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浪財經
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陳輝
國際疫情衝擊下，任何公司都不應該抱有僥倖心理。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保險業影響最大的公司是美國政府總計累積向AIG提供1823億美元資金援助；對中國保險業的最大重創應該是「平安投資富通」，具體結果成了「謎」，我們只知道平安集團不得不將投資富通的238.7億元人民幣（37.8億美元）帳面價值進行減值。
疫情之影響
正如我在《中國保險業的疫情影響預測》指出，中國保險業安全問題的四大風險源頭：最大的不確定性（金融危機）、最大的風險源（投資業務）、重大的危險源（承保業務）和重大的隱患源（保險機構）。
我們先來回顧一下2008年金融危機下的美國國際集團（AIG）。2008年9月16日，美聯儲在拒絕雷曼兄弟的求救任其破產的次日，卻又出人意料（也在情理之中）地決定援手AIG，向其提供了850億美元的過橋貸款。此後美國政府又三次注資，總計向AIG提供1823億美元資金援助。
為什麼金融危機會導致金融機構破產，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為例，金融危機導致金融機構破產的原因如圖1所示。
圖1 金融危機導致金融機構破產的結構圖（資料來源：平安證券）
美國國際集團（AIG）是世界保險和金融服務的領導者，也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國際性保險服務機構，業務遍及全球一百三十多個國家及地區。AIG有四個主要的經營業務領域：非壽險服務、壽險及退休保障服務、金融服務、資產管理服務。
AIG為什麼會瀕臨破產，顯然不是因為其不重視風險管理，也不是其風險管理體系不健全（如圖2所示），而是因為金融危機導致風險的傳遞，風險進行了自我進化。
圖2 AIG建立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結構圖
面對疫情的影響，任何公司都不應該抱有僥倖心理；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國保險業的最大重創應該是「平安投資富通」。
從2007年平安首次「出海」投資比利時富通集團，到2008年遭遇金融危機出現巨額虧損，平安通過各種渠道，與比利時政府進行長達數年的索賠、訴訟、仲裁。
關於這段歷史已經成為了「謎」，我們自知道2012年平安集團不得不將投資富通的238.7億元人民幣（37.8億美元）帳面價值進行減值。
產險機構
88家產險公司，2020年1-2月份47家公司出現了負增長，負增長超過20%的公司有22家（圖3）；還有什麼呢？
這22家公司，除了鼎和財險、出口信用和永安財險之外，其他公司保費都相對較小。為什麼會出現負增長，每家公司都有自己的故事，保證險暴雷、股東內鬥、高管長期缺失、經濟下行、找不到北……
除了這22家公司以外，還有那些公司值得關注呢？從產險行業來看，財產險佔比83%，意外險佔比3%，健康險佔比14%；各家公司險種結構差異比較大。
最近各家產險公司陸續公布了2019年的經營成果，一些公司淨資產已經接近0，一些公司償付能力充足率已經接近底線，一些公司資產負債表中那是一個雜亂，一些公司董事會、股東會都無法召開，一些公司遲遲沒有完成審計，一些公司看不起別人更看不清自己……這些公司我不打算一一爆料，因為每一個都是一部小說。
壽險機構
91家壽險公司，2020年1-2月份33家公司出現了負增長，其中外資壽險整體負增長11.7%；負增長超過20%的公司有19家（圖4）；還有什麼呢？
除了國壽存續之外，其他公司為什麼會負增長，相對來說原因比產險還簡單，除了股權之外就是戰略除外（沒打算做）。
91家壽險公司，2020年1-2月份非保險合同交費39家公司出現了負增長，其中負增長超過20%的公司有27家，整個行業負增長48.02%（圖5）；保費收入和非保險合同交費合計38家公司出現了負增長，其中負增長超過20%的公司有23家。
這些公司都曾經高歌猛進，都是保險人膜拜的對象，有公司是因為疫情，有公司是因為戰略，有公司莫名其妙。
機構之風險
聯想到自己曾經寫的一篇文章《中國非壽險業轉變發展模式的策略——破產制度的完善》，看來只有「破產」才能促進保險業轉型。
在發達的保險市場中，保險公司破產如同其他企業破產一樣，都是正常的市場現象。
在日本，1991年經濟泡沫破滅，之後保險業進入寒冬，引發破產潮，1997-2001年5年間，便有9家保險公司申請破產。
在美國，1977年到2009年間，A.M.BEST對其進行財務實力評級（FSR）的4962個保險公司中，平均每年有22個，一共703個保險公司出現財務問題進而破產。
在中國，雖然《保險法》《破產法》《公司法》《保險公司管理規定》等法律法規也提到了保險市場退出的問題，但是內容抽象、規定泛泛，根本無法運用到具體的實務操作之中。
2019年6月，國家發展改革委等13個部門聯合印發《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發改財金〔2019〕1104號），明確提出建立健全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機制，完善金融機構市場化退出的程序和路徑。
目前，部分保險公司的發展已經進入了一種路徑依賴的「閉鎖」狀態，即「激進策略——數字掩蓋問題——經營狀況惡化——提高數字掩蓋新問題——激進策略」的惡性循環。
路徑依賴是制度經濟學中的一個常用概念，是指制度變遷一旦在自我增強機制下選擇了一條路徑，它就會沿著這條路徑走下去，也就是說，一次或偶然的機會出現了一種解決方法，一旦這種方法流行起來，它會導致這種方法進入一定的軌跡。路徑依賴類似於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
路徑依賴決不是歷史決定論，只要通過相關外生變量和內生變量替代，實施動態的制度變遷，就能退出鎖定的低效率路徑。
打破路徑依賴，是保障中國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為了打破目前的路徑依賴問題，首先要確定退出「閉鎖」的條件和作用機制，即進行路徑替代的條件。
新制度經濟學家認為，在社會系統中，要退出次優的路徑依賴的變遷路徑，其條件取決於形成自我強化機制的各種因素的性質，即該路徑產生的遞增收益是否具有可逆性和可轉移性。
如果收益遞增的強化機制來源於固定成本和學習效應，那麼要發生路徑替代退出「閉鎖」狀態的難度就很大。因為：固定資產具有專用性，很難在另一種路徑中被利用，因此沉沒成本很高；學習效應中的默認知識不具備信息傳遞性，因此引致的認知阻力就很大。
如果收益遞增的強化機制來自系統的各種網絡效應，如協作效應、適應性預期等，行為主體則只要加強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動，路徑替代就可能發生。
從目前中國保險保險業的發展情況來看，這兩種原因都存在，各家公司要針對自己具體情況，採取相應的策略，同時保險監管部門也要配以相應的幹預。
針對前者，即收益遞增的強化機制來源於固定成本和學習效應，因此，在退出「閉鎖」的過程中，保險公司要先壓縮固定成本再監視自己的「學習」。
針對後者，即收益遞增的強化機制來源於協作效應和適應性預期，因此，在退出「閉鎖」的過程中，保險監管部門的幹預和保險公司的一致性行動十分重要。
打破路徑依賴，是保障中國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為了打破目前的路徑依賴問題，除了路徑替代的條件之外，還需要「破產」約束，這有這樣才能引導保險公司正確處理風險與收益的關係，從而促使其打破目前的路徑依賴問題，建立高質量發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