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科學中的歷史方法：
以比較歷史分析為例
摘要：
政治學與歷史學方法雖然各有側重，但二者都必然需要面對和處理人類社會的歷史經驗與歷史材料。在這一過程中，二者相互借鑑、取長補短，從傳統的比較史學中塑造出了比較歷史分析這一系統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本文希望通過對比較歷史分析方法定義與特點，起源與發展，適用條件、研究設計、操作流程及質量控制等方面的探討，系統地介紹這一研究方法在學術研究實踐中的分類應用及優劣勢。同時，本文也希望透過對比較歷史分析方法的介紹，探討新興研究方法對傳統研究方法的繼承與發展，以及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在面對同一主題、同一材料時相互融合的可能路徑。
原文來源：
俞可平主編：《北大政治學評論》（第6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
作者簡介：
費海汀，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
本文作者：費海汀
一、導言
政治學與歷史學有著不同的研究原則。政治學認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其活動與活動的後果之間都存在某種前後相繼的因果關係，因此作為整體的人類社會就具有某種運轉的客觀規律。而通過對前者因果關係的分析，就能使後者的運轉規律得到呈現。因此政治學更加側重於通過理論建構來進行因果關係的確定和規律的抽象。而對於歷史學家來說，人類活動本身就具有高度的複雜性。個人在社會中的任何一個行為，無論行動者的主觀意願如何，都會自然而然地包含多個層次與多種面向。因而歷史學更加強調通過對史料的考察與辨析，還原歷史人物、事件、思想觀念本身豐富的層次與內涵。
雖然在研究志趣方面存在不小的差異，但政治學與歷史學仍然會在許多問題上結伴而行。因為首先，即使注重抽象的歸納和理論的建構，政治學所面對的依然是人類活動的軌跡，這就使得政治學與歷史學在研究對象上並無二致。其次，政治學既然注重因果推論，那麼在分析當前人類活動時就必然會執果索因，向歷史追溯，尋求因果鏈的起點。這與歷史學「將現實作為歷史鏈條中最後、最清晰的一幅圖畫」的思維是不謀而合的。再次，政治學如若希望了解人類活動的整體規律，那麼就必不可能放棄人類漫長歷史中浩瀚的經驗材料。政治史作為歷史學的主要傳統之一，已經積累了大量的成果和豐富的經驗，二者都可以為政治學研究提供堅實的支撐。最後，由於歷史不可重現，對歷史經驗材料的考察必須藉助人類活動留下的各種記錄材料。這些材料出於主觀的遮蔽和修改或客觀的局限和散佚，常常無法呈現出完整而真實的內容。因此政治學在分析歷史經驗材料時，經常需要借鑑歷史學的思維與方法。
在現當代政治學中，就融合歷史學方法與思維而言，比較典型、成體系的應屬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lism）。歷史制度主義常常也與歷史社會學並稱（historical sociology），由於使用這一方法的學者本身即橫跨多個學科，因此這兩種方法雖然存在一定差異，但也常被用來相互替代。而如果說歷史社會學更接近一種學科，歷史制度主義更接近一種理論，那麼從其衍生出來的比較歷史分析（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簡稱CHA）則更接近一種實際的研究方法。正如馬霍尼與魯施邁耶所指出的那樣，歷史社會學和歷史制度主義都能在相當程度上包含比較歷史分析。但歷史社會學同樣還包括詮釋學與後現代的研究成果。而雖然所有比較歷史分析的成果都能被歸類於歷史制度主義，但不進行系統比較（systematic comparison）的歷史制度主義研究則不能算是比較歷史分析。因此本文主要介紹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
二 、定義、特點和優劣勢
1. 定義
根據第一代比較歷史分析代表學者斯考切波的理解，比較歷史分析本身是屬於比較歷史研究（comparative history）的一個分支。因此她對比較歷史分析的理解可以簡單歸納為比較+歷史，即歷史案例之間的比較。即通過將同一問題放到不同的歷史案例中進行檢驗，來證明或證偽某一觀點，從而推動理論的調整與修改。隨著數十年的發展，比較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出現了許多進步，學者們對這一方法的理解也得到了深化。馬霍尼與魯施邁耶就曾指出，並非所有將歷史案例和歷史模式進行比較的研究成果都應歸入比較歷史分析的範疇。過於泛化的定義並不會有利於這一方法本身的發展。他們認為，雖然比較歷史分析並沒有一個準確、清晰的理論定義，但比較歷史研究這都會使用一些共同的方法來研究政治和社會。因此他們提出，應該將比較歷史分析定義為「一種專注於研究時間過程和新概念的理論指向。它致力於解釋制度變遷與延續的不同模式。它是一種理解社會網絡的新路徑，也是一種將微觀傾向和宏觀社會結構的力量聯繫起來的最新策略。」近年來，隨著社會科學「因果革命」的興起，學者們對比較歷史分析的定義，特別是從方法角度的定義再次得到細化。西倫和馬霍尼將比較歷史分析定義為「一種研究路徑。它專注於宏觀的結構性解釋，強調深入的案例分析，並且關注政治的過程及其時間維度」。他們指出，「比較歷史分析包括研究權力與路徑依賴的最新作品，包括新的研究能動性與關鍵節點的概念和方針，以及研究制度變遷的全新理論指向。特別是包括研究正式制度安排與制度連續性表現之下進行的變遷。」總結來說，可以將比較歷史分析歸納為：一種通過對歷史案例，特別是案例時間與過程維度的深入分析和比較，從宏觀結構的視角揭示制度變遷的動因、過程與結果的研究方法。
2. 特點
馬霍尼與魯施邁耶在著作中指出，比較歷史分析總體而言具有三個核心特徵：原因分析（causal analysis）、強調過程（emphasis on processes over time），以及進行系統和情景的比較（use of systematic and contextualized comparison）。在另一部馬霍尼和西倫合著的著作中，他們則認為，比較歷史分析相對於其他研究方法的核心特徵是：宏觀結構的研究指向（macro-configurational orientation）、問題指向的案例分析（problem-driven case-based research）以及時間指向的研究思維（temporally oriented analysis）。
歸納比較歷史分析方法的關鍵在於確定哪些部分是這一方法所獨有，哪些部分則是與其他方法所共享的研究思維。因此歸納起來，可以認為比較歷史分析方法在進行研究的四個主要步驟——確定問題和研究視角、選擇研究對象、進行分析考察和歸納建構理論——都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1）確定問題和研究視角。比較歷史分析始終關注宏大問題（Big questions），並嘗試以宏觀結構的視角來解讀這一問題。因此雖然比較歷史分析中會應用很多質性研究和描述方法，但這並不是它的你特徵。
（2）選擇研究案例。社會科學研究中各種方法都可能選擇宏大問題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對於比較歷史研究來說，其典型特徵是還需選擇一系列恰當的案例進行對比分析（juxtaposition）。換言之，比較歷史研究並不尋求普遍的理論和知識（general theory and knowledge），而只是致力於證明案例間的相似規律。因此比較歷史研究是一種中觀研究方法。
（3）分析考察案例。比較歷史研究相對於其他研究方法，更加強調政治的過程及其時間維度，無論是原因、結果還是過程，如果加入了時間變量，都會呈現不同的形態。因此過程追蹤（process tracing）和時間分析（temporal analysis）是比較歷史研究的核心思維方式。
（4）原因歸納和理論建構。比較歷史研究為推動社會科學的「因果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而這也恰恰是它的核心特徵之一。比較歷史分析反對線性因果觀，它致力於揭示原因和結果之間複雜機制的黑箱。它認為原因的組合，原因的時間要素（發生時間與次序）都會導致截然不同的結果。
3. 優劣勢
比較歷史分析常被應用於深度的案例分析，以及對宏大問題、重大事件、重要過程的解讀。因為比較歷史分析者認為，政治學並不僅僅應該局限於微觀層面精巧的理論建構，而是應該為時代的重大問題作出回應，並從政治學的角度作出解讀。大量案例間的比較，案例內與案例間規律的歸納，以及規律的積累，一方面能進一步加深人類對自己行為與活動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會為人類將來的行為與活動起到指示作用。由此可見，比較歷史分析相對於其他研究方法具有三方面的優勢。其一，比較歷史分析能對真實的歷史事件作出解釋，回應社會的重要關切；其二，比較歷史分析能更好地分析案例中複雜的、結構性的因果關係和規律；其三，因為比較歷史分析內部效度較高的研究成果，它往往也具備某種為社會科學提供議程設置的能力（Agenda-setting work）。
相對的，比較歷史研究由於更偏向於小N數比較，追求案例內及案例間的內部效度，因此其外部效度相對有限，面對大N數的研究材料就會比較無力。同時，比較歷史分析因為同時希望兼顧微觀層面的分析和宏觀結構的歸納，希望融合政治學與歷史學的長處，因此它也同時受到來自政治學與歷史學兩方面的質疑。政治學家一方面認為，比較歷史分析所採用的小N數比較本身就具有先天缺陷，有限的案例並不能歸納出可信的因果關係(Goldthorpe 1997; Lieberson 1991, 1994, 1998).。另一方面他們則指出，由於比較歷史分析的案例選擇有限，因此案例選擇偏差對研究結果的影響相對於其他方法也會非常之大。同時也有學者認為，定量研究和比較研究之間的區別只是形式上的。來自歷史學方面的質疑則是在於，比較歷史分析本身的「歷史要素」更多是一種「歷史思維」，而與真正歷史學考證辨析史料的研究方法相去甚遠。這就會導致大量二手材料的運用實際上並不能起到還原案例真實、完整、客觀形態的目標。
三、起源、發展和理論基礎
1. 起源與發展
根據幾位代表性學者的觀點，如果不論比較方法本身的悠久歷史，那麼仍然可以認為它直接上承19世紀馬克思、託克維爾、亞當·斯密的學術傳統。當代比較歷史分析更為直接的學術傳承來源於20世紀初布洛赫、費弗爾所採用的比較歷史研究方法。這一方法一直在政治學主流研究方法中佔據了一席之地，直到20世紀50年代才逐漸開始受到來自行為主義理論的挑戰。社會科學研究的重點開始逐漸從制度轉向個人，強調個人的觀念、行為、態度、選擇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當前對比較歷史分析方法的總結始於20世紀80年代，與歷史制度主義興起的時間基本重合。制度的作用開始重新得到重視。學者們意識到，個人不可能脫離制度存在，且制度本身也會塑造人的行為。在這一過程中，比較歷史分析方法注重結構分析和時間維度的研究理念引起了社會科學學界的廣泛關注。
90年代，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化程度日益提高，量化研究、理性選擇、博弈論、文化研究等方法都紛紛開始對比較歷史研究提出挑戰，質疑其注重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缺乏可信的邏輯和牢固的基礎。為應對其他研究方法的挑戰，比較歷史分析學者開始研發與引入更加科學的分析方法。在此期間，布爾代數（Boolean algebra）、模糊集（Fuzzy-set analysis）開始出現在相應作品當中
21世紀10年代，隨著計算機網絡的普及化，數據開始日益變得觸手可及。人類社會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數據獲取、分析渠道及數據基礎。因此大數據研究與計算社會科學開始興起。比較歷史分析的作用再次受到質疑。對於這樣的挑戰和質疑，比較歷史學者始終堅持了它在分析複雜因果方面的能力與優勢，並且進一步完善這一方法在過程追蹤、時間分析方面的方法與工具。
簡言之，根據花勇的總結，現當代比較歷史分析方法可以如下表所示大致歸納為三次興衰浪潮。
2. 理論基礎
根據斯考切波的總結，比較歷史分析，究其本質就是比較研究+歷史研究。因此無論是密爾總結的比較研究方法，還是歷史學悠久的傳統都能為其提供理論支撐。但值得注意的是，如前所屬，比較歷史研究中的「歷史維度」或「歷史要素」實際上更類似於一種「重視時間變量」的歷史思維，而不是源自於歷史學本身的史料考據與辨析方法。根據歷史制度主義代表學者皮爾遜的總結，無論是歷史制度主義還是比較歷史分析中的「歷史」，實際上可歸納為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關鍵節點（critical juncture）、發生次序（sequencing）、事件（event）、持續時間（duration）、發生時機（timing）和意外後果（unintended outcomes）七個方面。
由此可見，無論是相對於比較方法還是歷史學方法，歷史制度主義與比較歷史分析都具有更強的親緣性。實際上，從理論基礎的角度，歷史制度主義相較於廣泛的比較方法和悠久的歷史學，都能為比較歷史研究提供更準確、更直接的支撐。
歷史制度主義本身是社會科學中新制度主義三大流派中的一支。出於對理性選擇和文化論的質疑，它提倡重新探討人與制度之間的關係。歷史制度主義將制度變遷看作是在既有制度結構約束之下各種行動者鬥爭而產生的結果。根據何俊志的總結，理性選擇理論強調個體是理性經濟人，文化論則認為人的行為由他所處的文化背景所決定，歷史制度主義則認為人的行為並不確定，而是隨著事件變化。而在新制度主義當中，歷史制度主義又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和社會學制度主義相區別，在行動者本身的認識方面強調其自我反思能力，同時也強調其所處環境既定製度結構和規範的約束；在行動者對自身利益的認知方面，強調這一認識取決於對利益本身的解釋和行動者所處的背景；在對政治過程的認識方面，強調任何一種制度變遷的方案實際上都受到制度結構本身的塑造，同時行動者本身的偏好與目標也會受到制度的約束。
四、適用條件
如前所述，比較歷史分析具有解釋真實歷史事件、分析複雜的因果關係提供議程設置三方面的優勢，因此可以認為，比較歷史分析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更適用於三種情況。
1. 宏大問題
斯考切波認為，比較歷史分析始終關注一些事關人類社會發展的宏觀命題，例如革命、宗教演化、政治發展、經濟現代化、集體暴力、帝國興衰等等。它始終致力於為一些宏觀問題提供歷史性的解答。近年來比較歷史分析所關注的問題包括歐美福利國家的發展問題，亞、非、拉美、中東的國家形成和國家建構問題，經濟發展、工業政策、種族和民族關係、國家認同、性別與婦女權利、民主與威權國家體制、第三世界革命發生的原因和影響等問題。界定宏大問題的標準應該是被人類社會公認為對歷史發展造成了根本影響。在面對這些問題時，除了方法本身的優勢之外，比較歷史分析大量既有的研究成果也能為研究者提供豐富的經驗和知識積累。
2. 案例不足
根據歷史制度主義的觀點，制度變遷主要發生在一些關鍵節點上，體現為某些重要事件和過程。但是，在人類的歷史上，這類重大事件和過程往往為數極少且難以複製。這就會為社會科學研究帶來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不對這些事件進行解釋，那麼社會科學研究就會成為閉門造車的思想遊戲；如果對這些事件進行分析，難麼它們本身就極為罕見，且很難再現於其他國家、地區甚至歷史時期。因此從這些事件所歸納規律、所建構理論的普遍性就很容易遭到質疑，且很容易陷入特殊主義的泥潭。因此如果研究者選擇不繞開這些重大事件，就必須不斷完善一套相對科學的方法來予以應對。比較歷史分析方法實際上就始終在致力於為這類特殊事件的分析提供理論支撐和研究工具。
3. 變量繁多
正如歷史學者的理解，人類社會中的任何重大事件與重要過程常常都會包含多方行動者。而由於個體身份的多重層次與多種面向，由於個體與個體之間多種領域的廣泛聯繫，由於行動時觀念、目標、方案的強烈個人色彩，使得多方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過程，以及人類活動及其後果之間的因果關係極為複雜。對事件的線性因果解釋經常會面臨過度簡化的危險。這一危險體現在真實的歷史中就會表現為同一原因引起了不同後果，或者完全不同的原因卻引起了同樣後果。因此在分析重大事件，特別是社會變革時期的重大事件時，比較歷史分析就能為研究者提供一種相對清晰的分析框架，以避免創造出過於綜合、抽象，難以解釋具體案例的非歷史概念和命題（ahistorical concept and propositions）。
五、類型
比較歷史分析可以被看作是將歷史學方法融入政治學研究的代表，因此它本身也是一種介於政治學和歷史學之間的研究方法。換言之，比較歷史分析既追求因果關係的分析與對規律的總結，也追求對人物、事件、過程、思想觀念的還原。因此相對於政治學研究，比較歷史分析不追求普遍性的理論建構，只是強調幾個典型案例間的相似規律。而相對於歷史學研究，比較歷史分析則不限於單個案例細節和全貌的還原，而是希望通過案例間比較，還原數個案例之間共同的結構性因果特徵。可見，在比較歷史研究內部，始終存在著從理論到案例之間的距離，從宏觀結構與微觀描述之間的張力。斯考切波根據這樣的距離和張力，將比較歷史研究大致歸納為三種路徑，即理論驗證（Parallel demonstration of theory）、情境比較（Contrast of context）和宏觀原因分析（Macro-causal analysis）。
1. 理論驗證
第一種路徑是理論驗證，也可翻譯為平行的理論比較，亦即在不同的案例中驗證理論本身的有效性。對於這種路徑而言，理論是至關重要的，歷史案例只是驗證理論的工具。因此宏觀的理論歸納在這種理論中居於首要地位。顯然，對於理論驗證路徑來說，最重要的是尋找並確定一些已經被抽象出，並且比較為學界所接受的理論作為研究的起點和前提條件。之後，再尋求一些符合理論的假設與要求的歷史案例。最後將理論放入不同的案例中進行比較。這一路徑的優勢在於能加深對理論本身的理解，並且能在一定範圍內完善理論，彌補理論在各種變量控制方面的疏漏和不足。但它的劣勢在於，正如斯考切波指出的那樣，歷史案例並不能證明（validate）理論，而只能闡釋、說明、修飾（illustrate, clarify, refine）理論，使之更加精巧，而在理論建構方面的貢獻相當有限。
2. 情境比較
第二種路徑是情境比較，亦即旨在證明，不同的歷史環境都具有其獨特性，而正是這樣的獨特性影響了社會進程和發展方向。對於這種路徑而言，歷史案例既是研究的對象，也是研究的目標，宏觀理論反而退居次席。因此這種路徑更加強調微觀的案例分析。在這一路徑中，理論主要體現為韋伯所說的「理想形式（ideal type）」，即控制了各種變量之後所抽象出的一個並不存在的歷史過程。它只是作為一種輔助工具而存在，以便於使用情境比較的研究者更容易發現不同歷史案例及其過程中區別於理想形式的獨特之處。這一路徑的優勢在於能呈現出不同歷史案例多個層次、多種面向的大量細節，展示一個完整的歷史事實。但不難發現，即使是專注於案例分析的情境比較路徑，本身也常會預設一種「理想形式」，這就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將許多自己潛意識中的態度、觀念、思維方式帶入歷史案例當中去。這樣一種「準論證」（quasi-explanatory arguments）往往使得案例分析反而與歷史事實相距甚遠。同時，由於這一路徑注重案例的闡述，因此其自變量與因變量往往都很模糊，行動者之間也不存在清晰的結構性關係，因此在歸納理論時的能力也相當受限。
3. 宏觀分析
第三種路徑是宏觀分析。這一路徑主要用於尋求宏觀結構和過程層面上的原因。這種路徑對待歷史案例的態度居於上述二者之間，它既強調必須重視案例之間的差異，又強調不同時間與空間的案例之間可能存在某種共同的問題；既強調要超出單一和相似案例來分析共同規律，又強調必須選擇有限的案例來進行研究。宏觀分析的路徑努力在理論和案例之間建立聯繫，也努力將微觀的案例分析融入宏觀的規律總結框架。這一路徑的目標在於建立一種中觀理論，即只適用於有限案例的規律。它的目標是通過有限案例的規律積累，逐漸向一種適用於更多案例的理論過渡。但由於案例的有限數量，對規律總結的精確度、複雜度、全面程度和深入程度都有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宏觀分析路徑的重點在於只選擇有限的幾個案例，但必須對案例進行精心挑選，同時對案例內的過程進行深入分析。這一路徑的優勢在於兼顧了理論建構與案例分析，使得理論並不是單純的邏輯推演，而是從真實的歷史事件中歸納而來。對於經驗科學而言，無論是它的理論信度或是案例的真實性和細緻性都能得到保障。但這一方法的劣勢在於，它對研究者提出了極高的要求。宏觀分析路徑要求研究者不僅要對理論非常熟悉，而且在案例選擇方面具有寬廣的視野，因為這一路經的案例選擇並不局限於同一時空或同一地域，而是更加注重不同案例中所包含的同樣的問題。除此之外，它還要求研究者對不同的案例本身具有相當的了解。否則就既不容易發現不同時空內包含同一問題的案例，也不容易發現相似案例中所存在的差異。
六、有效性及研究設計
1. 有效性問題
比較歷史分析的有效性問題主要取決於對它與宏觀理論之間關係的認識。無論是理論驗證、情境比較還是宏觀分析，比較歷史研究的三類路徑都要求研究者只選擇有限案例進行探討。因此總體而言，比較歷史分析的外部效度是比較有限的。在使用比較歷史分析方法的時候，特別需要注意兩方面的問題。
（1）比較歷史分析的結論不可輕易推廣到其他案例。換言之，比較歷史分析所歸納出的因果關係和規律，無論多麼準確、深刻，都是適用於所選案例之間的。一旦案例發生變化，就意味著因果與規律所處的時空情境、發展次序、要素組合都發生了變化。這就要求研究者對案例重新進行探討，而不是倉促而盲目地將理論直接應用於其他案例，甚至上升為宏觀理論。比較歷史分析重視內部效度，重視案例內和案例間的因果與規律，直接將其結論應用於更大範圍無疑是違背其初衷的。
（2）比較歷史分析的結論不可替代宏觀理論的建構。對於比較歷史分析，摩爾曾有一個形象的比喻。他指出，這種研究的目標就像是要繪製一張大比例尺的地圖，為飛行員飛躍一片大陸作為參考。斯考切波則補充到，這樣一張地圖，無論再精細，也不能無所顧忌的使用，就像飛行員不能拿著北美洲的地圖飛躍其他大洲一樣。宏觀理論由於其大N數的材料支撐或高度抽象的邏輯提煉，往往具有較高的外部效度。這是比較歷史分析難以實現的。因此比較歷史研究者也應廣泛接觸宏觀理論，為尋找自己的研究方向提供指導。
2. 比較歷史三角
雖然比較歷史分析的結論不可替代宏觀理論，也不可盲目推廣到其他案例，但研究者仍然可以用比較歷史研究來驗證宏觀理論。比較歷史研究的三種路徑，或多或少都會與宏觀理論產生聯繫。而且這三種路徑之間的關係也並不是排他的，研究者完全可能同時使用2種、甚至3種路徑。三者之間的關係可用比較歷史三角來描述：
圖中的C即是案例（case），如圖所示，在比較歷史研究發展的過程中，既有學者偏好於某一種特定的路徑，也有學者同時採用2種路徑。研究者可按照宏觀理論和歷史案例兩個維度來設計自己的研究。
在單一路徑選擇中，如果（1）更加重視宏觀理論，且可知的案例間差異不大，則可選用理論驗證路徑。這種路徑一般被應用於理論剛剛得到建構，尚需進一步完善和豐富，且已經對變量作出較好的限制，研究者在選擇案例時基本不會出現重大差異的情況。（2）更加重視歷史案例，且宏觀理論的建構尚不完備，則可以選用情境比較路徑。這種路徑一般被應用於尚未出現宏觀理論，只是提出研究問題，且案例之間差異比較顯著的情況。（3）存在宏觀理論，且已同時掌握相似和差異案例時，可選用宏觀分析路徑。這種路徑一般要求已經歸納出某種因果關係或規律的雛形，同時又能發現可用的案例中既存在相似之處，也存在顯著差異，同時又共同面對一個問題的情況。
在多路徑選擇中，如果（1）研究者已經有明確的觀點和假設，希望得到檢驗，則可同時選用理論驗證和情境比較路徑。此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觀點先行。理論驗證路徑中的觀念即是宏觀理論。而即使在情境比較路徑中，按照比較研究的基本要求，也要求研究者必須首先帶著明確的問題、議題或假設來進行比較，否則就成為了萬物皆可比較，失去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將這兩種路徑結合的方法即是分別探討某種宏觀理論在各個案例中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同時也需注意說明各個案例的特殊情況。（2）研究者側重於尋求原因和解釋，希望建構某種理論，則可同時選用宏觀分析和理論驗證路徑。此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對因果歸納和規律總結的重視。理論驗證追求對宏觀理論的完善。而宏觀分析雖然更加強調案例內及案例間因果與規律，但這一路徑的根本目標依然是建立一種堅實、可信的因果機制。將這兩種路徑結合的方法即是首先進行案例分析，並對比各個案例之中原因導向結果的機制差異。在對比之後，仍需注意是否已有宏觀理論能加以概括，或稍作調整之後即可使用。（3）研究者側重於歷史案例的直接比較，及其特殊情境和歷史傳統的解釋，則可同時選用宏觀分析和對比分析。此二者的共同之處在於強調對案例進行比較。相對而言，理論驗證路徑則並不非常重視案例間比較，而是更加重視理論與案例的契合程度。無論宏觀分析還是情境比較路徑，目標都是通過對案例進行比較一方面尋找其共同的問題，另一方面解釋其不同之處。將這兩種路徑結合的方法即是首先選擇相似案例的同時也尋找差異案例，然後首先對相似案例進行比較，歸納出某種因果機制。之後再將這一機制應用於負面案例中，以檢驗機制的局限性。
3. 比較歷史循環
除了單獨採用某種研究路徑，或同時採用2種路徑之外，若是將研究放到長時段中，還可以先後應用比較歷史研究的3種路徑。這種應用方式被斯考切波歸納為比較歷史循環。
如圖所示，實際上比較歷史研究的三種路徑本身就可以構成一個首尾相繼的完整循環系統。如果以宏觀分析路徑作為起點，那麼這一循環就可以描述為（1）首先通過宏觀分析，歸納出某種案例內或案例間的因果機制。然後通過不斷積累案例，逐漸將其發展為某種宏觀理論。（2）在發展為宏觀理論之後，就需採用理論驗證路徑，使用更多的案例來對理論的外部效度進行檢驗，直到出現差異案例，發現理論的局限性。（3）在發現理論的局限性和差異案例之後，就需採用情境比較路徑，仔細分析案例間歷史情境的差異，以找出某種可能的解釋，並再次歸納出某種可能的假設。（4）在歸納出假設之後，再次尋找相似案例和差異案例，對假設進行檢驗，以歸納出某種因果機制。
對於研究者而言，在開始研究時，首先需要確定自己位於比較歷史循環的哪一段。如果（1）已經具有某種比較成熟的理論，只是需要進行驗證，則採用理論驗證路徑，直到檢驗出理論的局限性。（2）如果只是面對歷史材料，尚無任何假設或理論，則採用情境對比路徑，先歸納出某種假設。（3）如果已經有某種假設，但尚不足以成為理論，則採用宏觀分析路徑，驗證假設的同時歸納出相應的因果機制。
七、操作流程
如前文所述，馬霍尼與魯施邁耶認為比較歷史分析的特徵是原因分析、強調過程與系統比較，之後也與西倫一同將特徵修訂為宏觀結構的研究指向，問題指向的案例分析和時間指向的研究思維。本文認為，這些特點實際上可以體現在比較歷史分析的四個具體步驟中，即確定問題和研究視角、選擇研究案例、分析考察案例以及原因歸納和理論建構。實際上，這也正是比較歷史分析的一般操作步驟。
1. 確定問題和視角
在開始研究時，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者首先需要確定研究的問題。這就分為兩個部分：宏觀問題與具體問題。（1）所謂宏觀問題，即是指研究者需要首先確定自己所研究的問題是否適宜採用比較歷史分析方法。例如國家建構、民主轉型、戰爭、革命、公共政策的效果。同時還需思考，這些問題的主要影響要素或行動者是否是比較歷史分析比較常見的，例如國家、次國家地區、帝國、文明、社會群體等等。需要注意的是，比較歷史分析研究並不是宏觀研究，而是一種從微觀到宏觀的研究。換言之，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對象必須落實到微觀的人物、事件、過程上。（2）所謂具體問題，是指研究者需要確定自己研究中想要解決的理論問題的具體類型。一般而言常見的理論問題分為三類：其一，為什麼在許多關鍵維度上相似的案例，呈現出不同的結果；其二，為什麼看起來完全不同的案例，呈現出了相同的結果；其三，為什麼某個案例不符合既有理論或大N數比較的結果。確定理論問題的距離類型之後，就可以選用相應的比較歷史分析方法作為起點開始研究。確定了宏觀問題和具體問題之後，自然就很容易得出一到兩個研究的基本假設，或者說可能存在的解釋變量（causal variable）。
2. 選擇案例
在案例選擇方面，經典的操作方法，正如密爾所歸納的，也可以分為兩種：求同法與求異法。（1）所謂求異法（method of difference），就是在不同的案例中，其他所有變量都相同，唯獨解釋變量不同，在正面案例中存在此變量，而在負面案例中則不存在此變量，且正面案例導出了結果，負面案例不導出結果，則可以認為解釋變量與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係。（2）所謂求同法（method of agreement），就是在不同的案例中，其他所有變量都不相同，唯獨關鍵的解釋變量相同，且所有案例都導出了同樣的結果，那麼則可以認為解釋變量與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係。求同法與求異法的關係如圖所示：
在比較歷史分析中，由於其複雜因果機制的理論預設，通常都是求同法和求異法混合使用。因此在選擇案例時也應遵循這兩種方法。以求同法為例，案例的選擇應該選擇多個同樣具有關鍵解釋變量，並導致了同樣結果的案例，即使這些案例在其他方面都不相似。這樣的案例即是研究的正面案例，即用於論證「該發生的發生了」。以求異法為例，案例的選擇應該選擇一個或多個其他方面都非常類似，但唯獨缺少了關鍵解釋變量，因而也沒有出現同樣結果的案例。這樣的案例即是研究的負面案例，即用於論證「可能發生卻沒有發生」。由於比較歷史分析方法注重複雜因果機制以及要素存在的不同時間和發生次序，因此負面案例的選擇在實際研究中就顯得尤為重要。
3. 時間分析
對於比較歷史分析方法來說，時間思維或者說「歷史思維」是其核心特徵。根據馬霍尼與西倫的總結，這種「時間思維」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時間位置和時間結構。（1）時間位置（Temporal location）主要是指位於不同時間位置的變量會產生不同的效果。這一定義包括兩層含義：其一，變量發生在人類歷史上的特定時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例如建構國家和官僚體系的戰爭是發生在封建時期還是資本主義時期？這種情況也就是皮爾遜所說的發生時機（Timing）。其二，變量發生在時間中的不同位置，也會產生不同的效果。這就涉及比較歷史分析的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和發生次序（Sequencing）兩個問題。發生在路徑上越早的事件，對整體的影響也就越大。制度和路徑的繼承人只能圍繞既定的選擇來制定方案。因此在制度變遷的過程中，識別轉折點（Turning point）與關鍵節點（Critical juncture）就尤為重要。正是在這些節點上，行動者們選擇了改變制度和發展方向的方案。
（2）時間結構（Temporal structure）主要是對原因和結果、重要事件和過程，也要考慮其時間維度。換言之，原因和結果本身也存在一種時間結構。這就涉及比較歷史分析中的持續時間（Duration）概念。首先，從原因的角度，時間結構可能表現為這一過程進展是迅速還是緩慢？持續了多長時間？事件發生的步幅（pace）如何？事件或過程發生的持續時間將會塑造它的形式，如果時間足夠長，就會使許多不顯著的因素逐漸發揮作用。其次，從結果的角度，時間結構則可能表現為重要事件和過程發生之後，作用了多長時間？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重要變量才會逐漸產生作用，可能擴大，可能轉化，也可能形成連鎖反應。例如同樣的政策可能因為人口和技術的擴大而產生不同效果，稱之為漂變（Drift）；或者執行者不斷通過新的解釋來逐漸代替舊的制度，稱之為轉化（Conversion）。如果重要事件發生時間尚短，那麼實際上並不能非常準確地判斷其影響。
4. 原因歸納
比較歷史分析主要被應用於分析重大事件、過程和複雜因果，因此對於研究者來說，就應儘量以「因果機制」概念替代「因果鏈」概念。比較歷史分析的研究者不能局限於展示原因和結果之間的共變關係，而應進一步努力探索原因與結果之間的機制黑箱。簡而言之，可以大致歸納為三個方面：結構性視角、多原因解釋和多過程關係。（1）所謂結構性視角，即是指但在分析案例時，必須採用結構性視角，即不應單純進行過程的描述，而是將事件內的每個行動者視為結構的一個要素，再觀察這些要素之間本身是什麼關係，結構對其有什麼約束，在這樣的約束下他們如何採取行動互相作用，並最終改變了結構本身。同時需要注意，應用結構性視角，意味著在比較歷史分析中，至少應該存在兩個以上的的變量，它們在不同的案例中有著不同的組合方式與發生順序。即使只有一個變量，那也應考慮在不同背景之下它是如何導致不同結果的。（2）多原因解釋即是堅持其一，事件的結果是多種原因，而非一個原因導致的；其二，多種原因會產生多種不同的組合，這些組合共同導致了事件的結果；其三，多種不同的組合可能導致事件的結果呈現不同形態；其四，要儘量考慮原因的時間維度。比較歷史分析研究者已經開發出了諸如布爾代數的真值表（truth table）和模糊集的模糊隸屬值（fuzzy-membership scores）等方法來驗證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某一案例與相關概念的匹配程度。（3）多過程間關係即是將重大事件和重要過程置於歷史情境之中，也就是充分理解，任何社會進程都不是獨立發生的，它必然受到歷史條件和環境的制約。換言之，在歷史過程中，必然是多個進程同步推進的。唯一需要辨別的是，其他進程對研究者所分析的主要進程有何影響。以法萊蒂和馬霍尼的研究為例，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就是自然進程、文化進程、政治進程、經濟進程、科技進程共同作用的結果。
八、質量評價和保證
比較歷史分析由於對因果和規律的重視，更加強調所歸納理論的內部效度，因此也就必然要求研究者對案例具有深刻了解。比較歷史分析研究的成果檢驗，其一在於因果機制是否能邏輯自洽；其二，在於案例的選擇是否能夠充分證明最初的假設；其三，則在於對案例的分析是否經得起歷史學、案例研究或區域研究專家的檢驗。前二者對於政治學研究者來說並不陌生，但第三條往往要求研究者對大量的檔案文獻等第一手材料進行分析，這就要求研究者不僅通曉政治學的理論，還需借鑑歷史學的史料學考察方法。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完全展示史料學的分析方法，且不同時期、地域、事件以及研究者所能獲取的史料也是大相逕庭的。
本文僅僅介紹辨析史料時所需注意的四個基本問題：客觀性、完整性、真實性和豐富性。
（1）客觀性主要是指史料出自於記錄者的有意記錄或無意記錄，即記錄者的記載是否有明確的指向和受眾。這樣的特點將會決定史料是否強調或側重歷史事實的某個方面。例如事件參與者的自傳、對周圍人的採訪，其客觀性就可能小於正式的記錄與報告。當然，史料很難做到完全客觀，這就需要研究者時刻保持質疑的意識。
（2）完整性主要是指一個事件的史料是否存在殘缺、散佚、保密的情況。如果存在這樣的情況，那麼就要求研究者使用其他輔助史料來進行佐證。例如如果研究戰爭而缺乏雙方軍隊的直接報告，那麼就只能依靠政府報告、報紙等材料來進行判斷。缺乏直接證據往往意味著研究信度的下降和難度的增加。
（3）真實性主要是指史料的記錄者出於某種原因、目標或強烈的立場，故意刪改、修訂、遮蔽某一部分歷史事實。與客觀性的區別在於，客觀性可能出於記錄者自己所受歷史環境的客觀限制和局限性，難以避免在記錄時帶有一定的主觀色彩。這樣的主觀色彩常由於是時代特徵，所以對後來研究者的理解影響並不十分嚴重。但一部分記錄者，特別是社會劇烈變革時期的記錄者，由於要塑造自己的社會形象或宣傳自己的觀點，常會有意只呈現部分歷史事實，甚至於扭曲事實。這就要求研究者在使用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史料時要特別注意。
（4）豐富性主要是指史料本身也具有多層次性和多種面向。多層次性是指它雖然記載的是事件本身的過程或參與各方的行為和態度，但由於研究者的努力發掘，實際上能夠揭示出記錄者所在群體、階層、地區、國家甚至時代的一些共同而深刻的特徵。多面向是指任何一個記錄者本身就有多重的社會身份，例如20世紀末俄羅斯的一個社會活動家，從他的日記或演講中就可能同時發現其宗教身份、家庭身份、社會身份、經濟身份和政治身份。綜合理解這些身份，同時識別並思考多種進程，才能更加透徹地分析俄羅斯轉型所發生的原因及其後果。
九、結論：在非難中發展——以時間維度為例
比較歷史分析方法作為一種融合政治學結構性視角與歷史學時間思維的研究方法，常常遭到來自政治學與歷史學兩個方面的責難與詬病。同時，由於它本身是一種將人文科學研究方法繼承、融合併移植於社會科學研究的一種嘗試，因此又尤以來自歷史學的責難更為嚴厲。從歷史學的角度，一方面，時間思維只是歷史學的一個側面而遠非全部，歷史學更重要的部分還包括因果鏈條的構建以及作為其支撐的史料辨析。另一方面，即使單從時間思維角度，比較歷史分析甚或於歷史制度主義的「歷史概括」也遠非完善。
歷史學中的時間思維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由於人的複雜面向，時間同樣也具有多種向度。皮爾遜在將歷史過程中的時間要素歸納為路徑依賴、關鍵節點、發生次序、事件、持續時間、發生時機和意外後果七個方面時，更多是從事件本身的發展過程，即「事」的角度進行的總結，而相對比較忽略事件參與者，即「人」的角度的時間問題。一則，皮爾遜的概括方法不宜應用於延續時間較長，囊括幾代人的歷史事件；二則，這種概括方法即使在分析短時間事件時也會忽略同一事件中會有不同年齡（即不同代際）的人群共同參與。以俄國社會革命運動為例。從整體來說，革命運動延續數十年，貫穿整個19世紀，其中對政治權力真正發揮支配和影響作用的群體實際上在不斷更迭，從最開始的開明貴族一直到後期的平民知識分子。從時間截面來說，不僅政治舞臺上同時存在多個群體，各個群體內部實際上也存在新舊之分。僅從民粹派內部就存在先驅、革命的民粹派、改革的民粹派等不同主張。從事件角度的分析很容易將這樣的複雜情形過度簡化。
正如布洛赫所言：「史學家絲毫不否認馬丁·路德的精神危機之類不變因素，但唯有將這場運動發生的確切時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歷中，以及與作為背景的歐洲文明聯繫起來考察，他才認為自己繪製了一幅逼真的圖畫」。並且，「這種真正的時間，實質上是一個連續統一體，它又是不斷變化的。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就源於這兩種屬性的對立。」同時，「假設從不間斷的時代順序中抽出兩個連續的階段，時間之流在兩者間的聯繫，究竟在何種程度上支配或沒支配從這一時間長河中產生出來的差異呢？」
又例如，從「人」的時間思維角度出發，即使單論「兩個連續階段」（即不同代際人群）之間的互相影響，至少也應該分為迭代影響、隔代影響、潛在影響三種類型。（1）所謂迭代影響，即是認為人類社會的觀念與傾向代代相傳，上一代對下一代之間存在的是連續性的影響。這是一種歷史學研究中最基本的觀點，因為它基於這樣一種假設：時間是連續性的，因此歷史也是連續性的，生活在歷史中的人、家庭、社會、制度也應該是連續性的。（2）所謂隔代影響，則是認為人類社會的觀念與傾向隔代遺傳，上上一代，而非直接的上一代，才是對當代產生最大影響的群體。這種觀點所基於的假設是：在人類的家庭和社會結構中，往往並不是兩代人直接生活在一起，而是更多由老人協助或代為撫養孩童，因此老人對孩童的影響才是最為直接的。（3）所謂潛在影響，即是認為人類社會的觀念與傾向恆定不變，每一代能進行的變動往往都是表面性的，對總體傾向的影響微乎其微。這種觀點基於的假設是：人類的生活和心理存在不同的層面，由於人必須生活在家庭，家庭又必須存在於群體和社會中，因此一些默認的傳統、習俗和觀念是很難出現變化的，能夠變化的僅僅是一些無關緊要的習慣。從大時間尺度上，一些潛移默化的規則可能為數代人所接受，因此也會影響數代人的選擇。
而由於這些不同的時間形態，人類社會就會至少產生兩種令人迷惑的現象：就相鄰的兩代人而言，他們的態度與關係可能出現對立、共識或毫不相關多種形態；而就人類歷史整體而言，相鄰兩個25-30年的歷史就可能會呈現波動、交替、循環的形態。（1）相鄰的兩代人，既可能選擇一致，也可能對立衝突，甚至可能出現意外的兩種毫不相關的發展傾向。這樣的三種關係並不是絕對對立的，相反，兩代人可能在一些方面能達成共識，另一些方面嚴重對立，還有一些方面完全無法互相理解。這三種關係完全可能並存。（2）人類的歷史選擇總是呈現交替和波動的情形：許多興盛-衰落、和平-衝突、包容-排外、友善-敵對、甚至威權-民主的波動和循環，完全可能與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情形關聯性不大，而更是取決於組成當時社會主要群體的歷史記憶、心理感受和主觀選擇。
可見，僅僅是對幾代人生活形態的不同理解，就會出現對當代人心理傾向的至少三種截然不同的解釋。簡而言之，歷史學認為，個體時間、群體時間、代際時間、整體時間，可能各自呈現不同的流逝形態。這也正是年鑑學派和布羅代爾提出的重要問題之一：歷史中的時間如此複雜，應該如何將其簡化？
這實際上也是比較歷史分析方法遇到的最大的障礙與困難：在將人文學科研究方法移植到社會科學研究中時，如何在儘量保留其綜合、透徹、詳細、周密特點的同時，又能對其複雜的關係分析進行歸納和簡化。同樣以時間維度為例。迭代影響、隔代影響與潛在影響，三種不同的理解角度似乎都有一定道理，「人」的角度出發的時間思維似乎也具有比目前「事」的角度更強的解釋能力。但是，如果實際應用「人」的角度，那麼在分析研究時就不得不同時對三個「時代」的主觀態度進行測量，並且這些測量制定數目龐雜的新的變量。否則，這種結論就是「非科學性」的，就仍然停留在關係分析與個體分析的層面之上，難以得出普遍的規律性的結論。這雖然似乎能具有更強的解釋能力，但實際上也確實大大增加了社會科學研究的複雜性。不過，困難並不意味著偏差。在社會科學領域也並非沒有前輩學者考慮到這一問題。早在5、60年代，阿爾蒙德、維巴等人的政治文化研究，從某種程度上說，實際上就是對大時間尺度影響因素的一種提示。同樣，當代政治心理學的許多議題，無疑也為測量各代的主觀認同和選擇傾向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不難發現，融合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向政治學研究中移植其他學科方法的嘗試都在得到不斷的完善。無論從史料辨析還是時間思維的角度，比較歷史分析方法都還有著巨大的發展空間。面對學科交叉融合時產生的種種困難，放棄和責難並不是唯一的選擇。一方面不斷增加其複雜性，以力求保留各個學科研究方法的解釋力，另一方面不斷對這種複雜性進行歸納、合併與簡化，以力求結論能獲得各個學科的共同認可。這樣的過程無論進展如何，都將必然有利於各種學科和對人類社會總體理解的不斷深入。
編輯︱小梧桐
審核︱李致憲
-- PoliticalReview --
原標題：《論文︱費海汀：政治科學中的歷史方法：以比較歷史分析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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