊同它。有實驗研究指出，理性行動者模型對於理解人類決策過程沒有太大幫助，我是贊同這一點的。理性行動者模型並沒有令人信服地解釋人在決策過程中的認知過程。在這一點上，我和大多數社會學家的立場是一致的。儘管如此，我確實覺得博弈論以及博弈論中的數學很有用，所以我並不牴觸博弈論的思維方式。演化心理學就用博弈論做了不少有趣的研究。我對理性選擇研究中的數學方法並不排斥，只是覺得理性行動者模型在解釋現實生活中的人類決策過程方面有很大局限。
◆◆
路徑依賴
◆◆
李鈞鵬：您提出過一個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理論，並用它解釋了幾個中美洲國家政治發展的不同歷程。有沒有可能用其他理論來解釋同一現象?路徑依賴理論的優點在哪裡？
馬奧尼
路徑依賴理論的優點在於它可以系統、連貫地將歷史根源與未來事件（且往往是間隔期很長的未來事件）聯繫起來；它給了我們一個理解遙遠的過去如何餘波未平並影響當代生活的系統而連貫的理論工具；它在方法和理論上幫助我們思考很久以前的決策制定和政治衝突如何促成一系列影響深遠的制度。這是路徑依賴理論的長處。總的說來，路徑依賴框架不認為現實結果可以完全由短期的、眼前的因素解釋，而站在這種思維方式的對立面。
李鈞鵬：您的路徑依賴理論的核心概念是「關鍵時點」。我們怎麼確認某一個關鍵時點不是研究者的武斷選擇？
馬奧尼
我們永遠無法完全確定，這中間總會有不確定性。研究者在提出論點的時候，需要拿出相關證據說明如果關鍵時點的事件或選擇有所不同，最終的結果就會有所不同。我在那本書裡使用了兩種證據。一是國家之間的比較。在我考察的幾個國家裡，自由政府面臨相似的困境和選擇，但做出了不同選擇。這種個案之間的比較(cross-case comparison)使我可以得出推論，認為這些選擇和決策至關重要。我也對個案進行單獨分析(within-case analysis)。我所考察的是，一旦做出選擇，制度如何開始固化，並產生持久的影響。我對每一個國家都進行了單獨分析。研究者必須使用證據。我想論證某個時期、某些事件、某些選擇構成了關鍵時點。這種推論有可能是錯的。
李鈞鵬：《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發展》並沒有明確使用您在第一本書中提出的路徑依賴理論。那麼，有沒有可能以路徑依賴理論重構《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發展》？
馬奧尼
這肯定是有可能的。顯而易見，那本書的論點是殖民地時期的制度對這些國家將來的發展軌跡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事實上，我2003年發表在《美國社會學報》上的文章是這一論點的早期版本，而那篇文章正是以路徑依賴為理論框架。一本書的作者永遠面臨一個問題：只能在緒論裡談論有限的內容，必須在構建理論框架時有所取捨，而不能面面倶到。我下定決心，不讓這本研究多國家、長時段的書篇幅過長，所以在理論和理論論爭層面，我主要針對的是經濟發展的制度解釋，尤其是阿西莫格魯(Acemoglu)、詹森(Johnson)和羅賓遜(Robinson)。另外，如果把路徑依賴和關鍵時點理論吸納進來並展開論述，就需要半章篇幅，整個章節就會過於臃腫。所以，我沒有明確採用關鍵時點與路徑依賴框架，也沒有捲入相關爭論，最主要的原因是制度方面的爭論更為重要，尤其是和經濟學家的爭論。
◆◆
制度分析
◆◆
李鈞鵬：在《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發展》中，您把自己的制度分析稱為「分配論」(distributional approach)。這個詞是不是意在與其他理論取向區分開來？
馬奧尼
是的，我想把它和制度協調論(coordinating view)區分開來。制度協調論其實是一種理性選擇的制度觀。主流理論認為，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有其職能，尤其是協調人的行動，使它變得可以預期。也就是說，行為規範等非正式制度在內的制度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協調了我們的行為，這被稱為協調機制。我對這一觀點提出疑問，認為制度的首要職能在於分配資源，而資源的分配儘管常常能起到協調行為的作用，卻並不必然如此；當制度起到協調作用時，原因是它們的分配作用。所以我想強調製度的分配職能。制度分配論的一個好處是它可以考察衝突，而制度協調論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制度分配論假定了衝突的存在。
李鈞鵬：您與凱薩琳·西倫(Kathleen Thelen)合編了《解釋制度變遷》，該書作者皆為政治學家。這是因為政治學對制度分析的貢獻大於社會學嗎？
馬奧尼
不，不是因為這個。一部分原因在於凱薩琳是政治學家。我們希望推動制度研究，尤其是歷史制度主義在政治學界的發展，所以挑選了一些這一領域的政治學新秀，希望藉此展示最新、最出色的歷史制度主義政治學研究。
李鈞鵬：社會學對制度分析的獨特貢獻是什麼？制度分析又給歷史社會學帶來了什麼？
馬奧尼
我主要從比較歷史研究的角度看待制度分析。這個領域既有政治學家，也有社會學家，所以我很難把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嚴格劃分開來。許多制度分配論者同時是政治學家和社會學家。例如，在制度分配論方面，西達·斯考切波和約翰·史蒂芬斯(John Stephens)對我影響巨大，而他們和我都跨界政治學與社會學。在社會學內部還有一些更具文化色彩的制度主義者，有點像約翰·邁耶(John Meyer)的制度主義，但文化元素更多。他們的視角同樣很有幫助。我在書裡沒有詳細討論這一學派，原因不過是我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和持制度協調論的經濟學家的論戰上。關於制度分配論，我要強調一點，制度歸根結底是規則，而規則歸根結底是人們頭腦中的觀念。所以，我所倡導的制度分配論與將制度視為文化腳本(cultural scripts)的社會學理論有相通之處。對我來說，制度是內嵌在人的思維中的規則系統。
◆◆
學科發展
◆◆
李鈞鵬：另一個關於邊界的問題，您覺得歷史學家和歷史社會科學家之間的邊界在哪裡？還是說根本不存在或不應存在邊界？
馬奧尼
我不知道是否應該有邊界，但邊界肯定存在，而且邊界很清晰，因為歷史學家並不太關注比較歷史研究者，不管是社會學家還是政治學家，甚至連經濟學家都不關注。其中一個原因是比較歷史研究者對理論很感興趣，經常捲入理論爭論，而歷史學家並不這樣運用歷史材料與個案。歷史學家覺得比較歷史研究的分析性過強，認為他們缺乏歷史材料的客觀敘述。他們並不太喜歡只用二手材料而非原始檔案的研究，比如斯考切波對社會革命的研究或者我對殖民主義的研究。我和斯考切波的書幾乎都是完全以二手材料為依據。他們不喜歡自己的研究被我們這些比較歷史研究者拿來作為原始材料或數據。對於他們來說，新的思想和洞見來自發現新的材料或者對舊材料的重新挖掘。而對於我們來說，新的洞見與思想往往來自比較的邏輯以及理論的分析。
李鈞鵬：比較歷史分析和歷史社會學的關係是什麼？
馬奧尼
在我眼裡沒有區別，我覺得完全一樣。有人可能會覺得歷史社會學的涵蓋面更廣，但我覺得這一點現在未必成立。隨著學科的發展，二者已經沒什麼區別了。在我看來，大多數自稱為歷史社會學家的人，我們都可以說他們是比較歷史研究者，反過來也一樣。
李鈞鵬：《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出版後不久，亞當斯(Adams)、克萊門斯(Clemens)與奧羅夫(Orloff)主編了另一本很有影響的《重塑現代性》。該書被許多人視為《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主義替代品。您曾批評過該書主編對三波歷史社會學的劃分和描述。您的立場現在有所改變嗎？
馬奧尼
沒有改變。我認為只有兩波歷史社會學。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是歷史社會學的奠基者。之後，從20世紀初一直到20世紀中葉，帕森斯(Parsons)的結構功能主義在社會學界一統天下，歷史社會學則退居後臺。到了巴林頓·摩爾、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查爾斯·蒂利和萊因哈特·本迪克斯那裡，比較歷史研究呈現出復興態勢。我認為，當這一波回潮出現時，它從來不是鐵板一塊，而是一直包羅萬象，所以把它視為從20世紀60年代左右延續至今的第二波歷史社會學更為合適。我覺得，他們之所以將歷史社會學分為三波，真正的目的其實是想凸顯歷史社會學內部的解讀或文化派系。當然，全書整體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如果你比較一下兩本書的緒論，就會發現她們的緒論側重於理論，而我們的緒論更關注方法。這可以說是比較兩本書的一個視角。
李鈞鵬：您是否將《重塑現代性》與《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視為歷史社會學的兩種對立取向？
馬奧尼
我不知道二者是否對立，但它們的側重點確實不同，至少緒論部分是這樣。他們的緒論主推文化社會學以及歷史社會學內部的解讀性研究；我們的序言更關註明確的因果分析，尤其關注如何基於史料進行因果分析。
李鈞鵬：《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出版於10年之前，你們當時似乎對歷史社會學的前景頗為樂觀。今天您如何評價這一領域？
馬奧尼
我覺得歷史社會學依然勢頭強勁。社會學的一個趨勢是文化社會學突飛猛進，這相應地促進了歷史社會學的發展。許多最具影響力的當代歷史社會學家同時是文化社會學家。所以歷史社會學方興未艾，並內嵌在文化社會學的主流之中。石橋(George Steinmetz)、米歇爾·拉蒙特(Michele Lamont)、朱利安·戈(Julian Go)，這幾位都是歷史社會學家，但同時也是主流社會學家。所以我對歷史社會學的前景感到樂觀，認為具有歷史色彩的研究在社會學界的影響將逐步擴大。我更擔心它在政治學界的發展。
李鈞鵬：怎麼說？
馬奧尼
我擔心實驗法的興起以及對前沿方法的追逐會使歷史研究邊緣化。比較歷史分析跟勢頭正盛的文化社會學很好地融匯在了一起，但它很難跟政治學中的實驗法和計量方法完美地融合。所以，按照現在的發展態勢，政治學的主流力量有可能把比較歷史研究推向邊緣。如果要推動比較歷史研究，我現在會更擔心政治學，而不是社會學。
李鈞鵬：我幾個月前曾和埃德加·凱澤教授聊過。他對歷史社會學的前景感到悲觀，認為這一領域面臨困境。例如，研究經費大量流向應用政策研究而非歷史研究；這一領域的研究者也不如三四十年前更富有激情。您怎麼看？
馬奧尼
你別忘了，當比較歷史研究興起於20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它是帶著使命的。它從邊緣地帶興起，有其明確的論敵，特別是剝離了歷史維度的結構功能主義，一定程度上還包括韋伯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它與帕森斯主義者展開了規範性的論戰。到了今天，歷史社會學已成為建制的一部分。它還算不上建制裡的領袖，更不是最常見的研究方法，但它已步人成熟。當一個研究取向步入成熟時，它多少會變得瞻前顧後，也會丟掉一些激情。
李鈞鵬：您曾探討過知識積累問題。您如何評價歷史社會學或比較歷史分析的知識積累？
馬奧尼
我在2003年寫的書裡有一章談論民主和威權主義，那篇文章界定了知識積累，並闡明民主與威權主義研究如何做到了知識積累。我認為比較歷史分析在過去的10年一直持續著知識積累。你如果看一下那本書所涉及的主題，例如民主、社會福利、革命運動，你會發現許多研究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提供新的洞見和信息，所以知識積累程度很高。其他領域同樣如此。如果你看一下革命和內戰的文獻，你會發現比較歷史研究舉足輕重、貢獻卓著。國家政權的起源和建設同樣是比較歷史研究深耕細作的領域。在我關於殖民主義一書的緒論部分，我簡單談了一下比較歷史研究在發展領域所做出的貢獻。我認為比較歷史研究在很多領域都體現了知識積累的特性。這不是說唯有比較歷史研究才這樣，或者比較歷史研究在所有領域都這樣，但比較歷史研究確實對許多極為重要的領域做出了重大貢獻。
李鈞鵬：所以您並不十分擔心歷史社會學的知識積累問題？
馬奧尼
並不。我覺得知識積累正在進行中。
李鈞鵬：熟練的語言是不是好的歷史社會學的必要條件？
馬奧尼
這要看研究問題是什麼。《國家與社會革命》是比較歷史分析的經典之作，也是我最喜歡的書之一，但西達•斯考切波並未掌握這本書所研究的所有國家的語言。我覺得這沒有問題，這仍然是一部偉大的作品，而且她問的問題極為重要。如果研究的問題更細，需要研究者深人田野或者閱讀相應語言的文獻，那麼掌握語言就是必需的。
◆◆
結語
◆◆
李鈞鵬：您對有意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年輕學子有什麼建議？
馬奧尼
我的建議是找幾本你真正熱愛的書，密集且深人地閱讀，嘗試理解這些書在研究什麼，熟練掌握相關內容。然後考慮你自己的研究興趣和感興趣的問題，看看這幾本書的研究方法與手段能否適用於你的問題和主題。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再考慮需要做哪些調整以及如何調整。
李鈞鵬：您如何評價自己對歷史社會學的貢獻？
馬奧尼
在經驗層面，我試圖提升我們對民主、威權主義以及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認識，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情況。在理論層面，我試圖加深我們對制度變遷、制度效應、路徑依賴以及關鍵時點的理解；我在能動性與結構方面也有所研究。在方法層面，我試圖將歷史個案數量有限時進行有效因果推論的研究工具加以改進。
李鈞鵬：您目前從事什麼研究？
馬奧尼
我現在同時進行幾項研究。在方法層面，我在研究如何將集合圖(set diagrams)用於質性的比較歷史研究；在理論層面，我在研究什麼因素導致快速的制度變動，什麼因素促成緩慢的制度變遷；在經驗層面，我正繼續自己在殖民主義方面的研究，其中一個研究問題是殖民主義如何影響了不同歐洲殖民國家的相對發展水平。
關於對話中提到的幾本著作：
《塑造政治舞臺》
參見：Ruth Berins Collier and David Collie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f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內嵌的自主性》
參見：Peter Evans. 1995. Embedded Autonomy: S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社會科學中的比較歷史分析》
參見：James Mahoney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2003.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兩種傳承》
參見：Gary Goerz and James Mahoney. 2012. A Tale of Two Cultures: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the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
參見：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殖民主義與後殖民發展》
參見：James Mahoney. 2010.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Development: Spanish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解釋制度變遷》
參見：James Mahoney and Kathleen Thelen, eds. 2010. Explaining Institutional Change: Ambiguity, Agency, and Pow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保衛士兵與母親》
參見：Theda Skocpol. 1992. Protecting Soldier and Mothers: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Social Policy in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重塑現代性》
參見：Julia Adams, Elisabeth S. Clemens，, and Ann Shola Orloff，eds. Remaking Modernity: Politics, History, and Sociolog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國家與社會革命》
參見：Theda Skocpol. 1979.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文獻來源：《清華社會學評論（第十輯）》2018年。
Political理論志出品 歡迎以任何方式轉載
編輯 | 小梧桐
責任編輯 | 李致憲 阿虎
我們期待
政治學與社會學人
投稿｜關注｜分享｜加入
「熱愛生活，熱愛中國。」
含情脈脈地摸索中國的政治與社會
原標題：《詹姆斯•馬奧尼 (James Mahoney）| 路徑依賴、制度理論與比較歷史分析》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